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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正统汉学家的学术二重性 作者： 罗检秋 清末汉学家人数众多，思想参差。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正统（或曰保守）汉学家注意不多，仅作为先进人物的对立面略带评述。实际上，一些看似保守的汉学家学术上具有趋新与守旧的二重性。近年有论者注意到他们思想、学术上有旧有新，但他们究竟“新”在何处？又“旧”在哪里？具体面貌仍很模糊，一般仍将思想与学术笼统论述，多着眼于社会政治思想的保守性。思想与学术密切相关，却并非等同。学术面貌由具体见解塑成，正统汉学家的学术新旧也体现在对诸如今文经学、汉宋调融、西学东渐、经世致用等潮流的态度和见解。现有研究对正统汉学家与今文经学派的冲突论列较多，其它问题则语焉不详，甚至误识。 晚清汉学家的情形不一，有的僻居偏远，不入时流。但一些正统汉学家并未脱离学术新潮，如王闿运、王先谦、俞樾、叶德辉、张之洞、苏舆等人思想上显得保守，却置身于学术流变之中，对学术新潮既有批评，又有认同。本文综考其学术二重性，进一步辨析其学术新旧。 一 对西学的取舍 清代士人对于西学的态度经历过曲折，但已形成汲取西学的传统。明清之际，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已传入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王锡阐等士大夫顺应西学东渐之势，究心并引进西学。17、18世纪，京师和长江下游地区成为士人研究天文、数学的中心。前者主要是官员学者适应朝廷测天制历的需要，后者则多属书斋中的学理探讨，两个群体的看法同异互见而又互相影响。清代汉学家梅文鼎、阎若璩、惠士奇、江永、戴震、孔广森、钱大昕、凌廷堪、李锐、焦循、焦廷琥、吴兰修、董祐诚、许宗彦、程恩泽、俞正燮、阮元、李兆洛等数十人都与天文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i] 清初究心实学者多宽容或汲取西学。王锡阐“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会通若干事，考正若干事，表明若干事，增茸若干事，立法若干事”。[ii]梅文鼎更广泛地会通中西，认为中西算学各有价值，又均有不足。他说： “余则以学问之道，求其通而已。吾之所不能通而人则通之，何问乎今古，何别乎中西？”[iii]乾嘉时期，中西交流陷入中断，但汉学家仍一定程度兼容西学。“四库馆”的汉学重臣纪昀云：“欧罗巴人天文推步之密，工匠制造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奇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又云：“其制造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iv]所谓“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即汲取天文、算学等实用知识，而拒斥西方思想学说及宗教。这代表了清朝择取西学的基本态度，直到清末才有所改变。 在重道轻器的取向中，清代汉学家不可能接纳西方政教，他们调融中西的主要途径是汲取西方天算之学。究其原因，一则明末清初中西交流余波未绝，传衍后世。主持编纂《畴人传》的阮元谓江永“读梅文鼎书，有所发明，作数学八卷。”“戴震传永之学，复为订定。……后震携永书入都，无锡秦尚书蕙田见而奇之，撰《五礼通考》，摭其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载其全书。”[v]凌廷堪认为，戴震的《勾股割圜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补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vi]可见，因学术的传承性，乾嘉学派直接继承了清初天算之学。二则汉学本身的内在需要。先秦典籍记录了古代科学知识，天文、算学成为经学的必经阶梯。戴震说：不懂天文，不能读通《尚书•尧典》；不懂古音，不能读通《诗经》；不懂古代名物制度，不能读通《仪礼》；不知古今地名沿革，不能读通《尚书•禹贡》和《周礼•职方氏》；不懂数学，不能读《周礼•考工记》；不懂鸟兽虫鱼草木，不能理解《诗经》的比兴之旨。[vii]其实远不止此，又如研究《周髀算经》非精通算学不可，而《墨经》的一些条目也需算学及科学知识来进行解释。因而，一些汉学家将经学与天算之学融会贯通，互相阐释，戴震为其中代表。在阮元看来，戴震“以天文、舆地、声音、训诂数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书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而又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viii]故梁启超谓清代汉学家“治经或治史有待于学算，因以算为其副业也”。[ix] 汉学家的天算学成就参差不齐，但形成了调融中西学术的传统。凌廷堪针砭理学空疏，并认为：“古之儒者通天地人，后之儒者惟凿空谈理而已，故骤闻西说，或以为创获而惊之，或以为异说而排之。愚以为皆非也。……西人之说既合于古圣人，自当兼收并采，以辅吾之所未逮，不可阴用其学而阳斥之，则排其为异者，亦过也。”[x]嘉道年间的汉学家阮元兼治天文算学，也善于发现、奖掖这类人才，当时长于天算学的汉学家如许宗彦、徐养原、罗士琳等多为阮氏门生。阮元关于天文、算学 “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xi]的看法代表了汉学家的认识。清末张之洞云：“惟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若云救世，但当破近日眩于西法之迷途，发墨守汉学之流弊，方为有益。若并西人之天算法、汉学家之考据训诂而驳之，既非事实，终不能胜。”[xii]汉学重证据、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方法，是乾嘉学派接纳西学的前提。而一些汉学家长期浸染于算学、天文学之中，潜移默化地受其思维方法的训练。汉学与天算学融为一体，都成为影响晚清士人的学术传统。 道咸以后，汉学家融合中西进入更深广、实用的层面。岭南学者邹伯奇覃思声音、文字、度数之源，尤精于天文、历算，“能荟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有算学著作《学计一得》等。陈澧平实地肯定、汲纳西学，魏源更是广泛地关注“夷务”，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稍后，冯桂芬成为系统论述采纳西学的代表人物。冯氏精研小学，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精研西方天文学算。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旧制、采纳西学的方案。在讲求“格致之学”的潮流中，一些原本究心汉学者转治近代西学，道咸年间的算学家如罗士琳、项名达、徐有壬、夏鸾翔、邹伯奇、李善兰都有很好的汉学基础。 同光之际，那些看似正统或保守的汉学家对西学的开放程度也有所进步。戊戌时期，一些书院增设了西学课程，讲求声光化电之学。王先谦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辞官后回湘讲学，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展及士人对传统科举、教育制度积弊的反思，有识之士重视讲求工艺制造等实用之学。王先谦也认识到，“方今时事多艰，培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帖以为造就之资”，他向岳麓书院诸生坦言：“院长老矣，于时务并无通晓，惟以己身不学之故，而并窒人向学之路，则断断不敢出此，诸生务当博览兼精，累进益上，庶几周知当世之要，成为有用之材。”因而，岳麓书院增加了专攻“算学”、“译学”的名额，其中“算学”额定50名，“译学”额定40名。[xiii]王先谦一再强调士子应讲求工艺制造之学，并触及士人重道轻器的学风，曾云：“盖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之学，期明道而习为空谈；西人之学，尚制器而事归实用”。[xiv]他主张学术应求实用，因而肯定以“西器”补“中道”的不足。以思想保守著称的叶德辉也认为：“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今之视西艺若仇雠者，一孔之儒也。”[xv]王先谦、叶德辉也认为，时务学堂“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他们肯定学堂兼授中西。[xvi]官宦学者张之洞汲取西学的主张更为系统和理论化，其《劝学篇》提出的“知要”“即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xvii]他主张设学堂的办法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xviii]可见张之洞的“西用”范畴已不限于器物层面，而涉及制度领域。 当然，正统汉学家汲取西学仍有限制。近年有人论列戊戌时期的“保守人物”（如王、叶等人）思想上旧中有新时，常以他们接受西学为例。他们对新学的态度确实较之政治上更为开明，但是否有时“新”得超越了洋务派，甚至为维新派所不及？这恐怕仍需进一步探讨。当时，洋务运动已进行30余年，引进西方器物文化基本成为不争的事实，而维新派士人已经提出从制度层面汲取西学，甚至在思想意识、人伦道德方面融合中西。王先谦、叶德辉、张之洞等人区分“西学”内容，主张汲取西方能致国强民富的工艺之学，而“于中国学校制科无涉，于中国名教纲常更无涉也”。甚至称“康梁诸逆，既借西学为摇惑人心之具；无识之流，知西之有学，而不能辨其为何学”。[xix]他们坚决抵制西方平等、民主、自由等近代思想。 或以为，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指责康、梁托西学“以行其邪说”，进而认为王、叶也非完全排斥平等、民权之说。这显然出于揣测。王先谦虽云“至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西教。其言平等，则西国并不平等；言民权，则西主实自持权。”[xx]叶德辉也说“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与议国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识，不足与论民权。”[xxi]这类文字当然不能推出王、叶认可“平等”、“民权”的结论。他们指斥康、梁所宣传的“并非西教”，并不表明自己信奉西教。他们攻击康、梁等“有自私自利之心”、“若明若暗之识”也不表明自己会对大公无私、见识高明者主张民权。他们之所以在维新派的西学真伪或人格上做文章，正是为了排斥其思想学说。王、叶等人对西方平等、民权学说知之甚少，且明确拒斥。王先谦致函时务学堂的学生：“所谓西学者，今日地球大通，各国往来，朝廷不能不讲译学。”“故声、光、化、电及一切制造、矿学，皆当开通风气，力造精能”。“然朝廷之所采者，西学也，非命人从西教也。”[xxii]在叶德辉看来，“自来中国之攻彼教者失之诬，尊彼教者失之媚。故谓西人无伦理者浅儒也，谓西教胜孔教者缪种也”。他坚信“孔教为天理人心之至公，将来必大行于东西文明之国”。[xxiii]戊戌之后，他们也没有赞同民权、平等学说的倾向。 他们排斥“西教”主要针对于基督教及与传统伦理对立的平等、民权学说，其归宿自然在维护旧的纲常道德。《劝学篇》宣称三纲五伦是“百行之原”，“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xxiv]至20世纪初年，当浸染西学的青年学生冲击纲常大防之时，正统汉学家的保守性更为明显。王先谦针对留日学生云：“今吾国之人吐弃经书，仇视国君。出东洋游学，不数年归，辄以其慝志诐词，傅合新得，腾播口说，反易天明。祸中土而诬邻邦，抑何至于此极乎！”[xxv] 正统汉学家有时看起来比洋务派更具民族主义激情。他们主张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甚至批评某些当权者媚外妥协，但其寻求富强的途径基本未超过洋务派。王先谦的《海军论》体现了爱国情怀，正与湘籍洋务派的思想吻合。晚清正统士大夫对外国认知的程度不同，但多具有较牢固的忠君或爱国观念。一些极端守旧、反对改革的人物如徐桐、刘锡鸿等人也往往在忠君爱国的旗帜下护卫传统，故正统汉学家流露的民族主义取向既非思想创见，也非西学造诣和见解超越洋务派的体现。 王先谦曾积极参与创办轮船公司，与外人争利权，又强调学习西方工艺制造，批评一些人“工政”与“军政”不辨。叶德辉强调轮船、枪炮、制造的重要性，而把易服色、废缠足放在其次。这些见解与晚清湘籍经世派士人魏源、郭嵩焘、曾国藩等人的主张相类而略具时代色彩。他们于西学取器物而拒政教，并不比湖南维新派如唐才常、熊希龄、谭嗣同等人更“新”、更深刻。甲午之后，某些洋务派人物（如张之洞）也已认识到“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开始从制度层面接纳西学。王、叶等人仍然强调“西艺”的重要性，这虽然针对士人浮躁的学风和湖南滞后的实业基础，而汲取西学的水平显然未逾洋务思想的藩篱。正统汉学家与维新派学习西方的重心不同，关注的社会改革也不同，虽曾参与或支持戊戌维新事业（如办学、阅报），但毕竟思想上与维新派存在差距。他们重视涉及实业的西方科技，而忽视思想学说的更新，尤其排斥与“三纲”相抵触的西学。他们采“西学”（实则为西艺）而拒“西教”的态度恰恰是清末洋务派的主张。总的来看，清末正统汉学家迎拒西学的态度并非绝对守旧，但大体与洋务派处于同一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