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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宏伟:《清文全藏经》译刻起止时间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17-11-0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清文全藏经》,学者们往往指称为《满文大藏经》,该部经藏存世虽然只有200多年,由于印数极少,且珍藏于禁宫或庙宇,外人少有得见,因而虽然早在1854年俄国汉学家瓦西理(Vasiliev)就曾言及此书,且自此后穆璘德(Mollendorf)等东方学家对于此书的有无及是否还存在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直到1930年至1937年七七抗战前夕,国内于热河(今承德)、北京等地发现满文《大藏经》五部,满文大藏经之存在才不成问题。
    清代官方翻译《大藏经》,主要是中国境内各族文字的互译。从康熙、雍正,到乾隆前期,清代官方已经译刻了藏、蒙、汉三种文字的《大藏经》。满族入关前,就已接触到汉传和藏传两系佛教,并开始翻译满文佛经。定鼎中原后,随着对佛教信仰的加深,也先后译出了不少的满文佛典。但这些译刻的满文佛经都是单经而非大藏,根据“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乾隆皇帝认为,“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镌,惟清字经文尚未办及,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翻译刊刻《清文全藏经》。
    一、关于《清文全藏经》译刻开始时间的讨论
    关于《清文全藏经》开始译刻的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在现有的论点中,最晚的提法是乾隆三十八年。
    在《清文全藏经》本身卷首御制《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提到的就是乾隆三十八年,序文云“以国语译汉全藏经……胥举于癸巳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卫藏通志》卷首收载这篇序文,题《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在2001年紫禁城出版社重印《满文大藏经》前,持始译于乾隆三十八年说的各家,如果不是因袭成说,大都依据的文献是《卫藏通志》卷首刊载的乾隆帝《御制清文翻译大藏经序》。直到2001年,故宫博物院学者才得以看到原本上面乾隆皇帝的《清文翻译全藏经序》。持始译于乾隆三十八年说的学者不少。这种论点出自乾隆的序文,自有据以立说的理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中还有,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十日:“同日奉旨。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镌,惟清字经文尚未办及,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阙略,因特开清字经馆,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传谕京城及直隶各寺院:除现在刊定藏经毋庸再为删削外,嗣后凡别种语录着述只许自行存留……令其通饬僧众人等,永远遵行。钦此。”这篇上谕只是指出了为什么开设清字经馆,并没有确切的开设清字经馆时间。但是从谕文中建议翻译《清文全藏经》的记载来看,则动议译刻《清文全藏经》应在此之前,明矣。
    因而有学者根据《啸亭续录》的记载,提出乾隆三十七年(1772)说。《啸亭续录》云:“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惟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昧。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誊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经字始备焉。初贮经板于馆中,后改为实录馆,乃移其板于五凤楼中存贮焉。”这里的时间概念也非常准确,是“乾隆壬辰”。
    在《乾隆朝上谕档》中有这样一条谕旨:“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七日内阁奉上谕:福隆安现在出差,所有兵部事务着托庸暂行兼管,其工部尚书事务着索尔讷暂行署理,不必兼管清字经馆事务。钦此。”则清字经馆在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初七日之前就已设立,其事务由福隆安管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有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清字经馆向皇帝呈报的《清文全藏经》简明清单中明确记载“自三十七年开馆起”。当时参与满文《大藏经》编纂的汉僧际醒在为僧通理作的塔铭中记曰:“壬辰,开清字译馆翻大藏诸经。”
    已经有三条其他途径的可靠资料证实这一年代是确凿无疑的了,对于《清文全藏经》的开刻时间似乎可以给个结论了,虽然尚无法说出准确的日期。但这里的“开馆”究竟是指开刻呢,还是指开译?似乎应是指开刻。因而动议并开馆翻译《清文全藏经》的时间还应提前,至晚在乾隆三十六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李保文先生就在馆藏内务府满文档案中发现了一件极为重要的关于组织翻译《清文全藏经》的“内务府从军机处抄出”的永熔、永璇、和坤、福隆安四人的奏折,时为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其文曰:
    “永珞、永璇、和坤、福隆安四人奏:翻译满文《甘珠尔》经,钦派臣等与章嘉呼图克图办理。查得章嘉呼图克图奏请:‘翻译《甘珠尔》,实为弘扬黄教、利益终生的万年之业,是好事,关系重大。查得汉文《甘珠尔》的般若、华严、宝积、大集、大般涅盘五个以外,还有一个经,总共六种。让众生皈依佛教的经文,律、论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无庸翻译。般若经是基础,以前的汉、藏贤者刚开始翻译《甘珠尔》,都是从般若经开始的。仔细对照汉文《甘珠尔》般若经与藏文《甘珠尔》般若经四百册,把汉文的经也翻译成……校好的汉文、藏文的般若经,恭呈御览。下旨之后,执行,等因。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
    据此,则至晚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章嘉呼图克图已就翻译满文《甘珠尔》经上奏乾隆皇帝,得到批准,钦派永瑢、永璇、和坤、福隆安四人与章嘉共同办理。
    二、《清文全藏经》译刻工作全部完成时间的讨论
    对于《清文全藏经》译刻完成时间,学者们几乎都持一个相同的说法,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
    翁连溪在1996年就根据档案指出:“满文《大藏经》译于清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72~1794年),是以汉文、藏文、蒙文、梵文《大藏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并且明确指出:“全部《清文全藏经》刷印装潢完成,清字经馆陆续收过装函佛经1296套,每部《清文全藏经》108函,共印了12部。时间为乾隆五十九年二月。此后档案中未见重新刷印的记载。”
    那么,《清文全藏经》译刻最后完成到底是什么时间呢?
    我们先看一下乾隆的《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序文成于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如果仅仅据此序文,序中提到全藏告蒇,自应理解为《清文全藏经》已经译刻完成。但根据档案的相关记载来考察,此时全藏尚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并未刷印完成,显然,乾隆帝见到的只能是译文全稿,刷印全稿并未见到,其序所指此时《清文全藏经》的情况,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已经翻译完成,也就是如翁连溪所说的“翻译告竣且部分经卷刷印完成”。五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乾隆帝作《清文翻译全藏经序》,标志《清文全藏经》翻译工作完成。
    但就在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寅刻,清宫“西华门内茶房外果房失火,延烧房屋及乐器,经卷间被焚烧。已降旨令永琅等严行查办矣。至此项经卷虽未全行焚毁,但一经搬损,必致残缺失次。其版片俱系梨木,不但已经刊刻者徒费工料,即未经刊刻字者亦觉可惜。所有被烧刻字版片是否存有刷印底稿?若竟连底稿被毁不全,岂不更为费事。此项经卷内如《大般若》、《二般若》等经,曾经各刷十分,颁发盛京、前后藏等处供奉,如现在经馆内所存版片、卷页多有不全,尚可从容缓办。其未经颁发各经最关紧要,其中每部经文,有已经刊刻完竣刷印成部,而版片、卷页多被烧毁者;有版片虽经烧毁,而刷印卷页尚存者;有刷印卷页烧毁,而板片尚存者;有板片未经刊刻完竣即被烧毁者,均不可不详细检查,将所存板片、卷页逐一核对,以便互相补辑,俾臻完善。”这场大火,使《清文全藏经》损失严重,但也由此可知,乾隆五十五年《清文全藏经》只是完成了翻译,尚未能全部刻印完成;到清字经馆遭遇大火时,就出现了五种情况:(1)已经刷印且颁发各处的;(2)有已经刊刻完竣刷印成部,但未及颁发,版片、卷页多被烧毁者;(3)有版片虽经烧毁,而有刷印卷页尚存者;(4)有刷印卷页烧毁,而版片尚存者;(5)有版片未经刊刻完竣即被烧毁者。第五种情况即表明《清文全藏经》只是完成了翻译,尚未能全部刻印完成。因而,翁连溪说:“现存的满文《大藏经》中,部分经页经板为五十五年后重新雕版印刷的”是正确的。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还有几件档案,有两件没有时间标志,但根据文意,正可连缀,兹引述如下:“乾隆年。启者,本日面奉谕旨,大藏经全部现在已经办出者约有十分之几,自开馆以来,所用公费并一切工价共用银若干,此时未完者,约计办竣尚需银若干。再前欲刷印十分颁发各处,现在已得几种,颁发者几种,未刷印者几种,并此次抢出及被焚各种经卷板片已入十分之内者几种,未入十分之内者共几种,且已颁发者何处,未颁发者何处,逐一详细查明,分别开单呈阅。钦此。专此启知阿哥大人,一体遵照查办,开具清单,即发交本处呈览,无庸专折具奏。谨启。”这份“启”应是清字经馆被烧后,转达皇帝谕旨,询问《清文全藏经》有关事宜的。下面的奏折则正是对此的回复:
    “乾隆年。遵旨将清字经馆自开馆至今共实用过银若干两,现在尚未办完之经,应行刊刻刷裱,及此次被焚后应行补刻刷裱一应工料等项,尚需用银若干两,并已未被毁经卷板片若干件,及曾经颁发各处之经若干种,交查经馆,兹据该馆缮写简明清单开送前来,谨将原单进呈。谨奏。”
    下面这份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的档案,应该就是清字经馆呈报的简明清单。
    “查清字经馆应行翻办刊刻刷裱装潢全藏《大般若》等经至《师律戒行经》共二千五百十九卷,计一百八套,每套十二分,统计一千二百九十六套。自三十七年开馆起至五十八年正月(计二十一年),共颁发过《大般若》等经一千一百四套,……以上共用过银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三十两八钱。现在刊刻《师律戒行经》十六套,计应刷裱一百九十二套,……共约需银三万三千四十三两。(共需银七万一千四百余两)。统计翻办刊刻刷裱装潢全藏经完竣约需物料工价银五十九万一千余两。”
    据此,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尚有《师律戒行经》16函正在刊刻。整个刷印、装潢工作直到五十九年方结束。
    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内府《活计档》记载:“于五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掌稿笔帖式普安持来清字经馆来文一件,内开为付覆事。准造办处文称,本处文称,本处于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间由军机处抄来传办《大般若》、《阿中》等经十分,计一千零八十套,又于五十六年清字经馆文咨传办《阿中》、《般若经》二分,计二百十六套,前后共十二分,计一千二百九十六套。本处装潢成造一千二百九十六套,陆续交清字经馆查收。今活计完竣,相应咨行贵馆将收到《大般若》等经是否一千二百九十六套,文处咨覆办理等因前来,查本馆从前办理《大般若》等经,钦奉谕旨:着预备十分。续于《阿含经》进呈时,钦奉谕旨:着预备十二分,其从前颁发过《大般若》等经各补二分等因。钦此。当即知照在案,所有本馆办理颁发《大般若》、《阿含》等经统计一百八套,每套十二分,陆续实收,过贵处装潢,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套,相应付覆查照可也等因,回明总管花、岳、常准行。记此。”这部《清文全藏经》108函,共刊印、装潢12套,至此业已全部完竣,并颁发完毕。《清文全藏经》刊印、装潢完成的时间定为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应该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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