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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件背款为“内务部庶务科制”的宫廷錾胎珐琅圭璧佩饰，采用了帝王所独用的圭璧造型和十二章图案纹饰等，由此表明，其无疑只有帝王方可拥有和佩带。  据《尚书》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以后，舜帝将玄圭（即圭璧）这样的传国玉玺交给了大禹，命他接管天下。随后圭璧传天下，便成了历代帝王传承国家的一种重要形式。所谓的玄圭，玄的古义本为圜，这在《说文解字》里都有解释，也就是环状的圭，毫无疑问玄圭就是圭璧。其实，圭璧传天下的历史也许不仅仅是周朝可见，更可能是起源于夏商或更早的时代。这是远古时代的一个重要政治制度，这里贯穿着一个我们民族的一种远古相当长的历史。如果说“圭璧”是远古时代我们民族的一种标志，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文明的标志，这也是一种人类文明创始的标志。据《后汉书》记载，圭璧也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礼器，是祭祀日、月、星辰的，是天子执的。因此，在古代，圭璧是历代帝王所独用的图案造型。 而这件直径为4.5厘米，厚为1.5毫米，高为5.5厘米的宫廷白金錾胎珐琅，便就是以圭附于环状之上的标准帝王圭璧造型。此圭璧造型中“圭”无可置疑，可人们不仅要问，此圭璧造型的璧中间为何无孔呢？按古人的分类方法，大孔的称环，小孔的是璧，孔的大小在璧、环之间的是瑷。璧中间的孔，又分有孔和无孔，无孔则为象征性的孔（画圈）。但实际上这件錾胎珐琅圭璧正面中间是圭形，背面又是宫廷印款，因而璧中间再有小孔，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倘若再有象征性孔的话，也就是说，在方印款外端画圈，那就不是小孔的璧，而应该是孔的大小在璧、环之间的瑷了，再说，这样的话，那也肯定是极不美观的。 在古代，最具帝王色彩，并且属帝王所独用的的图案纹饰则无疑是用于帝王服饰上的十二章。据《虞书.益稷》中记载，从舜时开始，帝王的服饰上就已饰有十二章纹饰。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纹饰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呈双龙戏珠状）、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十二种图案纹饰象征帝王文武兼备，处事英明果断，光明普照大地，恩泽施于四方。其中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则代表登天之道，历代帝王都要到泰山去封蝉，因而这4种图案只有历朝帝王所独用。为此，古人也曾将绘有日、月、星辰3种天像图纹的君王之服，称之为“象服”，《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就有象服之宜的说法。由此可见，这十二章纹饰具有极其深厚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意识和强烈的政治色彩，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符号，它们既是天地万物之间主宰一切，凌驾其上的最高权力象征，亦是帝王们特定的服饰文化心态的赏用性和价值取向。追求政治上威慑效应和轰动效应，政治需求高于生理需求的形象化反映，从而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望其章而知其势位”这一古代政治文化生活的特殊含义。 这件錾胎珐琅圭璧正面图案内纹饰则正是历代帝王所独用的十二章“星辰和山”等，除此之外，还饰有皇权象征的明黄色龙头权杖、五色苹果以及五彩菱形云纹等，“褒章”二字则分别位于图案两侧中央。其中十二章纹饰“星辰”是由圆形用线段连接成三角形而组成的“三星”，位于右上方。而将此“三星”的上端与用同样方式组成，位于左上方的“四星”上端连在一起（左右上方即北方），便正好呈标准的“北斗七星”状，这是由于中间是圭形，以及古人从图案整体美观的角度考虑，故呈此“七星”状的。有例为证，如由于特殊原因，明代神宗皇帝龙袍上的“圭形”图案造型一分为二，但实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实，前后两者意义是完全一致的。而此种图案工艺造型，应该也是一种明代所共有的特色吧。在古代，星象学是被历代皇家所垄断，“北斗七星”则被古人视为“帝车”和“帝王所居”，其包含天地万物也，即：日、月和五大行星“金星、木星、水星、土星、火星”，而倘若“三星”单独存在，即代表日、月、星辰，这些也正好又与圭璧是祭祀日、月、星辰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历代帝王服饰上的十二章纹饰“星辰”，也均采用此“三星”或“七星”纹图案。 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圭形是由古代山形即三角形演变而来，历代十二章纹饰“山”也时常由这种圭形所代替，例：帝王冠冕前面佩饰物上的金博山便呈圭形，以及因采用了浓厚的封建社会帝王色彩十二章纹饰，而未被政府批准使用的民国12年造的十二章银币中纹饰“山”也采用圭形等。由此可见，位于图案中间的圭形，不仅是“圭”的造型，同时也应该是十二章纹饰“山”。而明黄色的龙头权杖，以及龙头下方所挂的五只不同颜色（即五色）的苹果等，便就在其圭形内。在古代，明黄色被历代帝王所专用，龙头权杖被视为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苹果是“富贵、平安、永恒”之意，而这五色则正是被古代视为正色，且被帝王所垄断，用于十二章纹饰之上的“朱、黄、青、白、黑”。不难想象，位于五色之首的“朱”即等同于明代皇族“朱”姓矣。根据“朱”排列于这五色之首，可想而知，这很有可能便是明代皇权的象征。这是历朝帝王们从古代阴阳五行学识出发，将色调分出尊卑贵贱等级，附会帝王权自天授的说法而产生出来的。而这枚帝王圭璧以白金作胎也正好与古代阴阳五行说“金为白，木为青，水为黑，土为黄，火为赤”是相吻合的。由此看来，这件錾胎珐琅圭璧图案内的纹饰则寓意明代帝王江山永保、皇权永存和福寿齐天之意。 笔者认为，文头曾描述过的残损双龙戏珠状造型，很有可能就是十二章纹饰“龙”。其上部原本有可能是珍贵的龙珠状饰物，因而这应该是无知的唯利是图者所为。但可聊以自慰的是这件圭璧真不愧为帝王之物，虽有残缺，及由于年久而产生的浓重包浆等不利因素，仍丝毫不失富丽堂皇的皇家气魄。 在中国古代历朝帝王龙袍上， 除了浓厚皇权色彩的造型、纹饰之外， 古代帝王身上最重视的便就是佩饰了。这些佩饰，它们不仅可以寓意吉祥，美化自身外形，而且还是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和一种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这是帝王区别百官身份地位的制度。其实这一制度早在周代就已出现，到汉代成为官服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汉代以后佩绶制度一直沿用，一直到清代。而从这件帝王圭璧上方的残损造型两侧均有孔等特征，可以看出，这枚帝王圭璧应该是佩挂于腰间之佩饰物，其上方造型虽已残损，但其形制和帝王信牌，以及千篇一律的明代及明代以前，如：唐、宋、元的腰牌还是十分的相似。据《周易》记载：蓝地帝王龙袍，是帝王祭祀天地时方可穿的龙袍。由此可见，这件整体为蓝地的錾胎珐琅帝王圭璧，应该就是佩挂于古代帝王祭祀天地时所穿的蓝地龙袍腰间上的佩饰物。而圭形为白地，这也正好与天子佩白玉、世子佩瑜玉，诸侯佩山玄玉，卿大夫佩水苍玉，士佩文石等，是完全吻合的。另外，此件錾胎珐琅整个是以灰白色的白金胎体（即灰白璧体）与天子礼天之器须用苍色之璧，盖璧形圆，象天苍，象天之色，也正好是一脉相承的。 目前这种圭璧合雕的实物，仅见有因存世极罕，堪称国宝的一件西汉圭璧，长30厘米，宽七厘米，厚1.3厘米。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清代玉圭璧，高17.8厘米，宽12.3厘米，扁平形。而现藏于泰山岱庙，由乾隆皇帝去泰山封禅时所御赐的国家一级文物藏品温凉玉圭，虽图案意义与圭璧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温凉玉圭仅属圭。 此外，基本上只有在元、明、清民间的仿古器中见到，不过此类民间的仿古器已完全丧失了宫廷帝王圭璧之真正意义和作用。而西汉和清代的玉圭璧，也因没有宫廷款，所以目前有关专家学者对其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宫廷帝王圭璧至今难以定论。因此，这枚背款为“内务部庶务科制”的錾胎珐琅佩件，是唯一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宫廷帝王圭璧。 上述诸多意义表明，这件背款为“内务部庶务科制”的宫廷錾胎珐琅帝王圭璧佩件，无疑只有帝王方可拥有和佩带。 二、这枚白金錾胎珐琅帝王圭璧，具有元末明初宫廷珐琅特色。  从《格古要论》中有关大食窑“与佛郎嵌相似”的记载看，錾胎珐琅工艺当略早于掐丝珐琅工艺传入我国。元代掐丝珐琅器施用的珐琅，质地细腻洁净，表面异常光亮，具有似水晶般的透明效果。特别是宝石红、宝石蓝、葡萄紫和草绿等几种颜色的珐琅，更显鲜艳醒目，正所谓“晶莹剔透”的时代。这种具有水晶般透明效果的珐琅，在元代以后明清二代确认无误的掐丝珐琅作品之中，均未再现，因此，应该使用的是“舶”来的珐琅原料，可能是由“大食窑”工匠带进来的。这一时期流行的主要颜色有：浅蓝、深蓝(宝石蓝)、大红(宝石红)、绛黄、白、紫(葡萄紫)、绿(草绿)。 而这件白金錾胎珐琅帝王圭璧佩件，正是以集冶金、绘画、焙烧、錾刻等多种复合性工艺为一体精制而成的錾胎珐琅。整个錾胎珐琅特色是以蓝、白（圭形内为白地）为地色，配之以水晶般透明度效果的大红(宝石红，半透明）、深蓝(宝石蓝，半透明）、葡萄紫（透明）和黄、白、绿(草绿，半透明）、浅绿(透明）、浅蓝(透明）等十种颜色的珐琅，与蓝、白地在色彩上获得统一和协调。錾刻细致、工整、华丽，图案清晰，主题分明，珐琅质地细腻洁净，填釉饱满，似镶嵌宝石之感，有气泡。色料纯正、浓郁、协和，色彩绚烂瑰丽，展观之际极其富丽堂皇之气氛和珠光宝气之艺术效果。可以看出，这件白金錾胎珐琅具有上述史料中所记载的元末明初宫廷珐琅特色。 时至今日，可能是由于錾胎珐琅器的制作难度大等因素，元代的錾胎珐琅实物遗存尚不见蛛丝马迹，明代的实物遗存也极其罕见，至今发现仅为一件。即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制造的“宣德年造”篆书款，錾胎珐琅缠枝莲纹圆盒。盒高5.5厘米，直径11.3厘米，初看外表与同时期掐丝珐琅器特点基本相同。而清代只见于乾隆时期（1736-1795）。当时由于海外贸易的频繁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带来了欧洲的錾金及画珐琅工艺，曾使乾隆时期的錾金及画珐琅工艺一度繁荣。但到了乾隆后期，由于清朝开始衰败，包括錾胎珐琅在内的诸多优秀工艺均已绝迹。总之，錾胎珐琅明代遗物极少，而清朝的錾胎珐琅器总体数量也不多，虽清朝内廷珐琅厂也做錾胎珐琅，然数量更是甚微。由此可见，宫廷錾胎珐琅实属仅见。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枚帝王圭璧錾胎珐琅料，明显不同于明代宣德年造的錾胎珐琅缠枝莲纹圆盒和清乾隆时期的錾胎珐琅器，笔者认为，这件圭璧属帝王服饰上的随身携带之佩件，因而无论从工艺，还是用材等方面均要比一般宫廷器物高许多。因此，这枚帝王圭璧，真可谓绝世錾胎珐琅矣。 三、史料表明褒章应该是国内各类荣誉章之鼻祖，但这件帝王圭璧褒章实质不应属真正意义上的荣誉章之列，应该属具有皇权象征意义的十二章等，比较合理一些，但其毕竟是中国褒章的最早雏形的演变... 说起褒章历史真可谓源远流长，据有关褒章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汉代，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例，而随后历朝均见有记载。例如：一、汉史，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皇祖考皇帝之时〔一〕漢書、范書、通鑑「褒章」均作「哀章」”...二、宋史，旧体诗谒孟庙：“敲金雅韵皆名宦，勒石褒章总帝王”。汉尊“亚圣”始褒章，宋封公侯兴庙堂... 三、明史，招远县志卷之十敕封南京户部主事季骥千文，万历十年月日，敕曰：天下财赋，领于地官。朕所委以经国阜民者也，望郎底绩，嘉予褒章，矧遘斯庆典乎。尔南京户部...朕将图尔之功，钦哉。四、清史，《御制褒章》，施琅从1662年上疏议请复台，至1683年统一台湾，20余年百折不挠，终酬夙愿，卒成大业。施琅复台捷报抵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见玉宇银盘圆洁，华夏金瓯无缺，喜不自胜，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 史料表明，褒章无疑是封建社会之产物。但在明中期以前，“褒章”二字意义，应该是诸如帝服上皇权象征的十二章等，较为合理一些，因而这件帝王圭璧褒章不应属徽章之列。而于明中后期，才渐渐转化为不仅仅是帝王单独拥有，而且也慢慢开始由帝王或朝廷赏赐给有功重臣，但两者本意着实是有区别的。尤其是帝王所独用的圭璧造型和十二章图案纹饰等，无疑只有帝王方可拥有和佩带。因此，这枚帝王褒章意义与清末政府所颁布实施的《勋章章程》中专门为国内外帝王特制的大宝章意义也是不尽相同的。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 虽然这件白金錾胎珐琅帝王圭璧佩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荣誉章，但其毕竟是中国褒章的最早雏形的演变。从中国褒章前后跨度至少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来看，中国褒章是有可能更改了目前世界上普遍认为各类荣誉章最早源于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的英国的说法，而可以肯定的就是，褒章应该是国内各类荣誉章之鼻祖。 不仅如此，中国褒章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外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日本政府在一整套奖励制度中最富盛名且最古老的就是褒章和勋章，日本褒章制度制定于1881年12月，褒章分红绶褒章、绿绶褒章、蓝绶褒章、青绶褒章、黄绶褒章、紫绶褒章。 四、更为重要的是“内务部庶务科”这一国家直属机构，实属首次发现，就连史料也都未曾见有过著录。 这件錾胎珐琅帝王圭璧褒章背面为仅见的篆体阳文款“内务部庶务科制”。根据目前相关史料，“内务部”这一机构称谓仅见于民初政府，因而从理论上讲这枚褒章有存在于民初的可能。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是很难成立的。原因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据《民国史》记载，兼有前清的“吏、户、工、礼”四部之权力，事务繁杂为各部之冠的民初政府“内务部”，其下设机构分别为“总务厅、民治司、职方司、警政司、土木司、礼俗司、卫生司”，并且还分别下设了司、局、处、厅，其直辖机关则分别是筹备国会事务局、赈务处、河务局、护军管理处。但根本没有“内务部庶务科”这一国家直属机构，以及相关史料记载。况且，民初政府内务部直属机构中已下设了“总务厅”，因而再重叠设置机构“庶务科”，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民国时期设置了“印铸局”，其职掌为：印刷官文书用纸；制造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其他物品；刊行公报、职员录及法令全书等。因此，民国时期诸如此类之事，应该有“印铸局”来制作完成，而再重叠设置了“庶务科”这一机构来完成此类事项，显然也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民国时期也从未设置过从事任何珐琅手工工艺事务，相当于古代宫廷珐琅的制作机构。民国时期只见民间作坊的“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静远堂”“志远堂”等字号的商营作坊款识，确实也从未有过“民国款”（相当于古代宫廷款）的珐琅器。 三、这件背款为“内务部庶务科制”的宫廷錾胎珐琅圭璧，采用了帝王所独用的圭璧造型和十二章图案纹饰等，由此表明其无疑只有帝王方可拥有和佩带。而民国时期正好是刚刚推翻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由皇帝一人统治的封建社会，因此，民国总统身上再佩戴具有如此浓厚封建社会皇权色彩的佩件，以及没有一点民国时期象征意义的图案纹饰，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四、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凡是元末明初的珐琅制品，它的质料厚，且都是透亮而不发磁。它的性能与玻璃略同，它的颜色象油绿的翠玉，红色像昌化的鸡血，紫色犹如深色的旧紫晶，蓝色类似于蓝腚，白色类似凝脂，黄色与姜中拧出的浆汁略掺黄米相同，它的器物上均有沙眼。但到明中期以后，无论何种颜色，它的料都是不透亮的，因为到此时透亮的料子，由于工艺失传等缘故，已经不再见到了... 而这件錾胎珐琅质地厚(厚约0.5-0.6毫米)、除了明黄、玉白、黑色不透明之外，其余珐琅质地透明度均较高，且有沙眼等特征，明显具有元末明初宫廷珐琅特色。这与清末民初时期的珐琅质地薄，珐琅质地不透明，采用高科技因而沙眼几乎消失等特征则有天壤之别。 五、錾胎珐琅这一工艺，早在清乾隆后期就几乎已绝迹。就拿十分普遍的掐丝珐琅而言，到乾隆五十四年以后内廷珐琅制作也已衰落下去，嘉庆和道光尚能维持乾隆晚期的风格，而到同治时仅能依靠民间作坊来供应内廷需要了。总之，清同治以后内廷已完全停止了所有的珐琅此项手工工艺。只有民间珐琅作坊，如：老天利、洋天利、德兴成、达古斋、志远堂等，还在制作。 诸多意义，表明这件錾胎珐琅帝王圭璧褒章存在于民初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内务部庶务科”这一宫廷直属机构实属首次发现，就连史料也都从未见过著录。而根据其具有明代特色的珐琅质地、图案纹饰，以及具备明代腰牌特征等诸多意义，表明其存在于明初的可能比较大。为此，我们不妨从明史的相关史料中可以找到较为可信的答案。 明初宫廷百废待兴，据《明史》记载，明初宫廷取消了以往总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这一职能的机构，而宫廷以外的直属衙门内则分别设置了内务科和内务房等机构，以及明代朝廷中“部”的下属机构也时常直接设置“科”，例：明代朝廷不仅设置了“六部”，同时还设置了“六科”。因此，从机构行政级别而言，这“内务部”很有可能就是总管明初宫廷事务，相当于内务府这一职能机构，可能是因当时明初宫廷内务部这一机构称谓时常变换不一或存在时间较短等诸多因素，故未能引起当朝的足够重视，未载入史册，而犹如历代宫廷中不少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均很难见于史载之故一样。 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无论这件錾胎珐琅帝王圭璧褒章存在于明初，还是假如存在于民初，其竟然同样可以填补国内诸多领域的空白... 其一，“内务部庶务科”这一国家直属机构，实属首次发现，就连史料也都未曾见过著录。 其二，“内务部庶务科”这一从事宫廷工艺事务的制作机构，实属首次发现。 其三，“内务部庶务科制”款，实属仅见的宫廷款。 其四，目前錾胎珐琅款，仅见有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制造的錾胎珐琅缠枝莲纹圆盒上的“宣德年造”款，以及清中期的“乾隆年制”款，但它们均属年款，因此，“内务部庶务科制”实属目前仅见的錾胎珐琅宫廷款。 其五，由于目前所仅见的西汉和清代的玉圭璧上没有宫廷款，所以有关专家学者对其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宫廷帝王圭璧至今难以定论。事实上，这枚背款为“内务部庶务科制”的錾胎珐琅佩件，应该是唯一一件可以确定为真正意义上的宫廷帝王圭璧。 其六，历代帝王圭璧均是用玉精琢而成，而象这枚帝王圭璧是由錾胎珐琅精雕细刻而成，实属仅见。 其七，采用佩挂式的帝王圭璧造型，当属仅见。 其八，这件錾胎珐琅帝王圭璧虽具有元末明初水晶般透明效果的錾胎珐琅料色，但明显不同于目前仅见的明代宣德年造的錾胎珐琅缠枝莲纹圆盒和清乾隆时期的錾胎珐琅器，笔者认为，这件圭璧属帝王服饰上的随身携带之佩件，因而无论从工艺，还是用材等方面均要比一般宫廷器物高许多。事实如此，象这件帝王圭璧具有此种珐琅料色的錾胎实属仅见。因此，这枚錾胎珐琅帝王圭璧还有可能填补了当时宫廷錾胎珐琅的多项领域的空白。 其九，这件錾胎珐琅帝王圭璧具有元末明初水晶般透明效果的錾胎珐琅料色，但目前我们所见带有确切年款的錾胎珐琅基本均是失透的，因此，象这件具有元末明初特色，透明度较高的宫廷錾胎珐琅帝王圭璧，实属仅见。 其十，我们目前所见到的錾胎珐琅都是以器型状，而象这种薄片状造型的錾胎珐琅，也属仅见。 其十一，用此种白金胎质料制作的宫廷錾胎珐琅，实属仅此一件。 其十二， 这件涉及诸多领域的白金錾胎珐琅帝王圭璧，其不应属荣誉章之列，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毕竟是中国褒章的最早雏形的演变。目前由国家颁发给有功人员的褒章尚有一定的存世量，但帝王褒章实属仅此一枚。因此，这枚孤品帝王褒章则无疑为中国各类荣誉章历史提供了可靠且极为难得的实物佐证，显然其在中国乃至世界荣誉章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十三，由当代或近代的大量用机器等先进生产工具制作的各种荣誉章珐琅，严格地讲，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珐琅料，因而象这枚帝王褒章此种珐琅料的荣誉章，当属仅见。 其十四，国家所颁发的各类荣誉章均是由当代或近代的大量用机器等先进生产工具制作的产品，而不是晚清和晚清以前用手工制作的珐琅制品。事实上，这枚用此种手工艺制作的錾胎珐琅荣誉章实属仅此一件。 综上所述，表明这枚宫廷錾胎珐琅帝王褒章其本身确实已储存了相当丰富，且极为重要的信息量，已远不能从其只属帝王之物或宫廷錾胎珐琅等某一角度来衡量其价值了，尤其弥足珍品的是“内务部庶务科”这一国家直属机构实属首次发现，就连史料也都未曾见有过著录。更何况，在已填补的十多项国内空白中，其中有很多单项，无论从考古学，还是从艺术，从科学，从历史，从文献等角度来考虑，它们的价值均已是无法估量。也就是说，在很多单项中，称其中的某一项为国宝，应该也是并不过分。事实上，现已填补了如此多项的国内空白，况且又是孤品宫廷錾胎珐琅帝王圭璧，这在国家级珍贵文物中也确实是不多见的。这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历史、宫廷史、珐琅工艺史，以及中国荣誉章文化的发展史等诸多领域，确实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