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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将清朝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来观察。清朝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客观上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清朝在中国“大一统”中有特殊贡献，但后期丧权辱国也是亘古未有的；“康乾盛世”从清史来讲无疑为盛，而从中国历史来看则是错失发展机遇的遗憾的年代。 关键词：清史 基本特征 康乾盛世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对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有直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外交、民族事务等的处理都有重要借鉴作用。中央对清史研究工作非常重视，2003年已经启动了清史纂修工程，可谓百年盛举。如何正确认识、把握清史的基本特征，全面、辩证地认识、表述和诠释清史，确立科学的清史观，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一、应当注重将清朝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 按照传统的说法，清朝纪元以1644年入关为始，到1912年，共268年；按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清史》总论的说法，将皇太极1636年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作为开始，共275年的历史。其间，清从后金时期尚处在奴隶制（或农奴制）阶段，入关之际开始封建化，1840年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就是说，清朝是自古代而入近代，临界现代，历经了三种不同发展阶段的剧变。清朝初年，国家从战争和动乱的废墟中走出，皇权比较开明，经济开始复苏，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恢复增长。清朝前中期封建专制体制形成的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在调配全国物资与人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在封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大一统”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呈现出所谓的“盛世”，使行将就木的封建专制体制回光返照般发出令人眩目的余辉。然而有清一代之衰落，或者说近世中国的积弱积贫也正是从乾隆中后期开始的。在乾隆过后不到半个世纪，清朝便开始沦于处处被动、随时挨打的境地。清朝后期，专制制度所固有的政治及文化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恶性膨胀，最高统治层不思进取、临危苟安，闭关自守、拒绝变革，传统社会的发展潜力耗竭，社会转型时期不安定因素迭加，以及在这种态势下必然发生的决策屡屡失误，客观上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延误和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清朝入关之前，中原地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曾经达到当时世界最先进水平，且不说汉、唐，即便明朝后期，虽然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等弊病凸显，但从总体实力上讲，也仍然遥遥领先于当时的欧洲。而满州人在1599年才开始有文字，1635年正式自称满州（曼殊）人，1644年入主中原，从一个偏处关外、社会组织尚不十分紧凑的部落联盟，迅速演变成为华夏之主，统率整个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在中原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其本身的情况下，不能不努力学习和适应先进的汉文化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追赶的结果虽然是加快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层次，但无论如何在短时期内无法摆脱本身农奴制的影响，更不可能突破沿袭两千年的封建经济文化的桎梏。虽然在清朝前中期，尤其是康雍乾三朝，通过鼓励农民垦荒、治理黄河水患、兴修水利、改良赋役等措施，出现了田亩增多、人口增加、商贸活跃、手工业兴盛，社会财富大为丰富，达到了“盛世”。但这也只是吸取历代特别是明朝兴盛与衰落的经验和教训，从恢复生产力和安定社会角度出发的，并非应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推行新的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中没有多少新的因素，更未能适应明朝后期以来新经济形态萌芽发展的要求；不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甚至出现向传统封建经济倒退的情况。生产关系层次的滞后反过来导致社会结构的惰性和踏步不前，正如十八世纪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社会似乎“停滞于静止状态”了。直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沿海地区虽已出现少许近代工业，但十分幼弱，传统社会结构虽已开始瓦解，但根基依然顽固，高踞于广大人民之上的，仍然是承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一个制度是否进步或完善，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使部落的结构适合于官僚组织支配，满州人于1601年开始实施八旗制度，1644年定都北京后，曾将该制度施行于华北地区，但落后的制度根本无法适应已有的经济基础，又不会创制，于是只能仿效明制，继续搞高度的封建专制。到康雍乾时期，随着军机处的设置、密折的应用，皇帝的意志已能不受任何制约地贯彻于全国，各级臣工绝对服从上司，数亿臣民俯首贴耳听命于皇帝一人，“乾纲独断”，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基本上被扼杀，整个国家机器日趋僵化，正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指出的那样，清朝“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在西方列强暴力的冲击下，十九世纪后半期，清朝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也曾力图应对危局，发动“洋务运动”，但洋务派局限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变器不变道”，目的还是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注定不可能使中国实现“自强”和“求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企图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但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高压下，顷刻瓦解，无可奈何地一败涂地。清廷本身也宣布过“预备立宪”，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则无非是想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当立宪派发动请愿时，清廷立即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加强专制统治，成立“皇族内阁”，演出了一场闹剧。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即便是内忧外患，直至面临亡国惨祸，清廷也未能因应时代的变化，适应其政治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而在制度上有所更张。实际上，这种严守“祖制”，固步自封的政治思维，正是贯穿有清一代的主流。有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所说：“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清朝前期，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强化和发展中华“大一统”思想，突破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观念，破除两千来的民族隔阂，撤除长城防御，平定边疆叛乱，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加快各民族的融合，历代没有完全解决的蒙古、新疆、西藏问题，在这个时期都得到了较好解决，并收复了台湾，增强了这些地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意识，将汉、唐、元、明以来的版图从此固定下来，为多民族的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确属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性贡献。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清朝中后期，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乃至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其丧权辱国也属亘古未有。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慈禧面对列强的入侵，为维系清王朝的统治，不仅亟亟于签订《辛丑条约》，而且竟然在煌煌上谕中声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听凭列强予取予求。从1840到1900年，清廷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支付天文数字的“赔款”，让外国租借地、租界和势力范围遍及全国，列强恣意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操纵中国政治，鱼肉中国人民。清王朝病入膏肓，王朝末日和封建社会行将就木的景象随处可见，停滞落后和民族危机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有清一朝的总体形象，不能不最终定格于此。 二、应当注重将清朝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评价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形成于秦，此后各个朝代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变更和长时间的偏离，且不断趋于成熟和完善，并一次又一次将其巨大的潜力进一步发挥。这种不断趋于成熟完善因而特别顽固的封建专制制度，越到后来就越使中国一切有可能造成制度进化的突变因素，都被其内在的保守机制所抑制和整合。因此，从历史的连续性出发，将研究清史的视野上下延伸，把它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去比较、去评价，我们就不难发现，清朝统治中国，又再一次而且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越来越阻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上层建筑，客观上确实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于到底延缓了多少年，没有必要也难于用某个标准去衡量，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测算出精确的时间。 清朝“集历代之大成”，巩固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君权臻于极致，反过来成为旧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坚固屏障，容不得任何新的文明在其内部生根开花结果。特别是此时正逢明末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有所萌芽，这种可能造成制度进化突变的因素，在强大的内在保守机制压抑下，被迫萎缩或变形，加之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目的只是要拓展殖民地，内外反动力量交互作用、恶性循环，以至到清朝未年终究也难以孕育出近代工业，也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情况下，连素有优势的农业生产的水平也停滞不前，传统农业不可能向更高形态发展，加剧了中国的落伍。当是时，有些传统大型高效农具像水力连磨反而罕见了，宋元时期就有的“一日可收十余亩，较之南方以镰刈者，其速十倍”的麦钐，到清时也基本上不用了，有的地方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其态势令人扼腕，但事实就是如此。 入关前满州文化教育不发达，汉文化对于满文化有高不可攀之感。满州人统治全国后，千方百计要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于是推行“教化”，却采取了大兴文字狱的下策，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现象，不仅有影响的思想家不可能产生，即便产生了，其思想也得不到传播，更无法突破封建经济政治思想的藩篱。明朝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还能提出重视商业、承认资本和欲望，讲讲自由、平等、博爱等类似观念，但在清朝连这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完全被压抑。当然，清朝也有启蒙思想者，从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似乎可以找到一条经世致用的脉络，但却作为“异端”，始终不入主流。而那些死读经书、善作八股的官僚士大夫们，甚至闭塞颟顸到认为洋人的腿不能打弯，提出让“义民以长梃击其足”，用木棍、“扫堂腿”就能让英夷倒地不起；有人主张“火攻”，援引的却是周瑜、诸葛亮火烧赤壁，岳飞在洞庭湖大破杨幺等的办法。这些不堪一试的奇谈，只能说明此刻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制度一样停留在古代，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经济政治发展的严重滞后。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只秦和隋是二世而亡，时间较短，而大多数朝代都是沿袭十多位甚至几十位皇帝，统治二、三百年之久。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发展时期，史称“盛世”，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有“永宣之治”称盛，更早还有鲜为人道的“战国盛世”。清代康、雍、乾三朝，农业、手工业、商贸、城市等都得到恢复和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史称“康乾盛世”。应该说这是有清一朝的成功之处，然而对它的评价历来歧见甚多，甚至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我们若把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盛世”作为参照系来整体考察，就可以看到“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清朝最好的历史时期，与历代“盛世”不同的则是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是“停滞的繁荣”，不仅没有带来新的长时期的发展动力，而且错失发展机遇，一路下滑，为鸦片战争及以后的衰败播下了种子。 从时间上看，康雍乾时期距唐末约800年，经过漫长时间的聚散离合，全国人口、经济总量已然大大增加，在新的统一初期，出现繁荣景象有历史的必然。而汉初盛唐被认为是盛世，并不仅仅是由于其当时高居世界首位的物质生产水平，同样重要的是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高昂的民族精神，整个社会洋溢着进取、开放、昂扬的风貌。汉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司马迁、张衡这样的文化科学巨人；唐代诗歌光辉永照，产生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康雍乾时期则不具备这些特征，恰恰相反，还大兴文字狱，而且比历朝历代严重，时间也更长，伤害面更广。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极端专制和愚昧，扼杀了国人的思想活力，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在学术上只能去搞考据、注疏，虽然清代考据学对中国古籍的整理确实作出了贡献，但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禁锢社会进步。历史已经证明，1911年以后，国人思想闸门一经打开，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从经济发展特别是人口上看，康雍乾时期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中国人口首次突破3亿，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一个多世纪中人口呈直线上升趋势，与前朝波浪式增长迥然有别，这一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大幅度增长的人口与大面积增加的垦田，使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总量空前增长，经济出现了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增长是“康乾盛世”的一个重要经济支柱。但到乾隆中期以后，人口膨胀的负面作用开始日渐显现，成为潜伏于国家肌体深处的长久痈患，乾隆及“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对人口的无限制增长束手无策。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不仅没有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世界，甚至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也茫然不知。靠人力和传统手工业消耗自然资源，即使取得巨大的发展，也注定会走向落后，更不可能象同时代的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的途径走出人口繁滋的困境。同时，在对外关系上，汉、唐、明代的盛世，都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历史时期。汉通西域而与中亚建立了密切的贸易联系；盛唐的长安是亚洲的政治、贸易中心；明成祖时有郑和下西洋。而清朝几度实行海禁，后虽开放四个口岸，乾隆时又将四个口岸减为只剩广州一个，明令严格限制西方商人活动，不准与中国人接触，闭关锁国，莫此为甚，自弃于世界近代文明之外，坐失振兴华夏的良机。 三、应当注重将清朝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来观察 清朝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变革的时代。清史是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最应当置于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来观察的阶段，因为其间外部环境发生了质的巨变，而这一“外势”对“内势”的极大影响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和不可避免的。 还是拿“康乾盛世”来分析。在1662-1796年这135年的康雍乾时期，西方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演进，并进行了工业革命。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欧洲，产生了大批思想家、发明家，出现了许多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发明，比如，手摇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单向蒸汽机和双向蒸汽机，焦煤炼铁新技术、巨大熔铁炉和精炼法等，使工业开始摆脱对自然能源的直接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西方各国经济出现了腾飞。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进入了较高层次，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西方社会迅速脱离原来传统社会的航线，进而猛然加速，一跃登上了同期世界文明的制高点。而面对世界性的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清朝统治者特别是号称“治世”的康雍乾三代，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茫然。于是在世界历史跨入近代的关键时期，清廷统治下的中国却出现了两大致命的反差：在亟须变革的当口变本加厉地故步自封；在大流通大开放时代到来之际加大力度闭关锁国。终于导致中国的积弱积贫、长期落后挨打。 一是抱残守缺，终致停滞。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几位皇帝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的巅峰，并且只顾行政管制的有效性，却严重缺乏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弄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层出不穷，终于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顿，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 二是夜郎自大，胶柱鼓瑟。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清朝统治者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人士，莫不以夷狄视之，固执地把外国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特别是乾隆及其臣属处置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外交使团来华，虽然抵制了英国的殖民企图，却无端拒绝其包括通商在内的一切要求，使中国在国际竞争迫在眉睫之际，又一次失去了解世界和历史转轨的机会。 三是闭关锁国，冥顽不灵。中国并非有“闭关锁国”传统的国家，秦汉时期就有类似现在“亚欧大陆桥”横贯中西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对外交流频繁，海运兴盛一时。如果说清初为了经略沿海和台湾，实行闭关锁国有点道理，但在康熙朝中后期沿海问题大都解决，在世界资本主义加快发展，海洋文明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途径时，清朝统治者却对世界大势毫无认识，鸦片战争爆发前一百年间，闭关锁国被越来越强化，根本无法与西方文明进行碰撞、交流和互动。结果非但没有使中国先于欧洲告别中世纪，反而愈加显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漫长，以至在清朝开国后近200年，国人竞然还不知地球为圆形及有几大洲、几大洋，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能不沦落于被动挨打和任人宰割的地步。 四是盲目轻视科学技术。终清一朝，弥漫着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科学的求实性在清代显得暗淡无光，某种意义上比明朝还要倒退。例如，明末军队火枪手已占半数以上，在造炮技术和火枪质量上与西方差距不很大，而清军入关200年后却仍停留在冷热兵器并用阶段，过半的士兵还使用弓矢、矛戟，热兵器仍是前膛火绳枪炮，较明末仿“红夷”(荷兰)枪炮的水平毫无进步。这就致使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士兵要用梭标与大刀对付500尊火炮。一年后，“新”火器才由没有经验的人根据200年前的书本说明，在战场上临时制造。更为荒唐的是，在广州指挥防御的湖南提督杨芳，居然视西方的长枪大炮为妖术，军舰则被视为怪物，收集猪羊血、妇人便桶来驱邪。至于以科技为先导的近代工业，在清晚期以前属于闻所未闻。在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已有电灯电话，而中国展出的仍然只是瓷器、绸缎之类。 五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进。清朝前中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土地利用上已达新的水平，精耕细作技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但与世界相比，清朝农学的理论和研究手段早已落后。1665年，英国人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打开了研究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而清朝却仍在试图用阴阳五行来阐述农业生产的机理，解释农作物生长发育的过程。农业劳动生产率方面，十八世纪的欧洲，各种以畜力、水力或蒸汽为动力的农业机械相继出现，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而中国仍然使用人畜力和自然力为主要动力，在农业经济繁荣这个量的表象下，沿袭两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与西欧农业质的差距正在形成和扩大，不可能为产业革命提供任何生长的空间。 六是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的做法相反，清朝顽固地“重农抑商”，对工商业采取从经济上到政治上控制、压抑、打击。康雍乾时全世界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有10个，中国占6个，但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工场主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城市发展态势欣欣向荣。而清朝6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伦敦，全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32%，但城市主要只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来自盘剥农村的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社会财富来源主要依靠手工作坊和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和技术工人是没有的。同时，清统治者不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外国人也只有在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行停止，就是这种情况在康熙初年也只有两次，到1667年，宣布永行停止。从此以后康熙的子孙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虽然清朝前中期对外贸易也并非绝对隔绝，但在政府垄断和压制下的封闭式中外贸易，难以产生多少活力。掌握在官僚地主手中的雄厚资金往往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沉淀在银柜里、地窖里。到了清晚期，甚至连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方向都找不到。历史是无情的，从乾隆末年到鸦片战争过了不足50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就只占世界的百分之六了，而欧洲则占到了百分之六十二，中国一下子就被远远抛到了后面。 总之，我们认为清史的基本特征应是：清朝以经济、社会发展后进态势入主华夏，仿效和发展了明制，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苟延残喘，并迅速落后于世界大势，客观上导致中国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清朝在中国“大一统”中有特殊贡献，康雍乾三朝在统筹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做得相当成功，但清朝后期的丧权辱国也是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乾隆过后不到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开始侵凌中国，中国屡战屡败，表面原因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实则根源于清廷顽固维系已然极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而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清朝的衰亡是一个由渐进和突变相互交织的动态过程，从不自觉到被迫为世界大势所左右，由“积弱”演变为“大弱”，由“积贫”演变为“大贫”，在世界历史演进至为关键的时期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始终处于被动进而挨打的局面。“康乾盛世”从清史来讲无疑为盛；从中国历史来看则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是错失发展机遇的遗憾的年代；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观察，不过是中华渐入衰境的端倪，充其量算是“东亚之盛，弩末之强”，客观上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尾声、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先导。此外，关于清朝的民族政策，过去对其全盘否定是不对的，但也不能拔高，作为封建专制制度，没有民族压迫是不可能的，清朝的民族政策在某些方面也有不成功的地方。至于明清战争，是两个统治集团相互争夺全国统治权，没有必要从性质上作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作者：向阳生，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原主任，历史学副教授；罗晓东，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干部，历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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