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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1736－1795年）时期，是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政策的成熟时期，清朝管理西藏地方的许多重大措施与制度都相继产生在这一时期，比如废除郡王制，建立由达赖喇嘛掌管的甘丹颇章政府管理体制；在达赖喇嘛圆寂和年幼时期作为过渡形式、维护地方政教稳定的摄政制；以及出台旨在提高驻藏大臣地位，加强对活佛管理，全面整顿和规范西藏政教一切事务的《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规范活佛转世程序的金瓶掣签制，等等。这些制度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体现了乾隆皇帝杰出的政治领导和管理才能。就治理西藏的宗教政策而言，也是如此。他通过扶持宗教来达到实施行政管理的政策无疑是成功的，能够把扶持藏传佛教与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在元代以来各个朝代的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本文试图以乾隆皇帝的《喇嘛说》为中心，仅就其治藏宗教政策的思想基础做一些分析，敬请批评指正。 一、《喇嘛说》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基础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皇帝为了改革西藏的活佛转世与管理制度，专门撰写了《喇嘛说》一文。（1） 乾隆皇帝撰写《喇嘛说》，与当时西藏佛教在活佛转世方面存在的种种流弊有关，对此，他在文章中已经做了详细说明，前七世达赖喇嘛和前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他们的出生地互不同，血缘上相异，是依照传统的转世制度选择的结果，而“自前辈班禅额尔德尼（即六世班禅）示寂后，现在之达赖喇嘛（八世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土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这类例证不胜枚举，它直接影响到黄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直接威胁到地方的政治稳定，改变活佛转世制度中存在种种弊端，成为客观上的需要和迫切的事情。而促使乾隆皇帝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机缘，是已故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弟弟沙玛尔巴贪图兄长遗产和扎什伦布寺财产，勾引廓尔喀入侵西藏、祸乱地方事件。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来京为乾隆皇帝祝贺50大寿时，不幸患痘症圆寂，（2）皇帝赐给的大量金银财帛俱为他的哥哥仲巴呼图克图所占有，班禅的弟弟沙玛尔巴由于信奉红教而未能分到任何财产，心中不平，就暗地里勾结廓尔喀王，怂恿其趁藏内防御空虚之机，抢劫扎什伦布寺的金银财宝。廓尔喀军的入侵给西藏地方带来巨大的灾难。最后，乾隆皇帝派将军福康安等率大军入藏，驱逐入侵者，使地方获得安宁。随后对勾引廓尔喀入侵者祸乱地方的沙玛尔巴等僧人进行了严肃地处理，沙玛尔巴畏罪自杀，朝廷下令废止其活佛转世，将其寺庙财产没收，充作军饷强迫僧人改宗黄教格鲁派。班禅的哥哥仲巴呼图克图，也因为“不思率兵保护庙宇，辄收拾细软物件，先期逃遁”之罪，被解赴京城治罪，其财产也被没收充公。（3）对于在廓尔喀兵大肆抢劫时，假借神意，托言不可抵抗的济仲喇嘛，被押至前藏，对众剥黄正法。这一系列举措，表示了乾隆皇帝大刀阔斧改革藏传佛教的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使宗教改革迈出切实的一步，乾隆皇帝提出了自己对活佛转世的系统看法，这就是《喇嘛说》。这篇文章的撰写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长期而深入研究的结果，也是他深思熟虑的产物。他在《喇嘛说》中明确指出，“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通过对喇嘛教精心钻研和深刻把握，才有掷地有声的真知灼见。 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深入了解与章嘉国师有密切的关系。他和这位国师在佛法方面发生密切联系的过程，既是他研究藏传佛教理论和教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乾隆皇帝信仰藏传佛教的一段历程。是他本人主动向章嘉国师提出学习黄教密法要求的，章嘉国师首先给皇帝传授了《自我皈依指导》，同时教皇帝学习藏文的楷书、草书和正字法，接着学习佛法。对此，《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文称：国师按照皇帝的提议，先后讲授了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金刚持官却坚赞的《道次指导偈颂》、《章嘉阿旺却丹全集》，学习了宗喀巴的“中观”学说。为了便于理解，章嘉国师还遵旨撰写了《甚深中观修习明炬》，还献上《供奉上师指导》、《无量光卧修法》、《药师佛供奉仪轨集要》、《佛菩萨赞颂》、《祈祷文》等诸多经书的部分章节。后来乾隆皇帝又听受了《吉祥轮胜乐深奥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空行修习金刚法指导》、《速作智慧六臂怙主随许法》、《上师怙主无分别法》、《三要义》、《补充直接传授》等密法。在学习藏传佛教经典和密法的同时，章嘉国师也向乾隆皇帝传授该教的密法，如“吉祥轮胜乐灌顶法”等，史称：大皇帝在听受“吉祥轮胜乐深奥二道次教授及分支”等密法时，“坚持每天上午修证道次，下午修证胜乐二次第。每月初十举行坛城修供、自入坛场、会供轮、供养等活动。”（4）从乾隆皇帝的自述来看，这些行为当时就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不管怎么样，他由此对喇嘛教的理论和仪规有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知道其中的得失，撰写《喇嘛说》时，也才能切中要害。 二、《喇嘛说》是乾隆皇帝治藏宗教思想的理论基础 《喇嘛说》这篇文章字数不多，但是主旨明确，条理清晰，和盘托出了他对藏传佛教以及活佛转世问题的看法，值得认真体味。 首先，乾隆皇帝在文章的开始一部分，陈明清朝对藏传佛教之所以予以重视，是因为“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开宗明义，既说明重视黄教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安定社会的意义，又申明它和元朝过分放纵西藏僧人的本质不同。 其次，说明采取活佛转世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并非这项措施如何神明和有利于找到真身。“其呼土克图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弟，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幼而皆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采取金瓶掣签的要害是杜绝世袭传承，用一个相对公允的方式把聪明、很有天资和智慧的儿童选作呼图克图。 第三，活佛转世的问题还不仅在于它是一种解决寺院住持位置的办法，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它的腐败，在于“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与世袭爵禄完全一样，这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不能接受的做法。政治和宗教的这种结合势必危及到地方的安定。但是，如果没有了转世的呼图克图，则数万名僧人即无所皈依，又禁止其继续存在。 第四，必须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办法就是“金瓶掣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神圣性的一种讽刺，也是对其神秘性的一次揭露。客观上却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果放任自流，纵容不良风气就蔓延，最终它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 上述几点，清楚地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待藏传佛教的思想与态度，用金瓶掣签来解决活佛转世本身，也是这一思想的最好注释。推行金瓶掣签制度，并不在于它更加符合神灵的旨意，而在于它“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或略公矣。”这无疑是一项制度创新，很好地解决了活佛转世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为在西藏推行宗教和社会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乾隆皇帝治藏宗教思想与其先祖的影响密切相关 清朝入主中原以前，为了加强满蒙之间的联系，吸引蒙古各部落的归附，并最终实现统一全国的目的，采取了扶持黄教的政策。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扮演了优礼僧人、保护寺庙、崇信释教者的角色。赢得了蒙古众王公、贝勒、台吉和广大部落牧民的信赖和归依。由此也逐渐形成了“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的成熟方略。清初统治者无疑采取了扶持黄教的政策，但是其目的是借助蒙古王公百姓信奉的喇嘛教来实现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而不是为了信仰黄教。 最突出的例证是，清初的几位统治者都明确地反对他们自己本部和辖区的百姓信仰黄教，而且对黄教的消极影响有着清醒地认识。清太祖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努尔哈赤在宴请归降的蒙古贝勒、台吉时说道：“我国风俗所尚，守忠信，奉法度，贤而善者，举之不遗；悖且且乱者，治之不贷……尔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天聪十三年（1636年），皇太极也告谕诸臣：“喇嘛等口作讹言，假以供佛持戒为名，潜肆淫邪，贪图财物悖逆造罪，又索取生人财帛牲畜，诡称使人免罪于幽冥，其诞妄为尤甚。喇嘛等不过身在世间，造作罪孽，欺讹无知之人耳。至于冥司，熟念彼之情面，遂免其罪孽乎？今之喇嘛，当称为妄人，不宜称为喇嘛。乃蒙古等深信喇嘛，糜费财物，忏悔罪过，欲求冥魂超生福地。是以有悬转轮、结布幡之事。甚属愚谬。嗣后俱宜禁止。”（5）当他发现许多人出家为僧是为了逃避繁重的兵役、劳役和差役，甚至有些是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间谍分子时，他发出了“尔喇嘛等又不出征从猎，除徒弟外多畜人何为？”的责难，（6）严令禁止新建寺院，限制人们出家为僧为尼。雍正初年，青海地区的一些大喇嘛“竟纠合数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7），为罗卜藏丹津叛乱给予支持和声援。这些都有助于他们认识宗教，具体来说，就是喇嘛教的本质。康熙皇帝就曾明确说过：“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8）可见，清朝初期的几位皇帝对藏传佛教尽管采取了扶持和崇奉的政策，但是他们不是黄教的崇拜者，对黄教消极一面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甚至在内心深处怀有“信教误国”的见解。这看起来是一对矛盾，实际上有个根本原则，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利益和需要。在这一点上，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喇嘛教在导致元朝灭亡中所产生推动作用的前车之鉴，此后，在对藏传佛教采取一些怀柔笼络政策的同时，也保持了相对清醒的头脑。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喇嘛教的这一基本认识，对乾隆皇帝这位有所作为的皇帝应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藏传佛教政和教合一的特征以及藏传佛教干预地方政治，尤其是活佛参与叛乱，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实，增强了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上述认识，也使他在治藏宗教政策方面保持清醒的头脑。 藏传佛教参与政治由来已久，而且愈演愈烈，西藏的寺院大多都有自己的武装，而且高级喇嘛大多都热衷于政治，这既是本门教派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也是佛教关怀社会现实的一种体现。应该说，它确实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强，对这股社会势力的控制也变得异常重要了。尤其是对喇嘛的违法活动的制裁，同样不能忽视。清朝初年几位皇帝的做法，已经提供了具体的答案，这就是崇奉黄教，却绝不姑息僧人犯法。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理藩院同三法司会审藏传佛教喇嘛参与噶尔丹反清活动后，康熙皇帝下令“集诸王以下蒙古王、文武大臣、官员、喇嘛等于黄寺”，将违法喇嘛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陵迟处死，次年又将其他几位“大喇嘛”革去名号。（9）五十九年（1720年），清朝军队入藏驱除准噶尔军队后，逮捕了占据西藏各大寺庙的喇嘛101人，并将其中被准噶尔授予总管职位的为首喇嘛“即行斩首”，“其余九十六名准噶尔之喇嘛尽行监禁”。（10）这些措施所表示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也很坚定。 雍正皇帝被认为是清朝皇帝中最崇信佛法的，《清凉山志》说：“有清诸帝，悉信佛法。其悟入最深者，唯世宗为第一。”雍正皇帝本人也说：“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但是，当雍正二年（1724年）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郭隆寺的住持活佛竟然纠集数千喇嘛，手持兵器与官军对抗，使雍正皇帝大怒，对其予以严厉打击。而且，他认为西宁的各个喇嘛寺庙已经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廓尔喀侵藏为乱事件的发生，也与六世班禅的弟弟、红教活佛沙玛尔贪图财富、勾引外敌有关。福康安率领大军击溃入侵者，平定叛乱之后，沙玛尔巴的寺庙被没收，财产被充公，信徒被强令改宗黄教，其活佛转世也被禁止。一些谣言惑众的僧人活佛被剥黄正法。 清朝重用黄教固然与崇奉佛教的政策有关，但是更主要是与安定地方的政治考虑有关，用王先谦的话来说就是：“惟喇嘛虽富而弗传子，虽有功而无后患。无事则无患，有事则可用，此列圣尊崇黄教微旨也。”（11） 五、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有他个人不盲从他人，能够精于思考、勤于学习和探讨的因素。 乾隆皇帝确实和藏传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并表示过特殊的关照。乾隆九年（1745年），把雍正之藩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为父祈求冥福；十八年（1753年）重修北京妙应寺白塔，为母祝寿；他还亲自手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和其他宗教圣物一起用作镇寺之物。（1978年考古已经发现上述诸物）乾隆皇帝还曾经由六世班禅为其授戒，雍和宫今存乾隆受戒时所用的一套器具和一幅写实画《乾隆受戒图》。如上文所引，乾隆皇帝还随章嘉国师认真学习藏传佛教密法，接受密宗灌定，俨然一个藏传佛教的崇拜者了。这些反映了封建帝王精神世界复杂的一面。（12） 但是，我们认为乾隆皇帝信佛，既有满足个人精神需要的一面，更是政治需要的表现，其核心和最终目的还在于为实现其政治统治服务。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而不是沉溺于幻梦中的宗教信徒。其实，当时的人们对黄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经有着清楚的认识，清朝宗室昭梿就直接指出：“国家宠信黄教，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借使诚心归附，以障藩篱。”（13）乾隆皇帝本人也有明确的表述，他说：“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素皈依，因示尊崇，为从俗从宜计。”（14）崇奉黄教“匪尊不二法，缘系众藩情。”（15） 他在《喇嘛说》中，有一句十分简明的表白，即“佛本无生，岂能转世？”这种认识出自一位封建帝王之口是极为难得的，而且，他是用心思考得出的结论，既非信口说出，又不是出于对佛教的个人偏见，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其识见实在有过人之处。其实，这种思想几乎一以贯之的，他在处理政治与宗教的关系方面，头脑是清醒的，对宗教的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作用也有充分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且衣必细美，市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二农夫三肉袒身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16）崇奉黄教，礼敬僧人，有不放纵僧人违法乱纪，在大局上，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得如此巧妙而得体，确实体现了乾隆皇帝高超的政治艺术水平和杰出的驾御能力。 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说道：“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且后藏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元朝曾有是乎？道出了自己的心迹，和盘脱出了自己学习藏文佛教经典的原委和用心。 六、宗教政策的形成是成熟的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它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还与高超的处理手法和很好地把握机遇有关。 乾隆皇帝为了深入探悉藏传佛教的内在奥秘而认真研究佛教经典，甚至作为一个信徒听受佛法，接受灌顶。他用心学习民族语言也是非常具体的表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余自乾隆八年（1743年）习蒙古语；二十五年（1760年）平回部，习回（畏吾尔）语；四十一年（1776年）平金川，习番语（金川藏语）；四十五年（1780年）因班禅来谒，并习唐古忒语。”（17）从而做到“对语不须资象译，通情恰惠系深恩。”（18）这是乾隆皇帝宗教政策能够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善于把握机遇，并把理论付诸于实践并指导实践活动，实现管理宗教、安定一方的目标，意义更为巨大。他说：“盖举大事者，必有其时与会，而更在乎公与明。时会至而无公与明以断之，不能也；有公明之断，而非其时与会，亦望洋而不能成。兹之降廓尔喀，定呼必勒罕，适逢时会，不动声色以成之。去转生一族之私，合内外蒙古之愿，当耄近归政之年，复成此事，安藏辑藩，定国家清平之基于永久，予幸在兹，予敬益在兹矣。”（《喇嘛说》） 乾隆皇帝决心改革西藏地方的管理体制和各项制度，具有明确的目标，其中包括十分关键的活佛管理制度。这一意图贯穿到后来颁行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中，该章程涉及藏传佛教管理的内容不少，如第一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八条等，都是调整活佛地位和管理权限的，其中最核心的是第一条，即关于金瓶掣签确定转世活佛，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认定。该条指出：“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19）从而把活佛管理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采取金瓶掣签确定活佛转世的做法，以及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代治理西藏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举措之一，为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而这些措施的出台，都与乾隆皇帝的《喇嘛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就是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认识的总结，也是他管理西藏地方宗教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很值得认真研究。而《喇嘛说》中所反映的思想，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的话，其中既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有辩证法的闪光点，耐人寻味。 （1）乾隆皇帝（清高宗弘历）《喇嘛说》一文，撰写于五十七年（1792年）原碑保存在北京雍和宫，系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此引张羽新著《清政府与喇嘛教》附录“清代喇嘛教碑刻录”，见本书第339—343页。 （2）嘉木样·久麦旺波著《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许得存、卓永强译，祁顺来、李钟霖校，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0年第507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年。 （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3），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年第775页。 （4）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陈庆英、马连龙汉译本，民族出版社 1988年第181—185页。 （5）《清太宗实录》卷28。 （6）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三。 （7）《清世宗实录》卷十五。 （8）蒋良骐《东华录》卷十二。 （9）王先谦《东华续录》康熙朝卷五十六。 （10）《清圣宗实录》卷289。 （11）龚自珍《与人论青海书》，见《定庵全集》。 （12）张羽新《乾隆与喇嘛教》，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一期。。 （13）昭梿《啸亭杂录》。 （14）《清高宗实录》卷1427。 （15）乾隆皇帝《诣安远庙作》诗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撰，现存承德安远庙。 （16）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 （17）《热河志》卷四十七。 （18）《清高宗诗文十全集》卷十。 （19）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71页。 （原刊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