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世纪3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大致说来，以往因学科刚刚确立而主要着重于对该学科的整体性讨论，1990年以来则侧重于各个分支学科的探索，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场景。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复旦大学学者就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2]。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3]。90年代初，侯仁之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4]1994年12月，侯仁之把他在理论探讨方面的四篇论文即《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汇编为《历史地理学四论》一书，作为“院士文库”之一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韩光辉从世界眼光来研究历史地理学。他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认为各阶段的时间、表现的特点、产生的影响及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明确地显示了在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及科学体系方面所拥有的共同特点。他认为，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历史地理是地理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5]这个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6]。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它毕竟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因而不仅需要运用地理学方法，还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分析、考古资料参证等等，所以他指出传统的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仅限于描述历史上部分地理现象的变化，后者不仅要研究历史上一切地理环境的变迁，还要进一步探索其变迁内在原因和规律，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一步[7]。谭其骧还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8]。 史念海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9]；并明确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10]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我国的地理现象和人与地的关系的学科”，“应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全部采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沿革地理只是它的前奏，“实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也适应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尤其是我国的丰富的文献记载，实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资料的重要来源[11]。他还举出许多具体的事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12]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3]虽然，学界对该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学科属性等基本理论问题已经取得共识，但90年代新的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4]就对此作了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他重申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地球表层学”作为地理科学的基础理论学科，本身就是一个巨系统，历史地理的研究是它所包含的若干子系统之一，已被纳入到地理科学中属于基础理论的学科体系中来。他根据这一思想，倡议科学地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这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界都具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90年代已经深入到学科内部各个分支领域当中。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谭其骧说：“《中国历史地图集》名义上是我主编，其实是集体编绘的。我的工作是组织联络和审稿。在审查过程中，已发现某些标绘可能不尽合理，甚至存在一些问题。我曾与一些编者通信商讨这些问题。但是，作为主编必须尊重每位编者的意见，不能强加改动。因此，我非常欢迎大家多提批评意见，学问要由大家来做，不能由几个少数人垄断，我一直反对这种做法。只有集思广益，采纳百家之长，才能把《中国历史地图集》编好。”[15]《北京历史地图集》编成、出版后，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和相关研究将有所裨益[16]。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17] 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方面，随着工作的继续深入，逐渐与自然地理学的某些分支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在《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18]中，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的《历史地貌学浅论》[19]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年代只有一万年上下。历史地貌研究有两个具体任务：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因为只有把各个时期的地貌复原，才能按发展的顺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指出地形变迁的规律，阐明今天地貌形成的原因，和进一步推测将来发生的变化；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它不但影响着地形复原的工作，而且关系到地貌发育过程的定量分析。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历史地貌学浅论》一书是曾昭璇为历史地貌学从理论高度所提出的学科框架，其《珠江三角洲历史地貌学研究》[20]一书就从具体的研究课题入手，阐明历史地貌学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特定范围的理论体系和实用意义。从学术发展过程来看，《历史地貌学浅论》第一次向学界展示了中国历史地貌研究的成就，系统地总结了研究方法，开创了历史地貌学这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21]。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22]一文中作了系统论述。首先，他介绍了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简况及其研究方向、研究对象的三种尺度，认为在中国古代就有政治地理思想，而且还有不少实践行为，为地方尺度的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他指出，“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他认为，“大致说来，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明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的密切关系。他又指出，“政治地理学当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与政治地理理论为主，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对象来透视这些理论与思想。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对象可暂置勿论。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或者说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这是理解与阐释变迁原因以及探索与总结变迁规律、并进而提出解决当前或今后有关国家疆界和政治体制改革对策的基础；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换言之，也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为何有如此繁复的变迁过程。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指日可待矣。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23]。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2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历代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以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14部[25]，取得了很大成绩。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历史农业地理学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研究历史农业地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同时也必须熟悉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农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26] 历史农业地理学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27]一文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代发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和“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28]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29]。 历史文化地理是一个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30]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认为“历史文化地理学与现代文化地理学在时代界限上前后相继，在理论意义上现代文化地理的一切研究对象，都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范围；但历史文化地理毕竟研究的是现代以前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环境，因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必然存在差异性；现代文化地理虽然包括精神文化的内容，但更侧重于物质文化景观的研究，历史文化地理则由于古代文化事物及景观的变迁和湮没，大多已不易复原，而偏重于对大量保存于文献资料中的精神文化的地理研究。”文章所论述的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同时还提出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六大任务。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31]。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32]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不过，他们文中所称的“民族历史地理学”，鄙意以为可按照历史地理学各分支领域的习惯叫法，称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笔者十余年前已称之为“历史民族地理”了。[33]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34]。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王振忠撰有《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一文，并开设“历史社会地理”课程。他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35]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36]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探索区域内各要素的集成状况，历史地理学也不例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均有建树[37]。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38]，他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则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学科分支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39]。 笔者相信，学者们上述发表的关于历史地貌学、历史政治地理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历史农业地理学、历史文化地理学、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历史地图编制理论、历史社会地理、历史科技地理、历史区域地理等领域的探索，既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为历史地理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建设和发展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进展是不平衡的，现有成果以历史人文地理居多，而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则比较少见；即如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地名学、历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领域至今也还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有待于学者、同行们继续探索。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1] 文中凡提及各位前辈，均不加任何称呼、头衔等（引文中原有的，仍旧），特此说明。 [2] 复旦学报记者：《历史地理学的由来与发展——谭其骧和他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和特点》，《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3]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5]《历史地理学发展之中西比较》，《历史地理》第13辑。 [6] 谭其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7] 邹逸麟：《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载《复旦学报》1984年第5期。 [8] 谭其骧等：《回顾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学四十年》，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52-571页。 [9] 史念海：《河山集·三集》自序。 [10] 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2]《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辑。 [13] 说见侯仁之：《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地理学报》1983年第2期。 [14]《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 [15] 景爱：《怀念谭其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辑。 [16] 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北京历史地图集〉编制理论实践和社会评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韩光辉等：《〈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制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韩光辉：《历史地图集理论问题刍议》，收入《城市、区域与环境》，海洋出版社，1993年6月。 [17] 王剑英：《历史地图的编绘和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1988年太原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稿）。 [18]《地理研究》2卷2期。 [19] 该书由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20] 该书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21]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学基本问题的构想》，已收入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22]《历史地理》第15辑。 [23]《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历史地理》第9辑。 [24] 载《北大史学》第2辑，1994年。 [25] 它们是：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6年7月；周宏伟《广东历史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马雪芹《明清河南农业地理》，台湾洪叶文化，1997年初版；李令福《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2002年4月；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王双怀《明代华南农业农业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5月。 [26] 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27] 收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00年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1年。 [28] 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另陈国生：《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辑，可参看。 [29] 曹树基：《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0] 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辑。 [31] 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孙进己：《关于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论文摘要》，复旦大学，1990年，第116页；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 [32]《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33] 拙文《1990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1期。 [34]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 [35] 见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课程介绍”（网址：http://www.gs.fudan.edu.cn/cultivate/cultivate4_HIST.htm）。 [36] 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7] 韩光辉：《区域历史地理进展与研究方法探索》，朱士光：《加强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 提高历史地理学整体学术水平与应用功能》。均已收入孙进己主编《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38] 分别见：《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39] 冯永谦：《边疆历史地理学研究刍议》，《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论文摘要》，复旦大学，1990年，第26页；李广洁：《中国历史灾害地理略论》，同上《论文摘要》第7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