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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傅斯年 ——以《殷周制度论》与《夷夏东西说》为主的讨论 王汎森 王国维(1877～1927)与傅斯年(1896～1950)出生时间相差将近二十年，一位是清代遗老，一位是五四青年；一位声嘶力竭提倡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位是近代反传统的健将。他们的 社会角色截然不同，他们的著作却有著相当微妙的关联。 这篇短文便想探讨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思想学术上的连系。我将先简略地介绍他们对学问的看法及对俗文学的态度，然后以王国维的古史观，尤其是《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 西说》的关系为重心进行讨论。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并未以专文方式讨论过王国维，这就使得后人要考索这一层因缘变得相当困难。本文主要是透过傅氏藏书中对王氏著作的一些眉批来进行探索。 一 王国维与傅斯年有一些近似处。王与傅皆主张在中国建立纯净的学术社会。王氏在许多文字 中反复谈到这一点。譬如《谈近几年之学术界》一文中说： 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① 又说： 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未 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可有发达之日矣 欠②。 王国维一生是从精神，而非物质的层面着手求建设中国之道。如果我们观察他 早年的道路，便可发现与同时代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斤斤于谈富强、谈政法，而是从教育 、心理学、伦理学、哲学、艺术等时人认为不急，而王氏以为是根本的地方入手，他的老师 藤田丰八便早已发现王氏这一个迥异时人的特色③， 这在近代中 国的确是一条独特的道路。而小他近二十岁的傅斯年，早在北大编《新潮》时，也有类似的觉悟。他在该刊的《发刊词》上提醒国人学术无中外之别，并要知道本国学术在世界上地位 之低下，强调如自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不啻自绝于人世”，而且中国学术界之因循苟 且，“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④，他认为“群 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尤巨”⑤，故认为《新潮》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鼓动群众对学术之兴趣⑥，这也是傅斯年的北大同学顾颉刚后来所提出的，要“在中国建设 一个学术社会” 的野心⑦，也是他们的老师胡适早在民国 九年北大开学时所作《提高和普及》的演讲中所再三说到的，提高学术水准为救国的当务之 急⑧。这一个建立“学术王国”的思想传统，在当时汲汲求富求强的思路之中是相当独特的。王国维最早的学术研究取径还有一个特色，即是往下层走，也就是他所说的研究“最下且贱 者”的文学作品⑨，譬如《唐宋大戏考》、《戏曲考源》、《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 史》等，这也似乎预见了五四一代青年的路数，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同时表现了这一特点。 他们都对往昔中下层百姓的历史、文学极为关注，这种关注有许多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想 藉编歌谣来了解“国民心声”，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这些文化媒介，以便进一步利用他们来教 育民众10。 不管是反映国民心声，或是藉着了解下层文学来教育民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欣赏通俗文学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乃特别吸引傅斯年。 《宋元戏曲史》有两个引起五四青年注意的特质：第一，它为下层百姓的文学作史；第二， 宋元戏曲中表达一种“自然”的文学观，与五四青年的文学观相符合。民国八年一月一日《 新潮》第一卷第一期中，傅斯年发表了《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一文，他说近年坊间所刊刻 的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有王静庵的《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并说“王君此书前 此别未有著作，当代亦莫之与京”11。傅斯年特别欣赏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元曲所作的评论：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敝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 元曲。……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 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 秀杰之气，时时露于甚间12。 当时傅斯年还认为元曲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上好材料。顾颉刚在为《文学旬刊》所作《元 曲选叙录》四篇的“小序”上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记录： 前四年，孟真去国时送给我一部《元曲选》，上面题道：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这本书 是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最好资料。13 而且在经过七年的留学生活后，他仍未改变对《宋元戏曲史》的评价。在他的藏书中， 我 发现了一本《宋元戏曲史》，书前有这样一段眉批： 十余年前所读书，当时为之神往者。此回自欧洲归，道经新加坡，于书肆更买此册，仍觉是 一本最好之书，兴会为之飞也。民国十五年十月□□(案：英文字不清楚)舟中。 二 接着我要讨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关系。 在本世纪初中叶，先后出现几种论著提倡多元古史观，依时代先后，分别有蒙文通的《古史 甄微》(192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1934)、徐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1943)。 古史多元论的产生，与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一些震人心弦的文章中 质疑古代民族出于一元的旧观念，提出古代民族应当出于多元的推想，同时也颇怀疑殷周不 相干14。古史辨派将上古信史击成碎片 ，使得后来的史家能较无拘束地将这些碎片重新缀合。蒙、傅、徐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 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蒙文通的三集团说最早出，但在当时影响较小。徐炳昶先生之书最 为晚出，以分析古代神话为主，后来发生很大的影响。 至于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不只批判性地运用文献，而且随处以新出土之甲骨作为证据 ，论证相当细密，贯串全文的方法，一个是种族的，一个是地理的。引用劳干先生的话，这 一篇文章对于殷人在东周人在西这一点“有一个透彻的了解”，“根据这个理论为推断殷周 两部族的来龙去脉，以及中国文化史的渊源与其分合，那就更显然如在指掌。”15 这篇文章一直到今天 都有重大影响。 傅斯年这一篇文字的思想源头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受了哥廷根大学汉学家哈隆(G ustav Haloun)的影响16，我个人不太赞同此说，傅氏在欧时并不学历史，而且我遍检他的藏书也未见到哈隆的文章 细读哈隆的文章，也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与傅氏并不相同。惟有重视上古多元民族，民族迁 移这一方面两人的取径有相似之处，但是重视种族本来就是当时德国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17，不一定要特别受到某人的启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傅氏原有一些东、西二分 的模糊看法，而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深刻化他原先的观点。 传统中国有几种约定俗成之见，认为三代出于一元，认为殷周皆起于西土，而且认为西土是 孕育强盛朝代的地方。《史记》中的一段话反映了这一种意识：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 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8 在这一段话里，“汤起于亳”一说中“亳”，经常被解释为是在西边，譬如徐广就说京兆杜 县有亳亭，则在三亳阪尹之外，又有一个西亳，那么商也是起于西土的。不过，清儒中已有 不少人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孙星衍、胡天游、郝懿行、金鹗、毕亨，都主张偃师之西亳为 后起之亳，汤之始都应在东方19。王国维在提出一条有力的证据证实汤之亳为 汉代山阳的薄县，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薄县，他引的材料是《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景公曰 ，薄，宗邑也”。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在王国维的瓜皮帽及长辫发之下，其实是异常新颖的史家，他运用地理 的观点，将一些自古以来认为是一脉相传的拆解开来。譬如他在1916年提出战国时秦用 籀文，六国用古文，一东一西，便打破了由古文而籀文，由籀文而篆，由篆而隶一脉相承之 说。在《殷周制度论》等文字中，他也运用地理的观点，将过去认为一脉相传的朝代加以空 间化。 王国维的一系列考证都邑地理的著作，如《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商》、《亳》等都指向 了一个东、西二分的结论，即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惟周起于西土。他说： 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白皋之虚，在陈大庭 氏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白皋 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帝喾居亳，惟史言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 与古帝宅京之处不同。然尧号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阳，舜号有虞氏，而子孙对于梁国 之虞 县，孟子称舜生卒皆在东夷。盖洪水之灾，兖州当其下游，一时或有迁都之事，非定居于 西 土也，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 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迁，不出邦畿千里之内 。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崛起西土。20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又说： 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故以族类言之，则虞夏皆颛顼后，殷周皆 帝喾后，宜殷周为亲，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殷二代文化略同 。21 又说： 殷周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 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22 在这篇文字中，王国维不但是将商周这两个过去习以为是前后相承的朝代以地理上分为东、 西，而且从制度上广泛论述殷周之不同。 当《殷周制度论》于民国六年发表时，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傅斯年显然并未注意。在他的任 何文字中也从未提到过。1927年8月，傅斯年从广州到上海时首度购读《观堂集林》， 我们很幸运地在傅斯年逝世后所遗的藏书中，看到这部《观堂集林》(封面题“中华民国十 六年八月旅次上海，斯年”)，所以可以清楚看出他注意到《殷周制度论》，并在该文的“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上眉批： 此盖民族代兴之故。 这句简短的眉批必须配合着傅斯年的两段话来看，他在1924年所写的一篇《评丁文江的 “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中有这样一段话： 或者殷周之际，中国的大启文化，也有点种族关系正未可知。要之中国历史与中国人种之关 系是很可研究的。22 此外《与顾颉刚论古史书》中的一段话也应放在这里看。在这一封写于1924-1926年，没 有寄出的长信中，他已经表示了一些后来《夷夏东西说》的影子了周之号称出于后稷，一如匈奴之号称出于夏氏。与其信周之先世曾窜于戎狄之间，毋宁谓周 之先世本出于戎狄之间。姬姜容或是一支之两系，特一在西，一在东耳。 ……我疑及中国文化本来自东而西，九河济淮之中，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之间，西及河南东部 ，是古文化之渊源。以商兴而西了一步，以周兴而更西了一步。不然此地域中何古国之多也 ，齐容或也是一个外来的强民族，遂先于其间成大国24。 傅氏在这封信中又说： 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25 以上几点充分显示出他对上古中国种族复杂性的兴趣。 种族观点在傅斯年早年便已深深蚀刻。他在评桑原骘藏的《支那史要》已透露这方面的想法 。桑原之书是最早以新式题材撰写的中国通史，在当时中国影响极大26，许多新出版的教科书皆以之为准，划分上古、中古、近代27。傅斯年熟 读该书 并曾有过评论。他并不满意桑原“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 者，不能上下一贯”28，认为“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 分期之标准”。他说：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 种 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然顿 然一改观。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