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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睿智 勇于开拓 奖掖后学 焦南峰 王占奎 著名考古学家、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周年了。 韩伟先生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从事考古发掘、研究及教学工作，为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韩伟先生的老部下、助手和学生，草就此文，以表追忆。 50多年里，韩伟先生先后参加过唐代帝陵、何家村金银器窖藏等重大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工作；主持过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长期主持了秦都雍城、秦公陵园、秦公一号大墓、秦宗庙遗址等大型项目的考古勘查、钻探和发掘研究工作。可谓学术眼光独到、田野功夫精湛、考古发现众多、著述丰厚。 1976年，刚刚接手雍城考古队的韩先生在调查时听凤翔县村民说附近有一块地不长庄稼，第二天早上就带领探工前往钻探，第一铲就打出了五花夯土，发现了秦公一号大墓。1982年凤翔秦都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发掘刚刚结束，赵丛苍、马振智和焦南峰执笔的简报尚未完稿，先生就将其论文《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交给大家参考。1983年夏的一天，先生早饭后从雍城乘长途汽车到扶风，和罗西章先生一起考察新出土的法门寺唐中宗下发入塔石碣，并操刀完成了《法门寺出土唐中宗下发入塔铭》一文，晚饭前又回到位于凤翔县南郊的雍城考古队。先生聪慧机敏、博闻强记，洋洋数千言，立等可待，由此可见一斑。 继1970年代中期发现雍城南郊13座秦公陵园之后，韩伟先生又将目光转移到秦都雍城。他认为，秦公陵园虽然很重要，但还应是秦都雍城的附属物；发现不了城墙、宫殿，掌握不了大致范围和布局，雍城考古的阶段性工作都不能算作结束。1980年代初期，在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的同时，先生带领我们一群当时还年轻的考古队员，走村串户、上坎下沟、在凤翔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山水水中寻觅。时至1985年，雍城考古队确定了雍城的具体地理位置，雍城城垣的大体形制和规模，城内“雍太寝”“雍高寝”“雍受寝”三大宫殿区的时代及布局。调查发现了“祈年宫”、“棫阳宫”等城郊宫殿，钻探发现了马家庄朝寝、宗庙等建筑群遗址，发掘了姚家岗宫殿、马家庄宗庙等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标本。秦都雍城成为先秦诸国考古中发现最多、收获最丰、资料掌握最完整的都城之一。20多年后，我们在分别主持周公庙、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工作时，禁不住对先生当年宏观的学术视野多次称道，予以折服。 借助于雍城得天独厚的地下文物资源和亲手发掘的大量实物资料，韩伟先生先后撰写、发表了《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试论战国秦的屈肢葬仪渊源及其意义》《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秦陵概论》等重要文章。在考古界首次对关中春秋战国秦墓进行分期；首次对秦公、王、帝陵进行分区、分期研究，首先发现、发掘并研究了秦人的宗庙；在考古界首先提出“秦人东来说”；并论述了“屈肢葬”的渊源和意义。在致力于秦文化研究的同时，先生还以自己参加整理、发掘的何家村窖藏、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为基础，广泛搜集海内外出土、收藏的唐代金银器，系统整理了唐代金银器工艺、图案，建立了唐代金银器编年谱系；在国内首次出版了研究唐代金银器的专著，被欧美学界誉为“国际性的中国金银器研究专家”。 1994至2001年，韩伟先生从陕西历史博物馆调回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担任所长。当时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经费紧缺、项目不足，相当一部分人员无事可做，处于一种安定团结、蓄势待发的局面。先生一回所，马上调整机构、调配人员，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方面找米下锅，争取基本建设考古钻探、发掘项目。短短一年多，考古发掘、研究项目及经费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另一方面“先治窝、后治坡”，先生亲自跑文物局、土地局、规划局、财政厅、发改委，多方争取项目、经费，极大地改善了办公、科研条件，基本上解决了当时考古所年轻人的住房问题。先生在任期间，提出了考古研究所“名所、名人、名刊、名著”的发展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亲自修改制定了一套新的管理制度；积极引进张天恩等高素质人才；多方联系，派遣业务骨干王炜林、王社江、胡松梅、孙周勇等出国留学、进修；多方奔走，远涉重洋，与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香港等考古研究机构洽谈合作，争取资金，学习技术方法；他还以专家身份，为各级领导讲解，为社会解读、宣传普及考古研究成果和文化遗产知识。不夸张地讲，韩伟先生任所长的八年，培养了一支有较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并极大地改善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办公、科研、住宿条件，《考古与文物》的质量和影响进一步提高扩大，也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为最具实力的考古强所奠定了基础。 韩伟先生对于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的另一贡献是奖掖后学、扶助年轻学者。先生好为人师、诲人不倦。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供职的年轻学者，不管是不是他的直接部下和学生，从现已年逾花甲的张在明、刘莉、马振智、叶进、张天恩、焦南峰；到年过五旬的尹申平、王占奎、张建林、曹玮、王保平、张蕴、桑绍华以及王玮林、田亚岐、段清波、王社江、胡松梅、李岗、孙周勇等中青年学者，多数受到过先生的教诲、鼓励和鞭策。先生的教诲多是一种逼人上马的鞭策，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1982年1月和9月，刚刚大学毕业的刘莉、马振智、焦南峰和叶进先后来到雍城考古队，参加秦公一号大墓、马家庄宗庙遗址的发掘和雍城的考古调查。同年12月，陕西省考古学会成立，在韩伟先生的严格督促和指导下，几人分别完成了《战国秦动物纹瓦当的艺术源流》《祈年、棫阳、年宫考》《唐代妇女的公服与常服》三篇论文和《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两篇简报。手捧着新出版的《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和《文物》和《考古与文物》，看着印刷成铅字的自己的专业处女作，大家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代替了先前被逼写稿的怨气。30年过去了，对我们来讲，能够把考古发掘研究从谋生手段升华为真正的兴趣爱好；能够从刚刚毕业、青涩稚嫩的学生成长为小有成绩的考古工作者，包括韩伟先生在内的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教诲、鼓励和鞭策是重要的动力和主要的外因条件。 韩伟先生的考古生涯是轰轰烈烈、精彩纷呈的。 韩伟先生的考古生涯是完满圆融、光彩成功的。 华光掩敛，松桧藏辉，斯人已逝，业绩永垂！ 雍城考古记忆 叶 娃 没想到去年春天和韩伟老师的凤翔之行竟成了诀别！心痛之余，我又倍感庆幸，因为短短三天的故地重游，让我有机会和韩老师一起开怀大笑，回忆我们在凤翔短暂而难忘的日子。 1982年秋天，我从西北大学毕业后，和赵荣、吕卓民、张燕一起分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不久就去了凤翔工地。先我而去的西大考古班的毕业生还有77级的刘莉、焦南峰和马振智。因为和韩老师的女儿韩钊是同学，再加上教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王世和老师和韩老师是大学同学，所以在西大上学时就认识了韩老师。不但认识，还自认为和韩老师挺熟。 刚到工地不久，韩老师就和我说，“你到这儿不光是发掘，得发表东西。到我这儿来的，都得写东西。你把你的毕业论文改好，发在考古所三十周年论文集上。”他说得时候虽然面带笑容，可是没有一点含糊。我初来乍到，天天不是在秦公大墓，就是在马家庄，每天干活就够累的了，根本没把韩老师的话放在心上。过了没几天，韩老师问我：“改的怎么样了？”我肯定是一脸茫然，“我问你论文改的怎么样了？”韩老师这次可是没有一点笑容，挺凶，我一下就怕了，不过马上就有了借口：“这儿什么资料都没有，该查的都找不着。”“我准你假回西安，把要用的资料找着带回来，在这儿改！” 从西安回凤翔以后，韩老师看了两遍初稿，提了意见。按韩老师的要求写作，并非易事。到了交稿的前两天，吃晚饭的时候，韩老师已经没耐心了，跟我说：“你不能再拖了。后天一早我回西安交稿子，你改不完，这两天晚上你别睡觉也得给我写完！”真是开了两天夜车，第三天早上，睡死了的我被一阵踹门声吵醒了，门外站着韩老师。到现在还记得关中早上清冷的空气。我把稿子给了他。韩老师是我的严师，那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考古的文章。 韩老师也是我们的长辈。刚到凤翔，我就发现有间屋子布置得特好看。墙上贴着又大又美的凤翔剪纸，红红绿绿的一片，衬着白墙，又喜兴又舒适，和我住的那间跟办公室一样的宿舍大不一样。我一问，才知道是韩老师找人给布置的。记不得是什么场合了，我问韩老师，我也想要那么一间。韩老师快人快嘴：“你要结婚，我就给你布置一间更漂亮的！”我知道韩老师嫌我一到工地，还没怎么干活，就想着怎么住的舒服，但我还是为韩老师对他手下人的悉心照顾感动。所以记得清楚。和韩老师在一起，真实，没有隔阂。说你也罢，踹门也罢，讽刺也罢，鼓励也罢，都是真的！ 到凤翔不久，就赶上玉米成熟的季节。晚饭后，韩老师、刘莉、焦南峰，还有我，常常一起出去散步。有一天，我和刘莉忽然间嘴馋，想吃玉米，趁晚饭散步时，要做顺手牵羊之举。于是大言不惭地让韩老师在路边望风，韩老师居然答应了我们！后来回凤翔，又提到此事，看着韩老师有声有色的描绘，怎么会想到他已经是年过七旬的人！ 1983年初我离开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这么多年，我曾经数次想放弃考古，却又一次次拿起来。放不下的原因很多，凤翔的情结是其一。那半年多的生活，让我最不能放下的就是同学、同事之间建起的那份真情。没有韩老师的严厉、一视同仁、坦率，逼着我们看书、写文章，也不会有让我放不下的理由。我知道在很多方面我让韩老师失望，我想和韩老师说的是，那次的踹门声，一直在我的心里。您不在了，我更要记住。 韩伟先生对秦雍城考古保护的卓越贡献 田亚岐 这里，是一处规模恢弘的古代都城，幅员广袤的三畤塬上，2600年前被历史尘封遮蔽的强秦就沉寂于厚重的文化堆积下。秦国为东出陇山，实现其“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子孙饮马于河”的壮志宏图，选择了建置时间最久的理想都城——雍城。1920年代，由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简略或某些记述与考略方面的失之偏颇，人们对这处秦都城知之甚少，而正是后来考古人不断的努力，才逐渐揭开了雍城神秘的面纱。今天，当我们守望和凝视着这座历史古城，心中油然对曾经在这里辛勤探索、以宏观工作的睿智与大手笔引领雍城考古方向并取得重要成果、创立雍城乃至早期秦文化坚强基石的学界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韩伟先生的崇敬之情。 初期探索艰辛路 秦雍城的考古工作经历了几代人近七十年的风风雨雨。最初在1930年代，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年轻学者徐旭生、苏秉琦等先生在宝鸡发掘斗鸡台“瓦鬲墓”期间，曾驻扎于当时的凤翔府城；从1950年代起，先后有中科院考古所渭水队、陕西考古所凤翔队的张正岭、赵学谦、吴梓林、徐锡台、郭长江、马建熙、吴镇烽、魏遂志、孙德润等前辈学人先后参加了雍城的调查和试掘工作。这一时段注视的目标只是寻找“城”，由于当时秦文化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有关遗存的面貌和特征并不多为人所了解，自然把位于雍水河左岸的“南古城”一带当成秦雍城的宫城所在。 1974年，一度停滞的秦雍城考古工作在当时政治理论的争辩声浪中重启，促成了后来秦雍城大规模考古工作延续。韩伟先生原本专门从事唐代金银器研究，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人生阅历中增添了秦雍城的考古经历。初期的工作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艰难的，借住村民家里，白天他置身于平整土地的田间地头做考古调查，夜间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向村民了解有关秦雍城遗址的线索。在继续寻找“城”的努力中，他带队发掘了考古队暂住地附近的春秋秦墓。墓葬材料的出土，增添了对秦雍城文化特征的直观印象，也给随后的全面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宏观”工作铸就辉煌业绩 有了前期的辛勤积累，1970年代末，韩伟先生确定了“因城找陵，城陵结合，全面开展秦雍城考古工作”的思路。起初按文献不确切记载，将距雍城遗址以西20公里的灵山误以为是秦公所葬之地进行勘探。无功而返后，他没有气馁，从当地村民处了解到信息中，发现了第一座秦公大墓，嗣后便有了长达十年的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历程。该大墓的发现与发掘，不仅是对雍城秦公陵园地望的确认，更重要的是对早期秦国社会架构与标型学的全新认识。有了一座墓葬的发现，后来围绕秦早期“集中公墓制”的原则，在其邻近区域约23平方公里范围内相继发现了三重兆沟、含14座分陵园的整个雍城秦公陵区完整布局。 到1980年代初期，以韩伟先生为主要领衔的雍城考古队，已经发展成为由多家合作，老、中、青考古人协同参与工作的大集体。有陕西考古院吴镇烽、尚志儒、李自智、王辉、张占民、吕智荣、王保平等先生，有陕西文管会范培松和凤翔县雍城文管所曹明檀、赵丛苍等先生。之后又有大学刚刚毕业的陕西考古院焦南峰、马振智、刘莉、叶进以及稍后来到的田亚岐等的加入。这一时期除发掘大墓之外，同步对雍城城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规模，确认了城内以姚家岗、马家庄、铁丰高王寺为中心的三大宫殿区及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勘探出位于城南雍水河两岸的国人墓葬区，发掘了我国目前保存完好、且与古文献记述相吻合的先秦礼制性建筑—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同时又发掘了姚家岗凌阴遗址、建筑构件窖藏和高王寺铜器窖藏等，试掘了与宗庙遗址形成“左祖右社”对应关系的朝寝建筑遗址。这一时期在获得的考古成果与研究积淀，铸就秦雍城考古史上最为鼎盛辉煌，也鼎力地推动了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和研究。 睿智博学 求真至善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于秦雍城的每一项考古发现，将资料及时公诸于世并初次解读，往往是考古工作者至关重要的工作程序。在这方面，韩伟先生始终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以探幽索微的审慎态度，以视野开阔的眼界，以时空为坐标，平面与立体交叉，纵横比较，对每一个研究节点都会坚持潜心求知的理念，不畏艰难，勇于探索。雍城的多项田野考古成果，他都会认真查阅大量的文献参考，广泛梳理，翔实考证出每一处遗存单位的性质和内涵，方法得当，思想敏锐，考据深切。每当考古简报刊发时，由韩伟先生主导的相关学术认识往往会及时跟进，如马家庄秦宗庙遗址、朝寝建筑遗址、凌阴遗址一号建筑遗址、秦公陵园等重大发现，由韩伟先生准确定性之后，多年来学界对此从未有过质疑。 1970年代，韩伟先生根据雍城中小型墓葬打破关系及器物形态演变特征，从对时代比较敏感的陶器上寻找细部的变化，首度做出了从春秋早期到秦代的陕西秦墓分期，这个结论长久以来一直是行内分期的权威性参考。此外，关于秦人族源与文化渊源、秦墓屈肢葬仪、秦仓储与秦族图腾考识等，都体现出韩伟先生宽泛的学术洞察力和视野。 倾心雍城 承志永续 1987年春法门寺考古发掘开始之后，韩伟先生将业务研究的重心放在雍城以外课题研究上。虽然暂时离开，心却一直系在他曾经为之付出努力的雍城大地。先前由韩伟搭建的雍城考古工作平台一直传承着他的思想、理念和方法。 先生临终前一如既往地坚持每年多次到雍城，我作为现任的考古队长也习以为常地向他老人家汇报与请教。在秦雍城遗址所在地凤翔，韩伟先生的博学多识，处事风范曾打动了很多人。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结束之后，对其存留问题曾有过争论。在当时国家文物保护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经过韩伟先生的奔走呼吁，后经反复论证，全国首座由民营博物馆终获批准开放。该博物馆的成立妥善解决了重要遗迹保护、免受破坏的问题，也示范和实践了当时国家动员全社会参与文物保护的方针和政策。 秦雍城作为一处分布范围辽阔的大遗址，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作为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考古人，对遗址的保护情怀永远割舍不下，韩伟先生多次主动向政府提建议，使凤翔城区规划做了大的调整，避开了雍城重点保护区，这对遗址的保护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的凤翔，从领导到普通百姓，对秦雍城的重要性和保护意识人皆有之。 回顾韩伟先生曾经在秦雍城保护考古工作历程，当我们后学之人守望着这座著名秦都遗址，眼前仿佛伫立着他老人家赫赫的丰碑。我们一方面在不断总结过去，也在期望着雍城保护考古工作美好的未来。 韩伟先生将永远塑立于雍城大地，得墨之清，与松俱古！ 韩伟先生与洛南盆地旧石器考古 王社江 2011年上半年我在孟洼和张豁口两个旧石器遗址发掘，5月听庞亚妮提到韩伟先生罹患重病的消息，感到很突然。印象中的他总是精神饱满，办事雷厉风行，很难将重病与他联系起来。韩先生在陕西考古所主政期间以及退休以后，对洛南旧石器项目精心呵护、关爱有加。每次在所里主持会议，他几乎必提洛南项目，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得知他住院的消息后，心中颇为不安，但时逢张豁口发掘取得重大突破，首次出土一批原位埋藏的阿舍利类型的手斧等器物，工地事务缠身。思忖再三，决定还是顺延几天去看望他。 几天后途经西安时，我从张建林副院长那里得知韩先生已经住在医院重症监护病房，不允许亲友探望，心里觉得非常遗憾，只好决定从北京返回时再去探望。未曾料，到北京不久就突然接到陕西考古所来电：韩伟先生病故！震惊之余，从网上搜索起先生的信息，当一遍一遍地看着网络上他神采飞扬的授课情景，怆然涕下！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竟未能谋面，如今已是阴阳两界，遗憾和悔恨之情无以言表！往事历历在目，在脑海中浮现…… 我和韩先生的交往是从1989年开始的。那年我硕士毕业后从北大分配到陕西考古所，他时任业务办主任。初次见面，我马上为他言谈举止间所透露出的优雅气质和风度所折服，他是那种一见面就能让人感到浑身洋溢着人格魅力的人。1994年夏，他从陕西历史博物馆重回陕西省考古所任所长，甫一到任，就多次与我在不同的场合交流，探讨如何在陕西加强旧石器研究工作，并明确告诉我所里以后将会全力支持我做旧石器考古项目。当时陕西省考古所设想了两个重要的科研突破方向：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和周王陵。与全国其他科研院所一样，那时所里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在职工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他竟然有那么大的魄力，敢于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投在两个前景未卜的主动性考古项目上，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但他却义无反顾地推动了这两项工作的实施。 1995年6月，在他的支持下，我和胡松梅来到洛南。幸运的是我们立即在南洛河流域的第二级阶地上发现了多处旷野旧石器地点，并且调查了花石浪龙牙洞。当年9月，龙牙洞遗址试掘工作开始一周即在钙板层下发现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碎块层层叠叠堆积在一起的震撼场面。当时赶上连续阴雨天，最后韩先生冒雨随我前往洛南。到达东河村后，趟过冰冷的河水，沿着泥泞的山路爬上龙牙洞，他仔细察看了洞穴的堆积和埋藏情况后，要求我严格按照田野考古发掘操作规程科学发掘，认真记录，不要遗漏任何遗迹现象，遇到迹象多思考。随后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提起对花石浪龙牙洞遗址正式发掘的申请，他亲自兼任领队，以示重视。 龙牙洞的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1997年秋季才结束，这期间，他不仅在学术上时刻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经常到工地现场考察，解决问题，而且在生活上处处照顾我。1997年5月初，我在新婚后的第5天就奔赴龙牙洞发掘工地。大约4周后的一天中午，我蹲在洞中正在清理，听到技工们说通往山下村庄的小路上上来两个人——所里的大胡子（王占奎副所长）和另一位年纪大的长者，好像是韩所长来了。我从洞里发掘探方中爬出来，迎下去问了声好。他看着我黝黑的、布满长长胡须的脸面，皱起眉头，让我一会儿把胡须收拾干净，把工地安排一下，跟他们一同回西安。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专程从西安来洛南察看龙牙洞的发掘情况，并接我回西安的。 在龙牙洞发掘的3年中，韩先生还多方努力，希望在发掘工作告一段落后，将我送到国外继续深造，开拓研究视野，为以后洛南项目的深入进行打下良好的基础。为此，他通过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请他帮忙与法国驻华使馆的毛利大使直接沟通，联系和法国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旧石器合作项目。我们与时任馆长、著名的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学家德·鲁姆勒教授取得联系，他非常热情地帮助我安排去法国学习，并联系了几处旧石器遗址发掘工地供我去实习。另外，韩先生还积极地与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联系，推荐我去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澳方很快落实了我的奖学金申请。去法国学习的安排虽然也同时落实，但权衡利弊，我最终选择了前往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在我学习期间，他两访澳洲，不遗余力地推动与澳方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 往事悠悠……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韩伟先生，就没有洛南旧石器考古项目！洛南项目的所有参与者们将永远铭记他！ （《中国文物报》2012年6月1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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