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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考古学大致说来就是研究古史上夏商以前的中国考古学。夏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记载，按理说不是子虚乌有；但是考古学上目前还没有发现与之相对应的文字材料，所以至少目前对所谓夏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也还可以划入史前的范畴。所以很显然地，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或者说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问题，离不开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是由它所已经积累的材料和所做出的贡献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中国作为世界地理单元中重要一元的位置所决定的。研究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的许多一般性、关键性问题，离不开中国这个舞台，这差不多已经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中国自1918年发现周口店远古人类遗迹以来，就成为国际古人类学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近百年来，我们积累了从直立人到现代智人的大量化石材料，同时还发现与之相关联的远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包括众多的石制品、骨制品和用火遗迹，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直到今天也还是研究直立人发展最重要和最丰富的材料之一。八十年代以来，对周口店洞穴是否人类居住遗址、当时人类是否用火的争论，充分说明中国的材料在理解、诠释远古人类进化方面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我们又相继发现了二百多万年前的巫山人化石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大约同时期的石制品，这些发现虽然远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中国从直立人以来每一个重要时期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的众多发现，无疑为人类的进化和迁播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无论研究最初的人类是起源于非洲还是亚洲，现代智人是否从非洲独立起源然后传播到亚洲东部地区，中国的材料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在许多关键问题的讨论上，中国的化石材料和研究都被国际古人类学界加以重视并提出来作为讨论的依据。 人类历史发展上另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是农业的出现。它是后来人类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经过百多年的研究，我们现在大概知道世界上主要有三个农业起源中心，即近东、中国和中美洲。前者是小麦、大麦的起源地，中国是水稻和小米的起源地，中美洲则是玉米的起源地。七十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以前的稻谷遗存，改写了栽培水稻起源的历史，认为水稻起源于我国长江下游而不是传统上认为的印度。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又相继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和河南舞阳贾湖发现距今八千前以前的炭化水稻遗存，在江西万年仙人洞等地还发现万年前后的水稻硅酸体，目前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承认。在华北，粟作农业的可靠证据，可以追溯至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八九十年代发现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不仅发现了华北最早的陶器，还发现了石、骨、角、木制品，其中作为食物加工工具的石磨盘、磨棒，揭示最初的农业活动大概已经开始，尽管还没有发现粟作农业的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在发现的动物骨骼里面，还有可能是家养的鸡、狗和猪的骨骸，这也为研究华北地区家养动物的起源提出了新问题。中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为农业的起源以及与此相关的家养动物的起源和陶器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材料。目前的考古材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蓝图：中西方文明所赖以形成的物质基础是不一样的，比如，近东和西亚一般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源头，它所倚赖的主要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它所倚赖的主要肉食是食草类的山羊和绵羊，它有一个相当发达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农业出现远在陶器之前等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也有一个相当长期的新石器时代，但是它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小米，它所倚赖的主要肉食来源是杂食的猪，陶器的出现远在距今万年以前，与农业出现的一样早甚至更早，中国没有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明确证据等等。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自然地理单元，有其独特的生物种群和丰富的生态类型，研究农业的起源以及与此相关的许多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性问题，都离不开中国这块地方。中国史前考古学所以被国际考古学关注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是另一个令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大课题。众所周知，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历史的时髦讲法是从《诗》三百篇开始的，此前的历史因为证据不足而付阙如。1921年发现仰韶文化以后，虽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原始文化，但又相信它是从中亚传播而来。这就是中国文明西来说。后来中国考古学家在东部沿海地区发现龙山文化，为殷商文化找到了更近的源头，但又提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五十年代在河南陕县发现庙底沟二期文化，明确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是龙山文化的源头，否定了二元对立说。同时加上又在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的二里冈期商文化、偃师发现了更早的可能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文明单线发展的中原中心论，一方面中国古代文明被认为是本土起源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原之外地区的中国史前文化都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各地区考古材料的积累和碳十四年代数据的测定，发现各主要地区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脉络和高度发展的文化成就，并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做出了独特贡献。这样一种全新的认识来之不易，但是要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劳动。根据考古发现，西方学者建构了国家起源的诸多模式，比如所谓城市国家、疆域国家或者乡村国家模式等等，这些理论模式大都是以其它地区的材料为基础的，研究中国的西方学者把这些模式运用到中国国家起源的探索上，提出了自己的诠释理论。这些理论有无普世性，必须接受中国材料的检验。实际上关于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以及人类文化发展的诸种理论模式，也必须接受中国材料的检验。脱离了中国的材料，这些个理论模式就是不完整的；离开了中国的材料和研究，任何世界上古史的写作必然是有缺陷的。 1981年英国著名考古史家格林·丹尼尔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 1981, p.211.)差不多同时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菲力普·德·梦特贝罗也认为“中国目前的考古学注定要像十九世纪的考古学揭露出古代希腊的世界那样---既证明后代史家某些重要概念的错误，同时也把神话和消失的王朝还原为历史----来展示古代中国的秘密。”（Treasures from the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0, p.6）。其实这样一个过程还刚刚开始，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的增多，中国在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上的重要性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识，这是可以肯定的。基于中国考古材料提出对人类发展规律性的一般认识或者根据中国考古材料修正或补充根据其它地区材料提出的规律性认识，将成为中国考古学者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比如说环境的变迁，也往往离不开史前考古学的材料，因为研究长时段的文化发展和人地关系的演变，是考古学的独到之处，实际上在这个方面考古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8月2日第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