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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即对彼此意图和动向、对俄英为主的他国动向的认识和判断，一误一准，从而导致中方迟迟不立足于战守而忙于交涉，陷入全面被动，日方全力推行挑战方针，军事外交均占主动。双方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差异巨大，除了受制于各自立场动机外，也是由于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对国际事务的不同观念和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所致。笔者认为，比较和研究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助于对中国失败的原因得出新的认识。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日本蓄意向中朝挑起战争，接着是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介入中日争端，局面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这个问题学术界似未专门研究，本文试以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以求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 一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中日对彼此意图、动向的判断。众所周知，日本借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的形势出兵，其始意在于挑起侵略朝鲜与中国的战争。就在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名决定对朝出兵的6月2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与外相陆奥宗光等，已商定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但中国统治者却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袁世凯在1894年5月底接到朝鲜政府请援要求时，虽然对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对朝出兵的可能性不无担心，但却被日方宣称“必无他意”所迷惑，轻易地放松警惕，很快派兵赴朝。当日本6月2日决定对朝出兵、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实行军事动员之后，李鸿章等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欲速退倭兵，惟有速图剿匪”（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甚至在6月16日和18日接到驻日公使汪凤澡关于日本增兵至5000余、“其布置若备大敌”的报告后，李鸿章还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似乎日本是否寻衅挑战，全视中方派兵多少而定。应该指出，李鸿章的上述认识与判断，至少在6月16日日本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六条之前，基本上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即使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龢，在6月14日还说“我兵将归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478页）；至6月22日，总理衙门还认为“但能将贼事办有切实头绪，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6月25日以后，一部分人改变乐观调子，说“口舌之争，已属无济于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即便如此，晚至7月18日，他们还是希望日本“悔祸”、“情愿就商”，幻想“不战而屈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 与中国统治者相反，日本当局自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后，对清政府会作何反应，挑战后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与其较量，早有明确估计。他们深知清政府高度重视朝鲜与中国东北唇齿相依的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料定东学党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必会应朝鲜政府之邀出兵，认定这是造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的大好机会。中、日在朝对峙局面出现后，日本政府又认准清政府最担心宗藩关系削弱，认为抓住这一点做文章，清政府“十有八九”不会轻易让步，这样就能激化矛盾，恶化中日关系。对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对付日本挑战这一点，日本政府认为：清朝“依然墨守古习”，派系林立并且互相倾轧，“不确立自己立脚之地，单恃外力之援助”，李鸿章并非“豪胆逸才”，没有“非常之决断力”，只不过是“善视事机之利害得失之人”，清政府“缺乏中日两国间纷扰不解时不得不诉诸干戈之决断”（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 其二，中、日对他国动向的判断。甲午战争前的朝鲜半岛，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军事对峙的局面一出现，俄、英等国便打着“调停”的旗号，频繁插手。它们的真实立场与动机，事后虽然尽人皆知，但在当时，却是扑朔迷离，不易判断。在一段时间里，俄、英表现出希望中、日同时撤军、维持朝鲜原状的倾向。如俄驻华公使喀希尼向李鸿章表示：“极愿两国撤兵”，“断不容倭妄行干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6月30日对日本政府发出措词严厉的照会，称：“若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册第284页。）英国则在6月中旬就对日本驻兵朝鲜表示不满，7月初又劝日对华妥协（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俄、英的表态，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倍受鼓舞，断定俄国会阻止日本在朝挑衅，“必有收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英国也会与俄国形成“夹攻”之势，最终迫使日本就范（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当然，清政府内部对俄、英动向的判断并不一致，如6月25日上谕，便对俄究竟“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提出疑问，告诫李鸿章“勿堕其术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但也只是怀疑而已，并未完全推翻李的判断。帝国官员文廷式、志锐等言俄、英不会实心“调停”，不可能“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是在7月10日俄国出尔反尔、声称“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之后，可算是马后炮。 在日本方面，它借朝鲜局势挑战，原本隐含与俄国争夺之意，又一心倚英国为靠山，因此对俄、英动向决不敢掉以轻心。当俄、英施加压力，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日本当局十分紧张，“悚然栗肤”（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不得不稍为放慢对朝军事进逼。但他们没有轻易作出俄、英将阻止日本战争行动的判断。对俄国，日本当局虽一直担心它的干涉，但同时认为，俄之企图并非袒护中国，而是要防止日本占据朝鲜，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贯通远东，英国又牵制着俄国的行动，因此，“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还不可能进行武力干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对英国，日本当局认定它要借助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不会轻易开罪自己，英国“调停”中日争端，主要是担心“本国政略及通商之利害”受到中日争端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利用“调停”加强其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因此，“若自己之主张不成立时，似无以兵力干涉之决意”（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日本当局还认定：只要尽量做到无损英国利益，强调其牵制俄国的作用，英、日不仅不会处于敌对状态，还可能得到它某种程度的支持。日本当局的上述判断，都在战争前夕得到证实，俄国于7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对其保证“并无侵略意图”，表示“甚为满意”，不再严词促其撤军（《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301页。）；英国于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对日本的外交支持，7月23日又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对华开战后不要进攻上海及其附近，这无异于为日本发动战争大开绿灯。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判断的一误一准，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决策与行动。清政府由于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志在必战，又对俄、英动向作出误断，因而在日本准备挑起战端的危急关头，仍立足于和平解决争端，将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重五十日，迄无要领”（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战备、动员均迟迟不用力进行，致使战未开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而日本却窥透清政府动向及其弱点，又准确地判明俄、英实际动向，因而一以贯之地推行挑动战争的方针，军事上先发制人、早早动员、从容布置，外交上设法拢英绥俄，同时千方百计恶化中、日关系，使清政府穷于应付，从而以完全主动的地位挑起了战争。 二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相差如此之大，发人深思。清政府避战求安和日本当局蓄意挑战，从根本上制约着各自的判断，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史学家向来着重指出的。但笔者认为，还应注意当时中、日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在国际事务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也是影响双方判断准确度的重要原因。 关于对外关系的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必须以了解外情为基础。上述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准确度的差异，究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双方对彼此和欧美列强的了解水平不同。 中国方面，李鸿章等当权者自70年代以来，虽一直认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况，但所下功夫实在有限。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重臣无一人到过日本，不曾直接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后派驻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报告。这些外交官都未受过专业训练，思想观念一般比较陈旧，除黄遵宪这样个别的例外，对日本状况都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他们对日本扩张的野心、准备虽有所察觉和报告，但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困难与危机。就拿甲午战争前夕的驻日公使汪凤藻（1892年赴任）来说，日本对朝出兵前，他只凭日本“官民之争逐日激烈”的表面现象，“妄断日本决无对他国生事之余力”（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日本出兵后，他也只是向国内报告日本外交、军事决定和派兵情况，而不曾综合日本各种动态、深刻分析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与动机，以供国内当权者参考；甚至在中日决裂、他离日回国后见到翁同龢，还说“倭人佥兵多半脆弱”，“彼船实无铁甲，只钢甲数只，吉野一船最新，有快船行廿三迈者二只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492页。）。这就是他对日本扩军备战状况的了解！由于得不到足够和准确的信息，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光绪帝、翁同龢、文廷式等，都不能依据日本现实情况判断其意图与动向，都只能随着事态的变化被动作出判断。李鸿章固然一误再误，其他人也并没有先见之明。至于对欧美列强的了解，则更是糟糕。李鸿章、奕劻等外交决策人物，甲午战争前不曾亲履欧美国家，主要依据欧美各国驻华使领人员的言谈、外国在华所办报刊和清朝驻欧美使臣的报告，来了解欧美国家情况、特别是其对外政策。而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任驻英国等国公使、了解欧美情况较多的郭嵩焘、曾纪泽，都已谢世，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毫无外交素养、不通英法语言、又是1893年刚刚赴任，在英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驻俄公使许景澄虽长年出使欧洲国家，但1892年后主要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谈判交涉，未能深入研究俄国对东亚的政策。因此，当俄、英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许景澄与龚照瑗均未对俄、英真实动向作出有根据、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推断。龚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国，只凭马格里的探报，接连向国内发回“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结”（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一类信息。李鸿章等判断俄国动向，几乎完全依据俄使喀希尼的词令，判断英国动向，又受龚照瑗提供的上述信息误导，岂有不作误断之理？光绪帝一派人即使对俄、英等国有所怀疑，也讲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对外扩张的需要，一贯致力于多方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借各种机会来华窥探，如甲午战争的政治策划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鲜甲申事件善后谈判问题来华，在京、津直接观察清朝高层情况，还“带来水陆各弁，到处察探虚实，形踪殊为诡谲”（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回日后，伊藤述其窥探结果，说清朝“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战争的重要军事策划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亲赴朝鲜、中国，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于日本驻华外交官，更是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如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榎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著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527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3册，第11页。）；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后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定日本与英德有所谓“东洋共同利益”（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85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又凭其20多年的外交经验和熟谙列强对外政策的素养，向本国政府强调指出英国重视日本阻遏俄国势力南下的作用，并在形势微妙的情况下，设法促使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接着非常迅速地向国内当权者转达英国外相金伯利的言论：“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胜于打败中国大军”（《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上册，原书房1978年版，文书部分第152页。），从而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当局对英国动向的判断。总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扑朔迷离的状态下准确地判断俄、英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长期以来对欧美列强的深入了解。 人们认识和判断对外关系的形势，既依赖于对外情的了解，又受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影响。中日统治者对国际公法、国际均势的不同观念，影响了双方对战争前夕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所谓国际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强以实力为后盾处理相互关系的一套规范，当它们的力量对比改变时，相互争夺与扩张毫不受国际公法约束。西方列强还借国际公法欺骗、压迫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巩固以“条约体制”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纪6、70年代以后，国际公法相继传入中国和日本，然而两国当权者在国际法上观念却截然不同。中国当权者奉行“外须和戎”的方针，迷信国际公法，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只要遵守国际公法，恪守条约，就能维持和平局面。日本当权者通过对西方列强的深入了解，并基于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关系，“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67页。）。中日当权者观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就充分显示出来：李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4页。）。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依然本着上述观念看问题，认为中国在朝鲜的举措“均照公法条约办事，无一错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4页。），“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1页。），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5页。）。他把国际公法当做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6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是以僵化、死板的观念看待国际均势，认为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46页。），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82页。）。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 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55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总理衙门也希望象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坚定其发动战争的决心。 以上探讨的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只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从对比中不难看出：尽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已办了30多年洋务，但无论是对外情的了解，还是对国际事务所持的观念，都根本不能适应与处心积虑的侵略者作斗争的需要，在其错误观念、妥协经验的思想指引下，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深渊。在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的今天，总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对此问题的研究是不应忽视的。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5期） 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fals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6240,"CatalogID":15791,"Commi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commit","CommentLis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list?ContentID=356240&SiteID=21&CatalogID=15791","PersonTotal":0,"CommentTotal":0,"CommentStartTime":"","CommentEndTime":"","Catalog_ContentType":"Article","CheckDisplay":"Articl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