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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在清政府的治理下,中国境内哈萨克族形成了相对稳定和集中的分布态势,但这一局面在杨增新治新时期发生了变化。本文主要论述杨增新治新时期哈萨克族的迁徙活动,揭示和分析了其背后潜藏的威胁以及杨增新做出的应对措施,即将伊、塔、阿三地归并新疆省管辖。 关键词：杨增新；哈萨克族；迁徙 18 世纪下半叶,哈萨克族已经广布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新疆北部地区。19 世纪20年代,哈萨克人因为不堪忍受俄国的苛政,大量涌向中国境内的卡伦地区。乾嘉以来,清朝对哈萨克族的态度基本上是不欢迎的,因此清政府对哈萨克族的潜居一开始就很重视。如自道光二年(1822) 起,清廷就不断谕令乌里雅苏台将军以及科布多地方官员将哈萨克族驱逐出境,理藩院并于道光二年(1822) 六月订立章程,不准哈萨克族潜入乌梁海地方游牧。[1]1864 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后,又有大量的俄属哈萨克人逃到中国境内游牧,伊犁、塔尔巴哈台、科布多卡伦沿线哈萨克族人数量急剧增多,而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哈萨克族人从阿尔泰诺尔乌梁海和原属塔尔巴哈台之斋桑淖尔附近迁入阿尔泰。清政府极力阻止这些哈萨克人迁入,谕令:“其阿勒台乌梁海游牧内潜居之哈萨克人等,现有抢劫牲畜各情,势殊狡悍,著广凤、奎昌先派弁兵,严密防犯,毋任滋生事端⋯⋯筹度时势,将此项潜居之哈萨克分别驱逐抚辑,以靖边圉。”[2]但成效甚微,最后清廷只好默认了这部分哈萨克人在阿尔泰乌梁海游牧的事实。而原在阿勒台山阳一带驻牧之十二柯勒依部的哈萨克人,一直对清廷忠心不二,界约签订后,为了防止俄人的掳掠,清廷也曾谕令:此项哈萨克人“将来分界后如须内迁,应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酌地安置,明谊尤当与锡霖等豫筹安辑之地方,免致失所”。[3] 这样从阿尔泰诺尔乌梁海以及塔尔巴哈台迁来的十二柯勒依部哈萨克人以及此前潜居进来的哈萨克人就成了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族的主要来源。当然在此后,哈萨克族还经历了一些变故。[4] 由于哈萨克族和蒙古族争夺有限的牧地,引发了蒙哈之间以及科布多和塔尔巴哈台两地之间的矛盾,而两地的官员又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此事互相推诿或拖延,致使大量的哈萨克人在新疆各地四处逃散,形成了“逃哈”、“潜哈”。光绪二十八年(1902) ,清朝开始要求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两地的官员将各自的“潜哈”、“逃哈”迅速收归各自辖区,但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 八月,科布多收哈事宜才算结束。据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的奏报“, 计收科哈一千二百四十六户共六千四百八十二名,计收早年潜哈一百二十二户共六百五十六名口,计收随地归哈四百户共二千六十四名口,统计收回哈萨克一千七百六十八户共九千二百零二名口”。[5] 至此,中国境内的哈萨克族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和集中的分布态势,即大体上主要分布在阿尔泰、伊犁、塔尔巴哈台(相当于今塔城地区) 三个地区。其中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以黑宰部为主,另外还有一些阿勒班部哈萨克族。“伊犁原只黑宰一班,嗣则有旧俄属如阿勒班部如苏万部,苦于俄政府之暴敛横征,潜逃来伊,匿居深山穷谷之中,生聚休养,竟成一大部落。”[6]“查塔城所属哈萨克有四部落,曰曼毕特,曰吐尔图勒,曰赛布拉特,曰柯勒依,各部落设有千百五十户长”。[7] 阿尔泰哈萨克族主要是十二柯勒依部落,驻牧于阿尔泰山西南面。至于清末中国哈萨克族的人口数量“, 阿属哈萨克人口,按光绪丁未(1907) 统计表,已有五万余口之多”;[8]而伊犁、塔尔巴哈台的哈萨克族人数还要多“, 该两处哈族强悍,固与阿山无异,而人数实较阿山为多”, [9] 因此清末伊、塔、阿三地哈萨克族总人数恐怕已不下20 万。 清朝灭亡后,杨增新成为了新疆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新疆期间,由于几方面的原因,哈萨克族在中国境内一直不断地进行着规模不大的迁徙,久之,哈萨克族在中国的分布格局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天山北麓从玛纳斯到巴里坤的草原牧地上哈萨克人逐渐增多,使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哈萨克族在中国的又一聚居地。 一、引起哈萨克族迁徙的直接动因———苛政 清末民初之际,哈萨克族在中国主要聚居于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地。这三处地方从古至今就是新疆地区最主要的游牧区域,对于游牧民族哈萨克族而言,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这三处地方应该是他们在中国境内游牧的最为理想的地区。然而,哈萨克族在中国境内迁徙的脚步却始终没有停下,在民国最初的20 年内,一直有哈萨克族从伊、塔、阿三地往天山北麓狭长的草原地带迁徙。尽管这一过程始终表现为一种隐隐的潜流,但这潜流却以一种或急或缓的节奏一直持续不断。分析这一过程的原因,首先就会发现哈萨克族在天山北麓狭长草原的人为生存环境要明显好于其在伊、塔、阿三地的人为生存环境。进一步研究,发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其一,哈萨克族在伊、塔、阿三地受到的来自官府的压榨比他们在天山北麓受到的压榨要重得多。由于与长期觊觎新疆的俄国为邻,清政府对待中国境内哈萨克族的政策少了许多羁縻与怀柔的成分,而更多的是戒备。在与俄国一次次签订划界协议之后,伴随而来的便是清朝与俄国一次次确认属于各自的哈萨克族部落。在中国境内游牧的哈萨克族,只有当其国籍被确认为清朝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在分配给他们的牧场上游牧的权利;但对于牧场,他们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因为这几处地方的牧场,几百年来一直属于蒙古人的旗地。允许哈萨克族在蒙古人的旗地上游牧,在清政府看来,已经是对哈萨克族极大的恩惠了,并且清政府并不打算从哈萨克族人那里苛求什么,除了每年向他们征收一点象征性的赋税外,就是要求他们在划定的区域内安心放牧。比如,最后被清政府承认的阿尔泰5 万多口哈萨克族“, 至税捐一节,查每年只纳马四百匹,行之既久,非不公平”, [10]而伊犁哈萨克族虽然最早被清政府承认,负担的赋税稍重一些,但也仅是“公家岁收牧税每百加抽至三只”。[11]虽然清政府只想派些官员将哈萨克族看管好,并未将哈萨克族视为实在的税源,但是这些官员们并不这么想,他们在完成清政府的税收任务后,还要尽可能地搜刮哈萨克族,将哈萨克族视为自己的财源。比如,宣统二年(1910) 五月,塔城哈萨克族台吉玛木尔伯克就曾赴阿尔泰控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札拉丰阿派令章京奇兰等,管理蒙哈,加添无数差使,并多方婪索,从则击产难倘,违则性命不保”。[12] 虽然清廷后来严惩了札拉丰阿等人,但官僚队伍多年的积弊已非惩办几个贪官所能根除。“查前清时代,伊犁、塔城、阿尔泰各机关,均以哈萨克为鱼肉,而阿尔泰、塔城为尤甚,所以阿、塔之哈萨克因避差徭之繁重,逃往新疆,甚至逃往西藏,在新疆则年年驱逐,在伊、塔则年年收回。”[13]民国初年,杨增新统治新疆,尽管他基本上沿袭了清朝对待哈萨克族的轻徭薄赋政策,但由于整个官僚队伍的腐败,因而除了正税外,伊、塔、阿三地哈萨克族仍然要遭受贪官们的层层盘剥,处境较清末更加艰难。 起初,杨增新虽继续沿用“每百抽三”的前清税率向伊犁哈萨克族征税,但由于各地向哈萨克族征税的官员敲诈勒索,百般刁难,哈萨克族的生活处境苦不堪言。那些征税官员的劣行有:“其一,缴纳每百抽三之牛羊驼马,多方挑剔,不曰瘦弱,即谓齿,稍不如意,鞭挞随之,必至以数只缴抵一只,甚或贿送多金,方能收受。其二,此项草税牲畜,系挨各户帐抽收,委员每到一处,各头目均进奉好马一匹,而通事差人亦均有所需索。其三,委员每至一处,须供支食羊若干只,大茶若干块,间有各哈户仅应税牲畜十数只,而其供支羊茶,竟有过于正税之数者。其四,委员临抵一处,各头目支扎毡房,内备摆设及铺垫各件,有为委员或官眷所爱者任意携去,哈民不敢伸张。”[14] 他们把收到的好牲畜留给自己,而把那些“原谓瘦弱齿者,无一不换缴于公家,牧放则随多倒毙,出售则不值钱,其取于民者多,其归于公者少”。[15]翻阅杨增新的《补过斋文牍》,其中谈的最多的就是吏治腐败问题,哈萨克族更是深受其苦。 其二,哈萨克族在伊、塔、阿三地除了要受到官府的苛索外,还要受到蒙古王公的剥削。由于哈萨克族在中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牧地,而是借牧于蒙古旗地“, 所谓哈萨克游牧者,原借助于蒙古,并非素有之封地也。阿尔泰哈萨克借租于新疆旧土尔扈特北部落赛里山一带地方游牧”。[16]伊犁、塔城的牧地也多为察哈尔、厄鲁特蒙古等所占有,这样哈萨克族不仅要向官府纳税,而且每年还要向占有草场的蒙古王公纳租。民国成立后,哈萨克族因人口繁衍而导致原先租借的草场显得日益狭窄,他们必须向伊、塔、阿的蒙古王公们租用更多的牧场,交纳更多的租费。例如精河县牧场皆属两路土尔扈特蒙古所有,民国六年(1917) ,前往精河县境放牧的绥定县(1966 年并入霍城县) 哈萨克族牧民“既与绥定县交纳春秋二季租税,又与镇守使交纳夏季税银,又与蒙古交纳冬窝租银”。[17] 由于哈萨克族虽入中国籍,但并没有获得平等的国民待遇,在政治上无权利,因此还要接受各自牧地的蒙古王公的统治,而蒙古王公统治哈萨克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经济上对他们实行残酷压榨。关于此点,民国初年蒙古亲王帕勒塔的表现最为突出,在他任阿尔泰办事长官的两年时间内,处处刁难哈萨克族,民国二年(1913) ,更以向北洋政府报效为名,“向哈民之派收骆驼三千只、马三千只、犍牛五百条、母牛一千条、羊一万只”,“通计所派驼马牛羊共值三十五万五千两”。[18] 杨增新此时虽然要倚靠帕勒塔为其防守阿尔泰,但也认为帕勒塔所为“名为报效,实则勒捐,纵未能全数收获,第收至十之七八而扰累已达于极点,伤哉! 哈民何以堪此”。[19] 其三,民国初年哈萨克族从伊、塔、阿三地向新疆东路迁徙虽一直持续不断,但往往只是几百、几十人的小规模迁徙,并没有出现像清末哈萨克族从境外向伊、塔以及从塔城向阿尔泰那样成千上万规模的大部落迁徙。究其原因,则不能不论及哈萨克族部落头目与官吏和蒙古王公相勾结共同压榨哈萨克族下层牧民的事实。哈萨克族头目的俸禄不是来自政府而是从哈萨克族牧民中征收,关于征收的数量,政府有明确规定,比如阿尔泰地区“公每年征收一千只羊;台吉每年四百只羊;窝阔台每年一百只羊;札楞每年三十只羊;赞根每年二十只羊”, [20] 伊、塔地区的千户长、百户长等头目也享有一定的特权。应当讲,政府规定的哈萨克族头目可以向哈萨克族牧民征收的俸禄已经够多了,但许多哈萨克族头目对此却并不满足。民国十一年(1922) 九月三十日,杨增新曾言:“查塔城所属哈萨克有四部落,曰曼毕特,曰吐尔图勒,曰赛布拉特,曰柯勒依,各部落设有千百五十户长,层层钳制,从前历任参赞各官遇有差事均向哈目取办相沿日久成为常规,各头目往往假公济私,供于上者十之二三,派于下者十之八九,哈民不堪剥削,相率逃避,塔哈纷纷阑入东路各县之原因也。”[21] 又,民国十一年(1922) 九月十五日,在谈及伊犁哈萨克族头目时,杨增新讲“, 查哈萨克人性贪而诈,近来其权利思想异常发达,凡稍有知识者均以充当头目为生财之煤(原文如此) 介,故上自千百户长,下及毛拉恰布尔满多由金钱运动或戚族援手而来充头目,既费资本自必取偿于民,上行下效,层层剥削,故小民生计日艰。”他还认为哈萨克族千百户长增添过多“, 其名义虽为千户长而其事实上并不足千户之数,不过分有限之人民供多数头目之宰割而已。此哈民贫困之大原因也”。[22]许多哈萨克族头目以哈萨克族牧民为鱼肉,造成哈萨克族牧民往往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向新疆东路迁徙。 由此看广大哈萨克族牧民在伊、塔、阿三地的生活境地是相当凄惨的,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那些迁徙到新疆东路天山北麓草原游牧的哈萨克族却受到了杨增新的宽待。早在统治新疆之初,杨增新就一反清末新疆行省官员对待逃到新疆的哈萨克族的驱逐态度,他允许哈萨克族在新疆暂时游牧,虽然杨增新采用保甲连户之制对迁到新疆的哈萨克族进行约束,但并没有对他们实行苛政。尽管有些哈萨克人因迁徙而财产尽失,走投无路,铤而走险,靠抢劫为生,杨增新对迁到新疆的哈萨克族仍然持宽容态度。民国初年的新疆人口不到200 万,而汉人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新疆东路天山北麓不属于蒙古人的旗地,人口虽以汉人为主,但以农耕为生的少量汉人并没有占据多少土地,狭长的草原显得地广人稀。在这里游牧的哈萨克族既不用受官吏的苛政,也不用受蒙古王公的欺压。经过重新选任的哈萨克族头目也比伊、塔、阿三地的头目要收敛许多。因此“, 哈民逃往各县后,除照章完纳草场税外,再无别次差徭,年复一年,孽生蕃息,衣食有赖,遂视其处为安窝,皆不愿复回原牧”。杨增新对此感叹道:“人情避苦趋安,哈萨亦岂有异?”[23]迁到新疆东路的哈萨克族的生存环境要明显好于伊、塔、阿三地。生存环境上的差异是哈萨克族不断地从伊、塔、阿三地迁往新疆东路天山北麓草原的基本动因。 至于杨增新为什么要对迁到新疆的哈萨克族实行宽容政策,和当时新疆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密切相关,这也是造成哈萨克族向新疆迁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哈萨克族迁徙的外部因素 杨增新治新时期,新疆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一直都相当艰险。俄国趁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国内动荡不安之机,加紧实施对我国西北的侵略计划。袁世凯控制的中央政府,面对俄国咄咄逼人的侵略架势显得软弱无能,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应对措施,袁世凯所能做的就是给予刚刚掌权的新疆省都督杨增新以充分的信任。因此,俄国对中国西北侵略活动的主要对手就成了杨增新。 1912 年2 月,俄国派军事技术人员侵入伊犁绘图。1912 年5 月8 日,俄国借口“商路不通”和“临时添派卫队”,派遣哥萨克骑兵200 余名,从霍尔果斯边卡强行侵入伊犁。1913 年3月9 日、15 日,俄国在伊犁边界萨玛尔地方集结步兵1700 余名、骑兵2400 余名,威胁伊犁。1915 年,俄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中俄霍尔果斯河划界文据》,偷换和移动界碑,侵吞伊犁霍尔果斯河河东中国土地。在阿尔泰,在俄国的操纵下,外蒙古军队于1911 年10 月9 日侵占了科布多,接着科布多傀儡军又侵犯阿尔泰,挑起了“科阿战争”。1913 年9 月9 日,俄国借口阿尔泰士兵打伤俄国领事,竟将1500 余名侵略军开进阿尔泰承化寺驻扎。1914 年2 月6 日,俄国向我国提出六条无理要求,妄图吞并阿尔泰;2 月17 日,中国外交部对六条给予严厉驳斥,并强烈要求俄国侵略军撤回俄国。 1916 —1917 年,由于俄国在欧洲战场上频频失利,再加上国内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向驻牧在哈拉湖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强行征兵,俄国在“哈拉湖一带向游牧之哈萨克征兵,并捕杀其头目数人,遂激起公愤,于是杀官吏,掳妇孺,掠牲畜,混乱不已。俄派兵镇压,彼等寡不敌众,只有向新疆逃亡”。[24]虽经中国守卡官兵的阻拦,但无奈闯关的俄国哈萨克族人数太多,而且“皆向往华哈之自由及雍雍穆穆之生活”,因此中国边境关卡根本挡不住来势汹汹的“俄哈”,据杨增新声称,1916 年“, 新疆之阿克苏、喀什、伊犁、塔城等处逃来俄哈不下三十余万,皆欲在中国借地游牧”。[25] 1917 年,俄国内政权由布尔什维克掌握,原有的俄国旧党因参加欧洲战争无力顾及国内的革命,于是留在国内的旧党与新党展开了斗争。到民国七年(1918) 底,“旧党第一批败兵二百余人,难民数千人逃入伊犁一带”。[26] 1920 年春夏之间,俄白卫军在苏联红军的沉重打击下,连吃败仗,溃不成军,先后窜逃至新疆伊塔边界的残部约达两万余人,其中大都是巴奇赤和阿连阔夫的残部(原为俄白卫军高尔察克、杜托夫的部属) 。当时,败逃到塔城的一支是巴奇赤残部,约有万余人,随之而来的难民有5000 多人;逃到伊犁的一支是杜托夫、阿连阔夫残部,大约有4000 人,加上难民也达万人之众。 杨增新上台之初的新疆局势四分五裂“, 新疆伊犁尚未实行统一,阿、塔各树一帜,喀什一隅亦思扩张,其权力一省之内俨同数国已”。[27] 而伊、塔、阿三地皆是俄国垂涎的土地,这三处地方又都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因此杨增新非常担心俄国继续利用哈萨克族耍“人随地归”的侵略伎俩。1915 年2 月,俄国领事要求阿尔泰哈萨克族只归哈萨克族总管节制,并要求阿尔泰哈萨克族永远占有牧地。对此,杨增新坚决不答应,他说,“若哈萨租用蒙民牧场,永远不准中国牧用,一旦哈萨外向,则土地人民皆非我有,俄领目的实在于此”。[28] 1918 年底,杨增新讲:“查新疆种人两属,不独阿山为然,南疆之布鲁特,伊犁塔城之哈萨克,皆错居于两国边界,同一部落有属中者,有属俄者,且有父子兄弟异国而居者,究之划分疆界罔不范我驰驱”。[29]就是后来苏联成立,杨增新对此仍然很担心。1927 年4 月,杨增新讲:“新疆孤悬塞外,处处与苏联接壤,沿边一带哈民与苏属之哈萨婚姻相联,游牧相错,往来相友,宗教相同,社会主义之传播几有防不胜防之势,且哈萨风俗,刚劲尚武好斗,善驾驭则愿为我用,不善驾驭则将为人所用”。[30] 正是由于哈萨克族当时主要聚居在伊、塔、阿这三处与俄国、外蒙古毗邻的边界地区,且又是跨界民族,因此在杨增新治新期间,无论是国防问题,还是新疆内部安定统一问题,无不与哈萨克族息息相关。杨增新在新疆自身实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应对这两大类问题的基本前提就是对哈萨克族实行宽政以“得其心”。而为实现对哈萨克族的宽政做出的诸如吏治整顿、建置变革等种种努力又有效减缓了哈萨克族向天山北麓迁徙的节奏。 在俄国、外蒙古的侵略威胁下,哈萨克族向天山北麓地区迁徙,阿尔泰的情况最为严重。1913 年9 月,俄国借口俄国领事被阿尔泰士兵打伤一事,向阿尔泰派遣了一个团(约1500 人)的部队,企图长期占据阿尔泰。同时,又趁机移民300 余户,分别迁入承化寺、阿拉克别克河、哈巴河、布尔津、冲乎尔等地。这些移民在当地抢占哈萨克族的牧场、河湖,严重影响了哈萨克族牧民的正常生活秩序。哈萨克族牧民虽与之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俄国方面有所收敛,但俄国部队和移民的进入,仍导致许多哈萨克族逃往新疆天山北麓地区。“前因俄人强在阿山种地藉势凌虐,喧宾夺主以致各哈萨纷纷逃入新疆”。[31] 另外,1913 年7 月,外蒙古在俄国的唆使下两次进攻察罕通古,杨增新派团长张键前往阻击,结果以少胜多,外蒙古军队战败回撤。但外蒙古进犯阿尔泰期间,在阿勒泰的青河县大肆屠杀无辜的哈萨克族牧民,挑起了蒙古和哈萨克族之间的敌视和仇杀。于是“青河县哈民被迫四处逃亡,布拉泰、塔热托尔海拜率1000 户迁到镇西。另有少部分牧民迁到木垒,两年后部分牧民又返回青河”。[32] 1915 年,阿勒泰办事长官张庆桐在俄国的威逼利诱下,擅自与俄国领事私订《阿尔泰俄民租种地亩单行章程》九条,该章程准许俄民在阿尔泰自由耕牧。而此前中俄条约只准俄人在新贸易,并无准其自由耕牧之权,因而此章程不啻为割地丧权。由于此章程是私订的,因此杨增新直到1919 年7 月方才得知有此章程。虽然他立刻就向北洋政府揭露张庆桐的卖国罪行,但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由于牧场被俄民侵占而逃至新疆的阿尔泰哈萨克族牧民已经很多了。因此杨增新愤言:“是直以阿山人民之田地牧场割让于俄,不守约,丧失主权,实属无此办法,无怪该处蒙哈纷纷向新疆逃窜也,盖安土重迁人之常情,该处蒙哈所以不能安居乐业者,只因差徭太重,牧场窄狭,水草缺乏之故,是全在官吏清廉不以蒙哈为鱼肉,尤宜防外人侵占牧场,使蒙哈有容身之地,则蒙哈相安,自无转徙流离之事”。[33]杨增新认为,“非将俄民遣送出境,决不能招回新省之哈民,而所订章程既不遣送俄民,亦不招回哈萨反将哈民原有之地拱手而授与俄人,而哈民之流离失所不顾也,是谓殃民”。[34] 可见当时杨增新也深知牧地不保是引发阿尔泰哈萨克族向南迁徙或四处潜逃的重要原因。张庆桐私自将哈萨克族牧民的牧地租给俄国移民,无疑是引狼入室,祸及哈萨克族牧民,使一部分因俄国人霸占而失去牧地的哈萨克族牧民不得不向其他地方迁徙。杨增新对此事的态度是“, 查阿尔泰有水能耕,有草能牧之地均系蒙哈有主之业,岂能听外人凭空侵占”。[35] 1916 —1917 年,有30 余万俄国哈萨克人涌进了中国境内,当时“俄国逃民(主要是“俄哈”) 不仅伊犁一隅,而塔城、阿尔泰、甚至南疆阿克苏、喀什各地均有。各处之情形不同,驱逐难易亦各异”。[36] 当时逃入伊、塔地区的“俄哈”较多,而后又有数千户“俄哈”向其他地区逃徙。如1916 年9 月23 日,“俄哈有千余户,计一万多人已到乌苏甘家湖一带”。[37] 到10 月4 日又闻“, (哈萨克) 共来六百余户,前起已到龙家龙口、饥门坎,次起在大、小拐,所有该约由吉木乃带出共三百余户,住红柳墩、大海子、柳树泉一带,其后续来者在白杨河一带”。[38]10 月25 日,又据报“窜入乌鲁木齐河俄哈毡房三千余顶,人多势盛”。[39] 杨增新对这几批入新避难的“俄哈”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宽容,在进行了一定的安抚工作后,经多次与俄方交涉和对俄哈百般劝说,终于在1917 年10 月初,将大部分“俄哈”送出国境。[40] 尽管“俄哈”在中国境内奔徙时间不长,但由于数量很大,还是严重破坏了中国哈萨克族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中国的哈萨克族向东迁徙的连锁反应。伊犁涌进的“俄哈”最多,有10 余万众。他们因“牲畜乏草,炊焚无柴”而“到处任意占据草场,自由砍伐树木”,对此,杨增新也“只得从宽听之而已”。[41]与此同时,当地蒙民也乘机抢劫“中哈”牲畜。这样伊犁的“中哈”生存环境更加险恶。有些“中哈”被迫向东迁徙。而当时逃来塔城的“俄哈”数量也很大,至1917年3 月“, 总计来塔城俄哈一万余户,若平均以每户三人计,约男女老少三万余人,此三万余人入境将中哈迫走一千余户,此等中哈大部窜入沙湾、绥来、昌吉、呼图壁山内,杨增新派兵驱逐者大半均中哈,其中杂少数俄哈,不过俄哈一万余户仅驱走五千余户,所余者已四散,仅有少数穷哈萨克停留在塔城境内”。[42]“至塔城本游牧逃出中哈一千余户,内有四百余户散入沙湾、绥来、昌吉、呼图壁等处山内。”因为当时在任的官员奉命将主要精力放在驱逐“俄哈”的事务上,所以“中哈”在新疆各地的奔徙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致使哈萨克族分处各地,而等到后来有余力处理此事时为时已晚“, 故此仅由沙湾收回一十八户,此外已由乌苏、精河两县境内收回六百余户”。[43]其余近400 户哈萨克族向东迁徙太远,而且较为分散,无法查找,杨增新便只好作罢。 1920 年到1921 年间,俄白卫军巴奇赤、阿连阔夫残部逃到新疆期间,所到地方也基本上属于蒙、哈游牧地区。阿连阔夫一部先是在伊犁,后进迪化,最后被送往古城(奇台) ,一直处在杨增新的严密监控之下,基本上未对哈萨克族造成多大危害。而巴奇赤一部则先是在塔城,1920 年3 月,杨增新将他们安置在蒙、哈游牧地“, 选派知书晓事的蒙古人,清查俄败兵难民身份,由蒙哈监视他们,由蒙哈把俄难民马匹万余匹分群牧放”。[44] 但巴奇赤在塔城却企图联络科布多、库伦的白卫军残部另组政府对抗苏维埃政权,结果杨增新联合苏联红军于1921 年5月一起攻剿巴奇赤,巴奇赤率残部万人败逃到阿尔泰地区。他们一进入阿山地区,就遭到新疆部队的抗击。不久,杨增新再次联合苏联红军围剿巴奇赤。10 月巴奇赤彻底失败,残部逃往科布多“, 巴奇赤窜踞阿山数日,蒙哈惨遭荼毒,甚于火热水深”。[45] 被巴奇赤占据过的布尔津县,因“汉哈户民遭乱遍地疱痍”,杨增新便将其“本年应征额粮全行豁免”。[46] 而杨增新由于兵力不足,在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后,终于决定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哈萨克族部队协助阻击巴奇赤残部。尽管如此,仍有一小部分哈萨克族因惧怕巴奇赤而迁往天山北麓。 三、杨增新应对哈萨克族迁徙措施的评价 新疆境内哈萨克族的迁徙本身也和来自外部的威胁一样令杨增新颇感不安,是因为哈萨克族作为一个跨国存在的民族,始终都有可能成为俄国侵略新疆的突破口。因此,杨增新为了笼络哈萨克族,通过整顿吏治,时时告诫各级官吏不要再以哈萨克族为鱼肉,而要对哈萨克族实行宽政。杨增新讲“, 处今之世,为今之官,尚不思洗心涤虑,变易方式,而狃于亡清之陋规,专以鱼肉百姓为惟一之目的,前途危险,何可思议”。[47]杨增新削减了伊、塔、阿三地哈萨克族的赋税,先是于1915 年强行在阿尔泰地区减轻了哈萨克族的差徭,1922 年又决定“自民国十一年十月起,所有塔城额敏两属哈萨克每年应纳草头税,每驼一只银二钱,每牛一头银一钱五分,每马一匹完银二钱,每羊一只完银二分,其在官有牧场牧放者于正税之外每驼一只加收年租一钱二分,牛一头加收年租银六分,马一匹加收年租银八分,羊一只加收年租银一分,其种有地亩者,查照县发由单交纳额粮,此外一切差徭及逃哈有旧欠差事款顶(项) ,一律豁免”。[48]1927 年又决定将伊犁哈萨克族的牧税从清朝以来的每百头抽三头减为每百头抽两头。杨增新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紧张的外部环境。1924 年5 月,杨增新感慨时局艰险,“刻下驾驭哈萨政策自不能不随时变通”“, 嗣后,对于阿尔泰避难逃来之哈萨及现在阿尔泰游牧之哈萨均应善为抚驭,万不可再蹈旧日习气,以哈萨为鱼肉,致令生心外向贻误边局”。[49] 客观地讲,杨增新在伊、塔、阿三地对哈萨克族实行的宽政的确有助于缓解这三处地方哈萨克族的生活压力,从而缩小这三处地方与新疆东路天山北麓哈萨克族生存环境的差距。但是杨增新要实施对哈萨克族的宽政,则必须有一个前提保障,即伊、塔、阿三地必须完全纳入新疆省的统一管辖之下。民国初年,尽管取消了伊犁将军的设置,在行政区划上伊、塔两地属于新疆省辖区,但和清末一样,伊、塔两地军政长官伊犁镇边使和塔城参赞仍然可以在边防和管理蒙、哈事务上不受新疆都督的节制。阿尔泰此时尽管已与科布多划界分治,但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尚未并入新疆省,杨增新更难以节制阿尔泰地方。这样在民国初年,对于蒙、哈事务,新疆省几乎没有任何权力,因为这一事务完全归伊、塔、阿三地的长官专管。而伊、塔、阿三地的官吏自清朝以来一直对哈萨克族实行苛政,造成哈萨克族不断向新疆流徙。如果哈萨克族向新疆流徙纯粹是由伊、塔、阿三地糟糕的吏治引起的,也许杨增新会像清末的新疆巡抚一样,只是将逃到新疆其他地方的哈萨克族一赶了事。但进入民国后,哈萨克族向新疆其他地方的流徙则加入了前面已经分析过的许多外部因素,因此杨增新深以为虑。当时杨增新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中央政府忙于应付国内大小军阀而根本无力顾及新疆,另一方面国际上俄国及其扶持下的外蒙古正加紧对新疆的侵略。因此,当时哈萨克族向新疆其他地方流徙的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过去那种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安定的流民问题了,而成为有可能变成新疆在日后对抗外部强敌时的心头大患。有鉴于此,杨增新先是于民国初年在给中央政府的呈文中一再地指责伊、塔、阿三地的官吏以哈萨克族为鱼肉,要求减轻哈萨克族的差徭赋税;继而于1914、1916、1919 年借机逐渐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地的边防军政大权以及管理蒙、哈事务之权统一到新疆省政府的管辖之下。杨增新在写给中央政府的呈文中每每都是以保护哈萨克族的利益为重要说辞。如他在1914 年2 月9日向袁世凯要求速裁伊犁镇边使时称:“查伊犁、塔城、阿尔泰各官皆专管蒙哈,大都以蒙哈为鱼肉,而哈萨之受害尤甚,今议裁镇边使一缺,只见为蒙哈之利,未见为蒙哈之害,盖多一官则多一扰。”[50]又比如1918 年12 月16 日,杨增新在《呈覆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情形文》中称:“若阿尔泰改隶新疆,则新疆长官处于监督地位,原无直接苛取于蒙哈之权,若阿山改设之官以蒙哈为鱼肉,新疆长官固得而举发之,惩戒之矣。”[51] 杨增新以保护哈萨克族的利益为重要缘由将伊、塔、阿完全收归新疆管辖后,的确给当地的哈萨克族带来了好处。“前者伊犁改隶新省,增新免积欠官羊二万五千二百只,塔城改隶新省,又停止岁收马租四百匹,并出文严禁各头目摊派勒取。”[52]尽管对哈萨克族实行宽政只是杨增新谋求新疆统一的一个手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杨增新在谋求统一新疆的过程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真正掌握对哈萨克族的统驭大权。在杨增新眼里,哈萨克族也是一个“素性剽悍”、“赋性顽愚”、“天生椎鲁”的落后民族,他之所以要对其实行宽政,并不是因为他有超越时人的民族观,而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只有如此,杨增新才可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地修改对哈萨克族的态度。比如,他对流徙到新疆的哈萨克族都只是“暂为安插”。对伊、塔、阿三地的哈萨克族的宽待程度也不一样,如1922 年7 月,阿尔泰布尔根河县哈萨克族头目聚众抗差,杨增新虽然未予重惩,但却声明:“至该哈目传称奉本省长兼督军命令,嗣后无论何次差事,豁免哈牧支应,又哈牧概归阿尔泰道尹管理各等语,均无其事,仰并遵照”。[53] 然而就在此事前后不长的时间内,杨增新却两次发文宣布免除塔城哈萨克族的一切差徭。另外,俄白卫军骚扰塔城、阿山以及1924 年外蒙古入侵乌梁海时,杨增新都曾组织哈萨克族部队,当时哈萨克族部队主要负责后勤保障,但杨增新并不给他们鞍马,而是让其自筹,另外他给哈萨克族部队的兵饷也远少于汉族正规军。因此从兵役的内容上看,其实就是一种差徭,事急则征,事缓则散,全在一个“用”字而已。1924 年5 月,杨增新曾言:“刻下驾驭哈萨政策自不能不随时变通”。[54] 而这些如果没有新疆统一为前提,将是很难做到的。 在伊、塔、阿三地逐渐归入新疆省统辖后,杨增新采取了一些减轻哈萨克族负担的措施,加上其他一些平衡各地哈萨克族生存环境的办法,使得杨增新治新时期,哈萨克族从伊、塔、阿三地向新疆东路天山北麓地区迁徙的规模始终不大。尽管这一迁徙过程表现简单,规模也不大,只是一个隐隐的潜流而已,然而我们今天研究杨增新治新时期哈萨克族在中国的迁徙问题,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潜流是杨增新治新时期哈萨克族在中国境内迁徙的主要内容,而是因为这一潜流背后包含了那个时代新疆最为重要的安全问题。这才是我们研究哈萨克族在这一时期向新疆东路天山北麓迁徙历史过程的意义所在。 注释： [1] 参见长庚《: 遵议阿勒台山防守事宜折》,北京大学历史系编《: 中俄关系史资料选辑》,第100 页。 [2]《清穆宗实录》卷138 ,同治四年五月辛丑条。 [3]《清穆宗实录》卷112 ,同治三年八月癸未条。 [4] 参见张荣、王希隆：《清末科、塔借地之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 年第1 期。 [5]瑞洵:《散木居奏稿》卷23,《藏弓集》二 [6]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1 ,呈咨文,《咨呈国务院核减伊犁哈萨牧税请予立案文》。 [7]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 ,令文编下,《训令塔城道县并哈萨头目豁免哈民差徭文》。 [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2 ,呈文编下,《咨复蒙藏院颁发哈萨克王公印信于义无取文》。 [9]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三,建设篇上,《呈覆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情形文》。 [10]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外交汇编一(土地) ,《电覆外交部驳俄使要求阿尔泰各条文》。 [11]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1 ,呈咨文,《咨呈同务院核减伊犁哈萨牧税请予立案文》。 [12]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第12 册,新疆民族研究所1987 年编印,第5735 —5736 页。 [1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文编上,《呈报阿尔泰哈萨克差徭繁重业经切实裁禁文》。 [14]、[1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 ,令文编下,《指令伊犁镇守使呈拟补救哈萨克困苦办法文》。 [16]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上,建设编上,《呈复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正为道情形文》。 [17]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3 ,令文编上,《指令伊犁许道尹查明精、蒙、伊、绥牧场文》。 [18]、[1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文编上,《呈报阿尔泰哈萨差徭繁重业经切实裁禁文》。 [20] 《昔日阿尔泰风云》,《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3 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7 页。 [21]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 ,令文编下,《训令塔城道县并哈萨头目豁免哈民差徭文》 [22]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 ,令文编下,《训令伊犁牛镇守使准哈民阿布的等垦荒文》。 [2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 ,令文编下,《训令塔城道县并哈萨头目豁免哈民差徭文》。 [24]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 年版,第330 页。 [25]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外交汇编一(土地) ,《咨院部暨各督军省长驳诘阿尔泰长官张庆桐与俄领私订俄民租种地亩章程文》。 [26] 李信成:《杨增新在新疆》,台湾“国史馆”1993 年印行,第106 页。 [27]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戊集三,防蒙编三,《电呈科阿防务文》。 [28]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外交汇编一(土地) ,《电覆外交部驳俄使要求阿尔泰各条文》。 [2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三,建设篇上,《呈覆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情形文》。 [30]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1 ,呈咨文,《咨呈同务院核减伊犁哈萨牧税请予立案文》。 [31]、[33]、[3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外交汇编一(土地) ,《咨院部暨各督军省长驳诘阿尔泰长官张庆桐与俄领私订俄民租种地亩章程文》。 [32] 何学义等编《: 新疆哈萨克族迁徙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61 页。 [34]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下,呈文编下,《呈劾前任阿尔泰长官张庆桐罪状请予严惩文》。 [36]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41 页。 [37]、[38]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0 页。 [39]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3 页。 [40]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47 页。 [41]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9页 [4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6 页 [43]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55 页 [44]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癸集二,国防汇编二,《电张道尹招募蒙古马队监视俄国败兵文》。 [45]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8 ,国防编六(阿山防俄下) ,《电鄂支队长查究夏连长有无勒索哈民情事文》。 [46]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8 ,国防编六(阿山防俄下) ,《电布尔津县马知事豁免汉哈户民本年额粮文》。 [47]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呈文编上,《呈报阿尔泰哈萨克差徭繁重业经切实裁禁文》。 [48]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3 ,令文编上,《晓谕塔城哈萨豁免各项差徭文》。 [49]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3 ,防蒙上,《通令阿山文武善为抚驭哈萨文》。 [50]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三,建设篇上,《电呈伊犁镇边使缺宜速裁去文》。 [51]、[52]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丙集三,建设篇上,《呈覆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情形文》。 [53]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续编》卷14 ,令文编下,《指令布尔根河县佐呈报哈萨头目聚众抗差文》。 [54]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三编》卷3 ,防蒙上,《通令阿山文武善为抚驭哈萨文》。 作者简介：张荣, 1976 年生,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年3 月第18 卷第1 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