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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2年6期第92～97页 【作者简介】程文标，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重庆 401120 【内容提要】报刊作为近代中国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报刊创办之初开始，史学研究便在这一新型媒介上初现端倪。五四运动前后，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已经具备一定的雏形，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大量史学类期刊的创办为标志，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正式确立，史学研究也由此表现出和传统史学不同的特点：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史学研究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亦日益密切。 【关 键 词】近代史学/公共领域/史学期刊 中国古代就有“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的观念，涉及一般意识形态的公共讨论并不缺乏，如汉代的清议、宋代的鹅湖之会都是其典型代表，但受制于专制集权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形成近代意义上所谓的“公共领域”。①要形成一定的公共领域，除了需要较为宽松的社会制度环境保障外，学者自身思想观念的转变及拥有一定数量的交流平台也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因素。就史学而言，中国传统史学中官方修史制度是史学研究话语权被国家掌控的最直接证据。如果按照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解，封建国家自身并不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国家修史乃帝王家事。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缺乏形成公共话语权的有效条件，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自然难以形成。②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促使了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权力真空开始出现，使得学术研究由“私”向“公”的方向转变成为了可能。具体就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而言，其与近代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近代学术机构和学社团体的兴起及知识分子人身依附关系的变化直接相关。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够深入，罗志田就曾指出：要注重学术刊物、特别是史学专业刊物等新的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这些学术建制基本是20世纪的新生事物，其本身的发展演化及其(作为一个变量)对史学学人与史学研究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以及双方的互动关系，都是大可深入探讨而目前研究尚不足的内容”。③本文试图就报刊业的发展与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的相互关系做出考察，进而探讨其对近代史学发展之影响，冀图对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 中国报刊业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从唐朝开始就有邸报之类的读物，但其发行基本上限于官僚集团内部，读者以分封各地的皇族和各级政府官吏为主，一般民众接触不到邸报。近代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的报刊开始产生，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这些早期的报刊主要以宣传介绍为主，很少刊登具有学术研究性的文章。从1815年到19世纪末期，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近200种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其中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就有76家。④这些传教士所创办的刊物虽然带有一定文化殖民的成分，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加强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也多刊载一些介绍西方历史科技文化的文章。如19世纪中叶以后，《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刊物，就开始刊载少量有关西方历史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为外国传教士，而且数量相对较少，但对于推动近代中国史学在报刊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至维新运动时期，中国人自办报刊开始有了较大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约80%是中国人自办的。⑤维新派所创办的《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湘学报》、《农学报》、《译书公会报》、《渝报》、《国闻汇编》、《岭学报》、《无锡白话报》等刊物大都载有有关史学方面的文章，其中，带有政论性质的史学文章和介绍西方历史的文章占大多数。《湘学新报》、《湘学报》和《岭学报》还分别设有“史学书目提要”、⑥“史学”、⑦“史学篇”⑧等专栏，专门介绍有关西方国家的历史书籍，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戊戌之后至辛亥革命前后清政府虽然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力度，但报刊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在海外办报，而国内报刊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较多刊载史学类文章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分别为：《清议报》、《译书汇编》、《译林》、《励学译编》、《教育世界》、《杭州白话报》、《普通学报》、《选报》、《外交报》、《新民丛报》、《政艺通报》、《经济丛编》、《新世界学报》、《大陆报》、《湖北学报》、《江苏》、《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等报刊。这些刊物大都设有史学专栏定期刊载史学类的文章，从其内容看，还是以译介西方史学著述和介绍世界历史为主，但有关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讨论和研究性论著也开始出现，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梁启超有关对旧史学的批判和新史学发展等论文的发表⑨及《国粹学报》专栏“史篇”刊载的一系列文章。 辛亥至五四运动前后，因南京临时政府提倡言论自由，报刊业的发展曾经历过短暂的繁荣，其后，由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舆论控制而进入低潮。这一时期就史学在报刊中的发展情况来看，逐步表现为对中外历史的双重关注，即一方面介绍西方历史引进西学，另一方面开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其中，国学类报刊的兴起是这一变化的显著表现。⑩ 总的看来，通过报刊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与继承，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向近代转型的步伐，同时也使得史学得以通过报刊这种新的形式获得新的生命力。舒芜曾对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作过如下评述：“文学期刊杂志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又慢，又费时，又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而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二十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同时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质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而且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刊物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常在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看，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11)将之用以类比史学期刊，也恰能说明现代史学专业刊物的出现，在缩短文章发表周期、传播和扩大史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和普及等方面的作用。 应该说通过报刊这一媒介，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雏形，但这些刊物并非专门性质的学术专业性刊物，不可能完全刊载史学文章，史学文章在其中只能占据一小部分内容(不同的刊物有不同的标准)，而史学的发展需要有专业性的史学期刊来作为史学研究的阵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史学期刊的创办与兴起正是这种需求的反映，“廿年代与卅年代之学术期刊中，以史学刊物为最多”。(12)其中，最早的史学期刊为史地类期刊，以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丛刊》和南京高师创办的《史地学报》为代表。至1920年代末期，历史语言类期刊出现，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创办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为代表。至1929年以燕京大学创办的《史学年报》为开端，专门刊载史学论文的期刊开始出现，史学期刊在193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至1937年止，共计创办史学期刊15种，纯史学期刊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930年代中期以《禹贡》半月刊和《食货》半月刊为代表的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了史学期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史学期刊由1920年代初期的草创，发展至1930年代逐步成熟。 专业性的史学期刊与以往报刊和同时期的各种刊物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关注的重点是史学，以力图反映和宣传历史学研究的成果为目的，以促进历史学科的建设为宗旨。因此，史学期刊进一步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热烈的学术讨论开始出现，学术研究成果也不再“藏之名山”，努力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得以真正确立，也使得史学研究具备了可靠的机制性表达。 二、史学公共领域确立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使得史学研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 首先，史学研究由私向公转化，学术讨论与论争成为比较突出的现象。五四运动以后，伴随着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学术讨论和论争也此起彼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及有关整理国故的争论。(13)而专业性史学期刊的兴起，更是使得在史学领域的论争具备了可以发挥的平台，通过史学期刊和与之相关的综合性学术刊物，许多学者可以借此对诸多问题进行相互的交流和集中的讨论。如有关古史辨的争论，最初是在《读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等人有关古史讨论的九篇文章，但不久《史地学报》也同样刊发了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等人的文章，而且还刊登了柳诒徵《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和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的文章。其后，《史学年报》对此同样有所关注，发表了《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Arthur. Hummel著，郑德坤译)一文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学者之间这种交流论争的形式对古史讨论的推进有很大的宣传和促进作用。对于这种学者之间通过学术期刊发表不同的看法，对有关问题进行理性的探讨，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过清楚的记载。(14)燕京大学史学会创办的《史学年报》也在“发刊辞”中说：“近鉴于现今学术，非闭户独学之所可及也，乃忘其铜蔽，刊其师生所得，以与同好一商榷之，冀收他山之助。”(15)这些都表明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确立后，史学研究出现较为健康的发展迹象。 其次，史学研究的取向开始出现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史学思潮不断涌现。史学期刊的兴办、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学者之间的论争，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问题的解决。同时，也为史学研究成果的刊载提供了一定的平台，从而形成诸多不同的研究取向，史学研究表现出了多元与集中并存的趋向，这一方面表现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相对于以往报刊仅专注于西方史学的介绍有了较大的扩展，史学期刊不仅登载有关介绍西方史学和历史的文章，一些刊物将关注重点更多的转移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等问题上来。涉及的内容从时间上来看上至远古传说下至近代，从内容上来看涉及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边疆、外交、战争、民族、宗教、民俗及对史书的考订、史学理论方法的讨论、历史教学问题的商榷等诸多问题。(16)另一方面表现为史学研究出现相对集中的趋向，学者通过期刊这一媒介参与某一论题的讨论，或者通过以某种固定的刊物作为平台集中刊载某些共同感兴趣的论题，从而带动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形成了诸多的史学思潮，如《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史地杂志》与史地学派的形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史料学派的产生，《禹贡》半月刊与历史地理研究的兴起，《食货》半月刊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勃兴，都是其突出的代表，对近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再次，分工合作成为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史学研究的分工合作并非新鲜事物，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即是典型的代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传统社会中，这一种组织形式更多的受控于封建国家，较易生出弊端，且不能普及于一般史家之间。史学期刊的发展及其公共领域的确立使得分工合作成为了近代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学人通过组织史学研究团体，发行刊物，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摆脱了传统社会设馆修史之弊，张其昀曾就历代设馆修史之弊出发，认为“今后中国史学会当如何讲究组织，确定步骤，明立科条，审定区域，使有总纂以举纲领，有编辑以尽分功，以其所能，易所不能，或事分析，或事综合，互助合作，秩然有序”。(17)其时郑鹤声也主张“学术研究，端赖众功”，他认为“而今内外交通，吸收发扬，有应接不暇之势。史地疆界，日益拓广，任重道远，更非合作不为功”。(18)傅斯年领导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创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可以说是分工合作的典范，取得了史学研究的巨大成功。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傅斯年就指出：“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少，以人为单位者较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孳衍发展，求其进步。”(19)在创办研究所的时期，傅斯年更是明确提出：“历史学和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图书馆或学会提供材料，靠团体为他寻材料并且须得在一个研究的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渐渐的难，渐渐的无意谓，集众的工作渐渐地成了一切工作的样式了。”(20)而同样在发行史学期刊方面较为成功的顾颉刚和陶希圣两人对此亦深有感触，顾颉刚认为“以前的学术界不懂得分工，他们同读着几部书，向一致的目标求最高的成就，弄得这人的能与不能也就是那人的能与不能，一条路上挤着许多人，却空着许多条路没人走”。因此，他主张分工合作，“各人割了一小部分作深入的研究”。(21)陶希圣也强调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分工合作的必要，而事实也证明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等人通过创办史学期刊，倡导分工合作是成功的，他们的史学研究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特点。 第四，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史学期刊的兴起、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为史学研究成果的出版与发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学术评价机制的变革，出版与发表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22)早在1905年，就有学者认为：“一国之文明，系于一国之学术，而学术之程度，恒视其著述之多少为差。著述者，其研究学术之结果乎。”(23)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多寡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到1923年，强烈主张中国应仿效欧美组建各类“研究高深学术”的专门机构的洪式闾，在说到各种研究所均有专门杂志以发表其成绩时进而指出：“成绩愈多，则其在学术上之地位愈高。而所谓学术中心之所在，即以发表成绩之多寡定之。”(24)主张学习西方这种学术组织机构和评价机制，通过出版与发表研究成果确立学者在学术领域的地位。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从其时创办学术期刊较为热心的顾颉刚身上看出大概，顾颉刚对报刊对学人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这在1935年3月28日顾颉刚致谭其骧的信中有明晰的表达：“说到创办刊物，你和我的胸怀太不相同了。我办这刊物，固要使你成名，但世界上埋没了的人才何限，可以造就的青年又何限，我们纵不能博施济众，但必应就力之所及，提拔几个，才无负于天之生才。例如钟风年先生，年逾五十，以十余年之精力费于《战国策》上，然而世上有什么人知道他？因为世人不知，而他的文字又不足以表达学问，以致困顿不堪，不能给衣食。此等人我不帮他一下，再有什么人帮他？又如孙海波君，其学力为世所希见，而其文字颇有疵类，不为他改竟不能登。难道我为了爱惜自己的时间而使他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吗？又如马培棠君，有学问，有见解，又会写文章，这种人是很能脱颖而出的，但因他寡交游，没有人为他揄扬，就埋没在一个中学校里。现在我们常登他的文章，竟使注意他的人愈来愈多，我到南到北都听见提起他的姓名了，又有人托我介绍和他通信了。这样地使许多有志有为的人都得到他的适当的名誉和地位，岂不是人生一乐？所以我们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之不易，与国家社会之不爱重人才，而欲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便不得不办刊物。我们不能单为自己打算，而要为某一项学术的全部打算。”(25)顾颉刚这段话可以说充分表达了出版和发表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第五，史学研究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认识史学的归宿”。(26)史量才曾对报纸的作用做过概括：“报纸为现代史记。史记之精神鉴既往、示未来，报纸之精神亦然。”(27)报纸的作用如此，而史学期刊的兴起以及史学公共领域的确立也必然影响到史学研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传统史学相比，通过史学期刊刊载有关史学研究成果，使史学研究更能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的脉络，有针对性地对社会文化生活发展提出应有的鉴戒。史学研究从独门闭户之学转而面向社会，通过史学特有的社会功用作用于社会，对社会生活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1924年6月出版的《史地研究》第1期，明确标明为国耻纪念号，在发刊词中指出：“5月29日为我国民痛心疾首之纪念日各处机关学校多休业纪念，本校史地研究会以徒作新亭之泣涕无益国势之恢复，思以系统之讲演激发雪耻之热忱，特将国耻之由来交涉之经过以及关于国耻纪念之种种问题，分别研究以次讲演。兹按当日讲演次序将讲稿刊发国耻纪念号，为本刊之第一期，聊以作国民立庭之呼云尔。”④1924年8月，第2期出版，在封面首页反面刊有“本刊启事”，对第2期的内容做了说明，其声明如下：“关于中俄交涉问题，本刊原拟特刊专号讨论，嗣以中俄协定大纲业经签字，正式中俄会议预备开会之际，国人对于协定大纲成立之经过及俄国之情形急愿得一系统观念，故提前于本刊第二期发表。至于正式中俄会议开会后之情形，本刊当继续与国人究研讨论，特此声明。”(28)史学期刊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不仅仅是因为刊载相关现实问题的文章，更重要的是通过史学期刊的及时传播，史学的社会影响力得以充分的扩大，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期刊的创办与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促进了近代史学研究公共领域的确立，而史学公共领域的确立又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使得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短暂的繁盛局面。 注释： ①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以18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为背景进行的理论概括。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前者指涉文学、哲学、历史文化等一般意识形态的公共讨论，后者指涉与国家活动相关的公共讨论。 ②这里所谓史学研究的公共领域，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史学形态而言，指的是史学工作者以较为开放自由的方式来从事史学研究，通过书刊等相关媒介，将其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以学术研究发展自身为目的较为理性地参与学术研究与论争。 ③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11页。 ④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19页。 ⑤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9页。 ⑥有关史学书目提要有：《四裔编年表》、《列国岁计政要》、《西国近事汇编》、《大英国志》、《俄史辑译》、《重订法国志略》、《德国合盟纪事》、《法兰西志》、《米利坚志》、《隔靴论》、《联邦志略》、《中西纪事》、《普法战纪》、《希腊志略》、《英国水师考》、《欧洲史略》、《罗马志略》、《英法俄德四国志略》、《五洲各国志要》。 ⑦分别连载了易鼎《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第28、29、30、31、32、33、34册)、《五洲风俗异同考》(第34、35、36、37、38、39、40、41、42、43册)和周传博《续四裔编年表》(第44、45册)。 ⑧刊载的论文有《种类说》、《亚当世系考》、《挪亚子孙迁徙考》、《亚述国沿革考》、《腓尼基喀颓基考》、《古希利民建国考略》、《古希利民建国考略上：雅典》、《古希利民建国考略中：士帕太》、《古希利民建国考略下：诸国》、《马其顿考略上》、《马其顿考略下》、《后马其顿考略》。 ⑨《清议报》第90、91册连载梁启超《中国史序论》；梁启超署名“中国之新民”在《新民丛报》第1号、第3号、第11号史传栏发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新史学：论正统》。 ⑩这一时期有关国学类的报刊有：《四川国学杂志》、《国学丛选》、《国学丛刊》、《国学杂志》，这些刊物都以国学为名，将史学纳入到国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划专栏刊登有关中国史学的文章。另外，比较关注中国史学研究的还有《文艺俱乐部》、《中国学报》、《庸言》、《中华学生界》、《船山学报》、《复旦》、《南开思潮》等报刊。其中，比较有特点的是《文艺俱乐部》以“历史谈——民国史谈”、“历史谈——胜国史谈”专栏发表大量文章，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了研究。 (11)舒芜：《文以刊分》，见《舒芜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2—533页。 (12)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见杜维运、陈锦中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三，台北：华世出版社，1985年，第509页。 (13)有关这方面争论的研究，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观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等论文。 (14)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发表在顾颉刚所主持的《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之前，曾给顾颉刚看过，并且与顾颉刚的观念颇为不同，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争议”，顾颉刚亦欣然刊登此文。另外，钱穆与胡适之间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争论，也是通过《燕京学报》(《关于老子之成书时代之一种考察》，第8期，1930年12月)、《清华周刊》(《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第39卷第9、10期合刊，1932年)等学术刊物进行的。 (15)《史学年报·发刊辞》，《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 (16)以其时影响较大的《史学杂志》为例，在其第1卷第1期所刊载的论文就有：《中日民族论》、《悼梁卓如先生》、《班孟坚年谱》、《汉唐间西域及南洋诸国地理书辑佚》、《述宋史质》、《明清间金陵之都市生活》、《校雠学杂述》、《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评戴季陶日本论》、《中央大学十七年入学试验西洋史常识试题纠缪》，内容不仅包括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学家、都市生活而且还包括对史著的辑佚、评价以及对历史教育问题的关注。这说明通过史学期刊这一平台，学者所展现和关注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不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研究模式，而是凭借自身的学识和兴趣进行史学研究，逐步形成了史学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17)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学衡》第5期，1922年。 (18)郑鹤声：《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史地学报》第2卷第8期，1924年。 (19)(20)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182—183页。 (21)顾颉刚：《三周年纪念词》，《禹贡》第7卷第1、2、3期合刊。另外事实证明，在禹贡学会中，冯家升主攻东北史地，史念海主攻唐代地理，聂崇歧主攻宋代地理，王日蔚主攻新疆民族史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从而在整体上推动了禹贡学派的发展，扩大了其影响。 (22)关于这一问题，罗志田曾指出：“‘学术是天下公器’是老话，可当下就要做天下的‘公器’，总试图证明什么，总希望说服什么人，却是包括史学在内的20世纪中国学术与传统学术的一大根本区别。”见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12页。 (23)卫种：《二十世纪之支那初言》，《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上，上海：三联书店，1963年，第61页。 (24)洪式闾：《东方学术之将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 (25)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4页。 (26)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27)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 (28)“发刊词”，《史地研究》第1卷第1期，1924年。 (29)“启事”，《史地研究》第1卷第2期，1924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