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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就是枯燥与快乐、磨炼与享受交织在一起的一门学问，这是我读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李伯谦先生《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的“前言”，又一次体会到的，相信每一位认真、严肃的考古工作者都有同感。 论集分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11篇、夏商周考古研究34篇、晋文化研究14篇三部分共59篇。前两部分我知之甚少，不敢置喙，后一部分由于工作之需参与较多，也就斗胆多嘴了。 我把这14篇论文，分为四类。 一类有《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晋侯墓地墓主之再研究》《晋侯墓地墓主推定之再思》《晋侯苏钟的年代问题》《叔夨方鼎铭文考释》《关于有铭晋侯铜人的讨论》《僰马盘铭文与晋侯墓地排序》7篇，是关于晋侯墓地各墓葬时代和墓主的研究文章。众所周知，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是1992年由盗墓分子发现并多次盗掘的，文物部门同若干伙盗墓分子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1992年至2000年的6次大规模的发掘工作，李伯谦先生担任领队，并且作为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列王年代的重要支柱，但1998年春季被盗的M114、M113组也就是后来考证的晋侯燮父及其夫人的两座墓葬竟然到了监守自盗的程度，直到今天还让人为之痛惜不已。这不是文物部门就能管得了和管得住的，而是全社会尤其是公安部门理所应当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李先生为此所受的诘难和自责是别人无法想象的。这样，九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有8座被盗，11座完整保存了下来。在考古界，保存完好的墓葬判断其墓主人尚有多种意见，支离破碎的墓葬其墓主人就众说纷纭了。堂堂一代“大家”，只能是在世界各地搜寻晋侯墓地出土文物为主要工作内容了，然后再根据完整墓所提供的线索或规律将这些被盗文物对墓入座。李先生不惜花费很大力气来完成的这7篇文章，就是要解决基本资料的归属问题，这本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然后才是整个墓地的研究，其中有些文物的归属自然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二类有《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眉县杨家村出土青铜器与晋侯墓地若干问题的研究》《晋穆侯夫人随葬玉器反映的西周后期用玉观念的变化》3篇，是晋侯墓地所表现的那个时期的墓葬制度和器用制度。 三类有《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也谈杨姞壶铭文的释读》《晋伯卣及其相关问题》3篇，是讨论文章。 四类有《从长时段着眼的晋系墓葬研究》1篇，这是他为他的博士研究生宋玲平博士，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晋系墓葬制度研究》所做的序。 由此分类可见李先生在一类上面下的工夫最大，事实上二、三、四类是一类基础上的继续研究。他通过十几年的研究，对晋侯墓地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这在其论集前言中已做了系统的表述。 我特别要提到他所说的叔虞封唐后称“唐伯”的观点，公簋面世后，李先生在《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中说：“李学勤先生主张‘唐伯’之伯是伯、仲、叔、季长幼排序之伯，我则认为其为爵称的可能性很大。如是，燮父‘侯于晋’之前称唐伯，则其父叔虞封唐后亦应称唐伯。”奠定了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我完全赞同。晋国从“伯”到“侯”到“公”，到了三晋时期又变成了“王”了，这也符合晋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相关问题也迎刃而解了，譬如《晋伯卣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到的“晋伯卣”才是长幼排序之“伯”，因为晋侯已经产生，它就只能是长幼排序之“伯”了。 此外，就我们师生之间关于天马—曲村遗址的性质问题和晋国始封地“唐”的问题，也已趋同。 1、1979年的调查工作结束后，邹衡先生将天马—曲村遗址视为故绛，1992年北赵晋侯墓地的发现后，邹先生改为晋的始封地“唐”，李先生也持此说。1994年我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中，否定了天马—曲村遗址不具备作为一个城址存在的基本条件。李先生在上引文中说，“既然燮父夫妇葬于此，从其开始至第九代晋文侯仇夫妇葬于此，则此地为晋侯燮父‘侯于晋’之晋都所在地的推断当顺理成章，无可移易。不过，当时我们以天马—曲村遗址存在有相当于成康时期的居址和墓葬为由，进而推测叔虞封唐的唐也在此地，现在看来，就缺乏充足理由，难以成立了。”北赵晋侯墓地属于天马—曲村遗址的一部分，从晋侯燮父（M114）及其夫人（M113）开始的九位晋侯及其夫人墓葬说明，晋国的第二座都城（极有可能是“故绛”）在天马—曲村遗址附近，而不是这一遗址本身，更不可能是晋国的第一座都城“唐”了。天马—曲村遗址给我们寻找晋国早期的两座都城提供了一个基点。 2、浮山桥北墓地发掘后，我写了《初识唐文化》，指出“由于地域上的重合，以桥北墓地为代表的遗存考虑为唐被晋彻底取代前的文化遗存，即唐文化，当属首选。‘唐’有都邑和地区两种概念，现在所讨论的唐文化是后一种，是唐这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前我在一些文章中也称‘晋地古文化’”。 但桥北墓地盗掘的一些铜器上出有“先”字的铭文，显然不可能是唐国所在。2000年春发现并发掘了临汾市尧都区庞杜墓地的4座墓葬，时代属商周之际或西周初期，有殉人、殉狗、腰坑，出土了带铭文的铜器和陶器，李先生建议庞杜墓地作为探索“唐”的重要对象，我在《山西桥北墓地“先”字铭文》中还曾不以为然并予以反驳。不过，2009年夏在浮山梁家河发掘时，又给我提供了思考李先生这个建议的机会。梁家河墓地的5座西周早期墓葬，性质与天马—曲村遗址不同，而和庞杜相类似。当时我就把寻找叔虞封“唐”的目光锁定在浮山县南响水河流域，梁家河就在响水河边，庞杜紧邻浮山，也是在响水河流域，不过这条河在尧都区叫做洰河，便豁然开朗了。不久，我应约写《从“尧都平阳”到“韩都平阳”》时，仔细阅读和梳理了尧都区的所有发表的考古材料，感到尧都区有尧陵、尧庙，而郦道元在《水经注·汾水》里还引用《魏土地记》说，汉代在汾河东原上，有“尧神屋石碑”，是汉代的尧庙。这座“尧神屋石碑”，距学术界看好的“尧都平阳”所在地襄汾县陶寺古城不很远，同时也在1998年发掘的尧都区下靳墓地和现在的尧庙附近，古唐的源头应该从陶寺遗存着眼研究。从陶寺到庞杜再到梁家河，而梁家河隔着二峰山南边不远处就是翼城凤家坡、大河口墓地和包括曲村邦墓、晋侯墓地的天马——曲村遗址，时代又是这些墓地中较早的一批。在已经发现的有希望为西周初期叔虞封唐之地的几处遗址中，梁家河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也符合唐伯管辖的唐地与“晋”为邻这一“王令唐伯侯于晋”的铜公簋铭文。 可以说，晋国始封地“唐”和燮父以来的晋都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已经到了指日可待的地步了。这两个问题由于同我有关联，话自然说得多了些。李先生著述颇丰，赞美的话由我说出来大为不恭，不过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的他，在上引文中说“我认为将公簋铭文‘唐伯侯于晋’之‘唯王二十又八祀’理解为成王纪年更为合理。”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将成王的在位年代定为公元前1042年～前1021年，在位22年，周公摄政七年不计，就是说成王就没有二十八年。还有，在《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一文中就说“膳夫山鼎，‘断代工程’西周金文历谱是置于厉王世的，现在看来置于宣王世理由可能更为充足”等等，显示了他宽容大度的胸襟和考古学家特有的实事求是的品质。这是我要说的，也是我长期以来敢于同他争论的动力之一。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李伯谦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定价：100元）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8日第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