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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出版文化研究的开路之作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范金民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1月第一版，38.00元 1999年8月，笔者作为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那里从事研究，大约10月的某一天，同为访问学者的大木康教授将其新著《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一书惠赠。欣喜的同时，十分感佩作者在明清史和江南区域史研究领域已着先鞭，作出了颇具开拓意义的研究。 明中期起的江南，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织业和丝织业商品生产基地，市镇大量涌现，城市高度繁荣，是全国极为突出的商品流通中心；科举考试最为成功，及第人数多，名次前，功名显赫，成为全国最为突出的科考重地，“大江以南士大夫”，就是江南簪缨相望的代名词。经济发展、科考成功、文化繁荣，既为出版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又为出版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晚明文化研究专家、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的《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即是专门反映明后期江南出版文化的专著。其书于1991年作为《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五十卷特辑号一出版，后经增订，于2004年由研文出版出版，改名为《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现在的中译本，在原来的正文五章以外，增加了作者后来的四篇相关的研究论文或讲演稿，内容更加丰满。 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度，对于历代书籍出版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夥，然而学界研究的思路，基本上专注于书籍史本身，诚如刘光裕先生在给章宏伟的《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作序时论到中国出版史研究现状时所说：“当今出版史，囿于书籍史藩篱而难以自拔，几乎成为一种痼疾。缪咏禾的《明代出版史稿》，在出版管理、装帧设计与印刷、图书的经营与流通等方面，颇多突破书籍史藩篱，体现出出版史特色。”只是刘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其实早在缪著出版前的十年，东瀛的大木康先生即已出版了专门探讨晚明江南出版文化的专著。 大木先生的专著，跳出技术专门史研究的窠臼，未曾考证江南各地倒底有多少书坊、藏书家，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的比例，未曾统计刻本类别的数量，也未曾评判各家书坊刻书的版本及优劣，也未像上世纪中国学界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去探讨刻书印书业，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专门探讨晚明（原著称明末，涵括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五朝一百二十余年）时期江南出版的相关面貌，体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正文五章，依次考察晚明江南书籍的出版状况、江南出版业隆盛的背景、江南出版文化诸相、江南的的出版人和《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动，附录四文，分别探讨晚明出版文化的成就及其影响、明清时期书籍的流通、明末画本的兴盛及其背景和明清两代的钞本。如此结构和思路，既不是作者最为擅长的文学史的路数，也不是书籍出版技术史研究的套路，而全然是社会文化史的方法。正是这样的立意宗旨和考察内容，从而充实和推进了晚明出版史和江南文化史的研究。 大木先生的探讨，似乎也与我们印象中的大多数日本学者的方法有异，全书没有罗列丰富的材料，运用排列归纳的方法得出结论，而是选择主要方面，采撷典型事例或代表性人物，运用最能说明本质的核心材料，论述晚明出版文化的基本面相。如论述晚明江南书籍出版的状况，作者从出版数量的增加、刻书地区的变化和刊刻形态的变化三个方面探讨；探讨晚明江南出版隆盛的背景，作者从技术的进步、原材料的供给与刻工、书籍的需求和书籍的价格四个方面着手；描述晚明出版文化诸相，作者选择李贽思想的流行、华亭民抄董宦事件、东林和复社、明清鼎革时期的信息传递，以阐明书籍出版、大众传媒所起的作用；评论出版人，作者介绍了陈继儒和冯梦龙两位名人，既别出心裁，又十分精到；展示晚明出版界的众生相，则以《儒林外史》为脚本，以形象揭示。以上选取的事例和人物，看似轻而易举，信手拈来，其实对江南地域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要在浩瀚的江南地方史料和晚明五光十色的文人生活中选取合适的材料，恐怕只有那些非常熟悉江南区域文化和历史，并且对于明代出版文化作出深入研究的人才能做到。 大木先生的研究，着眼于晚明出版文化，从而也提出了诸多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课题。书中择取的事例和人物，其实多是学界相当熟悉的，既有研究也较为深入的。如万历年间华亭县民焚抄乡宦董其昌，以往多从阶级压迫民众造反角度立论，而殊少从大众传媒如何使事件不断发酵角度考虑。东林和复社，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课题，成果极为丰硕，迭有进展，但以往研究，都从社团活动和党争角度立论，也未就出版和媒体在它们的成长和壮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考察。陈继儒是晚明“山人”形象的代表，冯梦龙是晚明通俗文学家，人们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探究他们在出版领域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木先生的研究，无疑丰富和深化了晚明江南社会的研究内容。 大木先生别具慧眼，也对晚明江南社会文化提出了诸多概念或新看法，富有创意。如通过对李贽思想的流行、民抄董宦事件的发展、东林和复社的活动和明清交替时期信息的传递等事例的考察，认为晚明已是“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时期。又如通过对读者的上层和中间层的分析，认为明末中间层读书人数呈增多态势，“可以看到书籍日趋大众化，中间阶层的扩大，正是书籍普及的巨大推动力”，将读者分层考察，可谓作者的一大贡献。又如通过对袁宏道《时文叙》内容的分析，认为袁宏道虽然批判以模仿范文为旨的复古派，但从中可以看出八股文“具有追求新的一面”。再如在附录中探讨钞本的价值时，作者比较了众多书籍特别是《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清代小说后指出，今日所见清代曾被列为禁书的著作，皆是以钞本形式秘密传播，这正是它们虽被列为禁书但却不曾完全消失的原因，明清时代是刊本的时代，而钞本却与刊本同时存在，应有其一定的价值。诸如此类，均不乏真知灼见。 诚然，晚明江南出版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诸如书籍从出版到流通，板材和纸张的来路及种类，本子的来源、文字的校对、刻工的雇请及工价，书籍的刊刻与收藏者及地域的分布，官刻、私刻与坊刻的消长变迁，稿本、刻本、钞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出版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社会生活、文人活动的关系，出版文化繁荣的背景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江南书籍的海内外传播，江南出版文化的地位等，学界的研究现在正不断走向深入，而自然不是十余年前形成的一本十五六万字篇幅的专著所能全部涵盖，并作出深入探讨的，因此也就难免存在明显不足或遗憾。 就大的方面而来说，作者既全面介绍晚明江南书籍的出版状况，不能仅仅考察苏州、杭州、南京三大城市和常熟等地区。万历时胡应麟所谓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已经全面概括，常州（具体是常州府的无锡县）、湖州的刻本，较之三大城市，毫不逊色。然而对于当时出版非常有名很有地位的无锡桂坡馆安氏、会通馆华氏和湖州府乌程县凌氏、闵氏等，书中只字未提，似不应该。全书即是着重考察出版文化，附录又有专文论述书籍流通，书中也曾提及徽州、湖州书商，却始终未曾涉及晚明时期在江南极为活跃的歙县吴其贞家族、休宁王越石家族和李日华笔下的方樵逸与吴雅竹等徽州书画商人。书中辟有专节，考证晚明书籍的价格，描述书价的趋廉过程，非常精彩。只是嘉靖年间两次入明的日本使者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中留下了不少书价资料，可以据以分析晚明书价的具体情形，也未见作者提及。相信作者熟悉以上所述事例，也属题中应有之内容，却全部疏漏，不免美中不足。 就小的方面来说，作者征引典型材料，所作解读堪称精到，但若苛刻地说，也有失手之处。书中第65页引录《儒林外史》第一回记载元末王冕幼时情形，说“他早年丧父，为了生计而去放牛，每天领到工钱二钱”。原文实为，王冕的东家说：“每日早上，还折两个钱与你买点心吃”。两个钱是两个铜钱的意思，不是白银二钱，王冕为人放牛，是断断不可能获得每天二钱银子的报酬的。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