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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8>一点一面：最早“中国”的两大特质 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华夏第一王都”的中国之最 我们不妨先列举二里头遗址的若干重要发现，从中可以窥知它作为王朝都邑的高度发达与复杂程度，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这里是—— 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 与早于它的众多的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详后）。 鉴于上述，我们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而在当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二里头文化，则成为东亚地区各族团在走向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第一支遥遥领先的核心文化。 从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上看，量变的积蓄是绝对的，质变不过是人们从哲学或史学的高度进行的宏观而抽象的概括定性。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文明的演进是一段路途而不是一道门坎，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历史事件。但这一演进过程也不是匀速的，还真的有一些跳跃性的节点，可以称为“突变”或“巨变”，让考古学家们精神为之一振。譬如上面谈及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众多的中国之最，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考古学家还没有在早于它的龙山时代中找到其直接的、顺畅的源头。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也给人以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也许，这样的关键性节点就可以叫做开创历史的新纪元吧。 <最早的中国9>六大文明，影响世界历史的两大体系 按着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的观点，北非的埃及文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文明、东亚的中国文明、美洲的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是全球范围内的六大原生文明发祥地。其中前四处位于被称为“旧大陆”的欧亚非大陆上，其兴起的时间在公元前3500～2500年之间（这里，我们以邦国时代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后二者则地处被称为“新大陆”的美洲大陆，兴起时间已在公元前后甚至更晚。由于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在形成过程中都受到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若干影响，而安第斯文明也受到了中美洲文明的影响，所以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上述六大文明又可归纳为三个大的文明系统，即以西亚为中心的近东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以及美洲文明。 美洲大陆的两大文明系统出现较晚，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产生的，其发展的程度相对较低，对后世历史的影响也比较小。因此，一般所说的“四大文明古国”，指的是兴起于欧亚非大陆、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批文明实体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和中国四大文明。西亚两河流域周围并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以那里以种植小麦为主的旱地农业体系形成以后，很快就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到纬度相近、地形和气候条件相似的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在这三个地区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印度河文明。其中，埃及文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始终以尼罗河及其邻近的沙漠边缘区为中心，相对孤立；印度河文明（哈拉帕文明）仅延续了1000年左右即告消亡。因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中国文明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原初文明。 正因如此，西方学者在纵论全球文明史时，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的持续性特征帮助中国人形成了独有的持久的自我认同感。这种特征也意味着中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一样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渊源之一。”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也指出，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最主要的是两极，即以西亚两河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和以东亚大两河流域（指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根基发展起来的东方文明。这两个大的文明体系是独立起源的，在早期也基本上是自行发展的，只是到了西汉和罗马帝国的时期才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接触和交往。此后这两个文明体系本身的发展和相互关系，便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 <最早的中国10>“旧大陆”的大河文明 欧亚非大陆上这四大文明都兴起于大河流域，因而被不少学者称为“大河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于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兴起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文明兴起于印度河流域，中国文明兴起于黄河和长江流域。 这些文明发祥地基本上位于北回归线至北纬40度线之间的暖温带和亚热带，其共通之处是河川及其两岸都有肥沃的冲积平原，这些平原上都孕育出了发达的农耕社会。各个农耕社会的兴起及其内涵存在着地域、发展阶段和演变过程等诸多的差异，同时也存在着某些共性。这些文明中心农业都高度发达，积蓄了丰富的剩余农产品，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聚落的扩大、贸易的增加和分工的细化。一般认为，在这些大河流域，治水和灌溉需要大规模的共同作业，因而产生了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和统率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大河流域的人工灌溉，是在建立了文明和国家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的，应该说是文明的结果而不是文明的原因。无论如何，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国家的出现是大河文明发展的共同结果。 <最早的中国11>还有学者认为，爱琴海也是一大发祥地 除了这些“大河文明”，在号称蓝色星球的地球上，当然还有若干以岛屿为据点的独特的“海洋文明”。追根溯源，它们应是大河文明先驱扩展的结果，但同时又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表现出不同于大河流域文明的特色。有的甚至被认为也属于文明的发祥地，如爱琴海上的米诺斯文明。 约公元前1900年，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区域的克里特岛上发展出了米诺斯文明。“米诺斯文明”一名，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克里特贤王米诺斯。米诺斯文明又称克里特文明，属于该地青铜时代的中晚期。它是欧洲最早的古代文明，也是希腊古典文明的前驱。以精美的王宫建筑、壁画及陶器、工艺品等著称于世。一般认为，它是在对外贸易中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影响。如建筑模式、数学以及线性文字等，都可能模仿自埃及文明。政治结构也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相似。有的学者将其形容为具有华丽的“王宫文化”的，纤细优美、个性丰富的女性化文明。 这一文明终结于公元前1450年左右，此后的克里特为迈锡尼人所占领。米诺斯文明的兴盛期，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 <最早的中国12>文明古国异同观 学者们在对各大文明古国的比较研究中，经常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它们的特色。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们的本质特征。 如相对于上面提到的米诺斯文明的华丽而纤细的女性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则被认为极具睿智而充满男性的雄浑。它与埃及文明相比，活力四射但又具有不稳定性，政治经常以区域性的城市国家为基础发生变动，因而可以称为充满荣枯盛衰的、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的动态文明。这支巨大的文明因其地理上呈开放之势而有文化上“杂交”的优势。这与中原文明是颇为相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极具特色的楔形文字泥版、宏大的神殿建筑等“粘土”来表现自我。巨大的“庙塔”是这一文明的标志性建筑。 埃及文明虽然在形成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但以象形文字和包括金字塔在内的巨大的石造建筑为象征的文明极具独特性。它在相当程度上与外界隔绝，可以称为相对稳定的静态文明，像作为这支文明惯常使用的重要材质“石料”一样。尼罗河水流稳定，以洪水的可预知性著称，它被视为让人感恩的永不枯竭的慷慨好施的源泉，而不像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那样被看作是带来洪水的罪魁祸首。从这一点上看，中国文明与后者接近，黄河母亲虽孕育出了华夏文明，但在历史上，它基本上是作为“害河”而出现的。治水与救灾，是贯穿古代中国史的一个重要的主线。 在埃及，社会稳定、政治集权和对安然之死的追求（来世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是这些因素促成了大型墓葬纪念物和木乃伊的保存方式的产生，有学者称其为“墓葬文化”。强大的政治结构和谨慎的墓葬安排之间的联系在中国文明中也存在，尽管二者在具体的宗教信仰方面差别很大。 <最早的中国13>全球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 就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兴起的时间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即已出现了国家，产生了文字、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等大多数后世文明所具有的特征。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700年或稍晚。再向东，从乌拉尔山脉一线到印度洋以东的广大地区，因地理的阻隔而很少受到西方文明的刺激。约当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已出现了若干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可以被称为“邦国”的政治实体，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等。这种“万邦”林立的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才出现了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早王朝、埃及文明的早王朝和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帕文化那样的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就现有材料而言，这批东亚最早的青铜文明的兴起，似乎不能认为与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的东传全无关系。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分布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若干人类社会都大体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跨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分水岭，即进入新石器时代，发生了“农业革命”。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大文明发祥地也不例外。可以说，中国文明孕育和发生的时期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不相上下，只是充分发展时代的到来稍晚一些。 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很难同外界发生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同时，即便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力度也大打折扣。因而，中国史前文化及早期文明基本上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下起源和独自发展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全球所有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中，中国是唯一一处独立形成且在数千年间连续发展的文明，其他数支文明在经历了各自的辉煌后，都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至今天的考古学家对这几支文明创造者的族属和来去行踪等，仍然没有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最早的中国14>历史清晰度：另一视角的比较 读上述几大文明发祥地的历史书，你会觉得其信息含量和叙述的细致程度，远远超出我们对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了解。原因何在？关键取决于当时的文字文献材料的丰富程度。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即发明了象形文字，后来发展出一套系统的表音符号，其文字是刻于泥版上的楔形文字。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写下了世界最古老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与二里头文化同时代的古巴比伦时期，已有了著名的刻于石碑上的《汉谟拉比法典》。埃及文明使用象形文字，写于纸草上或刻在石头上，同样留下了大量的带有丰富的历史信息的文字材料。此外，这些文明中心还保存下来为数众多的显现生活细节的图像。考古学家凭借这些文字和图像，可以进行详细的编年，可以复原当时的日常生活，甚至深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宗教活动。 爱琴海的米诺斯文明使用的线性文字，据研究系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这支文明也有保持大规模文献记录的传统。 在印度河文明中，虽然也发现了不少铭刻在石、陶、象牙上的字符，出土的印章上保存了一套复杂的文字系统，但因至今仍无法解读，所以考古学家对这支文明的了解远不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这与早期中国的情况是相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