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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尔扈特蒙古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后，其经济状况可以概括为：传统游牧经济由盛而衰;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对俄贸易往来不断;为俄国军事战役出兵助战获得战利品和报酬成为特殊的收入来源;突袭其他民族和控制贸易路线是增加财富的渠道之一;捕鱼成为相当一部分生活贫困的土尔扈特人赖以维持生计的重要方式。作者认为经济状况恶化是促使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土尔扈特；伏尔加河流域；经济状况；东归 1628年左右，土尔扈特蒙古在和鄂尔勒克带领下，穿越哈萨克大草原，跨过乌拉尔河，来到伏尔加河下游的里海大草原游牧。经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朋楚克、阿玉奇四代苦心经营，土尔扈特汗国逐步走向富强。阿玉奇逝世后，汗国实力日趋衰落。经车凌端多布、敦罗卜旺布、敦罗布喇什三代亦未能挽回这一趋势。[1]加之俄国政府对伏尔加河地区的移民与频繁征兵，到渥巴锡时期，许多土尔扈特人失去了牧场，没有充足的饲料养活牲畜。经济状况恶化是渥巴锡率众东归的原因之一。关于土尔扈特蒙古在伏尔加河时期的经济状况目前尚少见专文论述。本文结合中外文史料，对这一时期土尔扈特蒙古的经济状况及其对东归的影响进行了述评。 一、传统游牧经济 土尔扈特蒙古初到伏尔加河流域时，这里水草丰美，地域辽阔，很适合于游牧生活。土尔扈特蒙古在里海大草原的游牧区域、牧场大小是随着气候条件、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化的。里海大草原的北部有五条主要河流，即恩巴河、雅伊克河(今称乌拉尔河)、伏尔加河、库马河和捷列克河。里海大草原最西边是顿河和马内奇河。伏尔加河是当地最大的河流，俄文资料称伏尔加河东岸为“诺盖”或“低地”，西岸为“克里木”或“高地”。[2]里海地区有丰美的草地，是理想的牧场，在许多游牧民族的史诗和牧歌中都有对这一富饶草场的赞美。17世纪50年代，也 就是土尔扈特人到达这里20年后，他们稳固地占有了恩巴河、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沿岸的牧场。17世纪末，土尔扈特人的游牧范围扩大到西至顿河、地中海，南至库马河的广袤地带。土尔扈特人每年的迁移圈是子午圈。他们通常秋冬在大草原的南部度过。这些地方积雪少，牲畜容易找到食物，这里的芦苇也能给畜群提供温暖的遮蔽，给人提供大量的燃料。当春天来临时，他们便迁移到北方。待到伏尔加河沿岸水草充盈时，土尔扈特人会游牧到更北的地方度夏，这时他们通常沿着伏尔加河和阿赫图巴河游牧。在夏末秋初，土尔扈特人会返回到他们冬季的牧场，完成了一个年度循环。[3]由于里海大草原是理想的牧场，土尔扈特汗国的实力得以迅速发展。到17世纪末期，阿玉奇统治下的土尔扈特汗国已经成为无论俄国政府还是当地其他游牧民族都无法小觑的地方政权。在土尔扈特人游牧于伏尔加河时期，其传统游牧经济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游牧经济是土尔扈特人经济生活的支柱，也是早期汗国实力得以迅速壮大的基础。 1、传统游牧经济是土尔扈特蒙古在伏尔加河时期的经济支柱 在伏尔加河游牧时期，传统游牧经济对土尔扈特汗国经济贡献巨大。对土尔扈特牧民而言，畜群提供了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所需。土尔扈特牧民的畜群包括马、羊、牛和骆驼，其中马和羊最多。在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的马按群放牧，一大群含几个小群，每小群包括12—15匹母马、一匹公马和几个马驹，约有30—50匹。一大群包含100—200匹马。[4]土尔扈特的马比吉尔吉斯马个头略小，但奔跑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马种，耐力也不错。它们能够接连数小时疾速飞奔，关键时刻它们能坚持两昼夜不饮水。[5]在战斗中马给土尔扈特人以巨大的帮助，也为他们提供食物。在遇到突袭时，如果一时难以获得其他食物，母马提供的新鲜马奶可以让土尔扈特人暂时充饥。土尔扈特牧民发酵的马奶以它的土耳其名称“库米斯”闻名，常供宴请使用。[6]羊也是游牧于伏尔加河时土尔扈特畜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尔扈特绵羊与鞑靼地区其他游牧民族的羊属同一品种，尾粗而肥，两耳大而下垂，羊角非常弯，毛质粗糙，其个头小于吉尔吉斯羊，但比俄罗斯羊要大得多。羊毛可做毡布，毛皮可以用来制作衣服、鞋子、液体容器、箭袋和其他东西。羊为土尔扈特牧民提供脂油和奶。羊奶主要用来做奶酪，羊肉是土尔扈特牧民饮食中的必需品。土尔扈特畜群中也有少数山羊。[7]除了马和羊这两种最重要的牲畜之外，土尔扈特牧民还饲养牛和骆驼，它们为土尔扈特人提供了食物和运输工具。牛提供肉、奶和皮。公牛主要用来运输。由于伏尔加河地区冬季寒冷，土尔扈特人在过冬时，多找生长芦苇的地方扎寨，使牛群有饲料吃。[8]伏尔加河草原南部长有含盐植物，是理想的骆驼牧场。骆驼主要为土尔扈特人提供奶和驼毛。驼奶很浓、很油、很咸，所以土尔扈特人常用它煮奶茶喝。驼毛被牧民用来填塞枕头和褥垫，搓绳捻线、制作毡布，还可以加工成各种柔软的布料。[9] 在伏尔加河时期，游牧经济是土尔扈特人的经济支柱。绝大多数的土尔扈特人围绕牲畜操劳工作。男人们从事放牧、狩猎，有时去打仗。女人们为解决一家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必需品而劳动，准备食物、制作衣服和鞋子，将兽皮和毛皮制成皮革和各种容器。土尔扈特牧民的生产活动一般都是为了满足各自家庭的生活需要而展开的，如果游牧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他们便很少从事游牧业以外的行业。 2、传统游牧经济的衰落及其原因 车凌端多布至渥巴锡统治时期，土尔扈特汗国的游牧经济逐渐衰落，主要表现为牲畜数量减少与牧场范围萎缩。关于当时牲畜的数量，至今都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相关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如《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中并没有强调骆驼的任何特殊价值，然而在18世纪50年代的《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中，一头4岁的骆驼似乎是唯一最有价值的牲畜。[10]此外，《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规定，对诺颜的处罚最多可达10只骆驼和100匹马，而《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中最重的罚金已经降至一个“九”(罚九在蒙古法典中指由牛、羊等九头作为一组构成的科罚单位)。[11]由于俄国人居民点在土尔扈特传统游牧区内激增，土尔扈特牧场范围缩小，广大牧民生活日趋困难。这一状况引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强烈不满与怨恨。 1765年9月20日，渥巴锡向阿斯特拉罕省长提出抗议，“如果俄国移民继续增长，卡尔梅克人的畜牧业将不可避免地由于饲料不足而崩溃”。[12]当时俄国派驻土尔扈特汗国的官员基申斯科夫在给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报告中写到：“卡尔梅克人原先游牧过的伏尔加河草地，从萨玛拉到察里津，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俄国人的)村庄所占据，不许卡尔梅克人靠近那些地区，因此双方不断的发生争吵、抢劫和斗殴，彼此侵夺人和牲畜，有时杀死人和夺取牲畜。”[13]土尔扈特牧场的缩小不仅严重影响了大台吉们的经济利益，也加剧了普通牧民生活条件的恶化。 造成传统游牧经济衰落的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汗国内讧的影响。在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朋楚克和阿玉奇统治土尔扈特的近百年时间里，土尔扈特内部战乱极少，这是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上升期。阿玉奇辞世后，在车凌端多布、敦罗卜旺布、敦罗布喇什和渥巴锡统治时期，汗国贵族为了汗位继承权相互为敌，彼此争战。此外，汗国内部土尔扈特、和硕特、杜尔伯特各部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消弱了汗国力量。内乱造成了土尔扈特汗国在与周边其他游牧民族的抗争中实力锐减，也导致土尔扈特畜群数量减少。 第二，俄国政府向这一地区移民。18世纪，在东边哈萨克和北边俄罗斯移民的挤压下，土尔扈特人被局限在伏尔加河至库马河一带，其传统游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 (1)农奴制的影响。18世纪时，许多俄国农奴因不堪压榨逃亡到伏尔加河流域垦荒。(2)俄国的边防建设。18世纪上半期，俄国为防止农民自由流徙，从顿河招募了1000余户哥萨克，定居在伊罗夫里河和伏尔加河流域。18世纪中期，另一支500人组成的阿斯特拉罕哥萨克骑兵团成立，他们在伏尔加河得到了土地，以供其迁入、放牧和捕鱼。[14]由于俄国政府不断向伏尔加河流域迁移哥萨克人，使这一地区出现了许多居民点。(3)伏尔加河地区的经济开发。18世纪伏尔加河地区的经济开发对当地土尔扈特牧民的游牧环境也有负面影响，比如俄国的国有葡萄园、察里津的丝厂和埃尔顿湖附近的盐矿开采吸引了许多俄罗斯和乌克兰移民。到18世纪60年代初期，许多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定居在萨玛拉到察里津的伏尔加河左岸地区。[15](4)俄国政府的土地政策。1765年俄国政府颁布法令允许出售国家土地，条件是新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带来他们的农民并定居在这些土地上。在此后短短三四年里，一百多个外来居民点蘑菇似的迅速涌现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管理土尔扈特事务的基申斯科夫在给俄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为数众多的定居点已经占据了伏尔加河沿岸从萨玛拉到察里津几乎所有的土地。这些地区的居民不允许土尔扈特畜群吃草。春天时，土尔扈特向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上游迁徙，当水退去时，他们便迁回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之间的富饶牧场，然而移民把土尔扈特人推到了荒芜的草场，水和饲料缺乏，贫穷的土尔扈特人又被剥夺了捕鱼权，顿河流域的情况也相似。[16] 3、狩猎 狩猎可以获得补充食品，也是最好的消遣活动。对于土尔扈特牧民而言，狩猎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军事训练方式，通过狩猎土尔扈特骑兵掌握了战斗技能。19世纪一个对土尔扈特人猎取羚羊的描述与其平时所运用的军事战术异常相似： 4—8个土尔扈特人分成两队从迎风方向接近羚羊，当他们距羚羊几百米时，第二队人跳下马，剩余的人继续骑马追逐。过了一会儿他们停止追赶，分开组成两个半圆，分别向左转、右转，然后从相同的路线返回。好奇的羚羊被“逃走”的猎人的演出所吸引，会转过头来，当猎人即将从它的视线中消失时，它会跟随猎人前进。不久，它们便跑进了埋伏地，在那儿第一队土尔扈特人正隐藏着。[17]里海大草原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沿里海岸边捕猎野猪、用圈套或陷阱抓海狸、用鹰和猎鸟捕猎是土尔扈特人常用的狩猎方式。[18]土尔扈特人经常把捕获的猎物或其毛皮拿到市场上出售，狩猎既是消遣和军事训练，也是一种经济补充。 二、对俄贸易 土尔扈特汗国传统游牧经济生产的单一性，决定了其与外界交换的必要性。与外界贸易对土尔扈特游牧经济的补充性很强。为了获得农产品、日常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土尔扈特人依赖与定居邻居的贸易。在伏尔加河时期，俄国是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1、贸易内容 土尔扈特人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初期，就用牲畜同俄国人做易货贸易。土尔扈特人提供各种牧业经济产品，如绵羊、马、牛、羊及毛皮，和猎取的兽皮，如狐狸皮、海狸皮等。马匹贸易在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7和18世纪马对于俄国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17世纪后半期，土尔扈特人取代了诺盖人成为俄国马匹的主要供应者。仅1688年8月，就有6400匹土尔扈特马被赶到莫斯科出售。18世纪初期俄国官员甚至直接到土尔扈特兀鲁斯以5—10卢布的价格购买马匹。18世纪30年代，仅在萨拉托夫一地，俄国每年就花费7000卢布为重骑兵团购买土尔扈特马。18世纪40年代，因为汗国内讧、牧场缩小，加之俄国不停的索要大量土尔扈特人、马参加军事行动，土尔扈特牧群大量减少，东边的哈萨克人代之成为俄国马匹的主要供应者。18世纪40年代之后，伏尔加河市场渐居次要地位，相比而言，新建立的要塞奥伦堡更加重要，在那里俄国和哈萨克人之间贸易活跃。[19]土尔扈特人有时也向俄国人出售一些从其他地方获得的东西，如中国的茶叶、纸、麝香、昂贵的波斯布和丝绸衣服。在交换时，土尔扈特人渴望获得各种东西，包括金属产品，如锅、锡盒、桶、盘子、杯子;小商品，如梳子、针、镜子和扣子;亚麻织品、毛线和毛毡;成品服装，如裤子、妇女儿童的束腰外衣、腰带、靴子和其他皮革产品。土尔扈特人自己能够生产服装、靴子、毛毡等，但他们更喜欢俄国产品，因为俄国人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染色技术，产品质量好，颜色鲜艳。此外，土尔扈特人也购买俄国的伏特加酒和烟草。[20] 2、主要贸易地点 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的贸易主要以托波尔斯克、塔拉、秋明为中心。有时贸易地点也延伸至喀山、乌发甚至莫斯科。[21]17世纪70年代，阿斯特拉罕成为主要的贸易中心。阿斯特拉罕在俄国与土尔扈特汗国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反映在当地地名中。在伏尔加河畔、阿斯特拉罕市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就叫做卡尔梅克斯基市场。17世纪末期，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成为双方贸易的重要地点，此外土尔扈特人还在察里津、卡拉斯内和乌拉尔河边的集镇进行广泛的贸易活动。18世纪20年代，每年都要在萨拉托夫附近举办商品交易会，大量的俄国商品和土尔扈特人商品在这里出售。[22] 3、贸易的特点 第一，互通有无是双方贸易关系持续发展的基石。土尔扈特人初到伏尔加河流域时，俄国政府出于互通有无的需要，并不限制地方当局同土尔扈特人进行贸易。俄国政府不只一次地向托波尔斯克、塔拉、秋明和乌发等地方当局发出指示，让他们与土尔扈特人通商贸易，但要小心谨慎，不要触犯土尔扈特人。[23]俄国政府对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之间的贸易采取宽松政策，一是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土尔扈特人提供的畜产品在俄国市场有着广泛的需求;二是妥善处理并与土尔扈特汗国建立良好关系的需要，对于这个出现在周边地带的新邻居，俄国政府还是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17世纪30年代，俄国政府改变了其贸易政策，开始限制俄国商人与土尔扈特人通商，不允许土尔扈特人在秋明进行贸易，妄图达到控制土尔扈特人的目的。[24]然而，土尔扈特人并不愿意向俄国臣服，俄国政府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土尔扈特人和俄国商人的共同反对，因为双方的贸易关系是以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为基础的。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1647年7月，一支赶着马匹和牛羊等牲畜由32名土尔扈特人和布哈拉人组成的商队前往秋明进行贸易，秋明的屠尔格涅夫将军按照莫斯科的指示拒绝商队进城，建议他们去托波尔斯克，因为只有那里允许同土尔扈特人进行贸易。土尔扈特人三次率商队来到秋明，每次都被迫返回。第四次接近此城后，他们宣称，“若现在还不接待他们的使者进秋明，不让他们自由贸易，则不断交、不打仗是不行的”。[25]由于秋明各阶层都愿意与土尔扈特人进行贸易，屠尔格涅夫将军在1647年7月给西伯利亚当局的呈文中写道：“秋明的斯特列尔人和鞑靼人的首领们、贵族子女们、斯特列尔人的百户长们、哥萨克头目们、立陶宛人和德国人、契尔克斯人、哥萨克的骑兵和步兵、斯特列尔人、游猎的鞑靼军人、驿站的猎人、工商业者以及种地和交地租的农民，在聚会的屋子里不时把呈文交给我———您的仆人，文中恳请皇上关照他们，准许从卡尔梅克兀鲁斯来的贸易使者进秋明，并请准予打破惯例同卡尔梅克人自由贸易，以便他们不致由于没有马匹而最终死亡而不能为沙皇效劳，也使耕农不致因没有马而逃避种地。”[26]半年后，秋明地区恢复了与土尔扈特人的贸易往来。尽管土尔扈特人对俄贸易受到了俄国政府的限制，但是由于贸易的存在对双方都有利，所以在土尔扈特人游牧于伏尔加河时期双方的贸易往来从未中断。 第二，贸易关系受到双方政治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土尔扈特人与俄国的贸易关系受双方政治关系影响很大。俄国在限制土尔扈特人对俄贸易的同时，有时为了获得土尔扈特人的军事支援，往往以宽松的贸易条件作为谈判的筹码。反之，土尔扈特人有时也将俄方给予贸易优惠政策作为出兵助战的前提。17世纪50年代后期，俄国为了防止土尔扈特汗国与波斯王国和克里木汗国结成反俄同盟，积极谋求改善与土尔扈特汗国的关系。书库尔岱青利用这一时机，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扩大贸易地点的要求。1657年，俄国同意了土尔扈特人提出的关于更广泛的贸易地点和更大范围牧场的要求。[27]俄国也主动通过免税等贸易优惠政策争取土尔扈特汗国的政治、军事支持。如1717年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关系恶化，在库班苏丹洗劫俄国奔萨城时，阿玉奇汗拒绝出兵援助俄国，并于同年派遣使团出访波斯。俄国政府为了拉拢土尔扈特人，积极调整了对土尔扈特汗国的贸易政策。1719年2月26日，俄国参议院通知，阿玉奇的商队出售的货物可以免税。[28]俄国贸易政策的调整对双方关系的缓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722年，阿玉奇汗派军队参加了俄国对波斯的远征。 此外，俄国也限制土尔扈特人与俄国的敌人进行贸易。在17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土尔扈特汗国与亚速区关系密切，土尔扈特人经常赶着牛到亚速区进行贸易。1686年顿河哥萨克人抱怨，要不是土尔扈特人这样做，亚速区的居民早就因为饥饿而放弃了要塞。因此俄国沙皇要求阿玉奇禁止土尔扈特人前往亚速区或克里木进行贸易，如果阿玉奇的臣民违背这一命令继续与亚速区或克里木做生意，一旦抓获将被绞死，贸易的货物和携带的钱币会被没收，充到沙皇的国库中去。[29] 三、为俄国军事战役出兵助战获得战利品和报酬 在伏尔加河时期，土尔扈特汗国为俄国军事战役出兵助战，既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也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在书库尔岱青、朋楚克、阿玉奇和敦罗卜旺布时期，由于汗国的实力和自主性较强，出兵助战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时机和规模也具有一定的可选择性，因此，出兵助战通常都可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在敦罗布喇什和渥巴锡时期，由于俄国对其政治控制的加强和汗国实力的衰落，出兵助战丧失了先前的灵活性，渐入被动，成为俄国对土尔扈特汗国的军事任务摊派，给汗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1、书库尔岱青、朋楚克、阿玉奇和敦罗卜旺布时期的出兵助战及其经济收益 土尔扈特汗国的军事力量对俄国影响巨大。“土尔扈特人若是入侵，就能够损害阿斯特拉罕和喀山;俄国若是能争取到土尔扈特人的联盟和中立，则在与顿河区、伏尔加河中游以及乌拉尔区的各游牧民族进行斗争时，就可以利用他们为助手。”[30]因此，俄国尽力争取土尔扈特汗国的军事协助。 早在书库尔岱青执政时期，土尔扈特汗国就开始为俄国军事战役出兵助战，并因此获得战利品和报酬。1661年，俄国遣使与土尔扈特汗国谈判后双方达成了出兵助战协议。该年麦收节后，应俄国要求土尔扈特汗国派兵攻打了克里木一带、亚速区及卡兹叶夫兀鲁斯，并到崇山峻岭中偷盗马匹和抓俘虏。战后书库尔岱青把全部战利品留下来并分给了台吉们。[31] 阿玉奇执政时期，俄国政府多次要求阿玉奇宣誓“毫无异议地接受沙皇赠与的礼品和年俸，每年至少对基麦可人和克里木鞑靼人征伐一次”。[32]阿玉奇也确实多次派兵助战，如1672、1674、1676、1678、1695、1705、1707、1709、1711、1717年，阿玉奇曾多次派军助俄作战。[33]在这些战役中，土尔扈特军队获得了许多战利品和俘虏。如在1711年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事中，土尔扈特军队在击败土耳其与鞑靼人联军的同时获得了许多战利品;再如1717年，阿玉奇汗命其子沙克都尔扎布率兵攻打库班山民，一次性掳走了3万户被称为埃季桑人、埃姆布卢克人和卡赫钦的鞑靼人。[34]在里海东岸、库班和克里木的军事行动中，土尔扈特军队得到了大量俄国物资支援。根据双方1677年的协议，俄国政府允诺阿玉奇和他的台吉们每年领取590卢布的现金。[35]彼得一世因阿玉奇征讨山民有功，曾于1710年下令奖赏他每年俸饷1000卢布、火药30普特(1普特为16. 38公斤)、面粉2000袋以及若干数量的军用子弹。[36]俄国政府严禁各种武器尤其是枪支落入其难以驾驭的邻居手中，如土尔扈特人、巴什基尔人、哈萨克人等。对于土尔扈特人来说，出兵助战可以获得稀有的火药、子弹等现代军事武器，是他们非常乐意的。阿玉奇出于汗国利益的考虑，采取了灵活的、有选择的出兵策略，时而拒绝出兵，时而减少出兵数量。1674年，阿玉奇为了抗议顿河哥萨克对汗国的侵袭，不仅拒绝了俄国政府命其出兵克里木的要求，反而两次洗劫俄国的喀山和奥伦堡，把俘获的俄罗斯人转卖到克里木、高加索和曼格什拉克等地。[37]在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期间，土尔扈特汗国于1677—1683年站在俄国一方，但由于奥斯曼帝国和克里木汗国不断遣使携带大量礼物游说阿玉奇， 1683—1696年阿玉奇保持了中立。在此期间，阿玉奇凭借与莫斯科独特的关系，聚集了巨额财富。[38]1722年夏，彼得一世要求阿玉奇提供一万名骑兵参加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远征，阿玉奇机敏地说道，自己勇敢的骑兵有5000人就能圆满实现彼得一世的目的，从而减少了出兵的数量。[39] 敦罗卜旺布在其执政时期积极参加了1736—1739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并取得了显赫战绩。1736年5月28日，俄国女皇赏赐给敦罗卜旺布和参与战事的其他领主们礼物和现金。1737年3—4月，作为另一次对库班人战役的奖励，敦罗卜旺布自己得到了7730卢布，还有70 120卢布分给了由台吉和卡巴尔达贵族领导的土尔扈特军队。[40]1738年，敦罗卜旺布带领四万土尔扈特军队赴北高加索参战，一半军队由他亲自指挥，另一半军队由他的儿子噶尔丹·诺尔布指挥。因土尔扈特军队屡立战功，俄国决定提高土尔扈特汗的年薪。敦罗卜旺布的俸额由每年500卢布和1000俄石面粉提高到每年3000卢布和2000俄石面粉。同时，俄国政府对敦罗卜旺布的亲属和土尔扈特台吉们也规定了薪饷，每年发给敦罗卜旺布的兄弟博克舍戈300卢布薪金，敦罗卜旺布的儿子噶尔丹·诺尔布300卢布，多尔济·纳扎罗夫和他的子女罗卜藏和巴伊600卢布，切捷尔和他的子女拉班·敦多卜和根格·多尔济300卢布，索洛木·多尔济及其子女200卢布，列克别伊100卢布，敦罗卜旺布的女婿塞尔贝子100卢布，巴图·沙克都尔札波夫100卢布。[41]土尔扈特人所得报酬的多寡，与其军事行动的规模大小和成功与否密切相关。与敦罗卜旺布相比，先汗车凌端多布因对俄国战事协助较少，每年的俸额只有500卢布和1000俄石面粉。 书库尔岱青至敦罗卜旺布时期，为俄国军事行动出兵助战获得战利品和报酬成为土尔扈特人特殊的收入来源。报酬的形式初期包括现金和部分昂贵的布料、皮帽子和外套。到17世纪晚期，报酬大多是现金。大量的现金和昂贵的物品仅仅发给台吉们，参加战役的土尔扈特骑兵通常分到一些伏特加酒和烟草，有时也有少量的布料和现金。[42] 2、敦罗布喇什和渥巴锡时期出兵助战成为汗国的沉重负担 敦罗布喇什时期土尔扈特汗国已渐趋衰落，俄国对土尔扈特骑兵的需求给土尔扈特汗国造成了极大负担。1756年，为了准备与普鲁士作战，俄国政府命令土尔扈特汗国派4000骑兵，每人准备两匹马赴乌克兰，并要求另外储备4000土尔扈特骑兵，一旦接到通知就赶赴战场。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一边召集军队，一边向俄国指出依从俄国命令将使土尔扈特汗国承担巨大的代价和风险。敦罗布喇什非常担心在土尔扈特军队远征时，库班人或哈萨克人可能会袭击土尔扈特兀鲁斯。他提醒俄国政府，土尔扈特汗国即使在阿玉奇统治的繁荣时期，也从未派遣过5000名以上的骑兵远距离作战，而现在贫困的时候，提供8000骑兵会给汗国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43]可见，到敦罗布喇什时期，由于汗国牧场缩小、牲畜减少、经济恶化，已无力承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面对敦罗布喇什的抱怨，俄国政府不得不同意将所需土尔扈特军队减少到5000人。 渥巴锡执政时期，俄国与奥斯曼帝国于1768年再次爆发战争，俄国女皇命令渥巴锡召集两万土尔扈特军队前往亚速海参战，并要求剩下的土尔扈特人参加对库班人的战斗，指示渥巴锡无论如何要歼灭库班人。土尔扈特人对此提出抗议。女皇则辩称，即便只有41 523帐土尔扈特人，每帐只有一人，土尔扈特仍然可以组成一支两万人的军队，留下的人也足够派去攻打库班人。女皇显然没有考虑到土尔扈特人需要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兀鲁斯免受哈萨克人或库班人的袭击。迫于俄国的压力，渥巴锡打算派一万土尔扈特士兵参战。[44]在这场征战中，身为汗国军队最高统帅的渥巴锡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反而遭到俄国德·麦德姆将军的训斥。渥巴锡深受委屈，率军撤离了高加索前线。[45]正拼命扩张的俄国需要更多的土尔扈特军队参与新的战争，需要土尔扈特骑兵去镇压无法忍受沉重税赋而起义的农民;去控制信仰方面的异己者，如平定信仰伊斯兰教的巴什基尔人的叛乱;去遏制不安定的其他周边游牧民族;去参加欧洲的战争。[46]然而土尔扈特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已无法满足俄国的频繁征兵。17世纪末，在土尔扈特汗国达到其顶峰时，包括阿玉奇汗的臣属诺盖人在内，土尔扈特人总共有7万帐。到18世纪60年代，土尔扈特人仅有41 523帐。[47]俄国对土尔扈特骑兵的需求不断增长，甚至不顾土尔扈特兀鲁斯的自身安全强迫其远距离征战，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沉重负担。 总之，出兵助战并获得报酬是一种畸形的交换关系。起初土尔扈特汗国自主权较大，有时同意参战，有时拒绝参战，依靠当时的具体情形而定。经过审时度势，出兵一般都能够胜利而归，并获得丰厚的战利品、俘虏和奖赏，增加了汗国的收入。阿玉奇辞世后，汗国内部为争夺汗位发生内讧，俄国有机可乘，加强了对汗国的控制，出兵助战逐渐成为土尔扈特汗国对俄必不可少的义务。土尔扈特汗国对于是否派兵参战没有了选择权力，只要俄国要求就必须出兵，往往一年出兵数次，有时伤亡非常惨重，而每次征战后所获俄国的奖赏、战利品和俘虏相比之下成为微不足道的收益。 四、突袭其他民族和控制贸易路线的收入 1、突袭定居民和其他游牧民族 突袭定居民和其他游牧民族也是土尔扈特人增加财富的一种方式。在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和阿玉奇执政时期，土尔扈特人经常袭击俄国人定居点和其他游牧民族。土尔扈特人的突袭既针对他们的定居邻居，如俄国农民、巴什基尔人和顿河哥萨克人，也针对他们的游牧邻居，如库班人、诺盖人、克里木鞑靼人和哈萨克人。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土尔扈特人接连不断地袭击乌发、喀山、萨玛拉等地的俄国人村庄和巴什基尔人村庄，以及萨拉托夫、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一带。[48]1670年，土尔扈特人与巴什基尔人联合袭击了喀山。1680年，阿玉奇和杜尔伯特台吉索诺木策凌一起，同克里木和亚速地区的贵族们共同进攻了俄国的平扎，与此同时，土尔扈特的台吉们还袭击了顿河、伏尔加河以及雅依克河一带的俄国居民点。[49]这些袭击活动有时也有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它的经济意义。突袭可以获得丰厚的财物，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1721年10月，在对顿河边一个小哥萨克定居点的袭击中， 26个土尔扈特人俘获了30匹马。当他们渡过伏尔加河后，遇见了另外10个土尔扈特人，他们正驱赶着一群从哥萨克人那里偷来的马。在17世纪末，每匹马售价3—10卢布，在18世纪前25年，每匹马售价5—11卢布。偷来的马价钱要低一些，每匹售价约为4—6卢布。假如此次偷来的哥萨克马以每匹5卢布出售，这次袭击的总收入可达150卢布，每人约可分得6卢布，相当于俄国政府整个季度的军事行动所能付给每个土尔扈特骑兵报酬的两倍。[50]上述事例是一次小规模突袭的生动写照，大规模的突袭包括一百到三百名骑兵，通常会赶回至少几百匹马和十几到几十个俘虏。17世纪末，在希瓦奴隶市场，俘虏的售价为每人40—50卢布。相对于1677年俄国政府给阿玉奇和他的台吉们的年金而言，一次大规模突袭的收益至少是其2倍。[51] 2、控制贸易路线 控制贸易路线也给土尔扈特人带来了大量收入。土尔扈特人沿着连接阿斯特拉罕和科扎(khiza)、特尔斯克(tersk)的贸易路线的活动，对俄国与中亚、印度、波斯之间的贸易影响重大。对通过这一地区的商队而言，土尔扈特人的保护必不可少，商人经常为了保证车队的安全通行而向土尔扈特人支付高昂的过境费用。如果在一段时期内商人拒绝支付过境费或者降低过境费的数额，沿途来自土尔扈特人的袭击就会增多，俄国与这些地区的贸易便会受到严重干扰。据俄国参议院1726年的报告，土尔扈特多尔济纳扎尔和罗卜藏台吉在1717—1726年因保护小型商队而收到的货物就价值60万卢布。[52]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地区西临亚速海和黑海，东南是里海，是俄国商人前往中亚和南亚的陆上要道，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土尔扈特人也利用这一地理条件聚集财富。 五、捕鱼业对经济的补充 汗国内讧和伏尔加河流域移民以及定居点的增多导致土尔扈特人传统游牧经济日趋衰落，许多牧民被迫放弃传统游牧业，到其他行业谋生，比如渔业、盐业和农业。可以肯定的是，土尔扈特人更乐于从事他们习惯的传统游牧经济，没有人自愿从事捕鱼而不放牧或兼顾两种行为，但贫困迫使土尔扈特人不得不从事捕鱼等其他非游牧行业。[53]到18世纪时，捕鱼对土尔扈特贫民维持生计已十分重要。然而，由于俄国人口和工业在伏尔加河地区快速增长，在捕鱼权上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政府之间不断发生争执。1734年，车凌端多布因俄国不许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捕鱼一事同俄国当局进行交涉。在车凌端多布的坚持下，俄国外交委员会不得不允许他们在以前游牧过和捕过鱼的地方进行捕鱼。[54]18世纪40年代，多达一万帐土尔扈特人被列为贫困，也就是说这些家庭没有畜群或畜群数量不足以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土尔扈特贫困人口不得不兼营捕鱼以补充收入。然而，俄国政府刻意维护其在捕鱼方面的特权，规定土尔扈特人只能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捕鱼，并且不能向任何人出售他们捕到的鱼。这种限制引起了土尔扈特人的强烈反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塔吉舍夫省长建议通过雇用土尔扈特劳动力到俄国捕鱼队中工作来缓解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在捕鱼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据统计，1742年，有6400帐没有其他谋生方式的土尔扈特人受雇在俄国捕鱼场做工。[55]游牧的土尔扈特人进入捕鱼行业是不得已而为之。 六、俄国钱币的流入及使用 17世纪和18世纪初期，俄国钱币主要集中在土尔扈特上层贵族手中。到18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俄国钱币已经出现在土尔扈特社会各个阶层中。[56]俄国钱币流入土尔扈特汗国的渠道主要有三种：一是俄国政府因土尔扈特汗国出兵助战，支付给汗和台吉的酬金、奖金等;二是土尔扈特人在俄国市场上出售牲畜所得钱币;三是土尔扈特人到俄国渔场、盐场等地做工所得工资。到18世纪中期，俄国钱币已经在土尔扈特人中广泛使用。在《敦罗布喇什补充法规》中，对于大台吉的处罚除了包括一定数量的牲畜外，还包括部分现金。土尔扈特人手中的俄国钱币主要用于购买俄国商品或劳务。例如土尔扈特人在渡过伏尔加河时往往需要俄国船只的帮助，“渡一峰骆驼支付给俄国人10戈比，马6戈比，牛5—7戈比，羊2—3戈比”。[57]土尔扈特人东归后还拥有许多俄国金币、银币、铜钱等，在其与清政府交换羊、牛等牲畜时也曾支付俄国钱币。据清朝官员舒赫德奏称，当时看管渥巴锡等游牧的大臣、侍卫等官员，以牲畜同土尔扈特人交易，“共换获金币十一个、银币四百三十九个、铜钱七十个”。[58]俄国钱币在土尔扈特社会中的广泛使用表明，后期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经济交往的程度逐渐加深。 结语 纵观140余年来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地区的经济状况，其经济生活经历了两大时期：和鄂尔勒克至阿玉奇统治时期，土尔扈特经济处于上升期;车凌端多布至渥巴锡统治时期，土尔扈特经济逐渐衰落。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不满是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原因之一。由于汗国内讧、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地区的移民，土尔扈特汗国牧场范围萎缩、畜群数量减少，传统的游牧经济由盛而衰，人民生活日益贫困。1744年，根据土尔扈特人自己的描述，大约一万帐土尔扈特人被列为贫困。敦罗布喇什称，那些贫困的土尔扈特人是逐渐增多的对外袭击和掠夺的主要责任人。[59]贫困迫使一些土尔扈特人出售他们的孩子，很多成年人靠捕鱼谋生，甚至逃往俄国城镇寻找更好的生活。1756年，为了说明土尔扈特人的贫困程度，敦罗布喇什指出，在富裕的时候，土尔扈特喇嘛首领拥有3000到4000帐沙比纳尔，但此时只有1040帐。[60]大宰桑策伯克多尔济在鼓动土尔扈特人东归时，曾对扎尔固说：“看看你们的权力在各个方面是怎样被限制的。俄国官员虐待你们，想把你们变成农民。雅依克河和伏尔加河两岸布满了哥萨克定居点。在你们大草原的北部边界住着德国人。不久，顿河、捷列克河和库马河也将迁来移民， 你们将被推到无水的大草原，你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你们的牲畜———将会消亡。渥巴锡的儿子已经被命令送去做人质，贵族中三百名子弟也被要求住在俄国首都。你们现在可以看看你们的处境，将来你们将面对两种选择，要么背负起奴隶的枷锁，要么离开俄国结束你们所有的不幸。达赖喇嘛亲自选择了两个年份，这期间可以动身前往准噶尔。这两年已经到来，因此你们现在的选择将决定你们的未来。”[61]一百多年来，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流域逐步走向富强，又从富强走向衰落。不甘心面对这种处境的土尔扈特人决心离开那里，寻找新的生活。在进入伊犁河谷时，他们向清朝地方当局递交的呈文中写道，他们是“迫于困苦的生活条件和半饥不饱的生存环境而离开俄国的”。[62]促使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状况的恶化是其中之一。 [1] 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时期共传八位首领，这八位首领及其执政时期分别为：和鄂尔勒克(1629—1644)、书库尔岱青(1644—1661)、朋楚克(1661—1670)、阿玉奇(1670—1724)、车凌端多布(1724—1735)、敦罗卜旺布(1735—1741)、敦罗布喇什(1741—1761)、渥巴锡(1761—1775)。 [2]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7。 [3]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p. 17-18。 [4]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3。 [5] 参见[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6]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4。 [7] 参见[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第120页。 [8] 参见[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第119页。 [9] 参见[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第121页。 [10]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3。 [11]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33。 [12] 苏联科学院等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莫斯科1967年版，第202页。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3] 苏联科学院等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02页。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166页。 [14] 参见苏联科学院等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97页。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164页。 [15]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165页。 [16]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27。 [17]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4。 [18]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5。 [19]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8。 [20]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7。 [21] 参见苏联科学院等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90页。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53页。 [22]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7。 [23]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53页。 [24]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53页。 [25] [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4页。 [26] [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4页。 [27]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93。 [28]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7。 [29]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123。 [30] [法]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1页。 [31] 参见[苏]H·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32] [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第66页。 [33]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242—248页。 [34] 参见[苏]诺夫列托夫：《卡尔梅克人》，第10页。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92页。 [35]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9。 [36] 参见[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第73页。 [37]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93页。 [38] 参见[日]宫脇淳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39] 参见[日]宫脇淳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第192页。 [40]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07。 [41] 参见[苏]H·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42页。 [42]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9。 [43]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23。 [44]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28。 [45] 参见[苏]H·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66页。 [46]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22。 [47]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33。 [48] 参见[苏]H·帕里莫夫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第14页。 [49] 参见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75、80页。 [50]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30—31。 [51]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31。 [52]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9—30。 [53]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32。 [54] 参见《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165页，转引自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126页。 [55]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15。 [56]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6。 [57] 参见[德]P·S·帕拉斯著，邵建东、刘迎胜译：《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第127页。 [58] 王熹：《清代中期的土尔扈特贸易》，《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59]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21。 [60]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24。 [61] 参见Michael K hodarkovsky， 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 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 -1771， p230。 [62] [苏]奇木德道尔吉耶夫：《1771年的“土尔扈特人东归”》，《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金轲， 1977年生，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王希隆， 1951年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3月第20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