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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位于太湖正北部，北距长江约2公里，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1989－1990年试掘，2008~201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再次对遗址进行了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要为马家浜和崧泽文化遗存。特别是首次揭露出一批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高等级大墓，墓坑规格大，随葬品数量多，种类丰富，玉石器占有重要地位，高等级大墓和中小型墓葬有一定的分区，社会分层现象相对较为明显，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被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崧泽文化以上世纪60年代发掘的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命名，东山村遗址考古新发现之前发掘的数十个地点主要分布于太湖北部、东部和南部，太湖正西部发掘工作相对较少。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900~5300年左右。现以崧泽和南河浜遗址为代表说明崧泽文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崧泽遗址位于太湖东部，共清理崧泽墓葬136座，分为早、中、晚三期，位于氏族公共墓地，墓地内部有数量不等的墓葬相对集中的现象。未有随葬品的墓葬15座，随葬1~9件的103座，随葬10以上的18座，数量最多的M21随葬17件，有石器9件和陶器8件。随葬玉器的墓葬有20座，随葬玉器数量仅在1~3件之间。墓葬之间主要通过随葬陶器和玉石器的数量显示初步的社会差别，但差距较小。南河浜位于太湖东南部，崧泽文化公共墓地中有墓葬92座，未有随葬品的9座，随葬1~9件的59座，随葬10件以上的24座，随葬品最多的M16有34件，玉器2件，石器4件，陶器28件。随葬玉器的墓葬有37座，随葬玉器数量在1~5件之间。出现了祭坛，墓葬之间有一定的等级差别，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化。其他少量出现初步社会分化的遗址显现出来的现象大体与之类似。如常州乌墩M15随葬品36件，有石器14件、陶器22件。常州圩墩M121随葬品32件，有石器3、玉器5、陶器24件；M122随葬品33件，有石器4、玉器5、陶器24件。张陵山M05随葬品31件，有石器5、玉器14、陶器12件。 而东山村考古新发现的横空出世给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惊，也将引发长久的思考。首次发现的9座崧泽文化的高等级大墓，年代相对较早，大体相当于崧泽文化早期和中期前后，绝对年代约在距今5800~5400年左右。墓坑大而深，随葬品数量多在30件以上，最多的M90达到56件。品种丰富，有各类陶器、石器和玉器。规格高，玉石器占有极其突出地位，玉器多在10件以上，最多的达19件。文化因素复杂，陶背壶为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典型陶器；陶鬶为皖江平原薛家岗文化最为常见的器物；玉石器显现出来的整体特征无论种类和形制，如穿孔石钺、斧、锛、凿、玉钺、璜、环、镯、瑗、玦、耳珰、管、珠、凿、坠、几何形饰件等，还是特殊工艺如器身肉部见有穿孔（如M92玉璜）、玉璜断裂处侧面钻孔并施刻凹槽的连接手法，以及埋葬方式如玉石器主要放置于墓主身上或头部、脚端等，均与北阴阳营－凌家滩玉石器系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时自身特点明显，陶器器型除鼎、豆、壶、罐外，普遍发现厚胎大口缸、陶鬶等，锥形玉器、钥匙状玉饰、“G”形玉饰、鱼钩形玉饰、带柄钺形玉器和陶簋都为造型独特的全新器物。高等级大墓和中小型墓葬可能分别埋藏于不同的区域，显示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在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遗址中绝无仅有，在全国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也非常出类拔萃。 东山村遗址考古新发现所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应该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而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据考古发掘材料来看，随着全新世以来环境的有利改变，距今7000－6500年左右，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主要有巢湖东北部的何家寨文化、宁镇地区的丁沙地文化、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早期类型（环太湖西部骆驼墩－吴家埠类型和环太湖东部罗家角早期类型），人类已经开始了定居生活，稻作农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遗址数量相对较少，人群密度相对较低，社会发展阶段显示出极其平等的场景。如骆驼墩遗址氏族公共墓地中有成人墓葬52座，墓葬头向多为东略偏南，基本无随葬品，极个别墓葬有1－3件小陶器。瓮棺为婴幼儿葬，以各类倒扣的平底釜为葬具。 长江下游地区进入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崧泽文化早期，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距今约6500~5700年）异军突起，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同时期考古学文化中独树一帜，形成了崇尚玉石器并用于墓葬随葬和初步社会分层的现象，并成为一个大量生产、制作、消费和输出玉石器的中心。北阴阳营文化对周邻地区特别是毗邻的环太湖西部的冲击、影响和渗透显著加强，导致了环太湖西部从马家浜文化早期形成的以平底釜为中心的骆驼墩－吴家埠文化类型全面解体，环太湖西部的文化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并使整个太湖流域进入剧烈变动的复杂态势之中。金坛三星村主体文化遗存（墓葬）甚至成为北阴阳营文化的一个新的地方类型，溧阳神墩马家浜文化晚期遗存所受影响也极度深刻。如三星村1001座墓葬，随葬品一般5~6件，个别的多达10~20件。神墩遗址晚期早段（距今约6500-6200年）氏族公共墓地252座墓葬中有随葬品的167座，无随葬品的85座。随葬1~3件的151座，4~8件的16座。社会成员之间相对比较平等，但已出现初步社会分化的趋势，少量随葬品数量稍多的墓葬，出现了崇尚石、玉器的倾向。两遗址中的玉璜、玦、管、坠等、穿孔石钺、斧、锛、凿、多孔石刀等与北阴阳营文化的特征基本一致。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其他出土玉石器相对较多的遗址如常州圩墩、吴县草鞋山等在陶器和玉石器数量、种类、形制、工艺、组合、功能及反映的社会分化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北阴阳营文化。而且环太湖西部越是靠近宁镇地区交通便利的遗址出土玉石器的数量就相对较多。但神墩、三星村、崧泽等遗址以基本成形并有使用痕迹的口唅玉器随葬，开创了太湖流域以至长江下游地区玉器神圣化和神秘化的先河。梅园里、吴家浜的大孔玉玦套于腕部，拓展了此类玉器的功能。三星村三角弧形玉璜、神墩玉璜的多见侧面和端面钻孔、圩墩和草鞋山等遗址管状玦的使用表明太湖地区在接受影响，保持相对统一的北阴阳营玉石体系的同时也有自身文化的选择性、创造性和独特性，这种状况大概一直持续到崧泽文化初期。 太湖地区经过马家浜晚期晚段、马家浜向崧泽文化过渡期以及崧泽文化初期的变化调整和重新组合，环太湖东、西部文化的差异性逐渐减少，文化的统一性得到全面加强，强势考古学文化的潜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充分发挥，崧泽文化终于在早期以东山村遗址为代表率先起步，加速发展，西渐北上扩展的态势逐渐增强。一方面宁镇地区自身文化特征由东往西逐渐消失，受太湖地区崧泽文化影响日渐加深，且玉石器的生产加工一直长期持续；另一方面导致了宁镇地区玉石器生产和使用的重心向江淮地区巢湖水系的转移，凌家滩文化在玉石器方面继承了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的传统，还与黄河、长江中下游中下地区的同时期文化保持密切联系。特别是实现了和东北地区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特质相互接触、碰撞和高层次的交流。以玉石器特别是玉器随葬为主，陶器居于次要地位，墓葬间出现严重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是凌家滩文化的显著特征，并以玉石器的生产制作、消费使用、贸易交流、功能拓展、内涵升华为核心，全面推进了技术水平的精细化、生产分工的专门化、组织管理的复杂化、社会结构的分层化以及思想观念的融汇化，从而使凌家滩遗址成为一个地区性的特大型中心聚落。 而时代接近的崧泽文化无论在随葬品的绝对数量还是在玉石器的综合特征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和等级分化等整体面貌方面均远远落后于凌家滩文化，东山村高等级墓葬的横空出世及其显现出来的明显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进一步缩小了两地文化的差距，也显示出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中的不平衡性、特殊性、差异性和动态性。如从时代上看，中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在早期和中期前后，晚期较少；从地域上看，靠近宁镇和江淮地区的太湖北部沿江地带发展水平高于东部、南部地区。总体来说，长江下游地区通过区域间的密切的文化交流、影响和传播，一方面构成了北阴阳营－凌家滩为中心的相对统一的玉石体系，另一方面各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在陶器风格上都打上了崧泽文化的深深烙印。两种景象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并驾齐驱，并以大体同步的速度向前发展。特别之处是玉石器虽然已经得到崧泽社会成员的普遍喜好，但绝大多数遗址墓葬随葬的数量相对较少，有些遗址的装饰品使用和玉器形态相近的其他质料的随葬品代替。还用一些特殊造型的陶器艺术品表示特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相当多的玉器器形不够规整，随形制器、残器改制以及用边角余料、器芯料、弃余料制器的现象比较普遍，说明玉器原料和产品供应上的途径并不非常畅通。但崧泽文化一直非常强烈的坚持着对玉石器的不懈追求，如阳起石－透闪石类系列软玉已成为崧泽文化的主要玉材，说明辨识玉矿的能力有了突破。口唅玉器继续较多的广泛使用，玉器的神圣和神秘功能继续得到延续和强化。玉石器在东山村等个别核心遗址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少量独特玉器当不排除有零星生产的可能性，绝大多数的玉石器应来自北阴阳营－凌家滩文化系统。 从考古学文化整体态势看，这一阶段出现了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凌家滩文化深深植根于江淮地区，玉石器方面继承了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的传统，利用沟通长江、黄河中下游的特殊便利的交通条件、区域的地矿资源及高效的玉石产业，通过区域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交换，形成了以凌家滩文化为中心的势力影响达到周围同时期文化区的核心经济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使得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知识、信息、经验迅速向凌家滩文化汇聚，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进一步加剧，观念意识形态产生了明显变化。另一方面崧泽文化利用太湖流域广阔的地域空间、优越的地理条件、统一的文化优势在长江下游的文化交流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太湖北部、长江沿岸以东山村为代表的核心遗址利用沿江文化交流带的特殊区位优势，促进了内部文化的复杂化程度，晚期阶段使得长江下游各地区的文化逐渐纳入到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形成了一个“崧泽文化圈”。凌家滩文化为代表的以玉石手工业为根本的“核心经济区”和崧泽文化为代表的以稻作农业为根本的“崧泽文化圈”的形成都是以各自的实力作为后盾的，它们在长江下游这个宽广的舞台上利用各自的能量相互竞争和相互交织，共同在文明化进程中向前迈进。 进入良渚文化阶段，长江下游地区自崧泽文化阶段形成的“崧泽文化圈”被良渚文化阶段势力更强、影响更大的良渚文化圈甚至良渚文化区取代，良渚文化向更新、更高、更复杂的社会大踏步的前进，并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大型土台建筑群、高等级专门墓地和祭坛、极其严重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大量发达的玉器著称于世。而江淮地区以凌家滩文化为代表的核心经济区则发生了断裂与边缘化。但凌家滩文化不仅对同时期的崧泽文化发挥了持续而强大的作用，更对良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红山文化利用了凌家滩文化作为时间和地域上的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良渚文化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红山文化以玉事神的共同强烈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维系社会整体性的经验，一定给了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社会极其深刻的印象，成为其以接力方式间接继承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基因。这样在良渚文化玉器的阶段性特征上可以见到的是在良渚早期早段主要为继承崧泽文化晚期玉器，其实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凌家滩玉器系统的延续。早期晚段为凌家滩文化玉器系统向良渚文化玉器系统的转型或过渡，中期早段以神人兽面神徽的创立为标志，凌家滩玉器系统被全面突破创新并逐渐融合纳入了良渚文化玉器系统，成为良渚文化玉器的重要和有机组成部分。从此良渚文化进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视玉为通灵神物的核心地位在太湖流域全面确立，玉器的原料开采、生产制作和分配使用过程被一个强制性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系统控制，并且日益走向集中和垄断，社会分层结构体系中再分配方式完全确立，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体系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一支。（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 (《中国文物报》2011年4月8日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