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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降，清王朝面对外来侵略和内部腐败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其所代表的皇权专制政治也已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同时，社会出现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趋势。与西方国家相比，晚清社会的转型表现出政治转型领先，社会经济转型相对滞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政治的变革成为决定和影响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晚清社会政治转型的起步首先是对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侵略造成严重民族危机刺激的反应，因而“富国强兵”、“救国保种”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正是这种救亡意识启动了进步知识分子了解西方的愿望，使他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由此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改革政治的要求。从立宪到共和，从改良到革命，随着社会政治思潮的不断进步，一种与新的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并逐渐冲击和瓦解着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蕴含和反映了中国政治由专制走向民主的进步过程，并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和学术。随着传统政治文化的日渐式微，民主政治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传统史学与近代社会的不相适应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一批学者开始探索史学在近代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最终提出了建设中国新史学的主张。 应当说，对于上述晚清社会政治的变化和新史学的产生，学术界已分别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将二者结合起来，探讨其相互关系，还是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希望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一 救亡启蒙呼唤新史学 救亡和启蒙是一对老话题，十几年前学者曾为二者的关系展开过激烈争论。本文无意重提旧案，只是想强调从人们赋予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来说，它们确实有相当大以至本质上的不同。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彼此矛盾的东西同时表观出来并呈现出因果逻辑，这种事情也不新鲜。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即晚清时期，启蒙和救亡相牵相挽，成为进步知识分子政治意识中相联系的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十分明显。道理很简单，救亡需要革新，而革新需要运用新思想和新观念，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就是启蒙。所以，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既是政治运动，但是启蒙运动。此时的启蒙，主要是民主政治观念的启蒙。它既为政治运动的舆论先导，也是改造人们思想的途径。政治的进步和国民思想的觉醒则被视为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条件。救亡与启蒙这两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的事情就是这样被自然地统一在一起的。 晚清社会政治发展中救亡和启蒙两大潮流在促进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的新史学。当动员一切力量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成为关注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眼中第一要务时，作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重要一分子的史学责元旁贷地应负起它从中国历史的源流方面为人们提供民族意识以增强其民族责任感的重要职责，这自然也成为知识分子的共识。然而，传统史学如果仍沿着旧的发展轨迹为传统的专制政治服务，它就难以满足以救亡、启蒙为主题的社会政治变革的需要，因此必须革新。在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对传统史学的继续存在亮起红灯的同时，也为传统史学的革命和与新的社会政治相适应的新史学的出现提出了要求。从救亡的角度看，新史学应能唤起国民的民族情和爱国心。从启蒙的角度看，新史学有着显著的民主色彩：它不再只为统治者所用，而要为国民大众服务。 运用史学这一武器来为社会现实服务，准确地说是为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晚清时期知识分子注重历史研究，改革传统史学以建立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近代社会的这种需要恰好与传统史学中所具有的为观实服务的倾向相契合。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学术，是研究过去发生之事的学问。在古代中国，史学以其“借鉴”和“垂训”功能与社会现实保持密切关系，通过记述以往的历史为后人提供借鉴，通过对古人古事的道德评判和“彰善抑恶”为传统的政治统治提供可依赖的根据与可效仿的榜样。传统史学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与传统的社会政治始终保持着一种相互适应的协调关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也是史学能够在传统社会中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然而，当传统的社会政治在近代成为改革或革命的对象时，问题便出现了。史学为传统政治服务不仅不再是其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阻碍其在近代社会继续生存的因素。与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相适应的传统史学，在晚清社会变革中遇到了革新生存还是消亡这一性命悠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和社会观实的传统对于史学在变化了的社会政治中东山再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和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增强民族责任感和鼓舞爱国心，而传统史学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以及它能够提供给观实生活中人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渊源和事迹的特点使其恰好可以承担这一重任。于是，在救亡启蒙的呼唤下，知识分子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并迅速形成一股新史学潮流。 须指出的是，自清代中期以后，伴随经世致用学风的再起，由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史学一度偏重考证、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已受到知识分子的批评，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关注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研究题目，如边疆史地、海外史地等，这就把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到了中国本土之外。这一切都是中国史学关注社会现实传统在新环境中的具体表现。这些努力和尝试是对传统史学进行局部调整，还没有能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引起的涉及到史学的根本改变，没有意识到传统史学在近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并非仅仅通过调整选题、扩展范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从研究观念、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等更为广阔的范围里进行彻底变革才能解决的危机。尽管应当肯定关注现实的史学传统对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和适应现实需要的选题的增加为新史学提供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也为学者们进一步调整和改变史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但最终使中国学者认识到史学革命的必要和必须建立新史学则是救亡意识高涨和启蒙思想发展两大社会政治变革潮流影响的结果。 晚清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外来势力入侵造成的严重危机推动了中国政治向民主方向发展，也为史学的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环境。如果说鸦片战争后这些主动调整选题以求贴近社会现实的尝试体现了传统史学在变化了的社会中寻求发展的话，那么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以及社会政治变革方向日益显明，特别是对西方史学有了更多了解之后，中国学者在传统史学中寻找出路的愿望和努力便逐渐定位于借助西方新史学理论建立适应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这一目标。正如人们看到的，史学更新、“史学革命”的口号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当救国保种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关心的头等大事时提出来的，因而新史学唤起民族责任感和爱国心，以达救亡保种强国目的的旨趣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 倡导新史学以救国保种为意旨在梁启超1902年所作的《新史学》一文的开头便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他写道：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1]。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说到：“本国人于本国历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2]在他看来，史学是记载和研究过去事实的学问。史学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记述提供给人们一种了解和认识自己国家、民族发展由来的途径。对前人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可以使人们以史为鉴，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事迹也将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这是史学借鉴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大抵由于对欧洲各国史学促进民族主义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了解，他特别强调在民族危机之时应改革中国史学，使其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中国之旧史》） 作为变法维新的喉舌人物，梁启超在倡导史学革命时的政治关怀是十分明显的。应当说，关怀现实政治、将政治与学术文化联系起来看待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当时知识分子共有的。一位显然是学者式人物的史书编辑者曾鲲化在1903年提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也。”[3]他在自己编著的《中国历史》序中写有这样的话：“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之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馨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这是把新的历史著作的出版与民族独立、国民自由联系在一起，希望以中国新历史的出现唤醒“犹醉生梦死，依然不醒”的国民，尽“四万万之一之义务”。[4]介绍曾鲲化著《中国历史》的《浙江潮》表达了与作者同样的理解：“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5]很显然，新史学为了救亡的需要被提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高度。 史学在唤起民众爱国心方面的价值得到学者的认同，同时引发了学者对传统史学的不满。梁启超指出，史学虽为中西方都有的一门学问，但中西方史学的作用却大不相同。在中国“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1]（《中国之旧史》）。中国史学在古代社会中虽然发达，史著虽丰富，但却不能在造就民族精神和爱国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深感无史之痛：“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6]这里的无史，并非是说中国没有历史，而是说中国没有与近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史学，在新史学倡导者的眼里就是没有“民史”、“国史”和“信史”为中心的史书，没有能够与民族独立进步、国家富强发展相关的历史学。这意味着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是落伍的，必须革新。 救亡的需要使史学再度成为显学，但传统史学服务对象落后，研究目的偏颇，已露出显著弊端。梁启超指出传统史学有“四弊”、“二病”和“三恶果”：“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故其“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因此传统的史书“难读”、“难别择”，令人“无感触”。总而言之，传统史学是以帝王政治为中心，为朝廷、为个人服务的，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无关。难以想象这样的史学能使民众和国家从中受益！这样的史书只有使读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1]（《中国之旧史》） 可见，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反思是建立在其能否为救国救亡的社会现实服务的基点上的。在他看来，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弊”中“朝廷”、“个人”、“陈迹”和“事实”相对应的“国家”、“群体”、“今务”和“理想”应是“新史学”的内容。因为这些新的概念更能体现新史学的精神。这样的史学也将参与到国民的生活中去，参与到救亡和启蒙的运动中去。 新史学是在救亡意识高涨的情况下提出的，启蒙思想和新的政治文化则赋予了它新的内容。救亡需要的史学是能够与民众直接发生关系的史学，旧史学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其激发民众爱国心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它以封建帝王为中心，与民众的距离太远。而晚清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传入极大地启迪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国家、民族、民权、平等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为新史学提供了新的内容。救亡与启蒙需要新史学，共同造就了中国的新史学。 二 新的政治文化规定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晚清社会政治中救亡和启蒙两大思潮呼唤新史学的出现，而在变革中逐渐形成的新的政治文化则为新史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政治文化作为一定社会中人们对政治的认知、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等等，对人们的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有直接的影响。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中心，以纲常礼教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尺度。它因维护大一统政治统治的需要而形成，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为目的。 史学作为一门研究客观历史的学问，其研究过程是通过史家的作用而实现的。史家首先是一定社会现实中的人，他们的知识素养和思想水平都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社会存在给他们打上明显的时代烙印，他们受到占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影响下，传统史家治史是以维护传统皇权政治的稳定为主要目的。因而，传统史书大都以帝王为记述的中心，明确各朝各代帝王的正统地位，并直接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的借鉴。具体说，传统史书通过对历史事实和人物的记载，彰显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思想，“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维护皇权专制制度的一整套传统礼仪习俗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传统史书要记述的主要内容。传统史学因而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载体，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可以说，传统的政治文化直接影响和造就了为皇权政治服务的、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则不断地参与维系和造就传统的政治文化。 正因为传统史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联系如此密切，在古代社会中有自己辉煌的传统史学，才与近代社会变化了的政治文化格格不入。社会政治的变革和新政治文化的形成使传统史学与之严重不相适应，主要是因为：其一，传统史学与之相适应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晚清社会中面临着逐渐被改革的状况，为之服务的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也失去了往日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权威开始被削弱。其二，传统史学把少数统治阶级作为服务对象造成史学功能政治化倾向严重，史学与百姓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相当疏远。其三，传统史学所体现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封建政治文化与晚清社会民主政治文化相比是落后的，不仅不符合新的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且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思想和新观念的传播。显然，以适应封建专制政治文化而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传统史学很难在新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中继续存在。 晚清知识分子从中西冲突和对比中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政治落后于西方是使中国处于劣败境地的主要原因，于是改革中国政治的呼声日高，直至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在晚清政治变革过程中，政治理念的变化是政治制度变化的前提。前者的变化意味着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传统的政治文化逐渐让位于新的以民主为指向的政治文化；君主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权威减弱，政治权力下移；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价值下落；新思想、新文化和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思想广泛传播，至清末竟出现了发展为社会思潮主流的趋势，等等。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向民主方向演变，也为新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 传统政治文化的逐渐瓦解，造成了传统史学价值天平的失衡。新的政治文化的形成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新史学，并为新史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新的史学观念是建立在新的政治文化发展需要基础之上的，而史学观念的变化则引发了变革史学研究体系的意识。 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其更新很大程度上是史学研究者在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对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因素有所认识从而对历史有新的感悟的一种表现。近代社会政治变革所产生的新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对新的民主政治的认识和心理认同，直接引起史学研究者对史学认识的变化。新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又通过史家的工作表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体现在具体的史著里，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和价值判断标准。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建设新史学都是以这种新的政治文化为价值标准进行的。 具有新的政治文化特点的新史学观念使得学者在史学研究对象、内容及方法诸方面都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新史学的研究对象从以帝王为中心的统治阶级扩展到成为新的民主政治社会中主角的国民或民众；研究内容由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政治史转向更为广泛的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历史。学者也不再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是要按照社会或“国民”的需要，用进化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总的来看，晚清史学转变的明显趋向是由过去以君主统治为中心的“君史”向新的政治理念所要求的“国史”、“民史”转变。 晚清学者认识到传统史学不能满足近代社会的关键原因是传统史学为帝王服务，而不能为大多数民众服务。他们批评旧史学是以“君”为中心的史学，研究的重心是“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7]，是“君史”而不是“民史”。1897年，梁启超在《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中明确区分“君史”、“国史”和“民史”，提出“民史”、“国史”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主要内容。他说：“民史之著盛于西国，而中土几绝”；“中土两千年来，若正史、若编年、若载记、若传记、若记事本末、若诏令奏议，强半皆君史也。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唐会要》、《两汉会要》诸书，于国史为近，而条理犹有所未尽”。[8] 梁启超的论述虽不是专门讨论史学问题，却清楚地反映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给他以崭新政治眼光来看待中国史学得到的全新认识。这种由新的政治文化带来的认识中国史学的视角在当时的学者和史家中间同样普遍存在。 对以“君”为中心的旧史学不满和对以“民”为中心的新史学的深切期盼，是新的政治文化影响的结果。“民史”是相对于“君史”而提出的，“民”即国民，主要指的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群体。“民史”要研究的当然也就是国民进化的历史，而不再是以君为中心的少数统治阶级的事迹。国粹学派史家邓实指出：“民史”就是“能叙述一群人所以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人之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6]。可见，“民史”也就是全体国民的历史，“民史”取代“君史”也就是以多数人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取代以少数人为中心的史学。 晚清时期学者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和新的政治观念作为标准重新认识传统史学，对史学向“民史”方向进步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运用这种“重民”的史学观念，梁启超最先系统地对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传统史书中的“正统”、“书法”和“纪年”都体现了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旧史学思想。他指出，旧史书之所以重“正统”，一是“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一是“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正统”之立“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传统史书中的“正统”是为统治阶级所用的工具，而在英、德、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统”应“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1]（《论正统》）传统史书所用的“书法”和“纪年”同样也是以帝王的需要为标准的。他明确指出，重视帝王“正统”的旧史学不符合民主政治以民为重的基本观念，在近代社会中是落后的，不能为近代社会所用。梁启超的分析和论述与新的政治文化是合拍的。 值得指出的是，晚清学者重视“民史”风气的形成，也归功于译介日本和西方新史学著作。但社会政治向民主方向进步，以及民主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显然是既为学者接受和运用新的史学范式提供了思想基础，也构成了新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推动力。 三 政治改革措施的实行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晚清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民众逐渐代替君主成为新史学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而迅速展开的政治改革，如新政和预备立宪等，则为新史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清政府1901年始在朝野一片改革政治的呼声中实行新政。“新政”措施主要有“练兵筹饷”、“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以及“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等。分别来看，这些措施涉及的是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改革，但从整体上看，每项具体改革都是围绕政治改革展开的。1903年开始的立宪运动更是一场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运动，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则可以视为将政治改革推向深入的表示。 尽管清政府的本意是维护自身利益，但“新政”的实行确实起到推动政治改革的作用。一方面，“新政”客观上造成一种政治改革的声势，这对守旧派是一个打击，有利于民主政治观念的广泛传播和政治改革的继续推进。同时，“新政”和“预备立宪”也肯定和强化了晚清政治改革向民主的方向发展。后者为以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目标的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氛围。另一方面，“新政”和立宪运动使晚清社会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是为先进的民主政治思想传播提供了较好的环境，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二是提高了国人引进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情；三是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中国政治和思想文化进一步变革积累了物质条件。 晚清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潮流以及革新的思维定式，为学者改革中国旧史学提供了启示和社会环境，而具体的改革则为史学的进步创造了条件。例如，“废科举兴学堂”就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发展。 首先，办新式学堂和废除科举，使青年人从传统教育只读圣贤书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胡适和顾颉刚都曾回忆他们小时候读史书是背着大人偷偷读的，这种情况在新式学堂中就不会发生了。科举的废除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的依赖，新式学堂则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其次，新式学堂课程的设置更为合理、全面。1904年1月提出的《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初级师范学堂完全科应修的科目包括历史科在内共有十二门。同一时期的《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把文科分为文学和史地两个专科，历史是两科的必修课程。历史科作为必修科目，开设在学堂里，反映了新式教育对历史学的重视。再次，课程的内容依照新学设计，历史科的内容做了较大调整：不再只讲授传统史学历代帝王大事，而是增加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大事，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张弛，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9]，其范围也不再限于本国史，而是包括了西洋和东洋历史。 晚清开始的新式教育与旧的教育相比明显不同之处还在于新式学堂在为青年学生提供更好的有利于学习新知识的场所同时，为新知识和学问的传播提供了方便，有助于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传播，也为思想观念的更新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新学术、新史学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五四时期一些有影响的青年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新学堂的教育。他们在新式学堂学习到自然科学和与史学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因而比接受传统教育的老一代学者掌握了更为丰富的学识，有着更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加上时代赋予他们的创新意识，使之具备了承担建设新史学重任的条件。 新式学堂的历史教学还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编纂，直接推动了新史学的实践。由于新式学堂讲授的历史增添了许多过去史书关注不多的新内容，传统的史书在体例上和内容上已不能满足新式历史教学的需要，于是有了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一些学者在翻译和利用外国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开始仿照其体例和形式编写中国自己的新式历史教科书。1903年至1906年短短几年间，就有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数部新式历史教科书出版。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新的史学理论和观念，在内容和体例上与传统史书有明显不同。如在体例上多采用新式章节体，以时间顺序来叙述历史的发展变化，不再把帝王统治者作为历史的记载中心等等。这些新体例的历史教科书展现了新史学的精神，开了中国新史学著作的先河，把1902年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引发的新史学潮流推进到具体的实践阶段。 此外，“新政”在培养人才方面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使中国学者有了直接了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可能。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进行的。在中国史学转型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些学者大多是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这也应该算是晚清政治改革对新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吧！ 【参考文献】 [l] 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东籍月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曾鲲化.中国历史·总叙[M].转自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A].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曾鲲化.中国历史出世辞[J].上海：政艺通报，1903,2,(9). [5] “绍介新书”[J].浙江潮.1902,(6). [6] 邓实.史学通论[J].上海：政艺通报，1902,1,(12,13). [7]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 梁启超.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A].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9] 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Z].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Z].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