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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烧荒”考 张世明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Marcohistory）史观在国际史学界自成一家之言，主张在长时期远视界的眼光之下拼合前因后果，使许多遽然骤看来不合理的事物的内在逻辑规律得以彰现。黄先生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轻描淡写地一语言及明人有所谓“烧荒”之举，使农耕和游牧民族均损失惨重，令人黯然神伤。[1] 黄先生以研究明史著称，其寥寥片言只语所提及的明代“烧荒”这一现象不为普通一班人所知，即便历史专业研究人员亦莫究其详，然而古语云：读书得间。这种细枝末节的小问题若在学如积薪的过程被我们时刻关注而加以考据，则会饶有趣味地发现其间的历史大节目。 揆诸史籍，早在秦汉之际，我国西北地区由于气候因素影响，游牧民族向中原发动进攻，所依恃的重要战略物质即是“水草”和“刍禾”。如西部的羌人对汉朝边境大举入侵，“驰骋东西，奔首尾，摇动数州之境”，[2] 汉政府乃采取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或“燔聚落刍牧田中”，使其“亡其美地薦草”，“失地远客，分散饥冻”，以求对以畜产为命的美人予以致命打击。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4亦有这样的记载，唐太宗贞观九年闰四月，“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以造成唐军“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之势。[3]此殆为后来明清时期“烧荒”现象之嚆矢。又如，金世宗大定二年诏诸将由泗、寿、唐三道进攻南宋，宋人闻之，“即自方城、叶县以来田野皆烧夷之，使无所刍牧”。[4]按，方城、叶县已属今河南南部，可见烧荒不仅于北方边漠存在，亦被实施于中国腹地。 众所周知，朱元璋领导起义军推翻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之后，元顺帝北遁，携残部退至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后来蒙人虽内哄严重，四分五裂，然不时南下对明朝构成威胁。明初军队次数北伐，但补给困难，只能靠近少数的几条河流行军。在北伐无法毁灭性聚歼蒙古有生力量之后，明朝遂不得不依托“九边”、修筑长城以自巩。明朝军队在加强长城防务的同时，还在沿长城一线的草原上烧荒，破坏游牧业的生产基础，以防止蒙古兵南下，荒火延及森林，所烧毁的森林难以计数。《明史》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兵部尚书马文升曾奏请朝廷将明长城北边的森林烧毁，“临边三百里，务将鞑贼出入去处野草焚烧尽绝，马不得南牧也”。[5] 所以，在俺答汗为改善与明朝关系呈递的表文中就这样写到：由于明军不时纵火焚烧牧场，“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可谓“”华夷交困，两败俱伤。[6] 程道生撰《九边图考》中有这样的记载：明初“筑东胜等城，屯兵戍守，正统间失东胜城，退守黄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种，以省边粮，厥后易守河之役为巡河，易巡河之役为哨探。然打火烧荒而兵势不绝，故势家犹得耕牧，而各自为守，后此役渐废……”[7] 降及清代，顾炎武仍蹈袭明朝的传统思维而不能自拔，他在《日知录》中认为烧荒有益于边防，视之为御敌边外的釜底抽薪之计，指出：“守边将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纵火，谓之烧荒。……《英宗实录》：‘正统七年十一月，锦衣卫指挥佥事王瑛言：御虏莫善于烧荒。……乞敕边将，遇秋深，率兵约日，同出数百里外，纵火焚烧，使胡马无水草可恃。如此则在我虽有一时之劳，而一举坐卧可安矣’。翰林院编修徐理亦请……此本朝烧荒旧制，诚守边之良法也”。[8] 顾炎武虽然被学术界常誉为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但他作为明朝遗老在对待“烧荒”问题上的所倡导的观点和所秉持的立场却大有可赀议之处。 无独有偶，《秦边纪略》的作者梁份作为明清鼎革之际地过渡人物也和顾炎武一样不谋而合地主张采取烧荒之计。在历史上，林丹汗被皇太极打败后走病死于大草滩，故“大草滩”对现代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均不陌生。据《秦边纪略》中“近疆西夷传·怀阿尔赖传”中云：“大草滩者，横截甘、凉二州，草丰茂，南北百里，东西三百里，中有焉支山，林木禽兽繁盛”。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蒙古人大批停骖驻足于焉，毡帐几立塞无间，甘肃提督张勇等防犯驱逐不暇，梁份乃谓：“大草滩之草，每岁秋，顺风纵火焚之。或令兵民豫先芟刈，地既无草，夷来何为？”[9] 既然明代“烧荒”现象几乎无岁无之，那么在清朝恐怕亦难免相沿其故。满语称“烧荒地”为“jekse”，由于入关前满人生产技术落后，故火耕现象在早期颇为普遍。《御制清文鉴》卷四“薮泽荒烧”（detu dambi）条中有简单的记述：“积水荒野之草地一并焚之，叫‘薮泽荒烧’，倘将此烧过之地种稗，则大获”。另一方面，当时弱小的满族部落尽焚山野亦寓防范强邻朝鲜兵马入侵之意图。《朝鲜实录》中云：“野人（女真人）火江北之地，草树尽焚”，“彼人尽焚山野”；又云：“见今阴崖深谷冰雪始消，江水方涨……胡地火烧，马草俱尽，用兵势（按似应为实）难……”。[10] 由此可见，弱小的游牧、游猎民族为策自身防卫之计亦在当时大量“烧荒”。 在康熙年间，对于清兵主动出击征讨噶尔丹，清廷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争论。康熙指出：“朕亲历行间，塞外情形，知之甚悉。自古以来，所谓难以用兵者是也。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而雨水之际，樵爨为难，区画不周，岂可妄动”。[11] 然而康熙又深知：“夫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寇一日不除，则疆圉一日不靖”，便不顾百官群臣的反对盈庭而迅奋乾断，毅然发兵。此事乃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是为康熙第二次征讨噶尔丹之役。到康熙五十五年，阅历世事沧桑的康熙皇帝在桑榆晚景的暮年在论及军事后勤供给时曾批评某些负责官员说：“运送粮饷、安设台站、牧养马匹等项，俱系领兵将军职任。今米粮不能运至，皆由水草不足之故。朕昔亲统大兵中路出征时，沿途必留有水草之处，以牧运米牲口，尔等所亲知者。身为领兵将军，此等事不能深晓，领兵直前，沿途水草如火烧赤地，后队兵马及运米人役牲畜有不至困乏者乎？”[12] 这段文字在戴逸、张世明合著《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军事卷》中曾征引论述清朝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然而，其中所谓“沿途水草如火烧赤地”云云莫非是时军事行动中出现了“烧荒”现象，这令人疑窦丛生。由于清朝许多官方文书等均默无一言，尽管我们怀疑躬历戎行的康熙帝不太可能泛泛而言虚无所指，但文献难征，无法凭空臆断。 又，雍正年间，罗藏丹津发动叛乱。当代史家多征引年羹尧的这样一段奏折称：“每处有贼二三千人，以势驱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其未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时年羹尧坐困西宁城内，黑晚登高见西宁城外远处尽悉火光一片。这亦尤足令人忧疑是叛乱之兵民纵火“烧荒”之举，惜年氏未尝明言，难为定谳。 不过，我们后来在史料中不经意发现上述推测和假设是完全正确的。《小方壶斋舆地丛抄》收入了殷化行的《西征纪略》。殷氏系当时参加征讨噶尔丹的清军西路军重要将领，他在书中这样记载到：“时胡舍利（地名）间山岭气寒，草犹未茁，其宿草为贼烧断，延袤数百里，一望皆灰。烬灰飞著，人面尽黧黑。大将军所部皆禁旅，因马乏水草疲毙，粮米遗弃者甚多，苦独力乏食，道中偃仆者相继。于是陕兵议捐粮助给之，余所部捐者加倍”。[13] 王氏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清军在被噶尔丹军队“烧荒”后的地域行进的状况，即康熙曾所谓“火烧赤地”者也。两者的言说若合符契，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另外，民国《甘肃通志稿》中亦云，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壬辰，清军为防御噶斯口，“会仪銮使董大成将噶斯口迤内放火烧荒，令兵日赴肃州”。[14] 由此可见，清朝前期“烧荒”之风依然甚炽。事实上，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时，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受到沉重打击，据《圣武记》卷三载：“噶尔丹不俟报即拔营，由克什克腾之什拉穆楞河载木横渡，越大碛山宵遁，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且尽失负驼无辎重，狂奔绝漠而北，沿途饥而亡，得还科布多者仅数千人。”在康熙第二次亲征时，噶尔丹已被清朝军威所慑，所以不战而退，再次重演烧荒断路的故伎。 雍正十年（1732），噶尔丹策零遣小策凌敦多布率兵潜袭塔米尔河额附策凌牧地，策凌闻讯后反旆驰救，对准噶尔军发起突袭，准军弃其军资，落荒而逃。八月五日，小策凌敦多布败军逃至额尔德尼昭（汉名光显寺），额附策凌追军捷足先登，同仇敌忾，利用有利地形对准军半渡而击，取得著名的光显寺之战重大胜利，杀敌万余，小策凌敦多布乘夜突围，向推河方向逃窜。是时，清大学士、绥远将军马尔赛拥精兵万人驻于拜达里克城，锡保、策凌等檄马尔赛加以邀击，然马尔赛畏缩懦弱，按兵不举，致使准军得间逸去。《清世宗实录》中这样记载，雍正十年九月“马尔赛接阅顺承亲王（指锡保——引者注）等劄后奏称，贼若来推河，必缘衣克敖拉而遁，今已将衣克敖拉左近之草焚烧”。[15] 同年十月，雍正帝在陆续收到前方报告后，颁谕内阁历数马尔赛纵敌失机之罪，云：“……及至佐领札木素告称，我向扎克拜达里克来时，见沿途贼人陆续经过等语。马尔赛正传集会议间，而李柁又向马尔赛坚执守城之说，诺尔浑等又再四告称，如后面尚有贼人，此番经过之时，决无烧荒之理，视此烧荒情形，即系后面确无余贼之明证。我等急当追剿，断不可失此机会。马尔赛方领兵起程，……此钦拜、博尔屯、诺尔浑回奏之大概也”。[16] 从上述前方传回的报告可以看出，在雍正年间清军与准军的交战过程中，双方均采取“烧荒”的方式切断对方行军之路。 此外，康熙年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中国官员刚刚经过整个蒙古，也曾到过库伦，“在库伦原址没有见到呼图克图，那里已是一片焦土”，此地“烧荒”之劫惨不忍睹。[17]据俄文史料记载，中俄尼布楚谈判期间，戈洛文在去尼布楚途中就已收到从阿尔巴津送来的报告，说来进行和平谈判的满洲人乘一百零六艘中国内河船，带有四十一门大炮，割尽烧光沿途所有粮草，“寸草不留”，此亦“烧荒”之证明。[18] 如果明暸清初“烧荒”之习，则许多密布的历史疑云都可以拔开乌云见青天地一朝廓清，豁然迎刃而解。例如，在清朝历史上，自顺治年间起，清廷即沿鄂尔多斯南边的长城北侧划了一条南北宽五十华里、东西延伸两千多华里的长条禁地，严令蒙人不得往南，汉人不可逾北，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黑界地”。然而，“黑界地”之名其来何自，却无人深究。我们认为，这“黑界地”就是清承明制所致。明军被命令每年在长城以北焚烧五十至一百里宽的荒地（至少在战略要地）以使蒙古骑兵马匹难得粮秣，清廷实际上将这年复一年“烧荒”所形成的黑色地带制度化而已。 在国际学术界，1988年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七届SCOPE大会上提出了生态过渡带（ECOTONE）的概念。牛元文先生将生态过渡带定义为：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之间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性”空间域。[19] 近年来，生态过渡被学术界逐渐拓展为适用于多种空间尺度的概念，理解为相邻生态系统之间、相邻景观或区域之间的交错带或交错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蔡博峰等人在《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人地系统脆弱性刍议》一文中指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范围北起大兴安岭西麓的呼伦贝尔，经内蒙古东南、冀北、晋北直至鄂尔多斯、陕北，包括北方五省区52个县（市），该区在历史上长期以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区域，降水分布呈现自东北向西南延伸，东南向西北更替的规律，空间递变率大。在这种生态过渡带上，从空间方向上而言要素高梯度变化的界面性明显，从时间序列上而言，非均衡作用导致界面变化的波动性剧烈，对环境扰动不仅反应迅速，而且有正反馈的放大作用，空间转移能力极强。[20] 在中国北方农牧交错的生态过渡带，反复易手的拉锯战使兵燹绵连不绝，大片草场、农田常被毁之一炬，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西拉木伦河上游“平地森林”之逐渐消失，就与唐、明两朝的出塞烧荒不无关系[21]，对当地社会历史变化及其近代化的历程无疑产生一定影响。 [1]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6页。另外，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也论及1591年郑雒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斥，使“很多草地也以‘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云云。（见该书第115页）。在清代，亦有将刀耕火种的现象称之为“烧荒”者。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卷14《艺文》中即云：“烧山垦地者三年后地力衰微，必须他迁，名曰烧荒”。《小方壶舆地丛抄》第一帙《吉林勘界记》亦云：“乡民有烧荒之例，野火所焚，延及牌木，难免毁损，改用石碑，较易坚固”（第368页）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又称“畲山为田”，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就有一场声势浩大的“畲田运动”。宋代以后，“畲田”一词用得少了，而“刀耕火种”一词在文献中逐渐流行起来，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国际上，学术界将此现象称之为“斯威顿（Swidden）耕作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刀耕火种”往往实行“隔火道”制度，有一定的控制，与明清时期在军事战争中为断绝对方补给的“烧荒”在目的、方式上大相径庭，这里所谓“烧荒”不包括斯威顿耕作方式，另外，嘉庆年间，秦岭地区“厢匠”起义，依托老林为根据地，清兵用火烧之法加以肃清围剿，未不包括在内。 [2]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 《资治通鉴》卷194，第6110页，中华书局1997年标点本。 [4] 《金史》卷八七《仆散忠义传》。 [5] 张秉毅：《与天地共生：鄂尔多斯生态现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6] 俺答：《北狄顺充王俺答等臣贡表文》，玄鉴堂丛书本，转引自《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7] 程道生：《九边图考·榆林考》。 [8] 顾炎武：《日知录》卷29，烧荒，第839页。 [9] 梁份：《秦边纪略》卷二，《凉州卫》注。 [10] 《朝鲜成宗实录》卷190，十七年四月丁丑；《朝鲜世祖实录》卷20，元年四月甲寅。 [11] 《东华录》康熙朝，卷五十九，三十六年二月。 [12] 《清圣祖圣训》卷48。 [13] 殷化行《西征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二帙，页32。 [14] 民国《甘肃通志稿》卷120，《纪事五·清一》。 [15] 《清世宗实录》卷123，第615页，雍正十年9月乙酉，中华书局影印版。 [16] 《清世宗实录》卷124，第631页，中华书局影印版。 [17] 《戈洛文出使报告》第580张背面。 [18] 转引自[苏]H·联沙斯季娜著：《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中译本，第143页。 [19] 牛文元：《生态脆弱带ECOTONE的基础判定》，载《生态学报》1988年第4期。 [20] 蔡博峰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人地系统脆弱性刍议》，载《环境保护》2002年第11期。 [21] 参见景爱《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