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 逸 一、修史计划数次落空 新中国成立不久，董必武同志向中央建议修两本书，一本是中共党史，一本是清史，作为两个大的文化工程。但由于建国之初，百事待举，百废待兴，事情太多了，顾不上。 到1957、1958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考虑怎么来修清史，吴晗同志曾找我谈，征求我的意见。当时全国也没有几个研究清史的人，吴晗同志计划很大，他说要设立清史馆，翻译人才要很多，除英、法、德语翻译还要满语翻译，需要100人，还选一些大学生专门培养。我当时也不是搞清史的，是搞近代史的，近代史中包含晚清史。后来由于遭遇三年经济困难，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因难时期过去，毛主席一次在跟范文澜谈话时说，自己今后退居二线，管的事情少了，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这是刘大年同志告诉我的。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直对清史研究情有独钟，收集了很多清人的书法，对清朝的人文风俗非常熟悉。我曾经听过他的讲演，对清朝的文籍如数家珍，对清代的文人学者非常熟悉，有好多东西我还不知道，让我非常惊讶。田家英同志熟悉清史，可能与毛主席喜欢读有关清史的书有关系。 1965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宣部周扬同志召开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修清史的问题。就在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抛出前两三个月，中央已经正式要求中宣部编修清史。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会有七个人：郭影秋、尹达、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主任）、刘大年、佟冬（东北搞清史的）、刘导生、戴逸，我当时在这些人中是最年轻的。部长会议决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清史研究所。国庆节刚过，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同志在我家中给我传达了这个决定。孙泱同志和我一同在人民大学内选定了一个地方，准备筹建清史研究所。两个月后，也就是1965年12月，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形势就大变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成为一个罪状，说搞清史是要转移大方向，中宣部大搞清史是转移目标，什么“居心”、“用意”等等。 当时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同志在乡下搞“四清”没有参加会议，中宣部部长会议的决定是孙泱传达的。“文化大革命”中郭影秋千方百计要保留研究清史的这个队伍。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后被分到北师大，1973年就在北师大暂时成立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目的就是要保全编写情史的力量。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立即正式成立清史研究所。 70年代末，对小平同志批复了一封建议国家修清史的人民来信，并转给社会科学院。这是刘导生给我传达的，他当时是学部常委兼副主任，社会科学院非常重视编修清史的问题。 制定“六五”社科规划时，清史是历史学科最大的重点。当时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力量比较小，社会上也有一些研究力量，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也有人搞清史研究，再编一本人物传。这两个工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清史人物传搞了三十几卷，差不多完成了80%，清代通史则没有开展起来。“七五”社科规划还列入了清史，继续资助清史研究。 但总的来说，社科规划对清史逐渐地淡漠下去了。原因有三个：一是经费不足，资助的力度太小；二是学术原因，解放以来清史研究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搞古代史的，力量集中在先秦、秦汉或者隋唐，到清代已是强弩之末，而近代史研究是从鸦片战争算起，鸦片战争以前也不搞，因此清代前期中期的历史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没有多少学术成果；三是各方面的力量不好协调，社科院的五年规划也是寄希望于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而清史研究所只是人民大学的一个机构，缺乏权威性，不可能号召和组织全国力量从事这么宏大的文化工程。 二、《清史稿》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要提出修清史呢?因为中国历代有一个传统，就是易代修史，隔一代以后修史。中国是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的惟一国家，其他国家有的是历史短，许多文明古国灭亡了，有的是断断续续地有历史记载，比如印度。中国的史籍最丰富，而且历代连绵不断，换一个朝代就要修前代的历史。因为修当代史是最不容易的，涉及人的利害关系，当代人都活着呢，即使他没活着，他的儿子、孙子还活着呢，这就不好褒贬、不好评价。历史不能曲笔，不能避讳现实问题，但许多历史事件不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矛盾就无法充分展示，看不清楚。另外，资料要隔一段以后才能公开，清代档案在清朝是不可能看到的，现在我们能看到了。董老提出易代修史，也是根据这一传统，新中国成立时清朝已经灭亡40年了，可以修清史了。台湾也有不少清史专家，将来祖国大陆修清史也应该邀请他们来参加。 迄今为止，清代还没有正史，只有一个《清史稿》。而这个《清史稿》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年写时没有看到档案，大量档案当时是保密的，资料、史实不全；《清史稿》的观点也经不起推敲，因为它是清代遗老修的，他们反对孙中山，对秋瑾、徐锡麟进行诽谤。清朝灭亡后，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大总统，他们连孙文的名字都不写，坚持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反对革命党人。总之这部书的问题比较多，不能作为一部正史流传下去，所以有必要修清史。 三、经济、学术条件皆已成熟 现在修清史，跟20年前、跟解放初期情况大不一样了。学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逐步成熟了。国家强盛，盛世修史嘛! 修清史在文化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说清朝的成绩，要举《四库全书》、《明史》，说宋朝要举出《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修五代史、唐史。后人看中国20世纪、21世纪最大的文化贡献是什么呢?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算一件，但它的分量比清史要小得多。修清史，可以说是一代盛典，把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进行总结，传之后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另外，学术条件也比较成熟了，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清史研究在历史科学中是发展最快的，出了很多史料，简直是浩如烟海，可以充分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也有一百多人整理清朝的档案，出版了好些套清史方面的著作，涉及各方面的问题。现在修清史，是时机适宜，不要错过。 大型清史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当然全书体例可以讨论)：第一部分是清史的编年，这是郭影秋提出来的。清史编年就相当于纪传体史书“本纪”这一部分，当然编年对本纪改造了很多了。第二部分是清代人物传，纪传体史书主体是人物传，占了最大的篇幅。我们现在完成了三十几本人物传稿。有的水平高一些，有的水平低一些，还有遗漏，还有很多没有写。有这三十几本作为基础，就好办得多。第三部分是清史的专史，比如清代政治史、清代经济史、清代军事史、清代文化史，可以考虑编成30本专史，相当于纪传体史书的“志”。第四部分是各种表，官制表、年表，还有皇族世系表，这个工作比较单纯，好多表已经问世了。第五部分，要写出10卷至15卷通史，这是难度比较大的。但也有条件，因为各个段落都有专家研究，每一朝都很清楚。第六部分是书目，清代有什么书，沿用以前的经籍志，单独组成一个部分。这六个部分都有一定的基础，有的是人民大学清史所做的，像编年人物传。专史和通史工程比较大，表和书目工程较小。实际上过去的20年我们清史所的研究人员就像蚂蚁啃骨头，从一个个“零件”开始，也啃了不少，以清史所来组织全国的清史研究力量也比较可行。这样看来，从学术条件、经济条件到组织条件，准备工作都比较齐备。 历史修史都是由宰相、大学士来牵头，修《明史》是大学士张廷玉，修《四库全书》是由乾隆皇帝的两个儿子领衔，下面是好几位大学士、军机大臣参加，没有权威机构就不可能调动全国的学术力量。目前国内的清史研究力量除人民大学清史所外，全国各地都有，东北学者擅长稿清代关外部分，南开大学也有一部分力量，南方学者主要研究清代经济，中央民族大学搞清代民族。还有搞各种专史的，水利在清朝有很多的重要工程，水利史比如治河等可以由水利学院来搞。军志、兵志、八旗、湘军、淮军等，军事学院可以承担。我们修清史要调动各种力量，必须有权威的领导，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宋健主管，清史编委会最好由一位副总理来挂帅，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力量。 纂修清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必须要有连续的工作班子，或是成立清史馆，或是成立专门委员会，要有一定的编制、规划及动作经费。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2001（8）李梦超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