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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勇先生所著《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新近出版，全书约60万字，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土著考古学文化遗存分为八区，分别在细致梳理材料的基础上探讨相关的年代、类型、族属、与其它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并辟专章讨论云贵高原的早期汉文化遗存的分布、性质及其与土著文化的关系。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文化谱系，就其渊源、兴起、与域外的联系、汉王朝对该地区的经略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迄今为止已有相当丰富的积累，学术界就土著文化的内涵、年代、族属及其与汉文化及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在一些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仍存在诸多问题，相较于全国范围内同时期的考古工作水平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西南地区特殊而复杂的地理和人文条件密不可分，研究者如果画地为牢，只关注某一小区域或某一领域的考古材料，并据以探讨较大范围内的相关问题，往往会有“盲人摸象”之虞；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的系统梳理和全面把握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欠缺。而任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不能脱离现有资料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本书选择云贵高原这一相对独立然而又较为广阔的区域进行探讨，并广泛联系周边地区乃至东南亚等域外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思考，无疑是十分必要和妥当的。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视野中，能够在展现文化面貌多样性的同时，通过彼此的对比进行整体把握，以资为探讨不同遗存的年代提供考量的依据，为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彼此之间文化联系的勾勒提供适合的平台。读者在读完全书之后，既能对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有具体的了解，也能把握住整体的脉络。另外，尽管作者很多具体的认识，与学术界通行的看法有所不同，可谓新见迭出，但由于都是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并不显得突兀，而自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本书收集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考古资料之全面和基本资料梳理之细致，探讨之具体和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谓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 在研究取向上，正如作者指出，由于在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中，“有时民族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中的地位过于突出，考古学无形中却被弱化”（页21），多少影响着考古材料在西南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的实践表明，由于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文献材料简佚，仅凭“他者”只言片语的零星记载，难以承担釐清文化面貌的重任。在目前的情况下，突出考古学的主导地位，进行考古学文化及其谱系的研究，应当是现实的要求和唯一的出路。作者尽管十分重视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结合，但始终坚持考古学研究的定位，从考古材料本身入手探讨考古学基本问题。所论本着“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的态度，不夸大，不妄言，体现了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态度。 汉王朝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帝国，在帝国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证帝国的统一与安定？汉文化如何与土著文化互动、交流和融合？在考古学上如何考察上述的内容？对上述系列问题的考察，不仅是达到本书“多角度、多方面考察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变迁”这一预设研究目标的必要途径，而且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前沿课题，对于拓展考古学研究视野、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也是有益的尝试。在本书中，作者在系统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将汉式土圹墓分为由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的四期，结合在同一区域内其与土著文化的空间分布关系，从时空上探讨二者关系的不同情况，包括赫章可乐的“和谐”关系模式和昆明羊甫头的“取代”关系等，从器物分析土著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虽然限于主题和篇幅，所论尚有深入的空间和补充的必要，但无疑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评价一本著作，除了考察其完成自身设定研究目标的情况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看其相关结论能否给学术界提供思考其它问题的新启示，在这一点上，本书也是可圈可点的。 遗存的年代问题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困扰西南考古工作者的关键症结，作者对此予以了足够的重视，用相当大的精力和篇幅对云贵高原各地考古发现的年代逐一进行分析，所获结论对既有认识多有修订。如楚雄万家坝墓地的年代，发掘者和研究者有多种不同的判断。作者根据墓地出土器物与其它墓地同类器物的对比，将万家坝墓地的年代确定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并以西汉为主，所论有理有据，可以信服。这同时也给我们以若干新的启示。一是关于西南地区考古遗存年代断定的问题，如同万家坝墓地发掘者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于碳十四测年数据，西南地区很多考古遗存，由于可资对比的资料少，碳十四数据在定年上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但由于尚无清晰的文化谱系的建构，所获结论往往争议很大，普安铜鼓山遗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呈贡天子庙M41、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及较早的剑川海门口遗址等重要遗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提醒我们，碳十四标本的选择、提取及对其结果的信任程度，都需要十分慎重，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二是墓地年代的判断，往往牵涉到其它重要学术问题，如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楚雄万家坝墓地M23所出铜鼓器形介于釜、鼓之间，由于过去判断年代较早，被认为是铜鼓最早的类型，如作者所论不误，显然是亟需加以修正的。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在作者细致分析的基础上，云贵高原青铜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基本被确定在战国晚期到东汉早期的范围内。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战国中晚期云贵高原上特征如此鲜明、覆盖地域如此广阔的青铜文化的渊源何在？作者对此问题有所思考，认为其与当地早期青铜文化的关系尚不明晰，而是受到外部文化较大的刺激和助推作用。这种分析大致不误，但略显薄弱和粗疏，或许是作者认为进一步细致的研究需要考古材料的更多积累，对此问题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无论如何，作者已经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上西南考古的议事日程。今后在本书年代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专题研究，多学科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西南考古的突破口之一。 随着中原地区以外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日益深入，“边疆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最具活力的学术领域之一。西南地区作为秦汉时期边疆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的开展不仅可以为多学科研究提供平台，促进秦汉考古整体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可为民族史、边疆史等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参考。本书的出版，必将为云贵高原乃至西南夷地区考古研究的深入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今后工作的新起点。 （《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30日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