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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华夏文明正源 还原帝国辉煌历程----关中—天水经济区秦文化考古工作综述 日前，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 本次会议对前一阶段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同时也为今后如何连续、科学、规范、有效地开展工作制定了规划，倡导“考古先行、主动介入、加强保护、充分利用”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两省与全国多机构参与合作模式的良好运行，使秦文化考古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秦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时代，其历史影响深远，究其跟本，这当源自关中—天水历史长廊的秦文化。 历史文化基地建设中的秦文化研究 在关中—天水的历史长廊中，起码有三支考古学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个是史前时期的庙底沟文化，她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一个是周文化，她奠定了中国古代的基本礼制；一个是秦文化，她创立了中国大一统的体制。我们以秦文化为例进行的研究，只是对这一区域中众多考古学文化在关天经济区彰显华夏文明历史文化基地建设中重要地位的一次初步探索。 秦人先祖 “在西戎，保西垂”，带着商周文化的印记进入到西戎的领地，经过长期与戎人的交融和争斗，初有容身之地。襄公护驾平王东迁后，秦国始建立诸侯国，有了与关东诸国互通“聘享之礼”的权力。之后，秦国向东步步为营，逐渐壮大，先都雍城，最终定都咸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秦人曾经创造的辉煌历史镌刻在关天这块黄土地上，它以传承、融合、吸纳、创新所凝练与塑造出的大秦精神，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力量，体现了中国古老文化经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实现民族伟大的复兴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中和天水一线相连，地处亚欧大陆桥中心地带，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区位优势得天独厚。这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厚重而深远。 国务院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规划明确提出了打造全国内陆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建设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并以该经济区引领和带动西部和北方内陆地区跨越式发展。这其中，建设彰显历史文化基地，实施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研究，保护与利用，对于展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区的建设上，还从来没有过将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基地，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去规划的先例。所以，对文物工作者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在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建设中，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任务是既要全方位揭示出文化本体的面貌与内涵，又要深层研究秦人由弱到强，由强而盛的历史演进过程，以达到启迪后世，传承文明的目的。 由于古文献记述上的某些阙如，使秦人历史一些关键的瞬间或多或少变得有些模糊。所以，考古工作一直是解读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手段。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毛家坪、秦都雍城与咸阳、秦东陵及秦始皇陵等重要考古发现，丰富了人们对秦文化的认识。但大家很快认识到，由于秦文化在发展中的时空变化及复杂关系，要将上述发现有机结合起来去探索秦文化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就必须打破固有的机制，实现由相关区域和部门的联合攻关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陕、甘两省文物主管部门本着“中心带动，两翼齐飞，组织协调，整体推动”的合作理念，建立了合作机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目前已对两地文物资源的整合与展示提出了一个整体框架，建立了宝鸡和天水考古工作基地，同时也对未来的文物保护和合作发展前景设定了“考古先行、主动介入、加强保护、充分利用”的方向和思路。持续与和谐，传承与发展，是关天经济区秦文化考古工作的方向。 目前，在对关天地区秦文化的考古中，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国家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课题组，以陕甘两地为平台，以多方协作为机制，以课题项目为支撑，以学术研究为依托，围绕着诸如早期秦文化探源、秦戎关系、早期秦都邑与陵墓制度研究等方面的课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由此，大秦王朝兴亡的脉络，逐渐显现…… 陇东—追忆帝国童年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渭河上游的甘谷毛家坪遗址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从而揭开了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序幕。 在秦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关于秦族来源和秦文化渊源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文献记载的简略和缺失，有关秦族的来源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有“东来说”和“西来说”之争，而关于秦文化的渊源更是扑朔迷离。 为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都邑及先祖、先公陵墓所在，并为大遗址制定保护规划，在国家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于2004年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 当年即首先对礼县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进行了详细考古调查，新发现汉以前各类遗址70余处，其中以早期秦文化为主的遗址38处，并发现“西山坪—鸾亭山—石沟坪”、“大堡子山—圆顶山”、 “六八图—费家庄”三个相对独立又互有联系的大遗址群。 在对西汉水上游及其支流考古调查的基础上，2005年钻探和发掘了礼县县城附近的西山坪早期秦文化遗址，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发现面积约20万平方米的西周中晚期城址一座，并发掘了同时期的墓葬、夯土建筑基址、马坑等重要遗迹。2005年还在西山坪遗址相邻的鸾亭山山顶发掘了西汉皇家祭天遗址。 2006年，考古机构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较大规模的发掘，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现一座面积达50万平方米、年代属于春秋早期的城址，钻探发现20多处夯土建筑基址、400余座中小型墓葬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其中，发掘了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一处、中小型墓葬7座，“乐器坑”一座，坑中出土了具有秦子铭文的成套大型青铜钟镈及石磬。 2005年和2008年，考古机构详细调查了渭河支流牛头河流域，在清水县城附近发现了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堆积丰富的李崖遗址，今年8月—11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局部钻探与发掘，其中在一级台地上发掘了西周时期的4座秦墓和20多座灰坑。 通过近年来西汉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的考古调查，以及在西山坪遗址、大堡子山遗址、李崖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不仅使我们对早期秦文化的分布地域、文化面貌、聚落形态、经济类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在有关秦族来源和秦文化渊源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 早期秦文化的葬制、葬俗以及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特征与甘青地区大体同时期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明显不同，这说明早期秦文化并不是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李崖遗址新发现的西周中期秦墓属于秦宗族成员的墓葬，头向西、直肢葬、腰坑殉狗，随葬多件具有商式风格的分档鬲、簋、大口尊等，似乎与商文化有着某种渊源关系。由此表明，司马迁有关秦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记载是可信的，也就是说秦族东来基本可以认定。至于秦族何时、何地、因何原因从东向西迁徙则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秦族西迁至甘肃东南部后，成为周王朝的附庸，并受到周文化的巨大影响，因而，除自身特点外，也具有浓厚的周文化因素。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早期秦都邑主要有 “西犬丘”、“秦邑”、“西新邑”、“汧渭之会”几处。关于这几处秦都邑的具体位置，史学界乃至考古学界有多种说法，通过这些年的考古调查、钻探和发掘，我们认为这几处早期秦都邑都已有迹可循。西山坪城址的始建年代大致为西周中晚期，城址内的大型夯土建筑、西周陶水管道、西周晚期中型铜礼器墓、大型祭祀马坑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表明西山坪城邑的等级较高，很有可能是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所在。与西山坪城邑邻近的礼县鸾亭山西汉祭天遗址为寻找东周初年秦襄公祭天场所“西畤”提供了重要线索，也有助于说明西山坪遗址群的性质；大堡子山城址的建造年代晚于西山坪城址，为春秋早期。城址内的主要遗迹与城址年代相当或稍晚，大堡子山遗址群很可能为文献记载的“西新邑” 。大堡子山城址的建造年代与西山坪城址的废弃年代正好衔接，或者，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便开始在大堡子山建立新的都邑，并逐步将政治中心转移至此；从钻探和发掘的情况看，李崖遗址主要堆积为西周中晚期遗存，基本不见东周时期的遗物。该遗址规模之大在整个牛头河流域以周代文化为主的遗址中是绝无仅有的。再结合文献记载，该遗址为西周时期周孝王封非子为附庸的秦邑大体契合；通过对渭河支流汧河的详细调查，位于汧渭交会处的陈家崖遗址很可能是东周初年秦文公东猎暂居的“汧渭之会”。 早期秦人是在与西戎不断斗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这已在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从西汉水上游某些遗址中既有早期秦文化遗存，也有寺洼文化遗存的情况分析，早期秦人与戎人关系密切，既有战争也有和睦共处的时期。甘肃东部以“铲足鬲”为代表的文化是东周时期的西戎遗存，张家川马家塬战国西戎贵族墓地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西戎文化乃至秦戎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与西戎不断磨合中，早期秦文化也逐渐呈现强势文化生存的征兆，成为日后大秦帝国崛起中必不可少的软实力。秦人开始东出陇山，向关中沃土挺进。 雍城—帝国在此蓄势 从陇东进入关中，秦先后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三座城邑，而后最终选定了理想的定都之地——雍城。据古文献记载，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的294年间，雍城曾是大秦帝国最重要的都城，“穆公称霸”、“始皇加冕”等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就是在这里上演。 作为国都，秦人在雍城筑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垣，兴建了气势宏伟的宫殿，建造了宽阔的秦公陵园，使之成为当时各列国中发达的大都市之一。可以说，以雍城作为一处长久都城，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以后，秦国才真正揭开了其争霸中原、称雄海内的历史画卷。 自秦献公将秦都从雍城东迁后，这里虽然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由于秦国祭祀天地及五帝的畤和祭祖的宗庙仍一度保留，当时诸多重要祀典继续得以在雍城举行，因此其原有部分都城设施仍被修缮与利用。至西汉前期，雍城郊外的蕲年宫一带为西汉帝王举行郊祀活动的著名场所，所以其重要地位及其历史沿革一直到汉武帝时期。 由于古文献记述的简略或偏颇，早先雍城在人们的视线中相当模糊，而正是近七十年来几代考古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逐步揭开这座历史古城神秘的面纱。1934年，北平中央研究院在宝鸡斗鸡台发掘“瓦鬲墓”时，曾对雍城做短期的考察，开辟了考古人走进雍城的先河；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在雍城作过数次调查。1959年下半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凤翔发掘队在雍城从事勘查、试掘工作，当时把主要目标放在寻找“城”的重心上，所以在对“南古城”为坐标的城址的初步认识上取得了一定收获；上世纪70—9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雍城考古队，先后与省文管会、凤翔县雍城文管所合作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视野和力度很大，着眼点放在整个雍城遗址范围，以宏观工作模式，采取“以陵找城、城陵结合，全面调查，区域勘探，重点发掘”的方法，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布局、形制规模。除城址外，首次发现了秦公陵园、国人墓地、郊外宫殿建筑。为了进一步摸清相关遗存的沿革与性质，考古人员曾重点针对性地对马家庄春秋秦宗庙建筑遗址、凌阴遗址、朝寝建筑遗址(局部)、高王寺窖藏、市场遗址、秦公一号大墓、孙家南头和凹里郊外宫殿遗址、八旗屯与西村、邓家崖国人墓葬群等进行了考古发掘；本世纪以来尤其在“十一五”期间，雍城考古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冀望利用国家支持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机遇，为今后长远实施“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秦雍城采取以保护为中心”的目标计划提供全面科学的依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及时拟定了现阶段对雍城考古工作的基本思路，即在过去几十年来宏观工作状态下取得收获的基础上，再利用微观的方法对细部结构进行全面了解，并随之建立秦雍城地理信息系统。在考古手段上，采取“全面调查，选区域勘探，重点验证性发掘”的方针。在考古工作的理念上，遵循“与大遗址保护相结合，与遗存展示相结合，与科学研究尤其与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相结合”的原则。“十一.五”期间已确定出雍城遗址保护范围为51平方公里。 近年来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发现：在秦公一号大墓西墓道南侧发现一座“目”字形车马祭祀坑，为早期秦公大墓附葬制度及东西陵区布局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在雍岭“汉王城”一带发现西汉早期夯土台遗迹，初步认为该遗址可能系传说中汉帝来雍城举行郊祀活动地点，这一发现为探寻“三畤原”及秦汉置雍五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对秦公一、六号陵园进行复探时，发现兆沟外侧各有数百座中小型墓葬，同时对原勘探出的“中”字形、“甲”字型大墓重新做了关于墓主的认定或推定，而对“凸’字形、”目字形、刀把形和圆坑，则认为系陵园的外藏所属，并因此提出了秦公以外的夫人、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可能葬于兆沟以外，这一新发现从墓葬制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秦国社会内部等爵森严的场景，无疑对研究早期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考古人员对秦公十二号秦公陵园37号墓上建筑遗址进行了勘探，为雍城下一步实现“多位一体”的保护、展示利用与研究工作所进行的考古发掘提供前期准备；考古人员在对城址以内的“秦穆公坟”进行调查、勘探后，认为它并非 “坟”，而是战国时期雍城城内靠近北城墙处的一座高台建筑，这一考古新发现为城址保护范围的进一步认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而考古人员在对豆腐村战国陶质建材作坊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这里遗迹和遗物特别丰富，为研究当时制陶工艺流程、陶质建材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一.五”期间在雍城取得的重要收获和经验，为下一步开展全面细致的微观工作积累了经验。未来雍城的考古工作除遗址本体外，还要对其周边的丰富的聚落遗存进行调查与发掘，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最终复原秦人社会。 在以雍城为都的294年里，秦人积蓄了雄厚的实力，完成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加快了帝国继续东进的脚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