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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帆 近年来，学术史的回顾与探究引起学界较普遍的重视，人们通过总结以往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力图在前人奠定的学术基石上为当今中国学术开出新路。无独有偶，近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学者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这一探讨所涉学术层面、产生原因等一系列问题，皆值得引起广泛的注意，以便给今天的探讨以启示。 一、学术史勃兴的表现 “学术”之于中国，有数千年历史，但“学术史”之出现，则晚至清初。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指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1](P14)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首创了“学案体”，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括了特定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是以“人”为主而叙述学术发展历程的第一部著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确为不易之论。《明儒学案》之外，黄宗羲还始撰《宋元学案》， 未成而卒，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两次补续而成。自兹而后， 陆续有人撰著不同样式的学术史著作，如钱大昕通过撰写清代学界人物传记的方式记述学术历史；江藩利用钱氏的材料，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还撰有《国朝宋学渊源记》；唐鉴亦著有《国朝学案小识》，等等。大抵皆为叙述清代学术之作，且数量不多，质量也有限，尤其江藩、唐鉴之著因主观成见深，立论偏颇，很遭时人与后人訾议。 黄宗羲之后，学术史的真正勃兴是在清末民初，这一勃兴与当时引人瞩目的新史学运动分不开。从时间上说， 新史学运动发轫于1900 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首次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同样，学术史勃兴亦起自章太炎。侯外庐认为，章太炎“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的学者，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虽以近代早期的学术史概论出现，而内容上则远不及太炎的见识”。[2](P181)在1899年辑订的《訄书》初刻本中，章太炎便在《尊荀》、《儒墨》、《儒道》、《儒法》等篇名下对先秦思想史予以梳理。1902年删革修订《訄书》时，更是增加了不少论述历代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容，且在见解上与前有异，从批评孔子与孔学起，指斥历代学术之弊端，相应也表彰一批他眼中的进步思想家与学者。这样的研究显然与当时的史学革命相呼应，成为新史学运动的一大助力。此后他又陆续有与学术史相关的论著问世，如1910年编定的《国故论衡》、1915年编定的《检论》(《訄书》修订后改此名)以及《诸子学略说》等大量文章。 紧随章太炎之后撰著学术史著作的是刘师培。1903年6月至1906年6月，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基本停止了学术活动，而刘师培恰恰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学术界，发表《近儒学案序》、《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古学起源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源考》等一系列学术史论著，成为当时在学术史领域发表论著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学者。 刘师培之后，学术史领域成就最大且广为人知的学者为梁启超。梁启超虽早于1902年便开始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对古代学术史作了全景式鸟瞰，但既非专门研究，于体例也无所发明。他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著作当为进入民国后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前者撰于1920年，后者在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际完成。这两部著作承清末学术史研究之遗绪而来，同样为此一时期学术史勃兴潮流下之巨制。 章、刘、梁之外，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等学术大家也都有学术史方面的论述，对清代学术所论尤多。如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代罗叔言参事)、《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等文章便颇多精辟之论，足为后世楷模；夏曾佑的新史学代表作《中国历史》以相当的篇幅谈学术思想的变迁，显示出学术史与新史学思潮的内在关联。 上述学术大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国粹派学者普遍重视探讨中国学术史，《国粹学报》上屡有他们这方面的著述，如邓实的《国学微论》、《国学通论》、《国学今论》、《明末四先生学说》；田北湖的《论文章源流》；陆绍明的《论史学之变迁》、《论史学分二十家为诸子之流派》；黄节的《元魏至元之学者传》、《岭学源流》，等等。总之，种种事实说明，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民初已成显学，甚至可以说是在中国学术发展进程中首次成为显学。既然学术史在清末民初勃兴并成为显学已为事实，那么值得深思的便是：何以学术史在此时勃兴?什么因素使得学术史成为显学?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从这一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学术发展大势或曰发展逻辑中寻找答案。 二、学术史勃兴缘由之一： 兴学以救国 清末的中国，对于有识之士来说，救亡已成为时代主题。如何救亡，或者从正面来讲，如何在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基础上建立新国家，成为有识之士最关注的问题，而且围绕此“建国”问题还展开了一场涉及广泛的争论。对这一关乎全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政治家们各有其立场，学者们也有其独特的思考角度。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此时经常被学者提及，便反映了学者的视角。顾氏曾说过：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为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P590)对于传统中国士人而言，亡天下是比亡国更可怕的事情，是最根本的灭亡，因中国首先是作为文化集合体的“天下”而存在，文化存亡是民族兴衰的首要因素。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承担者的社会责任相当重大。“盖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于礼俗政教，澌灭俱尽，而天下亡矣。夫礼俗政教固皆自学出者也，必学亡而后礼俗政教乃与俱亡。”[4]鉴于此，救亡必先救学，建国必先建学。学术兴，礼俗政教必兴，天下亦随之兴。这样的认识，与当时学术史得以勃兴息息相关。 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向为读书人所关注，但从未象清末之时提升到那样的高度。国粹派认为，土地、人种构成一国的“质干”，“其学术则其神经也”，[5]故学术为立国之本。“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而国之亡遂终古矣。”[6]这样的议论，是以文化承担为职志、以学问为依归的读书人对空前的民族危机的自然反应，也是其继承往圣先贤之道而形成的终极关怀之体现，尽管这里有受斯宾塞理论影响的成分在内。直到进入民国后的1919年，王国维仍言：“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7](P98)王国维此时这样说，固然与其政治立场相关，但从根本上来讲，却是表达了视学术为国之生命和己之生命的读书人的共同心声。既然学术关乎国家存亡，那么兴学以救国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学术救国”之主张顺理成章地走上历史前台。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呼吁： “驱夷之论，既为天之所废而不可行，则不容不通知外国事。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8](P49250)他是欲借西学以救国。民国二年(1913 年) 吴稚晖的日记中也有这么一段记载：“近日余与孑民、石曾、精卫等聚谈，皆确然深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9](P221)余人之类似议论还有许多，足见这是读书人较共同的看法。 兴学以救国，必然涉及到对中国学术的估价问题，由此方能确定兴学之途径。严复力主通西学以救国，很大程度上是因看到中国学问本身有致命缺陷，“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8](P29)这样的学问，“吾得一言以蔽之， 曰：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8](P44)即无益于救国。反观西方，“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8](P23)故非引进西学不可。同样，国粹派也认为，中国文化的衰弊，关键就在于学鲜实用，学术湮没，其中汉、宋学之无实无用，是其祸本，不仅无补于国事，且毒化了国学，不足称之为“学”。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谓之适于无学之世可也”。[10]不过，在兴学以救国的途径上，他们却选择与严复不同的路，倡导回归先秦未受“君学”浸染前纯正而健全的“国学”， 即借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进行“古学复兴”。他们心目中的“国学”是指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学。既然欧洲借复兴古希腊文化开近代文明之先河，国粹派也希望通过复兴先秦诸子学而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以此来团结和凝聚全民族的力量，拯救国家的危亡。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兴学，梳理中国固有学术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仅靠从感性上简单地否定传统学问是于事无补的。于是，章太炎从评述诸子入手，系统清理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刘师培借西学之长，重估中国古典学术得失。他们如此做， 既合乎国粹派与严复等人的兴学主张，使学术救国具体化；又能在学理上予中国学术以客观冷静的估价，避免泛泛而论和感情用事的弊端，从而为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由此，学术史渐成显学，其余风流被，至于民国而不衰。 三、学术史勃兴缘由之二：内在因素 从中国学术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到清末民初，确也面临着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或者说已到了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学术发展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在于外力冲击———西学大举进入而引发人们对中国学术的反思。 清代学术以考证学为正宗，曾繁荣一时，但到了清末章太炎等人登上学术舞台之时，这种学问已渐走向穷途末路，所谓盛极必衰，必得开出新局方可，正象有学者所言：“考证学到了章氏，经学史学的考证，已考无可考；所以由经学史学考证走到了诸子的考证，由诸子的考证走到研究诸子的学说思想”。[11](P56)梁启超也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1](P122)从这些论述来看，显然新的学术潮流已继考证学而起，学术在转型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自然要反思清代学术走过的路，进而上溯构成清学核心内容的汉宋学之源，以获取更新学术的经验教训。或如有学者所言：“晚清那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梳理学术史，从开天辟地一直说到眼皮底下，大概是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12](P122)另外，诸子学的兴起也推动了学术史的勃兴，因章太炎是自诸子学的探讨向下延伸而梳理整个学术史的，刘师培也在《周末学术史序》等著作中借辨析诸子而逐步及于后世学术，所以诸子学是学术史的入手处，有开启之效用。当然，清学与章、刘这辈学者关系更近，或可说是息息相关，故大家论述最多的还是清代学术。 对清末学者来说，比起考据学的衰落西学的冲击对他们刺激更大，影响也更深远。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固有学问的知识体系和学说体系， 它以客观的科学精神和严密的科学方法震撼着中国学者， 两相对照之下中国学术的根本缺陷显露无遗，这不由人不反思。起初，人们很想按中学模式规定或裁剪西学，有人曾根据中国传统分西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渐渐地人们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这种处理方式行不通，要想通过吸纳西学促进中国学术进步，需从其源头即学术之为何物思考起。 “学术”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一般泛指学问、道术(据《辞源》)，但“学”与“术”有所不同。《说文》释“学”曰“觉悟也”，释“术”曰“邑中道也”；“觉悟也”更多的是在“发蒙”或“学习”的意义上释“学”，故言“古教、学原为一字，后分为二”，“邑中道也”讲的是“路径”或“手段”。前者渐渐引申为学说、学问， 后者渐渐引申为技能、技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引申为技术”) ，而且有了形上、形下之分。形上之“学”备受士人重视，甚至皓首以穷之；形下之“术”则被看作雕虫小技，向遭冷遇。这种状况持续千年以上，直到西学进入中国。对西学， 人们先以形下之“术”来格义，认为“西艺”(工艺技术) 能包孕西学的全部内容。到清末随着认识的深化，已知道西学亦有其根本，遂以中国之“学术”来格义它，如严复所说：“学者，即物而穷理，……术者，设事而知方”；[13]( P1248)刘师培也说：“学指理言，术指用言”，[14](P1478)“学为术之体，术为学之用”[14] (P480)。学与术不可分，共同构成科学系统，促进西方的进步。反观中国，学与术分离，言学不言术(日常所说“学术”仅指“学”)，特别自南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无用无实之途，“盖学术末流之大患，在于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侈陈礼乐，广说性理。”“所托愈高，去实滋远。”[8](P43244)以此，学术无由进步，国家亦无法振兴。以西学为座标对中国学术的这种反思与批判，必然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学术进行追根溯源的探讨，力求从其发展脉络中找寻失误之源。尤其欲复兴古学的国粹派学者，认为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先秦诸子学)与西学是相合的，刘师培便说：“周末诸子之书，有学有术”，[14](P480)不若后世之有学无术。那么，秦汉以降“国学”何以变成“君学”并渐渐失去生命力，不复当年“有学有术”之光辉，便是值得考究的问题。由是，学术史理所当然地走上学术前台。 参考文献： [1] 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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