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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科技事业展开了新的一页 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陆寿麟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为我国文物保护科技事业发展，展开了新的一页。 《规划》总结了我国文物科技事业的现状与“十一五”期间获得的重大成果和进步，也认识到了我国文物科技事业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在实施国家重点保护工程的计划中就可以发现：文物科技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滞后，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体系不完备，科技支撑不力，技术队伍实力不足，人才严重匮乏。已有的文物保护修复科研成果，和成熟的经验，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规划》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规划》要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哲学层面的理论研究。西方国家根据自身的文化遗产特点，较早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原则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处在世界的东方，在自身的社会文化背景条件下，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有木构的古建筑；有岩土建筑和土遗址；有金石、书画、陶瓷、漆木器、纺织品、纸张；有彩画、壁画、泥塑、木雕……这些具有区别于西方的带有浓郁东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对它们的保护、修复必然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在对文物价值的认知上也有所不同。西方长期以来主要侧重于对古代艺术品的保护和修复与对其艺术价值的认知，而我国，特别是建国以来，对文物价值的定位是最为科学的：文物是指社会历史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遗迹、遗物，其在今天社会生活中和社会发展中能起到积极作用。我们所说的文物研究就是揭示它的价值，是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发掘其社会功能。文物的保护，首先是保护文物的实体，因为实体是文物价值的载体，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全面科学地保护、保存文物固有的价值和一切历史文化信息。顾名思义，文物的修复工作是对残破了的文物的修整和复原，也是为了完整地体现和展示文物的价值。要想科学地保护文物，就必然要全面了解文物本身所蕴含的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理念以及传统技术和材料。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我们所把握的原则、技术手段和方法，避免对文物固有价值的伤害，才有条件进行文物价值的科学保护和体现。我们必须根据中国文物的特点，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及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建立起东方文物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和方法，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才有可能以科学的态度，用科学的方法，有效地进行文物的研究和保护。 《规划》强调了“完善多元合作，整合社会资源”。从人文层面来讲，文物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理念和传统技术的结晶，从科技层面来说，社会一切物质材料被人们所利用赋予它历史价值，都有可能成为文物。所以对文物的研究与保护，涉及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还包括艺术、美学，任何学科都可以在文物的研究和保护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建立创新机制，多元合作创新联盟就是文物科技事业的特点和必然，应该提升战略高度来认识，文物科技事业的科学发展，必须依靠全社会、各行业的支持和帮助，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一次“十一五”重大专项立项论证时曾经讲过：“科技部的各个司局，都要关注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也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在人才培养方面，《规划》提到了要培养文物保护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复合型人才，这确是“当务之急”。文物科技队伍从研究到保护技术，永远不可能完全依靠文物系统自身来解决。文物科技水平是随着全社会科技的进步而提高的，一个文物科技的领军人物必然应该是一个战略科学家，能紧跟世界科技前沿，把握社会科技发展动态，了解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设备，能通过科研技术的合作及时地将研究成果引入文物科技工作中来，在文物科技事业发展中发挥作用，促进文物研究和文物保护修复水平的提高。一个文物保护战略科学家要有战略眼光并需要具有前瞻性，要有能力组织各相关学科的专家，协同作战，共同来解决文物科技事业发展中瓶颈性的疑难问题。 《规划》提到了基本形成以技术体系为核心，以组织体系为支撑，以制度体系为保证的创新系列，还特别强调了以技术体系为核心，由于技术体系不完备，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技术供给不足、科技支撑不力、科研成果成熟的技术也不能有效的推广。由于一些培训班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造成效果欠佳。《规划》提出尽快建立一个完善的技术体系，加强文物价值的认知，保证文物保护的真实性、科学性。包括文物的调查、研究、评估、认定、记录、展示和传承；包括文物保存、保护、修复以及相关的环境监测控制和治理，作为与文物保护修复直接相关的，现状评估、价值评估、文物的病害及其环境的调查，研究分析，针对性的保护，修复方法、工艺、材料的筛选以及保护修复效果的评价方法，并逐渐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规范、标准，以保证文物科技事业，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规划》在认真总结以往工作的基础上，摸清了存在的不足，明确了要加强哲学层面的发展战略研究，尽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原则和方法体系,还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具体发展战略，工作思路和具体工作任务。《规划》的实施，将使我国的文物科技事业科学化有一个新的突破，产生一个新的飞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科学谋划 发展创新 跨越提升 陕西省文物局 局长 赵荣 科技是文物工作的核心，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也是提升文化遗产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从文物事业发展的总体形势看，无论是考古发掘、文物保护，还是陈列展示、公众服务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多年来的工作实践表明，文物事业能否做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文物科技保护事业的发展。正如《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所提出的，“文物保护科技的进步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已成为推动我国从文化遗产大国向文化遗产保护强国转变的核心要素。”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机遇期之时，国家文物局制订并公布了《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凸显科技在文物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国家对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重视，凝聚了全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者对事业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这既是推进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科技在文物工作的引领和核心作用，促进文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于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跨越提升，以及文物事业的科学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立足于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结合国际文物保护科技发展前沿，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关键难点问题，以增强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为战略目标，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战略重点，以实施若干重点科技攻关为战略突破，通过重大专项、战略研究、文物保护关键技术提升计划、文物保护基础研究推进计划等的周密设计，科学谋划了“十二五”期间的工作目标，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文物保护科学的发展方向，确定了“十二五”期间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尤其是一些重大专项课题和提升计划的规划，如“文物风险预控技术体系研究与示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相关文物保护关键技术研究”“文物保护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文物保护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考古与出土现场应急保护关键技术提升计划”等，具有文物科技保护事业发展的前瞻性、创新性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集中有限资源，在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和关键点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符合当前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实际和未来发展需求，很好地统筹了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理论与实践、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对于切实推动文物保护科技进步，全面支撑和引领文物、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十二五”期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将按照《规划》要求，进一步强化“提升文物保护水平、加快展示利用步伐、促进文化强省建设”和“考古发掘是基础，科技保护是核心，陈列展示是手段，服务社会是目的”的文物工作思路，继续加大对陕西文物科技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围绕行业创新体系建设、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和事业快速发展，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充分发挥科研平台优势，科学构建陕西文物科技保护创新体系。陕西省目前已拥有陶质彩绘文物、砖石质文物、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等3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3家省部级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1个ICOMOS国际文物保护中心，以及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航测遥感局等科研机构和高校院所共建的四家研究中心。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这些科研平台的扶持力度，积极鼓励中外合作、“创新联盟”等多种形式的联合协作，使之成为整合文物保护及相关领域创新资源、培育创新人才、开展科技攻关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促进文物科技保护水平的整体发展、提升。 第二，围绕国家重点，立足特色科研，在解决文物科技保护的瓶颈和关键问题方面有所突破。“十二五”期间，我们将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立足于已有的科研成果和实际工作需求，积极组织科研力量参与“十二五”规划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工作，重点围绕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控制、物联网技术应用研究、文化遗产地监测体系、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以及石质文物、土遗址、陶质彩绘、彩塑文物、壁画等文物保护技术研究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工作，并积极承担和参与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编制。同时，我们每年将拨出不少于500万元的科研专项经费，进一步支持文物保护基础理论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以陕西省文物保护的重大需求为导向，以解决文物科技保护的瓶颈为突破，加大对文物科技保护基础问题、共性问题的研究，解决省内文物事业发展所面临的技术难点问题，提升高新技术对文物管理、考古、保护、陈列等各项工作的支撑能力。 第三，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重视科技保护人才梯队建设。发挥省内高校院所的资源优势，完善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积极支持和鼓励优秀科研人员快速成长，在培养高层次、高技能的科技人才的同时，提拔任用有突出表现的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才担任领导职务，给文物保护人才以更大的职责和话语权，使之成为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和体现陕西文物科技保护软实力的名片。 更新理念 创新机制 积极履行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功能 浙江大学副校长、国家文化遗产科技保护区域创新联盟（浙江省）理事会秘书长 罗卫东 随着《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我国的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新的阶段，作为科技进步主要力量的大学应该发挥何种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大学不仅要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提高水平，发挥重要作用，还必须要大力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发挥着重要功能。 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是大学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一个重要抓手。 实践表明，文物保护科技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等一切与文物保护相关的科学和技术相互渗透融合的交叉学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因其为各个门类高水平学科的集成，促进其与国家文物保护科技战略需求的耦合和互动，就具有极大的意义。 首先，从国家文物事业发展的战略需求来看，目前，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工作虽然进步很快，但无论是与文物事业发展的需求，还是发达国家文物工作的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事实上，文物保护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在总体上还无法得到满足。制约文物保护的科技瓶颈十分显著。单靠文物部门自身的科技力量，更是难以满足工作的需求。大学作为我国科技进步的主力军，无论就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国际学术交流，都有着其他机构不可替代的优势，应该而且能够为文物保护科技提供新的有力支撑。 其次，就研究型大学自身的发展来说，其学科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离不开重大战略需求的拉动。学科发展也好、学术进步也好，其基本的动力来自于重大问题的形成，而这正是社会发展事业形成的需求所导致的。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任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艰巨性，既意味着文物科技保护工作面临重大的挑战，也决定了文物保护科技研发和转化工作本身蕴含着重大科技进步的新机遇。 长期以来，研究性大学与文物部门之间存在较深的区隔，各自又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文物科技保护领域存在着文物部门单打独斗、应接不暇，而大学有力使不上的状况。国家科技资源的配置并不完全合理有效。 要更好地发挥研究性大学在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文物部门和大学之间不仅要在理念上逐步形成共识，在工作上还需要形成合力。为此还要锐意改革，真正形成持续有效的开放、共享、合作的工作机制。 最近几年来，在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浙江大学利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优势，有步骤、有重点地参与了若干重大的文物科技保护项目，在观念转型、体制机制创新以及研发工作方面都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尤其是，2010年5月，国家文物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启动实施了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试点建设项目，有效整合和发挥了中央与地方在政策、组织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浙大作为创新联盟理事会秘书处的依托单位，在这个区域创新联盟中发挥了特殊的、关键性的作用。学校组建了文化遗产研究院，并且将文物保护科技研发纳入了新一期“985工程”建设项目予以重点支持。一年多时间来，联盟秘书处不仅全面推动了创新联盟“十二五”工作规划的制定，还在凝练重大文物科技保护项目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充分证明只要理念正确、体制机制到位，大学全面参与国家文化遗产的科技保护工作是有广阔的工作空间的。 目前，浙江大学利用新校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文物机构与大学合作的经验，正在启动文物科技保护综合实验基地的建设，首期数字保护技术、物探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实验模块陆续上马。实验基地的建成和运行，将为区域创新联盟的工作提供更好的平台支撑，将使大学与文物部门在文物科技保护领域中的实质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以需求引导学科建设培养人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赵 辉 《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是未来5年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行动指南，是各地区各部门做好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重要依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为国家文物局联合办学的教学机构和考古年代学重点科研基地，认真学习领会《规划》精神，对学科发展所面临的形势、问题与挑战以及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未来的发展规划，将建设重点放在人才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和教学与科研体系建设三个方面。北京大学在传统学科领域保持了一定的人才优势，但在新型学科领域比如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科技考古等领域人才明显不足，与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不匹配，需要在新的形势下改变思想，调整人才队伍结构，引进学科带头人和青年人才，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和保护古代遗存是现代考古学与文化遗产领域的重要趋势。虽然北京大学相关学科的实验室已初具规模，并且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要满足学科发展的整体需要尚需很大努力，需要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充分利用校内资源，广泛开展国内外合作，实现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在教学上，力争保持学科课程体系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改善考古学教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增设新的课程，调整完成新的课程体系，借鉴并力争达到国外著名大学同类课程体系的内容和质量。文化遗产学是新兴领域，学科的理论、方法论框架体系尚未建立，把学科建设的重点从技术性课程体系上逐渐放在完善学科整体框架上来。在科研上，以《规划》的内容为指导，从学科发展和社会需要出发，通过前瞻性的课题设计，把握学术前沿，引导科研走向，在完成国家级任务的层面上作更多的贡献。特别是以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等大型综合项目为契机，鼓励以现代技术支撑为特色的研究项目和多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的综合课题和探索性研究课题，进一步营建多学科、跨单位、国际化的学术研究氛围。继续拓展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交流平台，以一个更高的水平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深入领会 抓好落实 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 马萧林 近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规划》系统总结了“十一五”时期我国在文物保护科技领域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文物保护科技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并着重从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工作思路、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对“十二五”期间的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进行了深刻阐述，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规划高屋建瓴，贴近实际，统筹兼顾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理论与实践、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是一份全面系统指导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方向与工作任务的纲领性文件。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是全国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大省。“十一五”期间，河南的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与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和河南繁重的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任务相比，还存在差距。近期，我们将围绕《规划》召开座谈会，认真学习规划内容，深刻领会规划精神，切合河南工作实际，扎扎实实抓好落实。我们将本着“科学谋划、强化团队、促进协作、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着力抓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加快搭建科技考古平台，重点支持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微生物考古、环境考古、冶金考古等新兴考古学科的发展，强化实验室与数据库建设；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等重大专项研究，紧跟学科发展动态。 二、优先扶持若干工作基础好的文物修复保护中心，以点带面，推动全省文物修复保护水平的整体提升；把文物健康评测作为一项基础信息纳入到国有馆藏文物普查工作中，建立文物健康档案；重视田野考古发掘以及文物修复保护过程中的样本采集，建立文物科技标本库和分析检测数据库。 三、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内外文物保护科技成果，提高空间信息技术、图像分析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物联网技术、数据存储与分析技术等，对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技术支撑能力，对馆藏文物和重要遗产地的环境监测能力，对文物安全的技术防范能力，以及对博物馆陈列展览与艺术表现能力。 四、针对河南的文物特点和保存环境，结合现有文物保护科技力量，重点开展木质文物复原、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墓葬壁画保护、金属文物缓蚀保护、石质文物风化保护等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努力实现重要突破；着力培育行业重点科研基地进入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序列，强化文物保护科技的综合研发能力。 五、支持河南文物保护机构与国内外同行和相关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积极承接国家重大文物保护科技成果推广示范项目，鼓励建立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站；重点扶持工作基础好的文博单位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合作组建专业技术创新联盟，搭建开放合作的文物科技创新平台。 六、坚持把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积极营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选送中青年科技人员赴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深造，加快培养学术带头人；选派文物修复保护人员参加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各类培训班，培育文物修复保护技术带头人；开办省内各类文物修复保护培训班，壮大文物修复保护人才队伍。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紧紧围绕《规划》的战略部署、发展目标和工作任务，结合河南的工作实际，抓住机遇，拼搏创新。我们相信，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通过广大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河南的文物保护科技工作一定能够实现大的跨越。 （《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9日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