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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会朝哪个方向走？让我这个与历史学家为伍已达30年的人类学家略谈几句。 我是一个不安本分的人类学家。在我的治学历程中，我的导师、同僚和研究对象，无不影响着我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在史丹福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我从学于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和武雅士（Arthur Wolf），尤为施坚雅不受学科拘束、宏观与微观视野兼备的治学风格折服。1970年代，我带着一股革命热情，到广东研究农村变迁。自1980年代开始，我与一群以华南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在田野上结伴行走。他们找他们的明清文献，我找我的现代农民，可恰恰就是在这明清文献与现代农民之间，我们找到了许多接合点。我们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议题各有所好，但却分享着共同的学术关怀和喜悦。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游走自如，是因为我们相信，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都是人们有目的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历史事件的记忆、记录和重复使用，往往是有选择性的。当我们“阅读”史料或发掘人们行为背后的意义时，无不注意到，这些史料和行为经历了层层地方上及更广阔意义上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田野行走，就是要从分析构建的方法来理解这些过程，进而了解资料提供者身处的世界。对我们来说，这是绾结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有效途径。 我与史学同仁合作无间，但我们都各自带着自身的家法前行。过去百年，欧美的历史学和人类学都经历了巨大变迁。历史学从政治史、元叙事发展到专注长时段的经济结构、发掘边缘人声音的微观社会史，以至重投“新叙述史”的怀抱。特别是法国文化史学家以“后现代”的敏锐触觉关注历史人物的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距离愈走愈近。与此同时，人类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19世纪末，人类学采用进化式的概念体系，把研究者观察到的空间上的文化差异视为时间上的线性差异。这种伪历史观受到了 20世纪上半叶主宰英国的人类学的各种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挑战。遗憾的是，这些学术传统都缺乏我们所追求的历史感，也与我们力求探索的问题有一段距离。 到了1970年代，人类学才开始从过程（process）和社会行动者具有意义的实践 social practice 等概念得到启发，我们终于找到与文化史之间有用的联系。受批判社会理论尤其是来自欧洲的理论的影响，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越加注重分析“他者”如何在不同时空中定位。人类学力图发掘那层层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过程，这些过程塑造了特定的社会语境，人类主体在其中发现自我，并全情投入。人类学还尝试了解深藏在档案文献和社会文化志中的叙事结构和权术操弄。意义、过程以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批判性阐释，逐渐成为人类学分析的核心。事实上，这种理论取径，汲取了涂尔干对社会结构与功能的见解、马克思对权力关系的剖析，并最终指向社会能动者赋予行动意义的解释，这也就是人类学的韦伯式转向。 由是，我也摒弃了过去社会学习惯的那种静态的实证主义思维方式和僵化的分类，把目光转向过程。必须说明的是，以过程来丰富结构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仍然把过程跟结构对立起来。因此，我们循着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布丢（Pierre Bourdieu）及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一脉相承的思路，强调“辩证的结构过程”。也就是说，能动主体的各式行动背后，都饱含文化意义，也带着历史包袱。他们的行动织造了各种物质和象征的意义网，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塑造能动主体的行动。每个结构都蕴涵着事物发展的过程，而每个过程都包含结构和人的能动性。我们要解构各种概念与分类，了解这些分类形成的过程中所暗含的叙事策略和论述意涵。与那种认为经验“事实”存在于固定不变的物质载体中等着我们发现、量化和比较的思路不同，我们强调主体和客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不确定性和互动性。 主客体的不断互动也使我明白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如何的变动无常，我们的“研究点”（site）又是如何的漂移不定。过去几十年，我不断检视新的学术和政治视角，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亦跟着那些变动无常的研究对象在跑。1970年代，我在珠三角的农村来回，希望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渗透程度；1980年代，我看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市镇的复兴；1990年代，随着中国再度成为“世界工厂”，我感受到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大量“流动人口”所释放的动能。如今，为了了解中国对物质的追求，我观察那冒升的中产阶层多变的情绪和文化方式，也紧贴那些在全球竞逐财富的冒险家的步履，追寻跨国资本的流向，从中国一直走到中东和非洲。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单元从来就不是牢牢地钉死在一个“点”上的。中国传统的村庄就像施坚雅、武雅士、弗里德曼和其它学者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超越地方”（translocal）的。在过去多个世纪以来，地方社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加入帝国；到了1970年代，多元的文化权威逐渐被边缘化和摧毁，村子变得细胞化了。整个 20世纪，我们看到的是村庄和村民被异化的过程。基于上述认识，到了现在这个后改革时期，我又转而注意另一种“地方”——处于每个主要中国城市边缘的城中村。我认为，城中村的居民并不是之前农村时期的剩余。他们巧妙地应对着目前中国发展的三个现实主义：一个不再珍视劳动、了无生气的国家官僚体系；一个不受约束、缺乏道德的市场；一个不惜任何代价渴望提升国家荣誉的政府。我觉得，无论村民或他们那些外来租户变得多么富裕，无论他们看起来多么具有流动性，他们实际上正经历着强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禁闭。几十年对他们农民身份的制度性歧视正让他们画地为牢。因此，在中国城市变迁的这个关键时刻，城中村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点”，但也是话语性的“点”。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流动也让我们这些人类学家处境艰难。我们不会再以为自己在田野过程中发现文化上的“他者”。那些研究非洲商贩的学者轻易就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就在家门口，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广州的天秀大厦。只是，物质资源、人、文化、形象和意义不会“整体”地旅行，他们的流动因此也不会十分顺畅自如。 研究对象在时空上的漂移不定，也促使我重新检视一个更大的“研究点”——亚洲。我们不要忘记，“亚洲”这个概念为不同“地区”（regions）提供了某种内在联系（connectedness）；尤其是，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并非以陆地为基础，亦非以国家为中心，而是跨洋过海，超越政体。当我们对如何表述历史“事实”（地域、地区）以及对那些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起点的学术分类（例如帝国和民族国家）进行批判自省之时，我们又该如何从概念上把握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其它地区？人类学学者素来的一个坏习惯，就是把研究置于看得到的、边界分明的“点”上，好让他们泡上一段时间。这些人类学者看到了人的移动，就以为看到了人在“移民”，是因为他们总是假定“移民”所离开的，确实是一个“中心”（家园）。我们要警觉一直以来那些本质化的和以陆地为出发点的各种概念分类如何主导着学术研究。如果我们重新集中在以海洋为中心的贸易路线之上的流动性与联系，又或是聚焦于多个世纪以来，在那些位置优越的港口城市及其资源丰富的居民所体现的层层文化融合与沉淀，那么，地中海、印度洋、中国东海这三个经常被分开处理的学术传统，就能有效地联系起来。由此在概念上造成的结果，就是“翻转亚洲”（Asia inside out）！ 由此出发，“华南”是一个有利视角，用来说明“历史性的全球”（historical global）的多层次进程。华南这个“区域”在帝国空间构建中一直被视为边缘和具有颠覆性，也是海洋亚洲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区域构建的“亚洲”，在历史上就是由世界各种文化和市场联合起来的。这些在政治上暧昧的港口城市及其民族多元化的居民是如何各自与他们的“国家”空间相联系，是需要严肃反思的课题，而从“华南”出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一直渴望建立一个以跨学科为旨趣的制度性框架和平台，藉以捕捉这些变动不居的现象，这也是我2001年在香港大学建立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动机。 劳文太尔（David Lowenthal）在《过去即是异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一书中，提出两个并行的论点：“历史上的他者”和“文化上的他者”；他乡感既存在于时间，也存在于社会空间。21世纪的历史人类学之所以要跨越时空，是因为最前沿的历史学的时间观，带领我们超越社会空间；而最前沿的人类学的空间感，也带领我们在时间的银河中往复来回。 必须说明，我不喜欢那种只会空谈全球流动却从未湿足下田的理论家。我们的脚，还是要扎根在不同的“点”上，只是我们必须警觉，这些“点”其实在不断游移，而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眼四望，才不会在摔倒仍不明所以。 作者对历史人类学更详尽的见解，请参见其在《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年第1期和《历史人类学学刊》第7卷第2期（2009年10月）发表的两篇文章。 萧凤霞 耶鲁大学人类学系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