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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31—34页 作者简介：曹晋（1936—），男，汉族，内蒙古察右后旗人，出版编辑，编著过《绥东抗战》、《战斗在绥东》等书。察右后旗档案局，内蒙古 白音察干 012400 摘要: 察哈尔林丹汗联明反后金失败后，其子孔果尔额哲携玉玺降清，被封为亲王，安置于辽东义州边外。 康熙十四年（1675）林丹汗之孙、孔果尔额哲之侄乘“三藩之乱”，举兵叛清亦失败身亡，清收回其牧地，余众被迁宣化、大同边外，并将厄鲁特、巴尔虎等归顺清朝之官兵充实到察哈尔，编为察哈尔八旗，分左、右两翼各四旗。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右翼四旗由察哈尔省划归绥远省管辖，始称绥东四旗。绥东四旗牧民的牧业生产遭到破坏，牧民生活变得穷困潦倒。 关键词：察右四旗；绥东四旗；牧业生产；牧民生活 本文所说的绥东四旗， 是指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由察哈尔省划归绥远省管辖的察哈尔正黄旗、察哈尔正红旗、察哈尔镶红旗和察哈尔镶蓝旗。 这四旗自划归绥远省后，便称其为绥东四旗。 绥东四旗经历了 18 个年头后，为了解决“农牧插花 ，蒙汉杂居 ， 一地两属 ，不便领导 ” 问题， 经中央批准， 内蒙古自治区于 1954 年撤销绥东四旗与陶林县建制，改划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至今，这三旗现属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管辖。 林丹汗①是察哈尔蒙古部的大汗，蒙古最后一任大汗， 他的全名叫林丹巴图尔， 蒙古语称“立格登可汗”，其汗号是 “呼图克图汗 ”，明史上音译为 “虎墩兔汗”。 他于 1604 年 13 岁时继承汗位，颇有雄心大志，力图继承祖辈遗志，统一蒙古诸部。 然而，他毕竟年幼，于是在长辈的指引下，一面学习文武知识，一面养精蓄锐，等待时机。 待到兵马强盛时便积极抗击后金，为明屏蔽。 崇祯七年（1634）后金日渐强盛，林丹汗战败西行， 病死于青海草原。 其子孔果尔额哲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安置于义州边外。 康熙十四年（1675），林丹汗之孙 、孔果尔额哲之侄布尔尼乘“三藩之乱 ”②举兵叛清失败身亡。 后金收其牧地，余众被迁宣化、大同边外，并从新疆、青海、东北等地征集大批蒙古军充实了察哈尔， 整编为察哈尔八旗，隶察哈尔都统管辖，且由外藩变为内属，也就是由扎萨克旗变为总管游牧旗。 察哈尔八旗分左、右两翼各四旗，本文只讲右翼四旗。 察哈尔右翼四旗自东至西为正黄旗、 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 其中正黄旗辖佐（苏木）十八又半，为察哈尔上三旗③之一（另两旗在左翼四旗），其余三旗各辖佐（苏木）十二又半，为察哈尔下五旗之三。 每旗分设总管、参领、副参领、佐领、骁骑校、护军校等官员。 该四旗驻牧于宣化、大同边外后，再未移牧。 久而久之，兵丁逐渐成家立业，转变为亦军亦民。 该军任务：一是军事训练，防御外患；一是组织生产，解决生活所需。 所以，既是军队编制，又是生产组织。 平时生产，战时从征。 男性享有军饷银两，坐等战事召唤，不多参加劳动。 妇女操持家务，组织生产，劳动负担较重。 当初的大同边外 （察哈尔右翼四旗地域），人烟稀少，地域辽阔，水草丰盛，牧业兴旺。 蒙古族牧民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过着游牧生活。然而，从清末民初开始，察哈尔右翼牧业破产，经济衰落，人丁下降，牲畜减少，广大牧民生活穷困潦倒。 直至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 牧业生产才逐渐恢复与发展起来。 那么，民国间，四旗的牧业生产何以会由繁荣走向破产呢？ 一 庚子赔款的影响 1900 年，英、法、美、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 年，软弱无能的清廷与其签订了《辛丑条约》。 强迫中国“赔偿”各国军费银四亿五千万两。 清廷令察哈尔右翼四旗赔款如下：正黄旗从头苏木和十五苏木拨出土地 500 顷，正红旗从全旗官兵两年饷银中拿出 1500 两， 镶红旗由五苏木（岱海滩）划出土地 250 顷，分别交给当地天主教堂，作为向列强的赔偿。 洋教堂得到土地和银两后，更加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霸占蒙民的土地和产业。 他们明买一亩地，实霸二亩余，并可随意到蒙民家中调查义和团成员，一经发现，即行拷打，因此年轻人大都外逃躲藏。 二 清末的“移民实边”新政 1902 年， 清廷在蒙旗地区推行了 “移民实边” 新政。 其目的除加强其对蒙古民族的统治外，在经济上进行了大量的掠夺。 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圈垦蒙旗牧场，勘丈农田，并在放垦地区增设厅县政权。 很早以前， 内地破产汉农就开始向蒙旗流入。 鸦片战争（1840—1842）后，内地农民生活日渐危机，不少人便向蒙旗迁徙。 当时清廷虽有明令禁垦牧场，然而，民不从令，私行垦牧，无人过问，既成事实，只好默认。 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英等帝国主义势力逐渐侵入内蒙古。 由于列强对我边疆地区侵略活动加剧， 清朝不少官吏提出了加强边防（即实边）的建议。 同时由于清廷屈从列强，投降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赔偿列强银两，使其经济入不敷出，赤字累累。 为了支撑命运垂危的王朝，千方百计寻求生财之道，有的封疆大吏便在蒙旗土地上打主意。 1901 年，山西巡抚岑春煊两次奏请 “筹议开垦蒙地”，岑在奏折中说：“……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旷衍，甲于朔陲。 ……以各旗幅员之计，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 ”“垦务则朝出一令，暮入千金。 ”正是这个主意使清廷决定在蒙古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新政。 同时，清廷委任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 于是，贻谷奉旨到蒙旗（包括察哈尔右翼四旗）放垦牧地。 据雍正二年（1724）理藩院为知会事都统弘升奏称 “臣弘升等丈量得察哈尔右翼四旗地亩共计二万九千七百零九顷二十五亩”。 贻谷奉旨垦牧，引起蒙旗人民之强烈反抗。 正红旗十二苏木章盖乌尔图那生，为反抗垦牧，率众用马棒打破贻谷帽顶。 贻谷上奏光绪皇帝，将该章盖处以40 天撤职之罪。 从此，门户大开，垦牧更甚，蒙旗牧业逐渐衰落。 三 哄骗蒙民，骗取银两 由于清末推行“移民实边”新政，四旗蒙民深感牧场缩小，招致牲畜减少，生活无着，纷纷要求摊款买地。 正黄旗在巴拉古苏木购买土地，扩大牧场。 十二苏木（现察右后旗乌兰哈达一带）出银 1500 两， 其余十七个半苏木出银 1500 两，共计 3000 两交给贻谷买十二苏木一带之土地，作为全旗牧地。 贻谷部下哄骗蒙民，未开纸据，持银而走。 到民国八年（1919）国民党政府垦务局不予承认，强制放垦。 正红旗巴拉古④苏木怕将牧场开完， 牧民出银 2000 两购买灰腾梁以北之牧场。 镶红旗巴拉古两个苏木出银 2000 两买了灰腾梁北部三个苏鲁克以北的牧场。 镶蓝旗巴拉古两个苏木出银 2000 两买了三个苏鲁克西北之牧地， 均因无地契于民国八至九年被垦务局强制放垦。 使四旗蒙民受到莫大打击，前进不得，后退无路，牧业破产，经济衰落。 自清末到解放，仅 40 多年的时间，四旗牧业下降速度惊人，牛羊损失 40％以上，马匹损失 80％以上。 四 民国年间，北洋军阀建立垦务局，勾结民族上层大放蒙地， 使四旗耕地由南向北逐步扩展 民国四年（1915）二次放地，民国六年清丈余地，民国九年已垦至灰腾梁以北，民国十四年清丈四旗巴拉古土地，使蒙民牧场更加缩小，牲畜更加减少。 甚至将不能开垦的山川废地归属蒙旗，万顷草原变成了县属农田。 另外， 放地奸商勾结蒙古上层于民国十二年大量开垦牧场。 正红旗的红旗庙一带以张万武为首的大地主勾结蒙古上层图章盖在马莲滩 及五、六、七苏木南部大量开垦牧场。 钧特拉滩的大地主高玺、三大头、鸿吉生也勾结蒙古上层在巴拉古大量放垦牧地。 五 民国初年，土匪甚多，蒙民遭匪抢劫，损失惨重 仅以正红旗七苏木红旗庙村为例。匪首芦占魁率大股土匪两次抢劫，将牧民的牲畜、财物、衣服、金银财宝乃至妇女的头饰抢走。 以后，李守信、苏美龙、鄂友山、刘党治、李三角等大小股土匪抢劫财物、牲畜不计其数，致使有的蒙民无衣遮体。 正黄旗十二苏木阿木巴雅尔就被国民党匪军赶走千余绵羊。 十三苏木旺吉拉宝等五六户蒙民被土匪赶走 500 多匹马。 匪军李守信将正红旗巴拉古苏木的 470 余匹马全数赶走。日伪时期， 向四旗要官马 580 匹， 摊给各旗数为：正黄旗 380 匹；正红旗 100 匹；镶蓝、镶红两旗 100 匹。 六 奸商盘剥 牧区距城镇较远，交通不便，受奸商盘剥十分严重。 他们虽是汉人，也穿马蹄袖长袍，戴四开气圆帽，骑着大走马，手拿鼻烟壶，自带吃肉小刀，进门用蒙语交流。 然后，将其所带商品赊销给蒙民，并施细小恩惠笼络牧民。 于是蒙民争相抢购，谁知一赊之后，永远还不清债务。 年年用牲畜皮毛偿还旧账，而新欠又已上账。 过上一年半载，奸商拿着点心、绸缎、袍料等礼物上门吃肉喝酒，乘牧民酒醉之时，慌忙结账，成倍地多要牛羊或畜产品。 奸商收受皮毛时，往往以多报少，以优说次，欺骗牧民。 七 愚民政策的实施和疾病蔓延使蒙族人口大幅度下降 清廷对蒙古族实行了愚民政策， 提倡信仰喇嘛教，每户必有一二男性当喇嘛，该教规定喇嘛不能娶妻。 因此，不婚男子大增，人口自然下降。 再加上牧区条件差，卫生状况不好，疾病尤其是霉毒病蔓延，人口急聚下降。清初四旗人口约 在 23100 人 左 右 ， 到 1930 年 前 后 减 少 到11528 人 ， 减少幅度达 50％ ， 到 1935 年又降到9800 人左右 。 正红旗豪赖沟一带 ，光绪末年有蒙民 170 余户，到民国十六年（1927）因传染病 根绝了 20 多户，到解放时仅留 10 户，其中 5 户还是外村迁来的。 红旗庙清末全村 22 户，三十年后，因霉毒病有 11 户根绝，牧业也随人口下降而萎缩。 八 日伪统治期间， 成立了巴彦塔拉盟公署，绥东四旗五县皆属该盟管辖 达密凌苏龙的旧武装改编为伪蒙古军第七师，为补充兵员，在牧民中强迫征兵，大部青年被征入伍。 1942 年，日寇又将正黄旗佑安寺的青年喇嘛用载重汽车拉走充军。 1944 年还将四旗的保安队改编为“防卫师”。 至此，四旗青年几乎全部充军，甚至四五十岁的人也当了兵。 四旗经长期战争至日冠投降，充军的死伤甚重。 这也是四旗人口下降的一大原因。 以上肤浅地分折了从清朝末期到民国期间察哈尔右翼四旗畜牧业破产的主要原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四旗由察哈尔省划归绥远省管辖，随之，察哈尔西四旗因归属变动，正式成为绥远省东四旗，简称绥东四旗。 绥东四旗于 1948 年秋季相继解放。 1949 年 3 月 15 日成立了绥东四旗蒙旗办事处。 1950 年 2 月，根据工作需要，本着精简原则，撤销绥东四旗蒙旗办事处，改建为中心旗制。 以正红旗为中心旗，镶蓝、镶红两旗合署办公，改称镶蓝镶红联合旗。中心旗除处理本旗政务外， 还领导正黄旗与联合旗。 到 1954 年 3 月，结束绥东旗县并存时，撤销了中心旗与陶林县建制， 改划为察哈尔右翼前、中、后三旗。 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 1949 年新政权建立后， 剿灭流散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发放农牧贷款，颁布垦牧禁令。 领导广大牧民修棚搭圈，兴修水利，奖励打狼， 防治畜疫。 不但迅速扭转了牲畜下降的局面，而且使牲畜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1949 年四旗牲畜总头数为 301516 头 （只）， 其中大畜84946 头（匹）。 到 1956 年，察右前、中、后三旗牲畜总头数发 展到 830823 头 （只 ）， 其 中 大 畜163237 头（匹）。 七年间增加了 36％，其中大畜增长 52％。 随着生产的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积极防治疾病，蒙族人口增长很快。 以察右后旗为例，1949 年（正红旗、正黄旗部分辖区）为 1644人，1956 年增加到 3135 人。 到 1982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达到 8792 人。 解放后的三十四年里增长了五倍多。 注释： ①林丹汗（1592—1634），林丹（立克登）是人名，汗是古代蒙古族最高统治者的官职名称。 ②三藩之乱：清初吴三桂、尚之喜、耿精忠发动的武装叛乱。 该三人之先辈原为明将。 降清后，以镇压抗清人民有功，清廷封分吴为平西王，守云南；尚为平南王，守广东；耿为靖南王。 不久其子继茂袭爵，守福建，称为“三藩”。 后来他们拥兵割据，权势渐大。 清廷为了加强集权，于 1673 年下令撤藩。吴、尚、耿相继叛乱，史称“三藩之乱”，到 1681 年被清平定。 ③上三旗，下五旗：清初，察哈尔八旗以所辖“佐领”多寡而分。 上旗辖佐十八又半；下旗辖佐十二又半。 ④巴拉古：是“巴尔虎”的转音。 参考文献： ［1］黄时鉴，特布信，郝维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J］.内蒙古大学学报，1961，（2）. ［2］黄时鉴.论清末清政府对内蒙古的“移民实边”政策［J］.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2）. ［3］绥东中心旗旗委统战部.绥东四旗简史概要［M］.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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