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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原发信息：《近代史研究》(京)2016年第5期 期刊名称： 《中国近代史》 革命，在众多史家笔下，或者是个约定俗成的用语，习以为常的表述。人们虽未必从修辞学意义去探究革命究为何意，但是，革命给在其发生的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变化，应该是当时人所能感受到的，而当革命风暴过去之后，从历史的长时段观察，后人或更能体认到革命的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无可置疑，是革命的年代。从1911年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到20年代中期国共合作推动的“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再到其后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土地革命)，又经过了全民族抗战(也可以理解为动员千百万民众投身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中共治下的抗日根据地)，直至40年代后期以解放战争命名的波及全国的革命运动。每次革命，都给中国带来了可见的和可感的变化，直至今日，革命的意义仍然在诸多方面可以为后人所感知。例如，经由革命(包括左翼文化)所普及的强烈平等观，对社会平等和正义的执着追求，上承中国历史变革传统中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下继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剥削的批判，内化在当时和后来许多普通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甚而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对于平等的不懈追求，尽管可以表现为个体化的追求，但是，无数这样的个体追求集合成一种集体的追求之后，不仅推动了革命的进程，也推动了革命之后的建设进程，并成为推动改革开放的强有力的动力源。这恰恰是20世纪中国革命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之一。 当然，正如历史具有非常丰富和复杂的面相，革命亦然。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也未必是十全十美的，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不过，对于史家而言，不在于见到革命中的“问题”，而在于回到历史的现场，结合后来的认识，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和社会上也有一种看法，即更多地从过程和结果的消极面出发看待革命，提出“告别革命”论。这样的看法，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的认知，往往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归根究底，或许都有些以论带史，而非论从史出。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客观而求实地讨论革命的起源、过程、结局和意义。 首先，革命基本上不是少数人主观发动的结果，而是客观形势之使然。虽然宣传鼓动也是革命得以发生的重要因素，但也仍然需要客观形势的形成作为基础性的条件。以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为例。早先，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虽然发动过若干次起义，包括非常壮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都失败了，而以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首义的枪声发端的辛亥革命，看似突发事件，却立即得到全国响应，星星之火，迅即燎原，成为压倒貌似庞然大物的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说明这次革命并非偶然，而是晚清以来各种矛盾积压、演变、激化而最终导致的结果。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始，愚昧、短视、顽固、守旧的清王朝，在与列强一次又一次的交锋中，屈辱地败下阵来，在列强的强力压迫下，被迫打开国门，割地赔款，出让利权，中国的国运处在衰颓之中。中国是个有数千年文明史且从未中断的国度，又长期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位置，往昔那些骄傲的回忆，如今却以这样不堪的方式被击破，怎不令千千万万饱含民族情感的中国人从不甘受辱到奋起抗争，而抗争的历程则又是无比的艰辛曲折。最初的士人武将，只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因此而有洋枪洋炮的引进，有洋务运动的兴起。但是，30年办洋务的成果，令清王朝很骄傲、很当回事的北洋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一夕溃败，使不少人因此而认识到，仅仅是器物的引进，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引进的是与器物相适应的体制，因此而有变法维新运动。但是，这样的尝试又在清廷的血腥镇压中失败。此时此刻，推倒清王朝的革命，便成为有识之士的不二选择。孙中山先生从主张改良到致力革命的心路历程，便是这些革命者的代表性反应。及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昭示着顽固守旧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再引领中国度过危机。虽然清政府随后也开始行“新政”，讲“改革”，一时似乎也不无成效。但是，时机已失，民心已失，迟到的改革难以挽回其低落的声望，更不必说清廷颟顸无能、顽固依然，在改革中犹豫不决、出尔反尔，甚至在革命火山即将喷发的1911年，清廷还能搞出垄断政治参与的“皇族内阁”和与民争利的“铁路国有”这样悖逆民意的举措，更使其失去广大民众乃至士绅阶层的支持。社会的矛盾就是这样被激化，革命的火种就是这样被点燃。在这个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以其崭新的革命纲领，引领了社会的潮流；以其富于激情的宣传，鼓动着社会的人心；以其持续不断的起义和牺牲，冲击着社会的观感。终于，貌似坚固的清王朝统治被撼动了。待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正说明辛亥革命的水到渠成。 其次，革命的过程未必是尽善尽美的，或许也可能溢出一些不那么必要的暴力，并有可能在这样的过程中伤及一些无辜者。然而，尽善尽美，或许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而非实际之中。20世纪量子力学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测不准原理”)，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固化看法。在素来被认为非常严谨客观、讲求通过科学实验验证结论的自然科学领域尚且如此，那么，在以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人为主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历史中的人所活动的现场，每个人的行动不那么有理想的“规范”，从而创造出不那么符合“理想”的历史，其实或可视为历史的常态。牵动着千百万人参加的革命更是如此。 17世纪晚期的英国“光荣”革命，曾经被众多史家所研究和讨论，“是大家都颂扬、称赞，认为只带来了进步、建设与光明，而没有野蛮、流血和残酷，更没有破坏、混乱和倒退的”革命。然而，新近的研究却发现了其中被遮蔽的面相，改变了过往的“定论”。这场革命“和所有现代革命一样，是群众性的、暴力的、造成分裂的”；“它是牵涉流血、冲突的全民性大规模斗争，它造成了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外交上等各方面的断裂和根本改变”；它“和其后法国、俄国、奥斯曼帝国、中国等等的革命并没有基本分别，它们都是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所要经历的相同阶段”。①这就是跳脱了成见的革命的历史。因此，有论者认为，新近的研究“可以很有力地说明：现代化转型要改变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习惯，要改造整个社会的机构、体制，所以它不是请客吃饭，往往不可能避免流血、斗争、混乱，也就是需要经历货真价实的革命，即使那么成功的光荣革命也不例外。它的平和、顺利、凭借共识只不过是两百年来政治家和学者所共同塑造的表象而已，现在是面对历史真相的时候了！思念及此，我们也应该可以对辛亥革命，以及对为此革命前仆后继的许多先烈感到释怀了吧！”② 最后，对于革命结果的观察和评价，往往不在于一时的、个别的、局部的成败，而在于长久的、群体的、民族性的意义。历史观察往往需要有长时段的距离感，讲求大局观，注重阶段性的演进，而非仅仅落实到某人某事之得失。个人在革命中的命运固然有一定的意义，其中抑或不乏感时伤怀之处，而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实则牵动着无数个人的命运，且往往是个人好恶所无从改变的。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民国诞生之后，国人兴奋之余，很快即体会到强烈的失败感，因为这次革命没能解决中国的基本问题，未能实现中国的完全独立和自主发展，甚而此后还出现了军阀当道、战乱四起、国家分裂的军阀时代。但是，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个别的、个人的、具体的成败得失，而在于它从此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千百年来高高在上、君临天下、无人敢疑的皇帝都可以被推翻，那还有什么不能被动摇、不能被置疑！思想解放成为社会的潮流，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也就不再是先前的中国。其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共产党的成立、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这些革命性的变化，追根寻源，与辛亥革命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所以，从长时段、广纵深的角度去观察，辛亥革命切切实实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则又是毫无疑义的。 综上所论，革命并非少数人主观发动的产物，而是客观情势发展推动多数人投身其间的结果；革命的过程纵然不能十全十美，然其结果则多半为去旧启新，继往开来，具有积极而正面的意义；革命的结果，更多地需要从长时段、全方位的角度去观察和评价，不可太过局限在一时一地一人一事的得失。行文至此，我们对于“告别革命”论可以有个正确的认知，对起伏跌宕、波澜壮阔、牵动着也改变着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20世纪中国革命可以多一些理解和认同。 历史昭示着未来。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是变革的中国，也是不断发展的中国。当历史沉淀过后，我们静心思考，以史为鉴，或许可以从中得到更多更丰富的启示！ ①Steve Pincus,1688: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转引自陈方正《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读书》2010年第7期。 ②陈方正：《为不算是革命的革命翻案》，《读书》2010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