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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已有近90年的历史了，发现的遗址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遗址或遗址群，但却没有一个世界级的旧石器研究基地，没有集研究、保护及研究团队为一体的良性互动机制。回顾我国旧石器考古学史，虽然培养了一批专业队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从目前现状和发展趋向来看，仍为一种“各自为政”“信马由缰”“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说到底是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思考和体制创新。这样一个关系到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每一个专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多位学者曾对此有所反思和批评：有的是国内外学术水平和发展现状的对比；有的是结合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希望；有的是对学术和管理方面的建议。笔者认为：我国这门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单纯学术层面的落后，更为关键的是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管理体制和遗址发掘的理念等方面存在差距。 一、对照与反思 纵观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模式和范式，坚守和执着是它最大的特点。众所周知，利基家族在东非大峡谷坚持80多年，取得了一系列人类起源的新证据和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图卡纳湖周边地区建立永久的野外工作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来这里工作，影响并引领了整个非洲和世界人类起源的研究与发展。 法国一直执掌着世界旧石器考古研究的牛耳，莫斯特遗址从1907~1969年经历了60年的发掘与研究。陶塔维尔的阿拉戈洞穴遗址发现于1967年，在亨利·德伦雷(HenrydeLumley)教授的领导下每年进行两个非常仔细的发掘季，至今已经培养出几十个博士和一百多个硕士，取得的科研成果塞满了十几个书架，建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欧洲史前研究中心”。在巴黎盆地塞纳河边的潘色旺遗址，从1964年发现至今，由法国著名的史前学家勒鲁瓦·古尔汉(Leroi-Gourhan)教授领导的团队，常年发掘从未间断。持续的发掘揭露出距今12500年～12000年之间一系列史前人类的活动遗迹，发现了将近20层相互叠压的居住面，一些火塘几乎安置在同一个地方。火塘被淤泥覆盖之后又都被挖出来重新使用，这说明每年来此都是同样的人群。这样的研究令人震撼，发人深思。李英华、侯亚梅等在《法国旧石器技术研究概述中》给出了这样的评语：“这些规范的田野发掘和技术研究理论方法，使史前考古学家开始通过研究精细发掘出的遗物遗迹来探索它们所体现的人类行为，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史前考古学研究，直到今天还一直被当作考古学工作的典范和标准被广泛应用。” 周口店早期的发掘与研究也是如此，从1927~1937年，连续十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周口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的古人类研究中心，造就了像裴文中、贾兰坡这样的我国第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逐渐脱离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主流，周口店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应有的学术活力，成了一个供游人参观和瞻仰的地方。那么，我国的旧石器为什么没能坚持下去？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 二、学科设置和重视程度的问题 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以探索人类及其文化起源、进化过程为目的的学科分支。因此，它具有“人类学”和“考古学”双重性。 毋庸置疑，我国旧石器考古学无法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也无法与国内后期阶段考古学分支相提并论。究其原因，应与其学科特点和特殊性有一定关系，也与我国考古学浓重的史学氛围以及各管理部门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由于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知识，学科特点更接近于自然科学。建国初期，旧石器考古学划归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新石器以及历史时期考古学划归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种划分格局，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既定模式。60年来，旧石器考古队伍总共不足百人，目前骨干队伍仅三四十人（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为37万平方公里，却有300余名旧石器考古从业者）。除中科院古脊椎所有一个十几人的小团队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各高校、各省市及考古所从事旧石器考古的人员大多只有一两个人，甚至空白。因此地方各省的旧石器基本上是单兵作战。 旧石器考古学专业人员培养的确难度大、速度慢，但这不是理由，主要原因还是与学科设置和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有直接关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新石器、夏商周、汉唐三大研究室下设24个考古队近百人的研究队伍。二里头考古队、汉长安城考古队、西安唐城、洛阳唐城等众多考古队，都是从20世界50年代发展至今，这种团队设置在带来丰硕成果的同时，也使得队伍建设常态化。同样，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三代考古和历史考古的队伍建设方面常在常新。如果再加上各省市地方的考古力量和研究队伍蔚为壮观。 三、对考古发掘本质认识存在偏差 随着考古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当代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再是以单纯发现材料、获取实物资料、证明古人类的“存在”为目的，而是要解决石器打制技术、生存方式等与远古人类行为相关的问题。20世纪初零敲碎打的粗放模式，已被以研究人类生存和行为方式为终极目标的精细发掘所取代。以发现新地点和积累新材料为目的的游击战，就像狗熊掰棒子——一路走一路丢。事实上，我国无论在发掘模式上还是在研究范例上都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性”纲领和管理体制。很多遗址都是在短暂曝光之后就进入了可悲的沉寂，在一两篇“发掘简报”或学术论文发表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遗址”（被社会遗忘的“死遗址”）。 目前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约4000个，有28处属于“国保级”遗址。这28处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行政管理”上建立了“四有档案”，但在“学术活力”和“社会影响力”上，很多已“名存实亡”。笔者认为：“学术活力”应是衡量这些“国保级”遗址价值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遗址，十年没有一次发掘、没有一个相关课题、没有一篇学术论文、甚至没有一次面对公众的展示，应该说这个遗址“死了”。 主动性发掘和研究是保护的“基础”，只有“挖掘”出遗址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才能更有效地得到“保护”。我国很多重要遗址，是在20世纪50~70年代期间发现的。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理论方法水平，发掘与研究都很很粗浅，有的连基本内涵都弄不清楚。随着考古学理论上和田野技术进步与发展，需要重新发掘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配合基本建设和“抢救性发掘”的背景下，旧石器遗址的主动发掘变得十分困难。其实，“抢救性发掘”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考古行为，由于受制于“抢救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发掘的“目的性”和“科学性”大打折扣。主动性发掘是有计划的、带有解决学术研究中热点问题的考古行为。只有有目的、有计划的对一个地区的遗址进行持续性“解构式”的精细发掘，才能真正了解这个遗址或这一地区的“历史”，才能推动考古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的不断前行。 四、缺乏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战略构想 考古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将发掘研究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人才辈出，事业兴旺。卫奇和陈哲英认为“国家级文物主管部门是当前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最高领导层面，不仅能够协调有关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也有能力培养国家队人才和提高整体研究水平。考古研究和人才培养与文物保护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没有高质量的考古人才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研究，没有高水平的研究就很难有积极有效的文物保护。”可惜，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奢望。 周口店可以说是我国旧石器考古事业的“黄埔军校”。早年的周口店走的是欧美考古至今沿用的学术道路。解放后，因旧石器考古由点到面的铺开，逐渐推出了连续发掘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同时还办过几期考古短训班，学员们后来都成为地方考古力量的主力。现在活跃在各省的一些旧石器工作者不少是1985年“第四纪地质、旧石器考古训练班”和1992年“中美田野考古学校－旧石器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丁村遗址是第一处由中国人自己发现、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遗址，它的首次发掘与研究培养了一批我国旧石器考古第二代学术带头人。泥河湾是近30年来旧石器考古最重要的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卫奇、谢飞的主导下，坚持多年持续性田野工作，引进国外新方法，成果斐然并享誉全球。2003年，在谢飞的倡导下河北省成立了“泥河湾研究会”。近十多年来，在高星的带领下，在水洞沟和周口店分别建立了“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和“周口店古人类研究中心”，开展持续性的发掘研究，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两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力求将发掘研究与基地建设、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但这些都是学界的局部行为和学者们的自觉行为。而目前缺乏的是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缺乏的是将“发掘研究”与“遗址保护”、“人才培养”通盘考虑的“战略”眼光和管理体制。五、遗址发掘、研究、展示与保护的建议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石制品并非一般意义的“文物”，而应属于“文化遗产”或“文化资源”。很多旧石器遗址被授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称号后，便成了“文物”，但关键是如何行之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它。2000年我们曾在《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中提出：“旧石器考古应当由游击战向阵地战转变、由单兵作战向集体作战转变、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最近在“丁村国家遗址公园”进入立项阶段，在考古工作规划中再次提出“由游击战向阵地战转变”的设想。这里的“阵地战”，不但指在一个地区进行系统性地发掘，还包括发掘中建立实体基地，发挥重点遗址人才培养、遗址保护、文化宣传等一系列重要作用。只有将发掘、研究、展示有机的结合起来，增强学术活力，带动社会参与，才能发挥遗址和遗产保护的作用。 “法国的旧石器遗址最初都要钻取岩心，初步探明遗址垂直分布、地层关系和大概年代后，经过最初几年的发掘，若有考古研究价值，一般都会建成一个大的实验室或博物馆。大的实验室或博物馆相当于我国的省级考古研究所，有各方面的专业人员、行政人员、测试分析系统及图书馆。工地上一般有一名或二名专门主持发掘的技术人员，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在该工地刚做完博士论文的博士生来主持发掘。”（胡松梅、张璞：《法国旧石器时代田野考古发掘方法》） 旧石器时代遗址由于时代较为久远，文化层多数压在很深的地层中，多数遗址发掘过后，留下的仅仅是一个发掘剖面，而这些剖面由于受到自然力坍塌和人类行为的破坏，一般难以永久保存。笔者经常陪同一些学者参观丁村、西侯度、下川遗址，参观者到现场能够看到的至多是一个剖面，剩下的就只能听故事了。目前的28处“国保级”遗址，只有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北京王府井古人类文化遗址博物馆、水洞沟博物院和泥河湾遗址博物馆。这是很不够的。我们在发掘遗址的同时就应当考虑其后期保护和后续展示等与遗址保护相关项目的申请。就像法国的做法一样对于一些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建一个小型博物馆或实验室，直接挂靠到某个学术机构，至少应当在县一级的博物馆中安排一个展览空间，使县一级文物部门真正担负起旧石器遗址保护基层单位的职责。 下川遗址是我国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之一，细石器制品在地表就可以采集到。自1970年发现以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学术参观，特别是各大学的地质、考古实习。我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曾见到大量下川的细石器，其数量要远大于山西考古所历年获得的标本。这些标本系西北大学考古系学生历年参观实习采集，转赠中山大学。据悉西北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复旦大学等都有下川的标本。如果当地能建立一个遗址博物馆，将这些标本留在当地，必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其实，不仅仅是全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遗址，其他未被列入保护单位的遗址的状况更糟糕，特别是内蒙古和东北地表的细石器遗存非常丰富，细石器原料色泽鲜艳、加工十分精美，地表就能采集到。网上有专门叫卖细石器的网页，把精美的细石核、箭头等当成艺术品进行兜售。遗址的保护不是一句空话，文物部门不介入遗址保护，其他势力就会乘虚而入。 国家文物局应该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研究的科研课题实行招标，从发掘、研究、展示三个方面盘活这些“国保级”旧石器时代遗址。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并使那些非“国保”的遗址也从中受益。遗址的展示是很重要的，也是国际上保护野外遗址比较通行的做法。展示不一定由国家一手包办，引入民间资本，让参与者收获自豪，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和“水洞沟遗址博物院”的建成就是“学术活力”带动社会力量、民间资本投资旧石器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很好实践。澳门文化局副局长陈泽成曾说：“保护文化遗产的目标，首先是要为人服务。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遗产的行列中来。对于文化遗产保护部门来说，其使命就在于，不论是从保护文化遗产本身，还是配合国家的总体发展策略，都应该让国民通过参与保护来建立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都来关心遗址的保护，历史遗产才能在今天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