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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08）年適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墟發掘八十週年，我們已經在十月十三、十四兩日舉辦了學術研討會。我不是考古學者，沒有資格從考古的角度討論殷墟發掘的學術意義。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只想把它放回一九三○年代的學術史脈絡（引證的材料則下及一九四○年代），看它在當時引起何等的震動。 在李濟領導下，中研院史語所從1928至1937年在安陽殷墟的十五次田野發掘，發掘了小屯宮殿宗廟區及西北岡王陵，另外在安陽其他地點也做了試掘與調查。小屯與西北岡的發掘揭露了殷商王室豐富的物質文明，許多重要發現（如王陵區規模、牛鼎、鹿鼎，1001號大墓大理石雕，YH127甲骨坑）是到現在仍無可取代的。而且史語所安陽發掘報告的整理與出版，如《中國考古報告集》（小屯、侯家莊、古器物研究專刊等二、三十巨冊）等，建立了中國考古報告的標準。這些報告以文字記錄翔實、繪圖精細、照片資料詳盡為特色，代表了第一代安陽考古學者嚴謹的學風。 史語所的安陽發掘以新的考古學研究手段豐富了商代歷史，扭轉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文化西來說與疑古派的學術偏見，這是中國青銅時代與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事件，同時也是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的最重要里程碑。 殷墟發掘時疑古史學仍具勢力，而且在殷墟發掘之前，學界流行著一種意見，認為商可能還是石器時代。胡適在《古史辨》第一冊所寫的〈論帝天及九鼎書〉中，便曾引瑞典學者安特生的話說：「（安特生）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這類想法在當時頗有影響，顧頡剛就說「我覺得周代始進入銅器時代的假設頗可成立」。 這類想法被殷墟發掘推翻了，使許多人轉而相信《史記．殷本紀》中的記載可信，把中國信史向前推進，帶動一種重新檢討疑古學說的空氣。朱劍心的《金石學》中這樣記錄著：「而近時若干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史之學者，言殷為石器時代之末期，證以最近代河南安陽殷墟發掘所得之遺物，其說亦謬。」我們重讀徐旭生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尤其是〈敘言〉及第一章〈論信古〉亦可看出這一點。他說：「我們看殷虛所出的文字與器物，就可以知道當日的文化已經相當地高，離文化的黎明時期已經相當地遠。如果前面全是漆黑一團，何以到此時文化有忽然的突飛？」（〈論信古〉）徐旭生又說：「我們看見商朝後期冶鍊極精、花紋豐富的銅器，就感覺到在當時銅器的使用已經相當地長久，然則數百年以前的堯舜時代，以至于千餘年前的黃帝蚩尤時代，全已使用銅器，非不可能。」（〈敘言〉）所以他進而主張「疑古的路既然走不通，我們就應該改走信古的路」，這也促使徐旭生認真進行古代傳說的分析。胡適在看到殷墟出土的精美銅器之後，他的古史觀點也有過劇烈的改變，由先前的疑古走向「重建」的態度（關於這一點，我在《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乙書的一篇文章中曾經論及，此處不贅）。由此可以看出殷墟發掘扭轉一代學術空氣的力量，人們逐漸轉而相信古代歷史很長、程度很高，因而對過激的西來之說也產生有力的質疑。 殷墟發掘時，人們對於古代知識可以用考古發掘的方式獲得，也感到相當新鮮。先前在疑古風氣最盛的時候，李玄伯寫了一篇文章〈古史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法〉，認為那個解決辦法即是「考古」，因此考古成了各種爭論的「最高法院」。蘇秉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殷墟發掘之後，有人才敢將商朝放在上古史的一開頭，他指的或許便是張蔭麟的《中國上古史綱》。胡適即曾特別提醒人們，張蔭麟的書從商代寫起，是因為當時殷墟已出土大量東西。 殷墟的田野是現代中國考古人才的搖籃，夏鼐說他在一九三五年春初次參加殷墟考古時，是「第一次到考古的聖地」，用「聖地」二字足見其態度之鄭重。從這個田野工作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所形成的考古發掘方法與規範，乃至所形成的學風與習性等（譬如李濟的訓條「考古者不收集古物」），一直影響到今天。 法國漢學權威伯希和於一九三五年訪問殷墟的發掘現場，接著在一九三七年於哈佛大學三百年校慶的演講中說，殷墟考古一舉將中國信史向前推進一千年，又說殷墟發掘是當時全東亞學術界最重要的成果，由此可見當時國際學界對它的重視。在一九五○年之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在殷墟作了數十年工作，從而建立殷墟的陶器年代序列，釐清殷墟遺址的範圍，而婦好墓、洹北商城、大規模手工業作坊的發現與研究更是成果豐碩，意義重大。關於這一部份，就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談的了。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