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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乾隆二十年间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后，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管辖新疆天山南北地区。佟克力，《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始末》、《伊犁驻防满营与新满营始末》，讨论1762—1771年八旗驻防先后有察哈尔、索伦、厄鲁特、满洲、锡伯族等一万多名官兵携眷进驻伊犁各地。[1]杨尘，《清代伊犁军府至财政管理体制述略》讨论伊犁屯田管理体制有兵屯、回屯、遣屯、户屯或称民屯。[2]何金山，《试析松筠<西陲总统事略>中经营农业生产的经济思想》讨论松筠实地考察伊犁河，疏渠引泉，灌溉垦种，解决八旗过剩人口的养赡问题。[3]其中遣屯是发遣伊犁披甲为奴的罪犯。遣屯的成果吴元丰利用满文档案，对乾隆年间发伊犁遣犯的人数与种地亩数、收获都有翔实研究。[4] 关于他们犯罪的缘由，以及身份问题似乎未有学者讨论。根据林干《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的研究，乾隆中叶对旗人犯罪免发遣的法律进行调整。如32年，将旗人罪犯“削去本身户籍，依律发遣，仍逐案声明请旨”。[5]本文引用《清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以下简称《明清档案》），有关伊犁的档案有1,244笔，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伊犁的档案817笔，其中发遣案件约一百余笔。 本文初步研究发现乾隆年间为了移民实边，许多犯轻罪的旗人也发遣伊犁，而嘉庆年间则改由会党、江洋大盗党羽才发遣伊犁，松筠并对遣犯的农耕效益进行评估，将遣屯改为回屯。本文比较乾隆与嘉庆年间发遣罪犯的案例，讨论伊犁将军松筠对发遣的条例作修正，使发遣伊犁案例符合《大清律例》规定。 二、清朝发遣伊犁的法律与案例 乾隆24年统一新疆后，清政府把新疆作为发遣人犯的地区。从《明清档案》找到发遣伊犁的案例共58件，其中关于旗人案件有15件，汉人42件。若按《读律存疑》规定，发遣伊犁人犯的罪涉及罪犯或兵丁脱逃、私盐、抢匪、用药迷人等。实际上，《明清档案》的案例中被发遣伊犁的罪名范围更广。以下分别讨论： （一）、乾隆年间的发遣案件 表1 乾隆年间旗人发遣案例
根据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中所载发遣伊犁人犯，涉及以下罪刑： 根据《读律存疑‧从征守御官军逃》217.06载：“派往伊犁等处换防种地之满、汉各项兵丁，初次犯逃，自行投回者，枷号三个月，满日鞭责，交该管官严行管束。如被拏获用，重枷枷号五个月，痛加责惩折磨差使。若逃走二次，及在原派处所曾经犯逃，移驻伊犁之后，复行逃走者，自行投回，应俱用重枷枷号五个月，痛加责惩折磨差使。如被拏获者，即行正法。”[11]派往各省驻防满洲兵丁，临行及中途脱逃者有各种的处分，而《明清档案》有关发遣伊犁的案例，如惠达于挑赴金川军营，拨派九把领地方守卡伦，乾隆40年寻伐木植，乘间脱逃，至沿边草地求乞度日。47年遇见兄长惠彦，付县投首。奉旨发遣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12]甚至逃人之子，亦受牵连被发往伊犁，乾隆34年上谕：“郭翵翀、陈元震，以军前办事之员，辄敢私自逃回，其情甚属可恶。业经正法，该犯之子，俱着削去旗籍，发往伊犁给与厄鲁特为奴。”[13] 《读律存疑‧盗卖田宅》313.01载：“凡奴仆殴辱职官者，家长笞五十，系官交该部议处。”[14]《明清档案》之案例为步军统领奏厢黄旗满洲佐领金齐贤家奴老格，乘醉混闹。将查夜步军校隆柱揪殴成伤，应发往伊犁等处派给兵丁为奴。[15]《读律存疑‧宗室觉罗在街市与人争殴》305.02载：“凡宗室、觉罗与人争殴之案，除审明宗室、觉罗并未与人争较，而常人寻衅擅殴者，仍照例治罪。”[16]《明清档案》之案例为宗室瑚敦阿同伊奴五狗儿与民人程世德斗殴一案，五狗儿发往伊犁为奴，程世德照律笞三十递回原籍。[17]通常旗人斗殴，顶多枷号二十日。[18]宗室瑚敦阿的奴仆被发往伊犁的案例较为少见。 “玷污旗籍照寡廉鲜耻例，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以旗人卖身案件最多。《读律存疑‧犯罪免发遣》09.04载：“在京满洲、蒙古、汉军，及外省驻防并盛京、吉林等处屯居之无差使旗人，如实系寡廉鲜耻有玷旗籍者，均削去本身户籍，依律发遣。”《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的案件系乾隆43年，万四保捏称民人改名万德，凂步甲陈福儿说合卖身与镶黄旗满洲已故护军萨宁阿之妻孀妇为奴。应照寡廉鲜耻例，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19]明福系正黄旗包衣已革护军校二顺之子，娶妻佟氏，伊父因其嗜酒懒惰，将伊夫妇分出另住，明福原当护军，于乾隆54年因误差革退。明福穷难度日，起意同妻卖身，凂同院居住之马甲福保住找主，福保住转向牙保祁九告知，立契卖与蓝翎侍卫敷庆家为奴，得身价银8两，祁九分2.8两，说合人张高氏分得银8钱。[20] 《明清档案》之案例为内务府护军明福谎称民人，同伊妻佟氏屡次卖身，应削去本身户籍，发往伊犁给察哈尔驻防官兵为奴。[21]八一儿系正黄旗第二管领下人，于乾隆52年因偷窃由内库解户部元宝，由刑部审明刺字销除旗档，发遣伊犁。[22]德柱即三格供称：“系镶黄旗包衣珠尔杭阿佐领下人，年三十岁。有母黄氏六十七岁。并无兄弟妻子，原当铁匠，于乾隆三十七年四月因病革退。后因贫苦于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假充宛平县民人刘三格，凭素识民人王进才说合得身价银二两，白契卖与正黄旗蒙古那素图左领下已故护军那汉太之妻赵氏家为奴。四十二年十一月经本旗挑取步甲，官名三格。每月领钱粮一两五钱、每季关米二石六斗。所关米粮，每月给主母大钱三百文、每季给米一石，其余钱米主母给我当差用度。”福绶是德柱侄儿，年十五岁。因父母俱故，跟德柱过日子。德柱叫他拿稍马子往领崔家取米钱。德柱应照寡廉鲜耻例削除本身户籍，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永原不准回籍。[23] 《读律存疑‧盗卖田宅》93.01载：“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远充军。”[24]《明清档案》发遣伊犁的案例：贝子弘旿庄头卢密倚恃王府壮丁辄敢讹占郭天玉所典旗地，并投献王府交租充为庄头。复假捏揽契诬控，意图霸占审实。应从重佥妻子发往伊犁为奴。[25] 表2 乾隆年间民人发遣案例
根据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中所载发遣伊犁人犯，《读律存疑‧犯罪存留养亲》018-16载：“在配偷逃者”。《明清档案》案例系乾隆53年，解役席成等疏纵新疆改发内地遣犯王二审实，应如所奏依故纵与囚同罪律，俱发伊犁等处给与兵丁为奴。[34] 《明清档案》有关逃兵发遣伊犁的案例，如逃兵宋元身充兵丁，奏派出师，胆敢乘间脱逃，实为罪不容诛。今既自行投首，应遵恩旨免其死罪，将其发遣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35]金山军营脱逃兵丁张士明，于限内自首。自应遵旨免其死罪，发往伊犁为奴。[36]陕西兴汉镇营金川军营逃兵牛得宗，赴兴安州自首，遵旨免其死罪发往伊犁为奴。[37]金川军营脱逃兵犯杨孝，于限内自首。应免其死罪发往伊犁为奴。[38] 《读律存疑‧白昼抢夺》268.23载：“川省匪徒，并河南、安徽、湖北等三省交界地方，及山东、江苏府州，如有红胡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名目，在于场市人烟凑集之所，横行抢劫，纠伙不及五人者，不分首从，俱改发伊犁，分给该处察哈尔及驻防满州官兵为奴。但伤人，未经帮殴成伤者，发往伊犁为奴。如纠伙五人以上，无论曾否得财，为首照光掍例拟斩立决。”[39]268.24“川省匪徒，并河南、安徽、湖北等三省交界地方，及山东、江苏府州，如有红胡子、白撞手、拽刀手等名目，在野拦抢，未经伤人之案，如四人以上至九人者，不分首从，俱改发伊犁，分给该处察哈尔及驻防满州官兵为奴。但伤人，未经帮殴成伤者，发往伊犁为奴。”[40] 乾隆51年发生林爽闻之役，原任福建县丞洪智于乾隆35年，署漳化县丞任内，被逆匪林爽文拘禁，并未从贼，发往伊犁充当苦差。[41]乾隆年间台湾的械斗特别研究，故特别订立“台湾光棍抢夺杀人放火”例。乾隆53年定例：台湾无籍游民，犷悍凶恶，肆行不法，犯该死罪者，即照光棍例，拟斩立决。犯该徒流以上者，照棍徒生事扰害例，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仍酌其情罪较重者，改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审系被诱随行，犯止枷杖者，一概逐回原籍，严加管束。[42]不过，《明清档案》有关台湾光棍的案件，共有15则，多数罪犯皆处斩立决。如乾隆48年彰化县械斗漳匪林表等攻庄杀命，均依“台湾光棍抢夺杀人放火”例，处斩。而乾隆49年拿获械斗逸匪庄执却处发遣伊犁，为特殊案例。福建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奏报，缉获诸罗县漳泉械斗案内，逸匪庄执合依台湾光棍放火抢夺例，减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从重改发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43] 《读律存疑‧犯罪存留养亲》18.17 行营金刃伤人者。[44]《读律存疑‧宫内忿事》304.03载：“常人在各处当差，及各官跟役，金刃伤人者，发伊犁给驻防官兵为奴。”[45]审拟已革侍卫托克通武因口角细故，在圆明园正门外西厢房用刀自划，审实。应比照太监在皇城内持金刃自伤例，量减一等，发往伊犁当差。[46]河南巡抚马慧裕奏，马勇父子籍端讹索执刀赴县堂咆哮，应如该抚所奏发往伊犁充当苦差。[47] 《读律存疑‧人户以籍为定》76.22载：“民间世仆，如现在主家服役者，应俟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孙，方准报捐考试。若早经放出，并非现在服役豢养，及现不与奴仆为婚者，虽曾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均一体开豁为良。已历三代者，即准其报捐考试。”[48]《明清档案》发遣伊犁的案例为太平县民盛尚令，本系胡鲲池家世仆，乃出户未满四世，辄为伊子违例捐监。迨审明追照，复敢捏情妄控胡鲲池等压良为贱。审实。从重发伊犁给与种地兵丁为奴。[49] 《读律存疑‧发冢》276.08载：“凡指称旱魃刨坟毁尸，为首者照发冢开棺见尸律，拟绞监候。如讯明实无嫌隙秋审入于缓决，若审有挟雠泄忿情事，秋审入于情实。为从帮同刨毁者，改发近边充军。”[50]《明清档案》之案例为山东高密县指称，旱魃刨坟烧尸案内轰传旱魃之言寔，不知起于何村。研讯仲二一犯，系属后到之人，仅止当场喝刨，究非首先倡议，自应仍照为从问拟发 伊犁当差。[51] 《读律存疑‧越诉》332.04载：“凡奸徒身藏金刃，欲行叩阍擅入午门、长安等门者，不问所告虚实，立案不行，仍杖一百，发近边充军。沧州民人崔凌云赴密云道旁叩阍审拟治罪一折。应如该督所奏，崔凌云从重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52]《明清档案》之案例为江西崇义县生员蓝永清，妄行献策造言狂诞，甚属不安本分。未便容留内地，应遵旨发往伊犁与散秩大臣硕通为奴，饬令各委员沿途严行管押小心防护。[53] 《读律存疑‧诈假官》360.06载：“凡无官而诈称有官，并冒称见任官员姓名，并未造有凭札，但系图骗一人，图行一事。犯该徒罪以下者，发近边充军。”[54]《明清档案》之案例为湖北汉阳县通禀钱廷顺，妄戴顶帽诈称御舟水手，撞骗李永和银钱。审实。应如该督所奏，该犯发乌鲁木齐伊犁等处给兵丁为奴。[55] 小结：由以上讨论可知，乾隆朝被发遣伊犁的罪犯，旗人以“逃兵”、“玷污旗籍”、“斗殴”、“讹诈”居多。而汉人的罪犯以影响社会治安被发遣，如“棍徒扰害发遣例”、“和诱知情例”、“逃人”、“伙盗免死发遣”等罪犯，棍徒扰民、偷盗，拐逃妇女，影响社会治安发遣边疆。 以前阅读旗人控告儿子不孝的档案，我发现母亲责怪儿子不成材，喝酒滋事。儿子锁送刑部，照例发遣黑龙江等地。旗人不孝之罪，顶多制造家庭纠纷，发遣边疆看起来太严苛了。[56]巴县档案中县官审讯不孝儿子的案例，通常母亲控告儿子不孝后，县官要求不孝子写切结书表示反悔，并没有发遣边疆的处分。[57]旗人因生计问题卖身，也不涉及治安问题却依照“玷污旗籍”例发遣，亦失之严苛。从《明清档案》所见旗人犯偷窃罪、斗殴、争产即被发遣伊犁。清代对旗人由“犯罪免发遣”到实发边疆后，各种细故都有可能发遣；而汉人发遣则涉及治安如“棍徒生事扰害”例，或“诬告”如叩阍、献策，案件类型较为一致。 况且，《明清档案》中大臣奏议，旗人罪犯若“依律拟徒，无以示惩，应从重，发往伊犁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故有旗人犯罪，并没按照清律例治罪。如镶红满洲旗披甲雅隆阿原在拉林种地，假称母亲病故，告假到北京。经大臣查证后，判雅隆阿“捏造告假来京，实无法纪之甚，发往伊犁充当苦差”，[58]并没引律例。 《读律存疑》记载的罪犯应“发近边充军”或“发边远充军”，在《明清档案》中却是发往伊犁。由清代发遣伊犁的案例看来，发遣伊犁系皇帝的御旨，并不是《大清律例》既定的条文。如郭翵翀、陈元震两人军前逃走被正法，其子削去旗籍，发往伊犁。若按“犯罪存留养亲”律，只有罪犯本身发遣，而皇帝却将罪犯正法，其子发遣，由此说明清朝皇权凌驾于《大清律例》之上。 三、嘉庆年间的发遣案件 嘉庆年间被解到伊犁的罪犯，数量减少为15件，并以结党盗匪居多。反而不见旗人被发遣伊犁的案件。嘉庆4年刑部奏议：对广东“添弟会”会匪发遣伊犁等地案，与寻常“积匪滑贼”发内地。所谓的积匪指“积匪滑贼窃盗临时拒捕伤非金刃伤轻平复者、发掘他人坟冢见棺椁为首、及开棺见尸为从者、回民行窃结伙三人以上执持绳鞭器械者、抢夺金刃伤人及折伤下手为从者，原发伊犁等处改拨内地。”会匪如天地会与胁从江洋大盗的盗匪，被发往新疆。此项条例是嘉庆8年广东省奏会匪陈积引案内，从犯冯嗣胜等48名一半发吉林、黑龙江；一半发遣伊犁、乌鲁木齐。[59] 嘉庆年间东南沿海海盗猖獗，蔡牵为福建海盗，匪首枭首示众，从犯则发遣伊犁。[60]嘉庆6年更定条例，据《读律存疑》266.02记载：“凡响马强盗，执有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白者，俱不分人数多寡，曾否伤人，依律处决。于行劫处枭首示众。如伤人不得财，首犯斩监候，为从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如未得财又未伤人，首犯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江洋行劫大盗，俱照此例立斩枭示。”[61] 嘉庆7年，浙江巡抚阮元奏，拿获盗犯许裕等分别审拟治罪。应如该抚所拟许裕等照例斩决枭示，王阿括等应照例发伊犁给兵丁为奴。[62]此次，定海镇标兵拿获盗犯许裕等15名、临海县拿获张阿土11名、象山县报获金阿奇等10名、太平县禀报盗犯3名、玉环厅投首盗犯王均等11名。例载：“洋盗案内，被胁服役应发回疆各犯，改发伊犁、乌鲁木齐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被胁为盗中，以接赃一次者发往伊犁。但因伊犁将军奏称伊犁铜厂、铅厂、钱局、舡工缺乏人役，故原分拨乌鲁木齐、黑龙江人犯皆改发伊犁。 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清史所采取的新视野，将清朝看成多种族，多文化的帝国。Elliot强调清统治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做为多元种族的统一帝国，吸取各方文化，以建立“普世帝国”；另方面致力于维系满族为中心的特殊权力结构。[63]从清代的法律来观察，除了《大清律例》外，针对不同族群清朝有《理藩院则例》、《蒙古律》、《番律》、《回律》等。针对不同阶层有《钦定宗室觉罗律例》、《钦定宗人府则例》、《钦定王公处分则例》等。Elliot的观点让我思考清代对台湾械斗采“光棍律”斩刑，以维护社会秩序。嘉庆朝台湾械斗案件皆处斩立决，落实边疆统治的严刑峻法。[64]而清朝犯奸案则不像结伙抢劫、盗匪之类，从头到尾都维持斩刑，自顺治到清末有从轻处分的趋势。顺治年间犯奸以“逼人致死”处斩刑，雍正皇帝认为强奸未遂处斩罪太严苛，将“奸未成，或但经调戏，本妇即羞忿自尽者，应绞监候。”嘉庆年间，对语言调戏者处流徒。《顺天府档案》法律词讼类看到道光年间对强奸案件亦有和解结案。[65] 四、发遣伊犁人犯的处置 （一）、发遣罪犯 乾隆年间，发遣新疆的罪犯来源十分复杂，以直隶、山东、福建、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河南、安徽、四川居多。纪昀提到罪犯“操北语半南音”发遣人犯的管理，该将军都统等，于每年十月截，数将该处一年内发到遣犯名数，同积年问发到配遣犯现存共计若干名，并该处安插遣犯有无逃脱及已未拏获各数目，详细声叙咨报军机处、刑部。[66]《大清律例‧名例律‧流囚家属》第16条例文载：“洲、蒙古旗人，如原犯军流者定限三年，免死检等者定限五年，果能改过安分，即交伊犁驻防处所，编入本地丁册，挑补驻防兵丁食粮当差。系汉军人犯，照民人分定年限，入于彼处绿营食粮。”各处永远枷号人犯，于枷示已逾十年后即咨明刑部汇题，分别发遣。若该犯原拟系死罪，并应发新疆者，发往伊犁。[67] 伊犁只身遣犯每名给地12亩，另给地4.5亩，以备办理自身穿戴衣物。携眷遣犯给地15亩。耕畜每三人和卖给一头，农具由该屯绿营工匠办置。[68]遣犯军流改发者定为3年、死罪减等者定为5年，限内无过，准入民籍。[69]另外就是能拿获逃犯。[70]遣犯如年老力衰，不能耕种纳粮者，令该将军等酌量该犯年力应当差使，责令承充。官给与半分口粮，以资养赡，仍令该管处管束。[71] 若发往当差遣犯，果能悔过悛改，定限五年，编入该处民户册内，给地耕种纳粮。俱不准回籍。有关大逆缘坐发遣为奴，并叛案干连、邪教会匪，及台湾聚众抢夺杀人放火为从各项人犯，俱不准做工帮捐外，其余无论当差为奴，罪由轻重，咨部记档准其入厂。若果能始终实心悔过，入厂五年期满，俱准其为民，改入该处民户册内。查系当差人犯，再效力十年，准其回籍。[72]遣犯转入民籍，每户拨地30亩，籽种小麦8斗、粟谷1斗、青稞3斗，房价银1两。每6人发给农具一副、马2匹。[73] 罪犯罪刑重大，佥妻子发往伊犁为奴，属于有眷的遣犯。每名给地15亩，耕畜每三人和卖给一头，农具由该屯绿营工匠办置。按照《读律存疑重刊本》载：“佥遣伊犁等处为奴人犯，在配所生之女，及妇女本身犯罪发遣为奴单身到配者，俱准其各就该处择配。永远不准回籍之遣犯，仍令各将所配，自行报明该管官存案。” 根据吴元丰教授研究，只身遣犯到达配所后，因思念亲人，脱逃情形时有发生，不易管束。有眷遣犯则比较安分守己，易于管束。乾隆31年伊犁将军明瑞奏准，应发伊犁遣犯携眷发遣。从此伊犁遣犯内携眷者逐年增多。吴教授认为伊犁设置遣犯，开发伊犁土地和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另外，遣屯为当地驻防官兵提供足够的粮食，撤回一千名的种地绿营兵丁，可以专务操演，对该地区防务的巩固和家强具有一定意义。[74] 不过，嘉庆年间，伊犁将军松筠却对遣屯的耕种成效做实际评估，认为遣犯不适合担任屯垦工作。嘉庆9年，伊犁将军松筠奏称：“地亩极多，与其屯种有名无实。”遣犯多系积匪滑贼，不习耕种。原先遣犯数十人耕种哈什河南屯田，每年供给铜铅厂夫口2,000石小麦。然，该地毗连厄鲁特游牧区，遣犯偷盗马匹，苦累厄鲁特人。[75]松筠建议伊犁种地回子六千户，从前每年每户交粮16石，通共每年交粮96,000石。乾隆54年，回民生齿日繁，添垦地亩。又共续增交粮4,000石。六千回户居住伊犁40余年，生齿倍加。由遣屯地亩极多，拨给回子耕作，俾应纳官粮。盈余即可养赡家口，庶于回子公私均得实惠。鄂罗木杂布及伊什罕伯克等咸称，情愿每年交纳小麦2,000石，以供铜铅厂夫口食。因而，种地的遣犯数十名又回归铜厂、铅厂当苦差。回子六千户每年交102,000石小麦，似乎比遣屯耕种效益更高。 松筠于嘉庆7年奏行旗屯，嘉庆9年惠远城旗屯收籼稻14,000余石、各色杂粮4,190余石、小麦15,000余石。旗人屯垦种地养赡自己，解决生计问题。[76]不过，回屯和旗屯只解决滋生人丁的问题，实际上驻防所需的银两仍相当可观，《明清档案》载：伊犁驻札八旗满洲，并发遣充当马步甲兵丁、同知、巡检等官役，以及绿营携眷官兵。应需嘉庆12年俸饷、俸工共银525,358两。同屯田官兵所需经费银84,641两。两项共银六十一万两。[77] 发遣罪犯在伊犁继续犯罪依法处死，如乾隆32年为奴人犯费世太等行窃，照例即行正法。[78] （二）、捐 赎 发遣伊犁的罪犯，自年限期满，一概为民。照理说，遣犯不准返回原籍，在当地安插。不过，松筠曾办理几位捐赎案件。如赵炳以母亲年老为由的捐赎。伊犁将军松筠奏，发遣伊犁为奴年满为民之赵炳，因母年过八十家，无次丁。原本呈请捐银一千二百两，又呈请加倍捐赎罪银二千四百两，请准其捐赎释放。[79]赵炳是两淮盐运使柴桢的幕友，替柴桢买玉器赚取银两。乾隆58年柴桢贪污案发被处斩罪，赵炳也因此被判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赵炳配拨到厂当差，年满十年，奉准为民，故捐赎释放。 发遣人犯中，属于文武职官犯徒以上，轻则军台效力，重者新疆当差。齐清顺《清代“废员”在新疆的“效力赎罪”》提到废员到新疆参与政治方面活动，著名军政要员松筠、长龄、那彦成都在新疆降职后参与过政治活动。另一种是在各级官府中从事一般文书事务工作。在经济方面，废员捐资兴屯，或参与屯田开荒、兴修水利、采矿冶炼活动。军事、文化方面也都有许多贡献。[80]内阁典籍厅伊犁将军松筠奏，为兵部因续纂会典屡次行取伊犁等处全分事宜。各处总未能画一似应纂办伊犁总志那彦成，系奉旨效力赎罪之人，似可责令总司编辑。奉朱批大学士六部尚书议奏钦此。[81] 废员到伊犁的费用全部自理，而且捐赎的数量比罪犯多。如将军松筠奏原署福建平和县知县张毓龄捐赎遣罪银三千两。奉上谕，张毓龄本不应准其捐赎，姑念伊母年老衰病，张毓龄且系独子。着加恩准其赎罪。[82]发往伊犁效力当差原任直隶保定府知府吴兆熊之母吴赵氏呈称，现年八十二岁，赖子以养余年情愿捐银一万五千两为子赎罪，可否准赎，恭候钦定。奉旨吴兆熊着准其赎罪。[83]两则皆以母亲年老而获得赎罪。 遣伊犁、乌噜木齐阜康县吉木萨县丞刘之芳，其兄贡生刘之旭将己产业折变遣子治安，远赴伊犁情愿缴银代弟赎罪。奉朱批准其赎罪刑部知道。[84]四川总督勒保奏，原任潼关通判连彭年，因案发往伊犁効力赎罪。今到戍三年期满，原案系属因公。可否准其在川加倍捐复，即以通判补用。奉朱批连彭年，准其加倍捐复。[85] 松筠奏为山西生员姚勋棨呈称，伊父姚秉哲系原任广东海阳县知县，因失察地棍私铸炮位案，革职发往伊犁。愿加倍捐银3,000两，代父赎罪。奉上谕，俟三年期满彼时或可加恩释回。[86]松筠奏为原任江西巡抚张诚基，前蒙恩旨减等改发伊犁效力，因伯母年已八十三岁，衰老无依。情愿设措三万两，呈请赎罪，应否准赎恭候钦定。[87] 五、结论 清代刑律处分棍徒扰害地方、逃人、伙盗免死发遣等罪犯，发遣至伊犁、黑龙江、打牲乌拉、宁古塔等边远地区。这些棍徒扰民、偷盗，拐逃妇女，影响社会治安。然，《明清档案》所见旗人犯偷窃罪、斗殴、争产即被发遣伊犁。由清初旗人“犯罪免发遣”到乾隆年间旗人犯罪实发边疆，可以看出清代法律对旗人犯罪处分逐渐趋于严厉。《明清档案》中大臣奏议，旗人罪犯若“依律拟徒，无以示惩，应从重，发往伊犁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故有旗人犯罪，并没按照清律例治罪。 乾隆年间汉人发遣则涉及“棍徒生事扰害”例，或“诬告”如叩阍、献策，案件类型较为单纯。嘉庆年间被解到伊犁的罪犯，以盗匪最多，江洋大盗和添弟会会匪发遣伊犁等地案，寻常“积匪滑贼”则发内地。 《读律存疑》记载的罪犯应“发近边充军”或“发边远充军”，在《明清档案》中却是发往伊犁。由清代发遣伊犁的案例看来，发遣伊犁系皇帝的御旨，并不是《大清律例》既定的条文。如郭翵翀、陈元震两人军前逃走被正法，其子削去旗籍，发往伊犁。若按“犯罪存留养亲”律，只有罪犯本身发遣，而皇帝却将罪犯正法，其子发遣，由此说明清朝皇权凌驾于《大清律例》之上。 注释： [1] 佟克力：《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始末》，《西域研究》，2004年第3期，页25-32；——《伊犁驻防满营与新满营始末》，《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页82-87。 [2] 杨尘：《清代伊犁军府至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1998年第3期，页77-82。 [3] 何金山：《试析松筠<西陲总统事略>中经营农业生产的经济思想》，《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页52-55。 [4] 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页50-58。 [5] 林干：《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39-50。 [6]《明清档案》，登录号147911-001，乾隆28年12月。 [7]《明清档案》，登录号162248-001，乾隆48年11月27日。 [8]《明清档案》，登录号099535-001，乾隆55年8月9日。 [9]《明清档案》，登录号150138-001，乾隆38年5月17日。 [10]《明清档案》，登录号158201-001，乾隆43年4月。 [11]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三），卷21，页485。 [12]《明清档案》，登录号162248-001，乾隆48年11月27日。 [13]《明清档案》，登录号107362-001，乾隆33年4月。 [14]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四），卷35，页914。 [15]《明清档案》，登录号093238-001，乾隆28年2月。 [16]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四），卷35，页904。 [17]《明清档案》，登录号147911-001，乾隆28年12月。 [18] 广寿于咸丰四年八月七日与李二斗殴枷号二十日。《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咸刑第八包，咸丰9年7月1日。 [19]《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36包，乾隆43年9月。 [20]《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59包，乾隆五十五年七月。 [21]《明清档案》，登录号099535-001，乾隆55年8月9日。 [22]《内务府慎刑司呈稿》，嘉刑第14包，嘉庆十三年。 [23]《内务府来文》刑罚类，第2136包，乾隆四十三年七月。 [24]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10，页276。 [25]《明清档案》，登录号158201-001，乾隆43年4月。 [26]《明清档案》，登录号159456-001，乾隆30年3月17日。 [27]《明清档案》，登录号151231-001，乾隆53年11月15日。 [28]《明清档案》，登录号146259-001，乾隆51年5月。 [29]《明清档案》，登录号177262-001，乾隆50年3月。 [30]《明清档案》，登录号084568-001，乾隆34年12月23日。 [31]《明清档案》，登录号084568-001，乾隆34年12月23日。 [32]《明清档案》，登录号168769-001，乾隆49年6月24日。 [33]《明清档案》，登录号155165-001，乾隆31年1月。 [34]《明清档案》，登录号151231-001，乾隆53年11月15日。 [35]《明清档案》，登录号162248-001，乾隆48年11月27日。 [36]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第52辑，页719。 [37]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3辑，页713。 [38] 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3辑，页807。 [39]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三），卷27，页644。 [40]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三），卷27，页644。 [41]《明清档案》，登录号175064-001，嘉庆9年4月。 [42]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四），卷30，页713。 [43]《明清档案》，登录号252615-001，乾隆49年7月。 [44]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3，页70-71。 [45]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四），卷35，页903。 [46]《明清档案》，登录号163752-001，嘉庆8年9月。 [47]《明清档案》，登录号144268-001，嘉庆12年2月。 [48]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9，页241。 [49]《明清档案》，登录号168769-001，乾隆49年6月24日。 [50]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四），卷31，页743。 [51]《明清档案》，登录号176043-001，嘉庆10年3月。 [52]《明清档案》，登录号148434-001，嘉庆元年8月。 [53]《明清档案》，登录号159456-001，乾隆30年3月17日。 [54]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五），卷42，页1070。 [55]《明清档案》，登录号155165-001，乾隆31年1月。 [56] 赖惠敏：《妇女无知？清代内务旗妇的法律地位》，《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1期（2003年12月），页1-46。 [57]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干嘉道巴县档案选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75、478-79。 [58]《明清档案》，登录号078909-001，乾隆29年1月。 [59]《明清档案》，登录号157239-001，嘉庆10年9月。 [60] 有关蔡牵的研究，参见苏同炳《海盗蔡牵始末》（上）、（下），《台湾文献》，25卷4期（1974）页1-24、26卷1期（1975）页1-16。 [61]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三），卷26，页590-591。 [62]《明清档案》，登录号125470-001，嘉庆7年3月。类似案例为洋盗吴亚老等犯，在洋叠次劫掳审明后先行斩决毋庸再议。接递赃物之廖广等，应如两广总督所奏均照例改发伊犁为奴仍刺字。《明清档案》，登录号150921-001，嘉庆7年5月。 [63] 这些研究成果，参见Pamela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64] 周山窑乡民周誉听纠械斗鎗伤蔡宽毙命，并折毁陈良等房屋。寔属同恶相济，应如闽浙总督玉德所奏，周誉依台湾械斗杀人照光棍例拟斩立决。《明清档案》，登录号157727-001，嘉庆9年12月22日。此法亦推至福建地区械斗，如福建漳州府龙溪县民施文质等，与林茂捕鱼争角起衅林茂族人林大宁，并施文质各纠族众持械互斗致毙五命。审实查台湾定例械斗杀人均照光棍例拟斩立决。施文质等均依例拟斩立决。《明清档案》，登录号181338-001，嘉庆10年闰6月7日。 [65] 参见赖惠敏《法律与社会：论清代的犯奸案》，收入《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中）。 [66]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6，页152。 [67]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6，页164。 [68] 参见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遣屯》，《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页。 [69] 《读律存疑‧徒流迁徙地方》45-20载：“满洲、蒙古旗人，如原犯军流者定限三年，免死减等者定限五年，果能改过安分，即交伊犁驻防处所，编入本地丁册，挑补驻防兵丁食粮当差。系汉军人犯，照民人分定年限，入于彼处绿营食粮。”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6，页155。 [70] 如果发往伊犁遣犯，在配安分，又能将该处脱逃遣犯拏获者，除逃遣照例办理外，其获犯之遣犯，无论当差为奴，不拘年限，准为彼处之民，不准回籍。若为民后，又能拏获逃人，即准其回籍。其在厂在配年满为民遣犯，有能孥获逃遣者，亦准回籍。傥逃犯力壮，一人不能缉拏者，止许添一人帮拏，概不得过二人。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6，页158。 [71] 《读律存疑‧徒流迁徙地方》45.32；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6，页160。 [72] 薛允升着，黄静嘉编校：《读律存疑重刊本》（二），卷6，页161。 [73] 参见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138。 [74] 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西域研究》1991年第3期，页50-58。 [75]《明清档案》，登录号175056-001，嘉庆9年8月11日；登录号185693-001，嘉庆9年8月12日。 [76]《明清档案》，登录号1747291，嘉庆9年12月16日。 [77]《明清档案》，登录号056332-001，嘉庆11年12月20日。 [78]《明清档案》，登录号158328-001，乾隆32年2月。 [79]《明清档案》，登录号169456-001，嘉庆9年4月；登录号157772-001，嘉庆9年4月10日。 [80] 齐清顺：《清代“废员”在新疆的“效力赎罪”》，《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页50-57。 [81]《明清档案》，登录号186870-001，嘉庆11年12月6日。那彦成获罪原因是诱致盗首李崇玉，于私给银牌顶戴札付行粮等项，俱匿不奏。于办理地方要务不能详慎妥，寔任意妄为。应请旨发往伊犁效力赎罪。《明清档案》，登录号181256-001，嘉庆11年3月。 [82]《明清档案》，登录号158991-001，嘉庆10年12月21日。 [83]《明清档案》，登录号181138-001，嘉庆10年5月17日。 [84]《明清档案》，登录号158896-001，嘉庆7年12月。 [85]《明清档案》，登录号176074-001，嘉庆10年1月。 [86]《明清档案》，登录号160194-001，嘉庆12年1月30日。 [87]《明清档案》，登录号173003-001，嘉庆12年3月。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