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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19岁时入京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蕙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启超九个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入清华学校留美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留学期间，梁思永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1927年初，他写信给父亲，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作毕业论文。 父亲回信，从出席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他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 父亲的信，是一点点收拢的风筝线。于是，梁思永提前回国担任助教，在清华学校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所出土的部分陶片，并写成英文专刊《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创时代，裴文中在周口店，李济、袁复礼在仰韶，董作宾在殷墟……纷纷扬起了锄头，开始了中国人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历程。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古代科学”。他提倡学者走出书斋，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传统。他把麾下的考古组始终锁定在田野考古的方向上。 梁思永1930年回国后，正式参加史语所考古组。他只身赴黑龙江昂溪遗址进行发掘，而后去通辽河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后，这个地区的考古发掘只好中断。 梁思永转而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他在发掘方法上提出了明显的改进。殷墟发掘首次由董作宾主持，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了“殷墟淹没说”；第二、三次由李济主持发掘，也赞同这一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彻底摈弃了“殷墟淹没说”，开始确认版筑上的柱础石和窖穴等考古遗迹，复原建筑遗址。 梁思永还主持了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冈的发掘工作。城子崖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着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通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梁思永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明确了仰韶（彩陶）、龙山（黑陶）和殷商（青铜）文化的迭压关系，首次判断出这些文化的发展序列，这后冈三迭层的发现，建立了中国考古学的典范，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 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今天，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 1941年梁思永、董作宾合著的中国第一本大型田野报告《城子崖》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决意以四川为抗战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中央研究院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化整为零,以所为建制,陆续迁徙。史语所先由北平北海静心斋迁至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南京的北极阁；后再迁湖南长沙城东边的圣经学校；不久又由长沙撤退昆明。梁思永受命于危急之中，临时代理史语所所务，领着史语所同仁，带着妻女，颠沛流离。 每次转移，梁思永都指挥全体同仁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押运到目的地。 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却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 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劳干、陈述在昆明曾写信向在重庆的傅斯年所长报告： 学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长途运公家要物来此，李启生、高晓梅诸君费力甚大，梁（思永）先生尤卖力气，生等亦随同料理，不敢分一、三组畛域，亦不敢辞事务工作也。…… 很快，昆明上空的轰炸也越来越密。傅斯年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最后选定了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1940年10月底，梁思永一家迁到李庄，住在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办公，罗南陔家在镇上的江边，两下隔着七八里地。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两夜一天。在板栗坳的办公室，他忙于工作，不舍昼夜。虽然是室内案头，但拼命的精神，不逊以往田野工作。 梁思永的助手石璋如曾这样回忆： 梁先生在昆明时，他骂昆明的气候，不冷不热，造成人们不死不活，没有一点进取心。迁四川后，夏天闷热，冬天湿冷，称得上有刺激性。第一个夏天，日间工作之暇，他穿着背心短裤打乒乓，以保持健康。晚上不但闷热流汗，蚊子又结队来叮，不能作工。只好在戏楼院的观赏台上燃火熏蚊，大家围火而坐，谈天说地，一面用扇驱蚊，一面用扇取凉，烤火摇扇，别有风味。 梁思永早在30年代初就得了肋膜炎，1941年2月，梁思永又突然病倒，当时他的妹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正在去四川的路上，当她们在广东祖父家里暂住时，收到梁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gthing may happen any 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度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用英语写成的部分也就是最机密的内容，梁思成的用意显然不愿让家里更多的人担心。 梁氏兄弟的困境，曾引起傅斯年的同情。1942年4月18日他给朱家骅写信申请救济，当中说道：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 ……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 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因兄在病中，故写了同样信给咏霓(翁文灏)，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 傅斯年为思成、思永兄弟请来的这笔款子，无疑是雪中送炭，解人危急。史语所的档案里，却留下了贫病交集的梁思永高尚清正的背影： 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年代，梁思永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仗义轻财，淡泊名利的典型。 关于那段岁月，我曾采访过梁思永先生的独生女梁柏有老师。那时她仅仅七八岁： 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住后院，后来我们上了板栗坳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的头盖骨，很害怕。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我母亲叫李福曼，是我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她是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就没再工作，主要是照顾我和父亲。 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新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张照片，是当年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他让我在他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自己去拿尺子来打手心。 2003年，我从梁思永当年的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也引证了当年的情景：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 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的父亲、著名词学家李权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的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正适合梁思永养病。 我父亲留了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了梁思永。书房里两边是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可作办公，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用。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千册的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品柜和大衣橱。梁思永一家很满意这个环境。 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要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 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 罗萼芬当年在同济附中读书，他也许不是很清楚梁思永的工作性质。当时梁思永是考古学家，正在赶写安阳西北冈考古发掘报告。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曾记下当时的情景：（四川）气候对于他的身体不适，第二年的初夏即卧病不起，由山下搬到山上的戏楼院旁，居住养病。在病榻旁放置几案，把所需的资料放在一旁，另制一块木质写板，把纸张夹在木板上，可以坐在床上，垫起后背随时书写，他这种精神和毅力真令人佩服，终于完成了报告的纲领，分为十三章三表。 西北冈报告还未完成，梁思永就去重庆动手术。后来政权更迭，史语所迁到台湾，未完稿也被运走。梁思永先生作为西北冈发掘的领队兼报告撰写人于1954年过世，史语所委请梁思永先生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遗稿。 李庄的病榻上，梁思永除了写作，更多的时间是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40年代初梁思永在李庄求购、借阅的一批便条，计有：日文书籍12种、《康导月刊》一卷一至四期、《康藏史地大纲》二种、《西昌县志》、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东方书社出版的《现代西藏》、《蒙古音史》、中华自然科学社监印的《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四——地理气象组报告》所附各图一份…… 板栗坳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她说： 我们喊他硬人，他从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碳（木炭）火上炕一下就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 有一天，梁先生说我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抬起走的，铺盖笼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得了肺病，肋巴骨都取了几匹。 梁思永是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李庄去重庆治病。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躺在病床上主持着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一代。工作辛劳，体力透支，1954年春心脏病再度发作，4月2日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