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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表笺是朝鲜与明清两朝所采取的主要外交工具，表笺外交成为朝鲜与明清关系的重要特征，也是朝鲜处理与宗主国关系的重要策略。但在表笺外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表笺问题纠纷。通过对朝鲜与明清表笺外交中表笺纠纷的考察，论文分析了表笺问题产生的原因，总结朝鲜表笺外交的成功之处和两国古代政治文化交流成果。 关键词：朝鲜；明清；表笺外交问题；研究 表，始于汉代，用于臣下向皇帝论谏、劝请、陈乞、进献、推荐、陈谢、庆贺、慰安等的上行文书。唐宋以后，表用于庆贺、辞免、陈谢、进书、贡物等。明朝，表用于庆贺、谢恩或藩属进贡、陈情等。清朝，表用于元旦、长至、万寿及国家庆典，如登极、传位、上尊号、册立皇后等。表文格式固定，多为四六体。笺，源于东汉，“下言事于上”。[1]魏晋以后，笺用于臣上书于皇后、太子和诸王。唐宋时，笺专用于上书皇太子。明清两朝笺用于臣僚向皇后、皇太子的庆贺。清代自康熙废立太子后，笺文成为臣僚庆贺皇后三大节专用，清中期停用。 高丽与宋政治文化交流甚密，也使用表笺。至朝鲜时期，表专用于上书明清皇帝。朝鲜国内笺文用于吉事、凶事、庆事，或节日时臣僚上达给国王的四六体文书。笺文还用于明清两朝皇后、皇太子或诸王。事实上，表笺文书成为朝鲜专用于明清皇室重要的外交礼仪文书，即《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事大文书”，是一项重要的外交制度。 一 明朝初期，明太祖对外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与各国重新确立了表笺朝贡关系。明现存表笺中有安南岁贡方物表和琉球国谢恩表等文书。至清朝，各国基本沿袭明制进表笺。朝鲜史料载有各国对清朝进表笺情况：“暹罗，五年一朝贡，有番字金叶表文一道，汉字表文一道，表文亭一座;安南、占城、琉球……其最著者也，有间岁三五岁一至，亦有十岁或一世一至者。”[2]而朝鲜每年所进表笺少则三次，多则十数次。作为明清藩属国的朝鲜寻求更多进表笺机会有诸多因素。 首先，从政治因素考察。朝鲜初期，为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地位，急需得到明廷的承认和支持，于是继承了高丽“事大”外交方针，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并以表笺朝贡的方式建立与明外交关系。另一方面，朝鲜出于战略考虑与明朝建立密切的关系，即共同应对日本侵略。明中后期，由于日本妄图吞并朝鲜，明廷出兵驱逐了日本侵略者，朝鲜与明朝关系更为密切。明清易代之际，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动，朝鲜迫于清政府的强势，沿袭了表笺朝贡政策，采取了明清一体的政治策略。 其次，从经济因素考察。明之前，高丽对华贸易关系密切。至明朝，明太祖实行了关禁与海禁，将海外国家对华贸易纳入朝贡制度，规定“四夷入贡中国，必奉表文”。[3]于是对明奉表称臣成为各国对华贸易的敲门砖，而不奉表笺的贸易行为则被拒之门外。朱元璋对朝贡奉行“厚往而薄来”，认为“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赍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意”。[4]朝贡贸易使奉表国受惠很大，所以它们积极谋取更多向明进表笺的机会。“夫贡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使其来也以时，其验也无伪，我国家未尝不许也。贡未尝不许，则市舶未尝不通。”[5]呈递表笺成为与明建立贸易关系的重要工具。清朝的关禁、海禁更加严格，“近边各国不得越境渔采，隐遁通逃……贞使及夷商等不得收买兵器、史书、一统志、地理图及焰硝、牛角等物及携带内地人口潜运造船大木、油米谷出境”。[6]因此，“事大”表笺成为重要的贸易保护伞。 明初，为防止倭寇及减少辽东的不安定因素，明廷对高丽提出“三年一使”。朝鲜太祖为获得明朝承认和册封，主动“一年三使”遣使进贡;而明帝则赏赐赠品还礼，即“进贡一回赐”贸易。朝鲜在朝贡贸易中获利不菲。为了增加贸易次数，朝鲜除每逢冬至、寿辰、千秋等遣使入朝致贺，又以各种名义派遣使团。明代允许各国使臣在会同馆开市贸易，“夷使除贡物外，携有番货或欲易中国什物，俱礼部主客司出给告示，许令出馆买卖三日”。[7]因朝鲜与中国关系特别密切，故不拘期限，来即开市。清承明制，顺治初，“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8]事实上，朝鲜使臣可进入更多场所与普通商民贸易。清朝也没有特别规定朝鲜输入货物的品种，只要是土产并有“印文开送”就可携带交易，并全部予以免税，“听其在会同、四驿馆交易”。[9]即使查到“印文开送”以外的货物，清政府也常宽大处理。 最后，从文化交流角度考察。朝鲜历代仰慕中华文化并以与中华一体而为荣，至朝鲜时期，程朱理学也成为朝鲜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仰慕和仿效中国的心理倾向、文化的交流成为朝鲜文臣出使的动力。引进先进文化，大量购买各种书籍的活动给朝鲜带来了不少好处。因此朝鲜积极进表笺，以获得文化交流的机会。朝鲜使者多是文臣，他们在中朝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朝鲜文臣“事天朝最恭谨”，明朝对他们也是“厚礼之，异于他藩”。[10]他们多与明清两朝的文臣交流，形成了许多文化成果。 二 朝鲜非常重视与明、清的表笺外交关系，因而对表笺文书也非常重视。如从明朝民间购得《古表精粹》，“《古表精粹》者，乃类选古今人所制表也。我国事大之邦，而文臣及儒士等皆不习表文，前日大臣建议，请印表笺之书”。[11] 明、清两朝为了强化宗主国的地位，对朝鲜外交表笺也提出了种种要求。朝鲜对此谨而事之，“我国之莫重者事大也”，[12]把表笺文书作为重要的外交问题处理，形成了“表笺之学”。 朝鲜与明、清外交中对表笺文书始终重视，“本朝但务于表章”，所以提出“表笺之作，要须精切。本国事大，专用表笺”。[13]为使表笺实现“解纷释难之用”，朝鲜采取了许多完善表笺的措施。朝鲜主要在冬至、正朝、圣节、千秋四行，谢恩、奏请、进贺、陈慰、进香、告讣、问安等时进表笺。如“冬至，御前表正副本各一度，方物表正副本各一度……皇太子前笺正副本各一度”。[14]给皇后用正副笺和方物笺，还有拜贺含誉星表笺或贺皇太子痘疹差愈笺等。现存清代的朝鲜表文种类有元旦进呈贡物表、庆贺元旦副表、谢恩表等。此外，则因事随时遣使进呈。朝鲜对例行表笺的把握较容易，但对特殊事件是否进表笺则格外慎重。明正统时，朝鲜就“遇灾颁赦”是否进表笺而举棋不定。有大臣认为：“在高皇帝、太宗皇帝时，遇此变赦海内国家，并不进表。盖如此之事，固非祥瑞”，不宜进表。另有大臣则认为：“然宣德辛亥彗星见时，以为含誉星而海内皆贺，予亦闻之进贺。今皇帝即位赦海内，予亦宥境内，具表进贺。”经反复讨论，最后“以此修表，似为巧辞，于义未稳”，[15]而未进表。 作为宗藩礼仪等级关系的体现，表笺使用对象有明确的规定。明宣德朝就朝鲜在封皇太后时未进表而诘责，朝鲜以“我殿下事大以诚，奉表方物，但无前例”作解。朝鲜经与明朝礼部交涉后，认为“皇太后中宫，不用表笺，用方物状”，[16]避免了一次误会。 为避免因表笺格式造成失误，朝鲜严格遵循明朝表笺格式，并时刻关注明朝廷所做出的相关规定。明嘉靖时，明廷颁布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圣旦节贺表文式样，通行辽东都司及所属卫所。虽没有咨于朝鲜，但朝鲜对此及时关注，以求相应无违。[17]崇德二年(1637)，朝鲜为清人所屈之后，和清朝交往方式与明相同。其圣诞、正旦、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所进表笺程序等礼仪，“毋违明朝旧例”。[18]同样紧按清朝的新规定行事，“清国新颁庆贺表笺式，使我国逐年依此书呈”。[19] 为了能正确撰拟表笺，朝鲜政府“行移体制，一遵中朝之制”，[20]依明、清规制详细规定了表笺格式：“初面衣上着印，常行书‘表副’‘笺副’二字。且书年月日，当于季后，一面正中书之，用印。‘谨奉表称贺以闻’之‘闻’字，书于极行。……表副皆长约八寸五分，广约三寸五分。每行字数不等，或十八九，或二十。‘称贺以闻’之‘闻’字，俱于极行书之。‘瞻天仰圣’之‘瞻’字不讳，年月日上用印，半出‘洪熙’之‘熙’字。国衔下‘臣姓讳’三字，差细书之。外初面上端正中，付黄签，签长约三寸五分，上端书‘表副’二字，用印半出‘副’字。中宫笺副同。”[21]朝鲜《同文考略》的“事大文书式”也详细记载了与清朝的表笺格式。 抬头和连书是表笺文书的重要格式。朝鲜规定：“表奏咨之书，例自极行至平行凡四格，称为四行文书，表奏则每格低一字……请此后表奏咨，书以五格，亦称五行文书，着为式。”[22]明清两朝曾就此类责问朝鲜政府，成为重要的外交事件。明永乐朝礼部咨于朝鲜：“凡表文‘皇帝陛下’四字之下，不连写他字，礼也。今尔国表文，四字之下，连书‘睿哲’二字，非也。”[23]明朝指出朝鲜表文中“皇帝陛下”连写“睿哲”二字，不合礼法。朝鲜因此问题拘禁有关官员，并指派主文大臣进行考证，发现连书并不违礼法。至清康熙时也有类似问题，“清人以本国表笺中，‘称谢’之‘谢’字，一处连书，一处特书，故大加诘责”。[24] 古代藩属国使用中国年号日期是宗藩政治关系的直接体现，即“奉正朔”。因此“奉正朔”是朝鲜外交表笺的重要格式。明永乐帝曾责问：“汝老王事我至诚，小王不在心填日，朕欲下朝廷问之，朕待汝国甚厚，故不果耳，往说你国王。”[25]为此，朝鲜有关官员回国受到了惩处。为防止表笺日期填写错讹，朝鲜使者经常咨询明、清礼部。如朝鲜就表笺内画日咨于明礼部，答复为：“正朝贺圣千秋，以贺日填之，谢恩进贺，以拜表日填之。”[26]同时还要注意日期避讳问题，如“太祖高皇帝以下忌辰，令本曹书文观承文院书板张挂，每于事大文书，勿以其日填之”。[27] 表笺的语言主要是四六文，讲求音韵平仄，对于口语不同于汉语的朝鲜国掌握音韵较困难，因而朝鲜表笺平仄出错也是常见问题，“近来表笺，皆用平仄制之矣。今此冬至贺表，第二短句以‘凡居有截，颂均无D。’书而启下，更为详察，则‘颂均’之‘均’字，误用平声。请以‘咸颂无D’改付标，即令改书正本之意”。[28]表笺虽是不切实用之学，其精切表现在华美词藻的使用，但若“不知对偶声律之文”，就会不合体例而失误。“故国家于科举，最重四六，为文士者亦多着工”，[29]朝鲜通过科举考试来提高表笺撰写人员能力。 避讳制度，是古代文书的撰拟制度之一。明代“表、笺及一应文书，若有御名、庙讳者，合依古，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若有二字相连者必须回避，写字可缺其点划”。[30]另外，表笺等吉庆文书还须回避凶恶字样。明清两朝文书写中的避讳规定犹为严格，文书中遇有庙讳、御名及声音相近的字句都要回避。 朝鲜初，曾因表笺中避讳问题而受明朝斥责。“高皇帝欲谴责我国，凡上表笺时，多作讳避字，使不得犯。”[31]所以朝鲜对此甚重视，由使者及时从明朝获取相关避讳信息。永乐时，千秋使书状官回自京师言：“新避字样，‘德’、‘仁’、‘燕’三字，自今赴京人名‘德’字皆代以‘得’字。”[32]根据要求及时调整表笺用字。朝鲜对敏感字句很是重视，及时对避讳字词进行改正。如清朝“祖宗字或以谥号，或陵号，或以先王字改之。而他文中‘胡越’、‘胡僧’、‘夷’、‘靺’等字，易以他字，使之急送铸字，使于使行渡江前改补，盖虑其有碍于彼人故也”。[33]乾隆时期，朝鲜因表笺文书中出现“老”字受到指责，“皇上年老，恶见‘老’字”，“小邦不能检察文字，以致皇上之严教”。[34]为此，《朝鲜实录》详细记载了避讳做法：“圣祖仁皇帝圣讳上一字，为《书经》‘元德升闻’句内，首一字，应以‘元’字‘恭’代……”[35]为了避免类似问题，朝鲜王朝非常慎重，提出“且使行文书，不即撰出，以致忙匆急遽，近年以来，以咨、奏、表、笺间文字，被责于彼，非止一再。一字半辞之误，皆辱归于国家，伏乞另加申饬，前期制写，俾无窘急之患”。[36] 表笺文书内容和形式都大同小异，在明初就已经基本程式化。因此，朝鲜为应对表笺问题提出：“事大表笺，请令大提学与承文院提调一会，考誊录，预撰十道，十年轮次用之。”[37]准备多道表笺备用，只要在使用时填上相应的日期即可。对难以判定的表笺朝鲜往往准备两件，以备急需。如对表文头辞皇旨内容是否删节问题，朝鲜则备“删本与全本，以两件持去，观势处之似好云矣”。[38]如上文乾隆时朝鲜表笺中有“老”问题，朝鲜则是“万里上表，事当慎密，故有此副本，愿以此呈之”，得到清帝称赏：“朝鲜礼节，他国所无。”[39] 为防止表笺文书出问题，朝鲜制定了严格查核制度。外交表笺文书专由承文院负责，由圣节使负责监查，“金铦奉表而去……且交付时考核，越江时例核，再度考核”。[40]“事大文书，至重之书，必三度监进者，欲其详尽无误之意也。”防止“受表辞不恭之责，则事关非轻，悔之无及”[41]事件的发生。 三 在众多与明清两朝建立表笺朝贡关系的国家中，为什么朝鲜曾多次因表笺问题而影响两国关系呢?究其原因，随着元、明、清的交替，朝鲜与元、明、清三朝毫无疑问存在着政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适应问题，而其直接体现之一就是朝鲜的外交表笺问题。 1、明清文字狱 明朝初建，为了稳固政权对朝鲜以和缓的外交政策为主。洪武二年(1369)，高丽遣使来祭开平王常遇春，笺文“不署洪武年号”。[42]对此体现政治关系的重大文书事件，明廷仅令使者谢过改之。明朝随着国力增强，巩固皇权统治变为首要任务。明太祖利用文字狱强化其君主独裁政治。明太祖曾就海寇和辽东问题对朝鲜存有戒心，于是利用表笺问题对朝鲜进行威压。朝鲜外交表笺问题只是明朝文字狱的一环。朝鲜于太祖二年，遣使赴京奉表谢恩，其表曰： 睿恩滋圣训，丁宁举国与荣，抚躬知感。伏念幸遭昭代，权长荒陬，曾无补于丝毫，但伫瞻于天日，顷当贱介之返。特承宸命之加，示国名之当更。勅星驰而来报，臣与国人，不胜感激。切惟昔箕子之世，已有朝鲜之称，兹用奏陈，敢于聪聪，俞音即降，异渥尤偏，既拱九重，明见万里，谅臣干干苦厉，怜臣断断无他，乃令小邦，获蒙新号。臣谨当之屏之翰，益虔职贡之供，载寝载兴，恒功康宁之祝。[43] 对此表，明太祖可能因文字发音或其他问题而曲解，认为杂以“侵侮之辞”。因此要求拘拿表笺参与者入朝，借机施压于朝鲜。洪武二十九年(1396)，朝鲜奏请诰命印章，其中所引用纣事也许触怒了朱元璋。“今朝鲜每遇时节，遣人进贺表笺，似乎有礼，然文辞之间轻薄肆侮。近日奏请印信诰命，状内引用纣事，尤为无礼，或国王本意，或臣下戏侮，况无印信所拘，或赍奏使臣中途改换，皆不可知。”[44]朱元璋对表笺文书容易断章取义，翻作戏侮之词。为此，表笺撰拟者权近等被拘送入京受到惩处。此后，朝鲜为避免此类政治事件的发生，把外交表笺看成“事大文书”，成为朝鲜处理与明朝外交关系中重要问题。 明朝后期，明与朝鲜并肩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关系密切。在清军入关前后，朝鲜一直都是支持明廷的。清廷也谙此关系，因此清初也像明初一样，寻机借势取代前朝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清朝为巩固和加强其统治，通过文字狱来箝制反清思想，也借表笺向朝鲜王朝施压。顺治七年(1650)，朝鲜表笺中“以‘节惠’二字及‘归赠’二字，为诘责之端”。[45]顺治八年(1651)，朝鲜君臣就指出：“汉人之仕于清国者，万端窥伺，必欲生衅于我国。”清廷曾对表文中“乾清坤夷”之语加以诘问，认为“何不云‘乾清坤宁’，而必曰‘清夷’，乃敢讥我耶?”[46]由此可以看出，外交表笺依然作为政治问题看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大规模搜毁禁书，其“搜采各书，并有来自挟种族之愧，不愿以‘胡’字、‘虏’字、‘夷’字加诸汉族以外族人，触其禁讳”，[47]其中也包括针对朝鲜的外交表笺文书。 此外，明、清政治的腐败也是造成表笺问题的又一因素。明清两朝的中后期，官员索贿受贿成风，一些外交官员对表笺横加挑剔，借机向朝鲜政府敲诈勒索。如万历时，朝鲜王朝为能到礼部誊录表奏原文，“令冬至使上通事玄应期，赍人情银五两，从礼部该吏，周旋誊书以来”。[48]朝鲜王朝只能靠贿赂明朝官员来抄誊表笺原本。清康熙时，有关官员借表笺问题索贿。如因“‘称谢’之‘谢’字”，一处连书，一处特书”，而大加诘责;又以礼部咨文中，内容与表文中内容不相符而“百端操纵”朝鲜使臣，并以査验为由索赂五千。[49]后来，朝鲜给清太子笺文中“误用‘干蛊’二字，下礼部察议，礼部以罚银一万两、停三年赏赐议奏”，[50]后贿赂皇帝信幸臣佛保，幸得宽免。 2、儒家礼法文化的理解差异 朝鲜半岛自古与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也是以儒家礼法思想为主。明清时期，两国的交往更为密切，但毕竟还存在着一些差异。对同样的儒家文化的理解有着分歧，这也表现在表笺制述过程中。如上文明太祖诘责朝鲜表笺杂以“侵侮之辞”事件，朝鲜对此解释：“小邦僻处荒远，言语不通，闻见不博，粗习文字，仅达事情，其于制作，未谙体格，以致错误，非敢故为侮侵。”[51]这种客观原因分析是比较合理的。 避讳问题，更体现了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朝鲜官员对为什么要避“燕”字问题，理解为“意以为今中国都燕故也”。[52]事实上是因为永乐帝曾被封为“燕王”。嘉靖朝曾因进贺表中有“尔德”而诘责朝鲜，“中朝礼部以‘尔’字为不恭，往复诘责，而使改之云”。[53]后来，进贺使曾诣礼部交涉此事：“国至诚事大，凡文书，制述官制之，写字官书之，朝廷齐会监进。‘尔’字，非新语也，此乃诗书之文，诗书不讳，故用之。”明官员解释为：“此虽周、召对君父之言，古今异宜，君臣之间，不可尔汝。事当参奏，尔国王初政，得谴于天朝矣。”[54]由此可见，由文化差异对外交表笺的影响从而产生误会。 针对表笺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世宗也分析了其文化差异的原因：“窃照小邦僻在海外，文学未精，兼又吏文、汉音不得通晓，非但人才未易成就，有碍事大之意……如今传习无由。汉、吏之文理会者鲜少，每遇事大文书，未谙体例，且又朝廷使臣到国，应对语言恐致差误，深为未便。”[55]世宗时，朝鲜多次提出向中国派遣留学生，这既是提高表笺创作的途径，也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 四 表笺作为处理宗藩关系的重要工具，也承载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丰富的内容。朝鲜对外交表笺格外重视，也因此取得很好的成就。朝鲜与明、清交往历时数百年，外交表笺文书贯穿始终。成化时，明廷就称赞朝鲜“凡事无不中礼”，[56]对事大表笺文书给予了赞赏。天顺时，礼部郞中孙茂称：“今来表笺甚好，近来所无”。皇帝也对朝鲜所进表文详览，再三叹曰： “词意顺，作文甚好。朝鲜有文人矣。近日交趾国上表甚好，今来表笺尤好。”明朝学士倪谦也说：“吾见礼科，称今来表笺词旨甚顺下字极工。”[57]“朝鲜文物礼制，无异于中华，极口赞美。此无他，以我国文章之无愧也。”[58]外交表笺成为其文化成果的重要代表。乾隆八十大寿时与明，评价朝鲜进贺表为：“字画整齐，纸品精洁，朝鲜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可作他藩之法。”[59]“表笺之学”成为朝鲜立国之道，即“学问之道，表笺第一”。[60]朝鲜之殚精竭虑于表笺之学，由此可知。而明清两朝的盛赞，对朝鲜则是“国之有光，无加于此”，[61]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更是大书而特书。朝鲜通过完善外交表笺，竭力注意协调与明、清的宗藩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实现了其与明清两朝和平共处。表笺是朝鲜对明、清所采取有效的外交策略，其成功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表笺成果得到高度评价，特别是由政治关系而衍生出的经济、文化交流成果甚丰。表笺作为朝鲜特定历史时期与明、清的外交沟通工具，成为两国深厚友谊直接的历史见证。 文末附明朝天顺四年(1460)朝鲜世宗给明朝皇帝及太子的表笺： 六年五月丙戌，遣仁顺府尹金礼蒙、同知中枢院事洪益诚等奉表如大明，谢赐彩段，并回奏李兴德赍来勑旨，又奏请遣子弟入学。 表曰：帝德丕冒，庸笃怀柔，宸贶荐臻，冞增感激。佩铭曷已?糜粉难酬。伏念臣幸际昌辰，叨守遐徼，丝毫功乏，唯知执壤之勤。筐篚恩颁，特荷自天之宠，况连月而骈至，尤希世之鸿私。兹盖伏遇度扩相容，仁推一视，谅臣役志之享，怜臣述职之诚，遂令敝封获沾殊渥。臣谨当夙兴夜寐，常存挟纩之情，日升月恒，倍献添筹之祝。 方物表曰：天贶沓臻，祗增感激。土宜虽薄，聊伸谢仪。谨备黄细苎布二十匹、白细苎布二十匹、黑细麻布二十五匹、黄花席、满花席、杂彩花席各二十张。右件物等制造匪精、名般不腆，岂合旅庭之实?庸効献芹之诚。皇太后礼物，红细苎布、白细苎布、黑细麻布各一十匹、满花席一十张。中宫礼物，同。 皇太子笺曰：尊居储位，密赞宸猷，导霈皇恩，覃沾海徼。抚躬罔措，镂骨难忘。伏念臣猥将谫材，邈处荒裔，壤奠惟谨，奚効纤毫之裨?天眷特深，优荷便蕃之锡，稠重又极，感激何涯?兹盖伏遇伟量渊衷、英姿玉裕，常笃承颜之孝，克体怀远之仁，遂令孱资荐蒙异渥，臣谨当益?汉藩之守，恒伸华祝之诚。礼物白细苎布、黑细麻布各二十匹、满花席、杂彩花席各一十张。[62] [1] 裴燕生等编著:《历史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2]《蓟山纪程》卷5《附录·胡藩》。 [3]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7《表章》。 [4]《明太祖实录》卷154，洪武十六年五月戊申。 [5]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市籴考·市舶互市》。 [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 [7]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中华书局1993版。 [8]《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 [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10《礼部》。 [10]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 [11]《朝鲜王朝实录》，中宗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1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二年八月戊申。 [13]《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三年二月癸卯。 [14]《通文馆志》卷3，“文书赍去总数”条。 [15]《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二十五年六月辛亥。 [1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八年二月辛巳。 [17] 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二十四年十月庚辰。 [18]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907页。 [19]《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一年四月己巳。 [2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八年十二月壬午。 [21]《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七年十月乙酉。 [22]《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十年一月戊申。 [23]《朝鲜王朝实录》，太宗五年八月辛未。 [24]《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八年一月乙卯。 [25]《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二年三月丁亥。 [26]《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三年六月壬子。 [27]《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三年五月丙辰。 [28]《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八年八月乙巳。 [29]《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五年八月己丑。 [30] (明)熊鸣岐:《昭代王章》卷4，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版。 [31]《朝鲜王朝实录》，成宗七年四月癸巳。 [32]《朝鲜王朝实录》，世宗三年十月甲午。 [33]《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九年八月庚寅。 [34]《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年七月己丑。 [35]《朝鲜王朝实录》，纯祖三年十一月庚申。 [36]《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三十一年八月戊午。 [37]《朝鲜王朝实录》，燕山八年八月己巳。 [38]《朝鲜王朝实录》，英祖四年一月丁巳。 [39]《朝鲜王朝实录》，正祖二年七月己丑。 [40]《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二十年五月庚午。 [41]《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三十五年九月丙申。 [42]《明史》卷136《曾鲁传》。 [43]《朝鲜王朝实录》，太祖二年三月甲寅。 [44]《朝鲜王朝实录》，太祖五年三月丙戌。 [45]《朝鲜王朝实录》，孝宗一年三月丁巳。 [46]《朝鲜王朝实录》，孝宗二年一月乙巳。 [47]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5—556页。 [48]《朝鲜王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三月甲戌。 [49] 参见《朝鲜王朝实录》，肃宗八年一月乙卯。 [50]《朝鲜王朝实录》，肃宗二十一年十月癸丑。 [51]《朝鲜王朝实录》，太祖三年二月己丑。 [52]《朝鲜王朝实录》，成宗七年四月癸巳。 [53]《朝鲜王朝实录》，明宗一年三月癸未。 [54]《朝鲜王朝实录》，明宗一年四月乙巳。 [55]《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六年五月丙戌。 [56]《朝鲜王朝实录》，成宗七年四月癸巳。 [57]《朝鲜王朝实录》，世祖五年十一月己卯。 [58]《朝鲜王朝实录》，中宗三十一年十一月戊寅。 [59]《朝鲜王朝实录》，正宗十四年九月甲辰。 [60]《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十三年二月癸卯。 [61]《朝鲜王朝实录》，明宗即位年十月甲寅。 [62]《朝鲜王朝实录》，世祖六年五月丙戌。 作者简介：陈龙， 1975年生，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 [韩]沈载权， 1963年生，博士，韩国拿撒勒大学教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