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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关键词：明清时期；瑶族迁徙；西南边疆 瑶族是我国历史上迁徙频繁、分布范围广的民族之一。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农业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影响,瑶族被迫大规模向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贵州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等地迁徙,并由此而形成今日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和众多支系,造成其社会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使瑶族的人口和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有关明清瑶族的迁徙问题,过去多从文献史料中去考证,但由于种种原因,文献史料多言之不详,甚至有歪曲谬误之词,本文试从文献资料与瑶族民间口碑材料及家谱、信歌、祖图等切入,进行综合研究。 一、迁徙的原因及其方式 宋代,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境内的洞庭湖一带,但已有部分瑶族逐渐迁徙到湘南、粤北、桂北一带。明清时期,瑶族则大规模地向西南边疆一带的广西、云南、贵州及越南、老挝等地迁徙,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瑶族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和越南、老挝等地迁徙的根本原因。据《明太祖实录》卷233洪武二十七年(1394)元月甲申条载:“全州、灌阳等县平川诸原瑶民聚众为乱,命湖广、广西都司发兵讨之,擒杀千四百余人,诸瑶遂奔窜遁去”。广东东安县里洞溪,元代为瑶族居住地,“明洪武初,因乱尽灭瑶人”。[1]湖南桂阳溪洞瑶人因为被明朝“官兵剿捕,逃窜山谷”。[2]广东封川县“旧有瑶山五十二处”,明正德、嘉靖年间,“瑶人为乱,后剿灭,存者仅数百人”;到清代时,剩余之瑶民“转徒旁县,五十二处,尽为民居”。[3]广西大藤峡与广东罗旁一带,明代曾是瑶族分布与活动中心,有大批瑶人居住,但自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经明朝官军数次“征剿”后,“几无遗类,余瑶匿居深峒”。[4]广东罗旁瑶族起义失败后,明朝官军“破诸峒五百六十四,俘斩四万三千有奇,拓地数百里”。[5]清人唐为煌《江华县志》卷12载:“明刘时征志麻、贝两江瑶(即麻江峒、贝江峒瑶),多以盘为姓,原因广西大征,逃来避此,占据税山居住佃种,时常为盗。”《明英宗实录》卷52正统四年(1439)闰二月乙酉条载:“广东阳春、高要二县瑶首进贡至京,言:祖居深山,刀耕火种,累被过往军马侵扰恐吓,各瑶星散,不安生理。”故史籍记载:“有明一代,西江最苦瑶患。瑶之种甚繁,散居山谷间。自万历五年征平罗旁,而近地瑶种始渐歇绝。”[6]封建中央王朝在镇压瑶族农民起义后,为维护其统治,甚至强占瑶族世代开辟、耕种的田地,使瑶族失去立足之地,被迫背井离乡。明代初年广东阳春县仍有大批瑶田,“其始为瑶所据,不输粮役,既而数经征剿,瑶渐散亡,乃以其田或招农民或给粮户耕种,而瑶之未殄者,其占田如故也”。至清代时,瑶民所占之“瑶田”,“今并为民业,无复所为瑶田矣”。[7]明正统年间,官军在“征剿”大藤峡瑶民起义时,也曾将瑶族农民耕种的田地强占分给征调来“征剿”瑶民的官兵“屯种”。[8]明弘治年间,胡富为广东副使,“泷水瑶出没无时,(胡)富度其所经地,得荒田三千余顷,招僮户耕牧其中”。[9]随着封建政治统治的加强,封建中央王朝对瑶民的经济剥削也日益加重。明清初期,封建中央王朝对瑶族地区的经济剥削相对较轻,赋税不算太重。但到了明代中期和清代末年后,由于吏治腐败,封建中央王朝加重了对瑶族地区的经济剥削,将编户入籍的瑶族“输赋比内地”。[10]“耕亩者编户与庶民同。”[11]除田赋外,封建统治者还向瑶族征山区土特产税。广东罗旁一带的瑶区产楠漆、砂仁、黄蜡、蜂糖、皮张、黄藤、竹木等土特产,是山区瑶族用来和山外的汉族换取食盐、铁刀、铁锄等生产、生活用具的物资,过去从不上税。明正德年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搜刮社会财富,强行规定:日后每产“漆一石,税银五分”,并在泷水县江口设立关卡,对输出瑶山的土特产强行抽税,“以补虚银”,违者“按问如律”,严加惩罚。[12]一些驻守瑶区的官军亦乘机向瑶族勒索财物。道光《肇庆府志》卷22说:“广东等处贼寇生发,多因官司取办物件,守令不得其人,以致饥寒迫身,不得已而为盗。”“广西指挥舒镛哨守荔浦、修仁等县地方,科取瑶僮之归化者财物,遂复为乱。”[13]更有甚者,“广西桂林中卫总旗唐肆见瑶人潘才贤等家富田饶,意图之。因随都指挥胡成征进,伪报(潘)才贤等隐贼当剿,(胡)成令百户章膑、叶马剿之。(章)膑等从(唐)肆伪言,率军杀虏其人,分有其产”。[14]笔者和已故的姚舜安教授在泰国难府调查时搜集到当地的瑶族民歌,其歌词为:“瑶人世上是忧愁,瑶人住处无避篱。风吹雨水湿床席,妻儿男女泪涟涟。三人要税来取谷,瑶人逃散四方游。”[15]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迫使大批瑶族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向深山和密林迁徙。 其次,瑶族社会长期保留的刀耕火种游耕生产、生活方式,也是瑶族长期处于迁徙的重要原因。明清时期,除少部分平地瑶族外,大部分山区瑶族仍保留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生活方式。明人戴《广东通志初稿》卷35载:“瑶本盘瓠之种……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清人徐典《永明县志》卷3载:“高山瑶负山而居,男女挽髻,青衣绿绣,以木皮绊额,系筐笱伛偻而趋,种粟、芋、豆、薯、黍、馗菌以易食。数年此山,数年又别岭,无定居也。”清人黄榜元《兴宁县志》卷3载,兴宁永安堡有平地瑶、高山瑶,“高山瑶,即系生瑶,散居山谷,迁徙无常”。清人陈绍谋《直隶郴州总志》卷22亦载,湖南宜章县莽峒、牛头峒、容家峒、西山四峒“诸瑶……居无定所,携子女器械入山,以口尝土,辄知肥瘠,肥则搭寮而居,地力尽则仍他徙,土人呼之过山瑶”。瑶族在迁徙过程中,为了向家中亲人和朋友告知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新居住地的生活情况,常写“信歌”托人带回老家。在盘瑶和山子瑶中,至今还保存着这类信歌。据广西十万大山山子瑶家中收藏的一封由居住在越南的山子瑶寄回的《交趾信歌》所说,他们原来居住在中国,因“天朝无山斩”(即因为没有适宜于进行刀耕火种的山地)而迁徙到越南的一个叫“木罗岭”的地方居住,那里“真广岭头青美美,四边河水上鲤鱼……此地种禾本是好,每年收得五六仓,意吃何般密中有,水满鲤鱼任意贪,玉米一个有尺五,收满家中任子贪……此山住得千万家,祝报众亲齐专来,好吃不过南山地,回话报亲齐入交(即交趾)”。[16]道光《他郎厅志》亦说,云南他郎厅(今墨江)“瑶人,自粤迁来,居无定处,每至深山,开垦耕种,不惮劳瘁”。清代广西瑶族“随山散处,刀耕火种,采实猎毛,食尽一山则他迁”;“伐木耕土,土薄则去”。[17]“今岁此山,明年又别岭矣。”[18] 第三,流放与征调。封建统治阶级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统治的需要,多次将被征服的瑶族迁离原居住地,安置于另一民族的聚居区内定居。这种政治迁徙一般都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如明洪武三十年(1397),“广东都指挥佥事袁遇春讨瑶蛮李敬宗等,平之。获敬宗及天荒、罗云山寨贼首邓汉、赵榔等并其党羽三百八十余人,斩之。生擒二百五十余人,送至京师”。[19]洪武十年(1383),“广东清远县瑶贼作乱,都指挥王臻率兵讨之,降贼众一千三百七人,送京师。命给衣粮,发泗州屯田”。[20]明万历四年(1576),明军进军罗旁,将投降和生擒的瑶族“押发沿海卫所”。[21]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防御、镇压瑶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反抗,曾征瑶民为兵,驻守各地,这部分瑶兵后来大多未再返回原籍,而留居当地。如明景泰二年(1451),湖南新宁县“知县唐荣招抚城步瑶人,给田世住,分为八峒,把守各隘瑶路,服王化,通声气,号为熟瑶”。[22]清人戴联壁《城步县志》卷5载:“(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瑶民归化者佥为款丁,在城步大水峒六百十名,岁纳秋粮,不编均徭,惟当里役。遇地方有警,调以防守城池,把截要路。内立千长以统百长,百长以统款丁。”清人彭胎荪《化州志》卷6载:“瑶、良兵之役,始于明成化间。粤西瑶、壮作乱,侵掠州邑,后就抚,随地安插,太守孔镛以恩信结之,拨荒田以俾之耕而蠲其徭役……无事则耕守,有事则按籍调遣。”清人徐作梅《北流县志》卷9亦载:“瑶人自天顺土贼乱奉调,瑶总黄姓带兵征剿,安插北流。”广西民族大学范宏贵教授在广西荔浦县搜集到的盘瑶《邓氏家谱》记载:“前朝永乐年间,安南外国鬼子大反时,兵省远调不及,本省各宪速查瑶山。久聆瑶民果敢尽忠,邻省近省近府耕山,瑶民调之征剿,如省府州县各山坐山过山,瑶民必多广众。时值永乐四年(1406),吾太祖奉调,大宪给谕下札,委太太祖统带瑶丁会同营协兵征剿,而安南鬼子贼匪大敢死之多矣。各宪各营均称瑶民得力,实力勇敢,尽以兵银重赏。因此前在之山场窄小人众,安栖不下,访择各山分居。”[23]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移民”政策,使瑶族向他乡迁徙。清人曾国荃《湖南通志》卷84亦载,蓝山县“大水源瑶,在明代屡不靖,正德二年(1507),招徕广西贺县瑶盘潘喜、盘潘海等住西山为瑶总,至今皆其子孙承流”。 第四,战争动乱、自然灾害和疾病也是导致瑶族迁徙的一个因素。明清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日渐腐败没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受此影响,部分瑶族向西南边疆和越南、老挝境内迁徙。清人张报和《始兴县乡土志·人类》载:“本境僻处偏隅,惟南境深山中,旧有来自连山瑶人,结庐佃种杂粮。然近来游匪出没无常,瑶人佃山者闻风远徙,数年前几绝瑶人足迹。”原住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东乡的盘瑶,迁到交趾(今越南)的洪水峒、万言冲居住后,写信歌回广西邀约家族中人赴交趾安居。其信歌说:“一便(片)乌云四片慌,大朝众娥(偶)共商量,齐共商量了,渐了受(就)离乡。得见大朝官反烂,十分难住又难安。出路无盘费,也着走交枝(趾)……大朝申酉年间出贼盗,劫村劫寨都罗离。不太平,人民告状入州门。官府出差捉贼盗,贼人走散那罗离。害人丁,有理无钱审不清……”[24]这首信歌在广西大瑶山发现两个版本,一是藏于原金秀长峒区桂田乡高兰村黄元林家,无抄写年月,且文字缺漏较多。二是藏于桂田乡田头村赵德仙家,落款为清同治九年(1870)十二月二十四日赵荣府手抄。由此可知,由恭城迁往越南的这支盘瑶,应在同治九年前到达交趾,而其离开恭城时间则更早。从其歌词中“得见大朝官反烂,十分难住又难安”、“大朝申酉年间出盗贼”等来看,其“大朝”应指中国大清王朝。而距同治九年不远的“申、酉”年份,有咸丰十年(1860)的庚申、十一年(1861)的辛酉,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戊申、二十九年(1849)的已酉。这些年的“官反烂”、“出盗贼”,正好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广西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地方盗贼四处劫掠时期。瑶族人民因不堪社会动乱,迁徙他乡。历史上,瑶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自然崇拜的影响较深。凡村寨遭火害、水灾或瘟疫流行,人们往往认为是遭受神灵的惩罚,不能再住此地,必须迁徙,另觅地而居。清人阮元《广东通志》卷330记载,潮州府瑶族“其姓有三:曰盘、曰蓝、曰雷,依山而居,采猎而食,三姓自为婚,有病殁则并焚其庐而迁徙居焉”。云南省麻栗坡县境内的大板瑶据说其祖先居住在江西九江一带,明末清初,当地连年旱涝大灾,无法生存,遂搬到红河流域地区定居。[25]迁徙到越南的蓝靛瑶周玄柜从越南寄回广西凌云的信歌亦说,由于当时天旱了3年,岭头的茅草都枯萎了,接着辛已年五月初九地震,次年五月初一就从凌云搬迁到越南宣光省,共有60户人。在宣光一连5年获得丰收,后又遭鼠害、蝗虫灾,再搬到越南保乐,又遇兵荒马乱,生活苦不堪言。[26]广西田林县的瑶族亦说,明洪武年间,寅卯天下大旱三年,官仓无粮,百姓无米,人民慌乱,树木出烟,格木出火,瑶胞子孙浮游过海,进入广西。[27] 关于瑶族的迁徙方式,史籍上没有记载。从民族学调查资料来看,其迁徙基本上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瑶族的村寨一般由一姓或数姓人组成。每个姓氏都有一个头人负责处理族内公共事务,每个村也有一至数个村寨头人负责处理村寨事务。村寨头人一般由村民推选有威望、办事公道、有经验的人担任,称社老、村老、寨老等。在广西大瑶山,盘瑶过去的社老是由最先来开村的第一家的家长担任。[28]据张有隽教授在泰北瑶区调查,按传统习俗,从前瑶寨的社主也是由首先来开村的第一户户主担任的。[29]泰国学者差博·卡差·阿南达考察泰国瑶族村寨后说,泰国的瑶族村寨“永远不会由单独一姓的人组成”,一般是由“同姓的几家人在一个声望较高的人带领下开始建立村寨。然后其他姓的家庭参加进来,受他统领。村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30]并指出,这个最早带领村民建寨的人,“因为是他选择了村庄的地点,是他第一个搬来定居,他是引人注目地位高贵的大巫师”。[31]由此看来,瑶族的迁徙大多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宗教头人或村老的带领下,分期分批、有组织地迁徙的。 二、迁徙路线及一般规律 从流传于瑶族民间的《祖图》(《祖图》又称《家先单》,是盘瑶特有的民间文献,用汉字书写,主要记载本家族历代祖先的姓名、法号、生卒年月、安葬地头,在节日祭祖时拿来喃念,以示不忘祖宗)、信歌、族谱及口传历史来看,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地区迁徙的路线主要有三条: 一是从湖南、福建向广东、广西、越南迁徙。据广西富川县富阳中屯村《陈姓流水归迹簿》载,其祖先原居湖南,宋代迁至广东南海,明代迁到广西梧州郡,明嘉靖年间迁到富川。[32]广西十万大山的瑶族族谱记载,其先民原居七贤峒,后到福建,大约在600年前到广东南雄府,再到肇庆府罗旁山,约在400年前进入广西博白县,沿玉林、贵港迁徙,约在200多年前进入十万大山,部分瑶族则由此跨越国境进入越南。[33]广西田林县那拉瑶族亦说,明洪武年间,其先民因逃荒从南京“浮游过海”,到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后又迁居江化,继而迁至湖南,进广西,最后定居田林,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34] 二是从湖南进入广西或广东,再到云南、老挝、越南。据广西都安下坳乡加文村瑶族老人罗老富说,其祖先是从湖南衡阳进入广西桂林,再到宜州、都安,至今已有20多代人了。[35]据云南金平县勐坪上寨盘姓瑶族传说,其先民自湖南长沙经广西进入云南开化府罗里一带居住后,分为3支迁徙。他们这一支人到上寨已有10代人,经历了清代中后期、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3个不同时期。[36]广西恭城盘、黄、李、邓、廖、翟、唐等七姓瑶族传说,其先民从南京、江西省太和县迁到湖南道州千家洞居住后,因被官军所逼,从湖南永明进入广西,于明武宗年间(1506—1521)到恭城。[37]后来,居住在恭城的部分瑶族在清末又经平东、象州、柳州、来宾、迁江、田州、百色、云南等地进入越南。[38]据笔者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瑶族赵金先林家看到其珍藏的祖图,其迁徙路线如下:中国广西道平乐府—昭平—庆远府天河县—永福县—泗城府—云南道临安府连水—临安府勐赖州—寮国南他道勐声府—暹罗爸光府城昌县—美国。现居住在美国波特兰市的瑶族赵富胜先生收藏的祖图记载,其家族的迁徙路线是湖南—广西恭城—湖南江华—广东行(顺)德—广西贺县—广西富川—云南开化府文山县—云南河口—云南临安府—寮国勐府—暹罗道城府梅增县—美国。 三是由湘南沿湘黔桂边界入桂、黔。沿这一条线路迁徙的瑶族多为分布在桂西北的布努瑶。据蒙朝吉先生考证,布努瑶先民大概是从苗族迁徙路线的东南边,沿着湘西南的雪峰山地区,向西南方向拐过去,经黔南的苗岭南麓到贵州都匀一带,后被当地土司驱赶,才向南迁徙,进入桂西北一带的大石山区。[39]现居住在广西南丹大瑶寨的黎、陆、何、罗、王等姓瑶族,亦说他们的先民是从贵州迁来的。[40] 经过明、清两个朝代的迁徙后,大批瑶族迁到西南边疆地区,部分瑶族迁到越南、老挝。其迁徙呈现一定的规律: (一)由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迁徙。明代初年,瑶族主要分布在湘南、粤北、桂东南等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稍大,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稍重。经过明清的迁徙以后,大部分瑶族离开原居住区,进入人口密度较少的桂西北和云南、贵州、越南、老挝等地。 (二)由丘陵地带向高寒山区迁徙。明初,瑶族主要分布在湖南的郴州、衡州、永州、靖州、辰州、宝庆、长沙,广东的广州、肇庆、韶州、惠州、商州、雷州、廉州、罗定及广西的北部和大藤峡一带的土山地区和丘陵地带。明清之后,湖南瑶族主要分布于湖南的衡州、永州、郴州、桂阳一带的山区,广东瑶族主要分布于粤北山区,广西瑶族主要分布于大瑶山、十万大山和桂西的大石山区,迁徙入云南、贵州、越南、老挝的瑶族人口也逐渐增多。除湖南和粤北外,广西、云南、贵州和越南、老挝的瑶族多居住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区,气候较寒冷。 (三)由国内向国外迁徙。由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连绵的战争、自然灾害,瑶族的先民不断向西南山区迁徙,其中一部分进入越南。这部分瑶族最初大约是在13世纪中叶以后,即中国历史上的明代,由中国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多次进入越南,[41]后来其中一部分人才从越南迁徙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亦有部分瑶族直接从中国云南进入老挝,再进入泰国。由泰国移民美国的瑶族大卫·特·李说,他们的先民在二三个世纪以来不断地从中国迁到东南亚的高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中国的国界,分别进入老挝和越南。[42]民族学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据广西民族大学的张有隽、邓文通先生调查,广西十万大山山子瑶中的盘、黄、邓等姓瑶族,就有不少人迁徙到越南,其时间大多在明清时期。广西十万大山平那村的邓姓瑶族,其祖先从广东搬到越南,再从越南回广西,最后迁到上思定居,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了。广西宁明县米埋村山子瑶邓正贵老人(97岁)说,其先民大约在1840年时从宁明迁到越南广宁省平辽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才迁回中国,在米埋定居。[43]笔者2002年5月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瑶族社区调查时,在赵金先林先生家中看到他家珍藏的祖图,其太祖1562年出生,后葬于广西平乐,其后裔先后迁徙到广东、广西、云南,然后进入老挝、泰国,20世纪80年代迁到美国定居。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塞勒姆的瑶族邓明福家中珍藏的《祖宗薄记》也说,其先民先后葬于中国广西桂林、昭平、恭城,湖南江华,广东连州,云南开化府文山、勐腊,越南等地。[44] 三、明清时期瑶族迁徙的社会文化影响 明清时期,瑶族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对其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它使瑶族的人口分布和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明朝初年,瑶族人口主要分布在湘、桂、粤边界一带,其中以湘南、广东罗旁山、广西大藤峡等地为聚居中心。明清之后,由于大规模的迁徙,罗旁山、大藤峡等地的瑶族人口锐减,大批瑶族流向广西各地。据吴永章先生考证,清代广西所属府、厅、州、县(包括土州、土县)均有瑶人居住。[45]广西成为全国瑶族人口最多的地区,瑶族文化的中心从湘、粤、桂边界移至广西。 其次,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由于明清的大规模迁徙,大批瑶族从湖南、广东和桂北向桂西、云南、贵州、越南、老挝等地迁徙,插花于壮、汉、傣、侗、哈尼、苗等民族的村寨周围,由几户至几十户人家聚居成村,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国内瑶族的分布格局,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 第三,始终未能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大规模迁徙造成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加上自然环境的影响,各地的瑶族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未能建立自己强有力的民族政权机构,所以,明代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大藤峡、罗旁山这类大规模的瑶族起义。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在瑶族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瑶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民族市场、民族工业和民族商业,未能形成自己的经济中心。各地瑶族文化的发展虽然都很有特点,但在整个瑶族内部,从未出现过统一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繁荣。 第四,形成了众多的支系,各支系的文化发展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由于瑶族迁徙流动,居住分散,彼此之间山重水隔,互不来往或少于来往,从而形成众多的支系。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之后,瑶族自称有二三十种,他称有二三百种。瑶族内部之所以形成如此众多的支系,和其历史上的多次迁徙是有重要关系的。它使瑶族既远离本土文化,同时在迁徙的过程中,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所受毗邻民族的影响不一样,从而使各地瑶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间文学、文化艺术等都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第五,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及融合。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瑶族人民不断地和别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清光绪《新宁州志》卷4说,新宁州,“本诸苗地,然问遍土人,其远祖自外来者,十之八九。初至多在城市,渐而散居四处,与土民结婚,通声气。数传后,岩栖谷隐,习惯自然,人人得以壮、瑶目之。非瑶而瑶,非壮而壮,其居使之然也”。清光绪《零陵县志》卷5也说:“近人民以瑶田利腴,瑶学易入,往往顶冒瑶版,联为族属。”这两条史料说的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入瑶族的事,事实上瑶族融入汉族的事例更多。《清高宗实录》卷1121说,乾隆四十五年(1781)十二月乙卯,“查该府(广西思恩府)事简民淳,所谓瑶、壮,与齐民无异,请删去苗疆字样”。民国张以诚《阳江县志》卷37也说:“乾隆十一年(1756),以高要、德庆、四会、广宁瑶目谢信争袭,因此一律裁撤,而瑶民编入各村寨保甲。自是,瑶族遂与齐民浑合。” 第六,使瑶族从此成为跨境民族。明中叶之后,瑶族开始进入越南,后逐渐进入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气候和我国西南地区相差不大,比较温热,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这些地区历史上人少地多,易于寻找立足之地。所以,瑶族在迁徙过程中,总是以向西南方向迁徙为主,最后终于走出国门,进入东南亚的山区,成为跨境民族。 四、结语 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瑶族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影响,瑶族大规模地向西南边疆的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及越南、老挝等地迁徙,并由此而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和众多的支系文化,瑶族人口分布的中心也南移于广西,广西成为全国瑶族人口最多的地区。长期的迁徙流动,加快了瑶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并使瑶族最终走出国门,进入东南亚各国,成为世界跨境民族。 参考文献： [1](清)黄心菊等:《东安县志》卷4。 [2]《明太祖实录》卷247,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丙辰条。 [3](清)温恭:《封川县志》卷1。 [4](民国)黄占梅等:《桂平县志》卷3 [5](清)汪兆柯:《东安县志》卷2。 [6](民国)何天瑞:《西宁县志》卷33。 [7](清)陆向荣:《阳春县志》卷4。 [8] 参见《明英宗实录》卷35,正统二年十月丁巳条。 [9] 《明史》卷186。 [10] 《明史》卷78。 [11]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 [12]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瑶壮》。 [13] 《明宪宗实录》卷6,天顺八年六月己酉条。 [14] 《明英宗实录》卷47,正统三年十月己巳条。 [15] 广西民族学院赴泰国瑶族考察组:《泰国瑶族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页。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408页。 [17] (清)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卷27。 [18] 《古今图书集成》卷141。 [19] 《明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癸亥条。 [20] 《明太祖实录》卷156,洪武十六年八月戊午条。 [21] 《明神宗实录》卷57,万历四年十二月丙寅条。 [22] (清)曾国荃:《湖南通志》卷85。 [23] 范宏贵:《瑶族从中国迁入越南浅谈》,《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页—287页。 [25] 参见马占伦主编:《云南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瑶族社会经济调查》,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659页。 [26] 参见范宏贵:《瑶族从中国迁入越南浅谈》,《广西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 [27]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5页。 [28]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第34页。 [29] 参见《泰国民族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页。 [30] [泰]差博·卡差·阿南达著,谢兆崇、罗宗志译:《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31] [泰]差博·卡差·阿南达著,谢兆崇、罗宗志译:《泰国瑶———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76页。 [32]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 [33]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册,第36页。 [34]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第75页。 [35]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5册,第309页。 [36]参见马占伦主编:《云南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瑶族社会经济调查》,第710页。 [37]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38]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第285—288页。 [39] 参见韦林亮主编:《布努瑶历史文化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40]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3册,第7—8页。 [41] 参见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民族研究所编著:《越南北方少数民族》,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6年印,第303页。 [42] 参见[美]大卫·特·李等著,李筱文、盘小梅译:《移民的山岭———美国优勉瑶人的迁徙故事》,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43]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6册,第135页。 [44] 参见赵砚球:《生活在美国的瑶人》,《瑶学研究》第3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45] 参见吴永章:《瑶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第494页。 作者简介：玉时阶,1950年生,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9月第17卷 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