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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西域研究》(乌鲁木齐)2015年第20152期 第30-38页。 作者简介：王启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清代天山南北交通研究”(项目编号：XJEDU040212C05)的成果之一。 摘要：本文考证出达瓦奇的逃遁路线实为清代文献记载中的“地界八城之中，为南北相通第一津要”的伊犁通乌什道，并就这条道路在清代的使用及废弃等情况做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达瓦奇；伊犁；乌什；奎鲁克岭；别迭里山口 一、达瓦齐逃遁路线 有关达瓦齐从格登山向南翻越山岭逃遁的路线，因文献记载模糊甚至有歧，今人著作及观点亦有区别，或根据《平定准噶尔方略》、《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作翻越“奎鲁克岭”的转述处理，①但缺乏考证和说明；或作翻越山岭南逃的模糊处理；②或依据《西域闻见录》、《圣武记》的记载，认为达瓦齐翻越穆素尔达坂，即通过冰岭道逃往南疆。③达瓦齐逃遁是否走过“冰岭道”？其翻越的“奎鲁克岭”何在？ 当达瓦齐从格登山遁逃后，定北副将军阿睦尔撒纳亲自“统兵继进，收取达瓦齐家属”，并认为“达瓦齐虽暂时兔脱，势已狼狈，可不日就擒。”④不过，几天后定北将军班第报告：“……达瓦齐逃窜后，臣等由两路哨探兵内派参赞大臣青滚杂卜等相继分路追擒……达尔党阿等追逐达瓦齐至奎鲁克岭，见达瓦齐已入布鲁特境内……”⑤清兵由于马匹困乏、口粮不继，不得不停止追捕；清廷选派侍卫台吉向回子、布鲁特各处晓谕利害，令他们擒献。达瓦齐翻越“奎鲁克岭”后，在喀什噶尔交界处被乌什伯克霍集斯用计擒获，之后霍集斯将达瓦齐通过“木素尔口”解送给清军，据霍集斯奏报： 本月初八日，达瓦齐在喀什噶尔交界处驻劄……我因伏兵林内将伊擒获……恳即遣兵一队前来木素尔口迎接等语。臣等即派……喀尔喀公策登萨木丕勒等于十四日起程前往木素尔迎接。⑥ 但椿园《西域记》的记载稍有不同： 达瓦齐见人心离散，自知力不能支，阴计乌什回城之阿奇木伯克霍吉斯为己所立，必不辜恩，因率其子罗卜藏并亲丁百余骑由穆肃尔达坂逃至回疆，去乌什四十里屯劄，而霍吉斯已使人具牛酒以迎，达瓦齐之党以为不可测也，而达瓦齐终以已遇霍吉斯厚，立其兄弟四人皆为阿奇木伯克，稍有人心，宁不图报。遂杀牛酌酒，与策共醉。霍吉斯尽缚之入城，迎接天兵而献之，霍吉斯身受王封，于是准噶尔之地悉平。⑦ 在椿园的笔下达瓦齐是通过“穆肃尔达坂”逃至回疆，“穆肃尔达坂”即为清代伊犁向南翻越天山到达阿克苏的“冰岭道”。“穆肃尔译言冰，达坂译言山，穆肃尔达坂译言冰山也。在伊犁乌什之间，为南北两路紧要必由之孔道。其北为克噶察哈尔海台，南为他木哈他什台，两台相距百二十里。”⑧椿园的记述为日后魏源《圣武记》“达瓦齐踰冰岭，南走回疆”⑨以及光绪三十四年(1908)绥定县知县肖然奎所辑《绥定县乡土志》“达瓦齐率二十余人逾冰岭，窜喀什噶尔界，回酋霍集斯伏兵林内擒之”⑩所承袭。 探究达瓦齐的逃遁路线，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达瓦齐从格登山逃往的方向。当时阿睦尔撒纳已派人招降了伊犁河、昭苏境内哈什等处厄鲁特一万多户，(11)在此情形下，达瓦齐只能向西逃遁才能摆脱清军的追捕，他若选择向东南方向前往昭苏境内的木札尔特河谷翻越冰岭逃往回疆，无异于自投罗网。另外，达瓦齐起初是从特穆尔图诺尔(今伊塞克湖)带兵至格登山屯驻的，(12)这说明伊塞克湖附近有蒙古人的势力，(13)这或许成为达瓦齐选择向西退却的又一个考虑因素。再次，如达瓦齐从格登山向西退却，然后向南穿越伊塞克湖以东的山区，进而翻越乌什西部的山脉，这样的行动方向就更符合文献中“凡伊犁西南及阿克苏西北一带皆布鲁特游牧，即所谓东布鲁特是也”(14)及“已入布鲁特境内”(15)的记载。最后，达瓦齐五月十四日夜从格登山出逃，(16)至六月初八日在喀什噶尔交界处被抓，(17)前后用时24天。如果达瓦齐走冰岭道，从靠近格登山附近的冰岭道上的特克斯台算起，抵达乌什最快需要14天。(18)多出的10天似乎更能说明达瓦齐通过绕越乌什西北山区路线抵达回疆，而非冰岭道。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排除达瓦齐从冰岭道逃往天山南路的可能性。 文献中记载，冰岭道以西，从北疆到南疆的道路有“纳林草地道”与“伊犁通乌什道”两条道路，(19)如果再考虑到达瓦齐被擒的地点在乌什境内，可以进一步排除通往喀什噶尔的“纳林草地道”的可能性，达瓦齐只能是通过“伊犁通乌什道”逃往南疆。而这条路线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为“地界八城之中，为南北相通第一津要”。 二、道路之走向 为了进一步确认达瓦齐逃往南疆的道路，我们需对伊犁通乌什道的具体走向作一分析，其中“奎鲁克岭”的地望是这条道路走向之关键问题。 关于“奎鲁克岭”的地望，清人祁韵士在《西域释地》“贡古鲁克山”中指出：“乾隆二十年，大军平准噶尔，达瓦齐由格登山窜，踰库鲁克岭，将往喀什噶尔地，乌什伯克霍集斯绐擒以献。库鲁克，疑即贡古鲁克之讹。”(20)宣统三年(1911)所修的《新疆图志》中，在有关“乌什支路”的一段按语中夹注道：“乾隆二十年，大军平准噶尔，达瓦齐由格登山窜踰库鲁克岭，将往喀什噶尔地，乌什伯克霍集斯缚擒以献，库鲁克即贡古鲁克之讹。”(21)显然《新疆图志》的说法源于《西域释地》，并将推论变成定论。 祁韵士笔下的“库鲁克岭”与《平定准噶尔方略》、《清高宗实录》中的“奎鲁克岭”，其实都是对班第满文奏折中kuilet dabagan一词的不同汉译而已。(22)祁韵士提及的“贡古鲁克”是对当时乌什境内的一处山地的称谓，此名遍见于《清宣宗实录》、《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勘定新疆记》、《清史稿》诸书。“贡古鲁克”其实就是乾隆年间所修《西域同文志》中的“古古尔鲁克”，其回字为  /kükürtlük，“回语，古古尔硫磺也，鲁克谓产也，地多产此，故名。”(23)硫磺在吉尔吉斯语中读作kükürt，辅音t省略不译，而作为抽象名词后缀的lük常表示拥有某种东西或作某某之地，所以古古尔鲁克当为清军采自当时布鲁特人的称呼；而道光时期出现的贡古鲁克一词无疑是察合台语硫磺之地günggürtlük的汉译，因为其非常准确地将东部突厥语中的鼻音ng用汉字“贡”表示出来，这也说明道光时期的人员未能遵循作为标准地名的北部突厥语古古尔鲁克一词。换言之，《西域同文志》中的词语也并不是被严格遵循使用的，尤其是一些小的专有词汇。如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对应关系：
满语：kuilet dabagan→汉语：奎鲁克岭/库鲁克岭 布鲁特语： /kükürtlük→汉语：古古尔鲁克
察合台语：günggürtlük→汉语：贡古鲁克 毫无疑问，古古尔鲁克与贡古鲁克之间可以划等号，但能否与奎鲁克岭/库鲁克岭划等号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到满文中的kuilet dabagan转述的是当地布鲁特语的称谓，而且很有可能中间还有蒙古人的转述翻译，(24)经此几番转述后再翻译为汉语，自然与该词汇的初始语言称谓差异增大。况且此时西域地名等专有名词在《西域同文志》等书定制标准化之前，西域地名翻译较为随意，如叶尔羌称作“叶尔启木”(25)、喀喇沙尔称作“哈尔沙尔”(26)等，所以古古尔鲁克被翻译为奎鲁克也就不足为奇。其具体的位置，我们根据宣统元年(1909)绘制的“乌什厅图”中贡古鲁克山及贡古鲁达坂、牌博，(27)结合清代的勘界地图《新疆中俄南段交界图》和新近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所绘乌什县地图，(28)可以推测达瓦齐很有可能从今天的别迭里山口顺别迭里河或科克留木河，或者从喀依切山口顺喀依恰河前往乌什。又，达瓦齐被擒于“喀什噶尔交界处”，则达瓦齐驻扎之地应该更倾向于靠近喀什噶尔的乌什南面。因此，达瓦齐极有可能通过时称“奎鲁克岭”的别迭里山口，“在喀什噶尔交界处驻扎”时被霍集斯设计擒获。达瓦齐逃遁路线与孟凡人先生“今温宿县和乌什县向西越山至伊塞克湖方向只有别迭里达坂一条正式通道”(29)的研究成果正相吻合。 由于“由伊犁通乌什之路甚多”(30)，所以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勾勒这条道路的大致走向。刘锦棠认为这条道路“出伊克哈布哈克卡，越贡古鲁克达巴罕以达乌什”(31)，即这条通道需要经过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东南的特克斯河上游地区，向南或向西南翻越位于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与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州之间的边界山脉，即西天山，这段山脉在清代文献中被称为“善塔斯岭、葱岭的喀客善山分支”(32)。查对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州地形图，这些山岭正是瑚玛拉克河系向东南流入中国与向西北汇入伊塞克湖之间的分水岭，清代徐松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乌什西北有葱岭支山，曰喀克善山，阿克苏河西支发焉，源处极四十度五十分、西四十度五十分。西支南流百里，至额尔济巴什岭北，一水自北来入之，同东流，经胡什齐部布鲁特界，又经毕底尔卡伦南，是为毕底尔河。又东，有小石山高耸，曰瑚什山，赖黑木图拉之乱，贼据此峰以拒官军。毕底尔河经其北，分二支，并东流，经鹰落山北，又东，经乌什城北。(33) 河之北岸二百里，为大山，自西而东，绵亘不绝，直毕底尔卡伦北，曰海奇山。又东，曰色勒克塔什山。又东，曰奇什罕布拉克山。……又东曰哈色拉伊山，与阿克苏界，统名曰贡古鲁克山，皆喀克善支峰也。(34) 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喀克善山是阿克苏河的西支发源地，即汇入托什干河诸水及瑚玛拉克水的发源之地。此外，清人在记述“纳林草地道”走向时，提到“由淖尔南岸越巴尔浑大山，渡塔尔垓河，溯流向东南越大山可达回疆乌什，此水西流归纳林河，入安集延。”(35)这也说明“由伊犁通乌什之路甚多”的实际状况。结合1877年俄国人苏纳尔古洛夫从阿克苏城经乌什到喀喇阔勒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卡拉科尔，Krakol)的路线，(36)我们大体上可以勾勒出达瓦齐的逃遁路线，见示意图。 
达瓦齐逃遁路线示意图 三、道路之使用 清朝对这条道路的使用，虽然始于追擒达瓦齐的军事行动，但此后的情形不甚明晰，我们现根据文献中的各种记载对这条道路在清代的使用情况做一梳理。 乾隆三十年(1765)，清军为了迅速平息乌什之乱，曾令爱隆阿“由伊犁派兵二千遣赴乌什”(37)，清军似乎使用了这条路线，之后可能有过一段时间的封闭。道光七年(1827)清朝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派人查勘更为便捷可行的伊犁通南疆捷径：“朕闻冰岭迤西另有一路可通乌什，更为便捷，惟久经封闭，并着详加躧度程站远近、行走难易，是否亦有布鲁特在彼游牧，能否于中途预备马匹接替更换，一并体察情形，悉心妥议，奏明候旨，将此谕令知之。”(38)“久经封闭”说明乾隆年间使用之后此路存在封闭的情况。(39)查勘的结果显示该道确实需要经过布鲁特地方，且久经封闭，已派人前往继续踏勘。(40) 半年后，德英阿派往查勘的领队大臣湍多布报告：“由伊犁通乌什之路甚多，一时难以周查。”(41)德英阿“当即派前曾屡过此路之主事衔雄煦率同回子伯克布鲁特比及回子布鲁特等一百名，令带应需对象前往修治山径”，然而道光帝认为“前往修治山径，殊属冒昧”，并令“着即撤回。”(42)稍后几个月，湍多布查勘到确切的道路情况，上奏道： 自伊犁惠远城至乌什共十七站，计程约一千二百余里，俱有水草，中间有河数道，夏令水涨时难渡，间有达巴罕数处，石多水少，较之冰岭一路，路亦稍平，略加修理，人马驼只均可行走，自伊犁西南卡伦外之哈尔奇拉色沁地方至乌什之贡古鲁克地方七站之中系固尔都尔布扈萨雅克等爱曼布鲁特游牧，……此七站中水草茂盛，间段柴薪稀少，附近地方尚可樵采。冬春之际风雪较大，该处布鲁特游牧迁徙靡定，穷苦异常，中途实无预备马匹处所接替更换。(43) 针对湍多布的奏报，伊犁将军德英阿续奏： 臣等伏查卡外各站皆系布鲁特游牧，接替马匹势所难行，现在通南路之军台向系经行额鲁特游牧，由该营官兵带领备差马匹，分站轮替驻守供差，若改由此路，移设额鲁特军台，无论此七站内柴薪不能敷用，风雪严寒，额鲁特官兵不免疲累，即以额鲁特游牧处之布鲁特之地，日久必不相安，即相安相聚亦非边境所宜，更不能以满汉官兵设台，致令孤悬夷地，是以臣等不敢轻议改设台站……(44) 德英阿主张：一、修治防守以备捷径；二、每年伊犁、乌什两方会哨巡查一次，以便弹压抚绥沿途部落；三、改走冰岭道。道光帝一时难下定断，便“着那彦成就近酌量实在情形，是否应于无事时豫为修治，备而不用，抑或竟行封禁，以杜偷越之处悉心筹度，据实具奏。”(45)稍后，那彦成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于道光八年九月上了一道《奏为查明伊犁直通乌什道路酌议封禁备用事》(46)的奏折，据此奏折，那彦成援引巧塔尔达坂、阿尔通霍什封禁的例子，认为此路无险要可守，且为行兵捷径，为防备不虞，请求封禁，只做备用而已。其意图很明显，将这条道路封禁，只留冰岭道一路作为南北通行大道，以便稽查和封锁。(47)道光随即批准了这项计划。对比德英阿的方案，那彦成一概封禁，否决了德英阿每年会哨一次的建议，显得更加消极和保守。 道光十四年(1834)，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喀什噶尔换防官兵不便由纳林草地道及冰岭道行走，(48)请由贡古鲁克换防，道光帝对此批示到： 着照所请，本年伊犁应换喀什噶尔一半官兵，即由伊犁西南之哈布哈克卡伦，直通乌什贡古鲁克卡伦捷径行走。此路前经那彦成奏明封禁，俟官兵经过后，仍行封禁。伊犁责成巡查边界领队大臣就近兼送至距伊犁九站南廓罗地方，喀什噶尔班满一半伊犁官兵由协领佐领等官送至乌什，统派乌什帮办大臣送至距乌什五站南廓罗地方，互相更换。……今既每年由此路换防，所有容安奏每年九月巡查具奏一次，即著停止。将此谕令知之。(49) 这里需要指出两个问题：第一，根据上引材料，伊犁到南郭罗之地为九站，乌什又至此地为五站，即伊犁到乌什共十四站。这与倭仁的记载“自伊犁惠远城起，西南十七站，由布鲁特游牧地方直抵乌什，为行兵捷径”(50)有异。这也许是记载上的偏差，很有可能是各自计算的起点不同，因为“伊犁”和“伊犁惠远城”不能完全等同，前者是一比较笼统的概念；第二，南郭罗位于何处？徐松在记述贡古鲁克山时提道：“有地曰南、北郭罗，南郭罗通伊犁之伊克哈布哈克卡伦，北郭罗则布鲁特所游牧。”(51)据此，南郭罗在贡古鲁克山区。倭仁的记载是：“有地曰南北郭罗，北郭罗通伊犁之哈布哈克卡伦，南郭罗则布鲁特所游牧。”(52)徐松、倭仁笔下的南、北郭罗各自所指对象正好相反，笔者怀疑倭仁对《西域水道记》引述有误，因其并未亲履其地。(53) 总之，清军在道光八年采取“封禁备用”政策的六年后，似乎迎来了“备用”的时刻。所以，道光帝认为既然以后每年由该路换防，那么所有容安以前所奏的每年九月巡查具奏一次的规定也就没有实施的必要，应立刻停止，封禁章程被更改。然而一年之后，特依顺保“请仍由冰岭行走”，道光的上谕记载： 兹据查明乌什贡古鲁克路径，须由布鲁特游牧经行，山沟狭径，行走较难，上年即未能如期交替……所有伊犁换防喀什噶尔官兵，著仍照旧章由冰岭行走，派委协领护送至冰岭之南塔木哈塔什台互相交替……其贡古鲁克路径着即行封禁，仍照例派领队大臣于布鲁特边界按年巡察，以固边圉而归旧制。(54) 如此看来，由伊犁翻越贡古鲁克山直达乌什的通道，似乎由于地理因素导致上年未能如期换防，不得不重新恢复道光八年那彦成所行的“封禁备用”政策上来，换防官兵依然行走冰岭道，至此，这条道路被彻底废弃。 事实上，由伊犁出哈布哈克卡伦，翻越贡古鲁克山直达乌什的这条捷径，其所经之地，是“伊犁西南及阿克苏西北一带皆布鲁特游牧，即所谓东布鲁特”(55)的区域。该地贡古鲁克山“岚嶂层复，岩岫峻险，山间溪涧纵横，谷中尤隘，凡百余里，劣容单骑”(56)。道路虽有其艰难的自然因素，但废弃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清朝此时的衰落，进而做出消极的封禁选择。“封禁备用”实为“备而不用”，从而失去了对这条道路及其沿线周边的控制和了解。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沙俄侵占伊塞克湖东南的大片领土，使得这条“地界八城之中，为南北相通第一津要”(57)的道路从此永远失去。也为俄国进一步侵略新疆创造了条件，其结果正如蔡锦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从罕腾格里至浩罕边界是以天山正干划界，从而切断了从伊犁通往南疆之乌什、喀什噶尔的通道，而沙俄却获得从维尔内至南疆所有最平坦的通道，控制了除穆素尔达坂以外的通往南疆的绝大部分山口，给沙俄进一步侵占南疆和帕米尔地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58)至光绪年间清军收复新疆后，为配合收复伊犁的战略需要，左宗棠曾制定出三路并进规复伊犁的军事方案，(59)其中就有通过这条伊犁通乌什的山中捷径方案，但作为前线将领的刘锦棠根据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表示这条道路根本不可能利用。(60)及至伊犁收还后，中俄再次重新勘分边界，刘锦棠亦曾请求索还乌什之贡古鲁克地方，(61)就是为了保留这条战略通道，但终未能实现。 总之，从伊犁惠远城出发，经过西南伊克哈布哈克卡伦，进而向南穿越布鲁特游牧之地，翻越乌什西北部的贡古鲁克山以达回疆的这条通道，大约十七站，一千二百余里，中间七站位于布鲁特游牧之地。清军在乾隆二十年追擒达瓦齐的过程中开始使用，之后可能有过暂停，平定张格尔之乱后，清军有意重新启用，但道光八年对该道实行“封禁备用”措施后，重新启用未能实现。道光十四年，虽有谕旨重走这条道路，但因种种原因并未能使用，一年后这条道路再遭“封禁备用”，伊犁通乌什道彻底废弃。 ①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4页；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著：《准噶尔史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8页；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②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9页；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5页；[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17页；Millward,James A.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9.又见贾建飞译：《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清史译文新编》第九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刊印，2006年，第36页。 ③[清]魏源：《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有“达瓦齐踰冰岭，南走回疆”(中华书局，1984年，第152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午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52页。 ⑤《定北将军班第等疏奏追擒达瓦齐情形》，《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四，乾隆二十年夏六月戊午(六月十六日)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16～217页。 ⑥《定北将军班第等疏奏擒获达瓦齐》，《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四，乾隆二十年夏六月戊辰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8册，第230～231页。 ⑦[清]椿园：《西域记》卷五《准噶尔叛囚纪略》，味经堂梓，嘉庆十九年刻本，第4叶。《西域记》又名《西域闻见录》。 ⑧[清]椿园：《西域记》卷七，第12叶。椿园将这条道路列在乌什与伊犁之间，根据其南北两个军台的记载，可知这条道路就是冰岭道，参见王启明：《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 ⑨[清]魏源：《圣武记》卷四《外藩·乾隆荡平准部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152页。 ⑩伊犁师院学报编辑部编：《伊犁府志注释》，内部资料，1985年，第34页。 (11)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著：《准噶尔史略》，第177页。 (12)《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午条，第152页。 (13)[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中华书局，第206页；参见钮仲勋：《准噶尔西北疆域考》，《准噶尔史论文集》第二集，1981年，第17页；原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1857年，俄人谢苗诺夫也曾在伊塞克东部区域发现缠绕灌木的准噶尔铁线莲，似乎也反映出蒙古势力曾经在该处存在。(见李步月译：《天山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0页) (14)[清]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疆舆总叙》，《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2册，影印嘉庆戊辰年刻本，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第411页。 (15)《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二，乾隆二十年六月戊午条，第168页。 (16)《清高宗实录》卷四九○，乾隆二十年六月丙午，第152～153页。 (17)《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四，乾隆二十年夏六月戊辰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8册，第230～231页。 (18)通过冰岭道的最短时间参见拙文《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的讨论。而从阿克苏到乌什中间三站路程，一般费时3天，如果从格登山翻越冰岭道抵达乌什县，理论上最快需要约半个月时间。 (19)参见拙文：《西天山南北通道研究：18世纪中叶—19世纪》，新疆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20)[清]祁韵士著；李广潔整理：《万里行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21)[清]王树枬编纂：《新疆图志》卷八一《道路三·乌什厅》，《续修四库全书》第650册，第349页。《西域考古录》卷十三同样如此解释。 (22)dawaci i somime tehe kuilet dabagan i bade isinaf tuwaci.orin funcere niyalmai fe songko bi.(查得达瓦齐藏于Kuilet\奎鲁特岭外，并有二十余人的踪迹)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附奏折，编号1414—17—261。考虑到这种不同于《清高宗实录》与《平定准噶尔方略》的翻译，可能是祁韵士直接阅读满文材料的汉译结果，因为祁韵士曾在翰林院跟随满洲教习德保和富炎泰学习过满文，而且成绩优良，所以应该具备直接阅读翻译满文的能力(见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作者前言第4页)。 (23)《钦定西域同文志》卷三，《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影印本，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第63页。关于该词，台湾学者刘义棠亦有解释，参见氏著：《钦定西域同文志校注—新疆回语部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7页。 (24)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附奏折，编号1414—17—261。 (25)见阮明道主编：《西域地理图说注》，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8页。 (26)见阮明道主编：《西域地理图说注》，第24页。 (27)见马大正主编：《新疆乡土志稿》(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所附《新疆全省舆地图》四十二《乌什厅图》。 (2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年，第158页。李天鸣主编：《失落的疆域：清季西北边界变迁条约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0年，第92～93页。 (29)孟凡人：《简论唐代“热海道”上的凌山与勃达岭——别迭里达坂调查札记》，氏著：《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0～301页；原载《历史地理》1990年第八辑。 (30)《清宣宗实录》卷一三六，道光八年五月辛酉条，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95页。 (31)[清]魏光焘：《勘定新疆记》卷六《归地篇·分界》，《中华文史丛书》(一○四)，光绪己亥刻本影印，华文书局有限公司印行，第230页。伊克哈布哈克卡伦为伊犁厄鲁特领队大臣专辖的二十五座卡伦之一，该卡伦西距敦达哈布哈克卡伦七十里，东距察察卡伦九十里，再东四十里为纳林哈布哈克卡伦，再东便与冰岭道上的沙图军台接壤，见[清]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九《卡伦》，《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02册，第515页。 (32)[清]松筠纂修：《钦定新疆识略》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732册，第647页。 (33)[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第74页。 (34)[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第76页。 (35)[清]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山水总叙》，第414页。 (36)有关这条道路的详细记载见[俄]A.H.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附录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86～295页。地图见同书所附“俄国使团行经路线图”。其中“毕达尔山口”为“别叠里山口”。 (37)《清高宗实录》卷七三八，乾隆三十年六月丁未条，第127页。 (38)《清宣宗实录》卷一二七，道光七年十月戊寅条，第1121页。 (39)因为清朝对此地比较有效的巡边活动的时间下限即为嘉庆初年，似乎也说明了这条道路在此后的暂停。参见厉声：《清代新疆巡边制度研究》，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清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40)《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一，道光七年十二月辛巳条，第1175页。 (41)《清宣宗实录》卷一三六，道光八年五月辛酉条，第95页。 (42)俱见《清宣宗实录》卷一三六，道光八年五月辛酉条，第95页。 (43)《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六六，道光八年六月甲申，《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第九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484页。 (44)《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六六，道光八年六月甲申，《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二编》9册，第485～486页。 (45)《清宣宗实录》卷一三七，道光八年六月甲申条，第113页。 (46)那彦成撰：《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五，清道光十四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497册，第679页。 (47)那彦成坚持封禁伊犁通乌什道，只保留冰岭一道，详细情况见拙文《清代冰岭道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及《清代新疆冰岭道研究二题》(《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48)《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道光十四年二月己未条，第761～762页。此条引文中有“不便仍由那林行走”系指道光十二年后，原先通过那林草地道前往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已经改走冰岭道的情况。 (49)《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九，道光十四年二月己未条，第762页。 (50)[清]倭仁：《莎车纪行》，《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册，第507页。 (51)[清]徐松：《西域水道记》，第76页；按，倭仁的记录似乎引用了徐松的记载。 (52)[清]倭仁：《莎车纪行》，《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册，第507页。 (53)《莎车行记》是其于咸丰元年(1851)前往叶尔羌上任时所作的沿途记录，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2页。 (54)《清宣宗实录》卷二六四，道光十五年三月丙戌条，第55～56页。 (55)[清]祁韵士编纂：《西陲总统事略》卷三《南北两路疆舆总叙》，第411页。 (56)[清]徐松：《西域水道记》，第76页。 (57)[清]魏光焘：《勘定新疆记》卷六《归地篇·分界》，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一○四)，第230页；另见[清]王树枏编纂《新疆图志》卷六《国界二》，《续修四库全书》第649册，第305页。 (58)蔡锦松：《沙俄是如何侵吞中国西北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清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1页；原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5～136页。有关俄国侵占这条道路的详细情况，参见俄人伊·费·巴布科夫所著《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王之相译，陈汉章校，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201～203页。 (5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第7册“复陈布置情形折”(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岳麓书社，1996年，第493页。 (60)见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二“遵旨密陈新疆西路边防情形折”(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马大正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45页。 (61)见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四“请按约索还乌什之贡古鲁克地方折”(光绪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马大正主编：《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同治、光绪、宣统朝卷)上册，第128～1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