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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共设有5个围场，位于塞外的4个，即木兰、盛京、吉林和黑龙江围场。清廷在这些围场实行的是一种军事化的行政管理，是针对动植物资源所采取的特殊的管理模式。近些年，钮仲勋、浦汉昕和崔海亭等对木兰围场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破坏做过深入研究，[1]然侧重点各异，很多方面仍有继续深化的余地，且均没有涉及其余几个围场。本文试就清廷对塞外几个围场的资源管理问题做简单探析，求教方家。 一、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 塞外围场既然是皇家的禁苑，皇室为持续有效利用其中资源，设置专门机构、实行军事化行政管理和采取一套适宜牲兽繁衍和草场、树木得以保护的经营管理模式。比如盛京将军管辖的盛京围场辖设“围场处”，专门管理行围捕牲、看管围场、处理偷牲伐树事件。 围场处特别强调对盛京105围[①]以“年”为周期、约占60%的轮转捕猎，也即史籍所记载的“按年轮转捕猎”，二年1次，每次捕猎围数为63围，每次只准捕杀鹿羔60只，[ 2]（卷4，卷5）且在每年芒种节气之前进行。[②]同时，也按季节节气为时段，设置专人加以管理。具体职责和办法：清明节前，因天气干燥，草场林地容易发生火灾，就派官兵前往围场撩火。[③]立夏前，天气宜人，派兵出边演围，也沿围场巡逻。立秋前，派兵更换回立夏前进围演练的官兵。白露节气前，派兵驻扎柳河身，稽查捕鲜官兵，不准越界捕打牲兽。寒露前，委派官兵看守围叚草木。冬围开始之前，再派官兵前往围场修理桥梁道路，以给前往围场举行冬围的车辆人马提供交通方便。小雪到来前，由围长、翼长带兵领纛打围。[ 3]（卷5） 上述围场处的职责中列出的“稽查捕鲜官兵，不准越界捕打牲兽”条例，与105围中的鲜围围场有关。前文已述，鲜围是盛京围场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不仅是八旗军士射猎和军事演练场所，为了“操演技艺”，同时承担捕晒干鹿肉的任务。关于“操演技艺”这一点，道光帝在有关围场的谕令中不止一次提到。如道光七年（1827）二月上谕有：“盛京吉林围场，每年猎杀牲兽，原为我满洲官兵操演技艺而设”。[ 4]（卷114，p915）十九年又谕：“盛京行围，原为满洲操演技艺而设。” [ 5]（卷709，p824）由于鲜围的重要程度，围场处派专人稽查捕鲜人员，不得越界阑入非规定的鲜围围场捕获牲兽，以免因牲兽数量减少而影响八旗兵以射猎为形式的军事演练。 围场处还承担着为北京皇宫准备贡品的捕牲任务，限定有明确的围场，规定有捕获时间。贡例一般分初次鲜、二次鲜和三次鲜3种，以及一、二、三、四次鹿差4种情况进行，每次需要的量都比较大。比如：初次鲜，定于每年农历8月在鲜围捕获，进贡以鲜鹿尾、鹿舌、鹿肋条、鹿肠为主，[④]还有晾晒的风干鹿肉，以及备办的冬鸭等。举行冬围的年份，4次鹿差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冬围时，除了进贡二、三次鲜，常规例行的一、二、三、四次鹿差不能免，且非新鲜的鹿尾、鹿舌等项的进贡数量有所增加，鲜鹿肉项的进贡有所减少。若不举行冬围，上述贡品也就停贡。所进贡的物品，除了鹿类系列，如鹿肉、鹿尾、鹿肋条、鹿五脏等外，还有麅子、麞子、野鸡类和鱼类等。 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有些进贡物品的数量有所减少，明确规定“按朱批改减的数”呈进，[ 6]（卷4）并为定例。咸同以后，因贡品常常不能如数，时常减少或者停办，至光绪初年，定制几成空文一纸。当然，为了保证京城庙坛祭祀活动所需，经盛京将军增祺奏准，把东流水围场中大荒沟卡伦所管辖11围中的付力哈色钦围（“付”也写作“伏”），圈定为养贡鹿的饲养场，这一围场占地约34470亩。这样虽然保证每年能够进贡鹿类物品，但围场骑射演武的军事功能已经荡然无存，“围场”仅仅成为清廷“养贡鹿的官山地”了。[ 7]（p275） 由于塞外盛京和塞内北京有明显的气候差别，在保证进贡鹿羔的喂养、肉类储存和运输时间方面，也有一套办法。如前所述，围场处的演围官兵每二年1次的捕鲜活动，于农历4月间进行，是时，草木已经泛绿茂盛，也不影响鹿只生长。只是因受气候影响，捕获物不能立刻送达北京城，于是规定将捕获鹿羔先由盛京地方喂养，鹿肉等物晾晒风干，待农历10月份天气凉爽时才运送北京。[ 8]（卷4）可见，围场处管辖下的所有围场轮番捕获与按节令捕杀，体现了适宜和有利于牲兽繁衍生长的游牧经济驯养方式，客观上保护了动物持续繁衍生息。 设置专门机构也显示了清廷对围场资源“物诫尽取”的保护意识。其它围场的日常管理中，为保证鹿只存量和孳息生长，猎鹿也注意物候时节，做到获取有时禁。因为鹿求偶交配和生育繁衍一般在秋分前后，秋分前牝牡各自为群，中秋后则牝分群而求牡。[9]（卷48）按照鹿的这一习性，木兰围场行围获鹿的时间就规定在秋分后，也就是自农历八月十六日后的20天进行。当然，一旦遇到闰月时令转迁，也会因“鹿皆疲瘦而母鹿也皆胎孕”等情形，奏请停围。[ 10]（卷48） 行围狩猎时，坚决不能将围内牲兽一“围”打尽，以留待来年繁衍。如按照木兰围场的行围规制，每次行围时，都要在合围处设置幔城，也称为看城。合围狩猎前，皇帝先要登上看城检阅。此时，皇帝除了检阅军士围猎仪式和队形外，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检查被围于场中的牲兽数量和种类，然后做出几个决定。一般情况下，首先命令官兵追射逃出围外的牲兽，然后再看围中是否圈进熊、虎等大型猛兽，若有，皇帝必定策马射杀，同时令虎枪营官兵掩杀。最重要的是在检阅时，如果皇帝发现围内以麋鹿为主的牲兽数量太多，就会下令官兵撤开一面布防，放出一些，以减少捕杀。[⑤]从今天保护动物视角看，这一做法当是最值得肯定的。 当然，有关这样的行为和意识在清代皇帝的文学诗歌中也有强烈的反映，乾隆帝在《于木兰作》、《放鹿》、《放鹿行》等诗中，不止一次表达了永续利用动植物的思想。如“以故百物滋，取丰留尚富”；“于物诫尽取，多或弃无用”；“麀鹿逾常伙，开围任赴榛，聊因学宣牧，匪欲博汤仁。……宁辽待取报，明岁猎牲牲”；“物亦命也戒尽殛，取之无厌理则那。传宣开围任逸避，……蓄养外囿斯深意”。[ 11]（《于木兰作》碑），（卷47）可见，清廷有着保护围场内牲兽总量和百物滋繁的目的。当然，最直接的还在于以免过量猎杀雌性牲兽而导致动物锐减，不利于牲兽繁殖和永续利用。 二、设官建制，奖惩分明 清廷在围场设官建制、实施严密军事化管理的办法，与围场动植物资源由丰渐减和管理无力、漏洞百出有着密切关系，且自康雍至嘉道年间得以不断完善。康雍时期，处于管理办法的初创时期，皇帝意旨主要体现在对管理护卫围场有功者的表彰。康熙帝对行围射猎就关注有加，不断建围于蒙古王公地中，且每年出口行围，壮军整纪，加恩蒙古，设置卡伦，成为定例。在盛京围场就率先置围场协领、坐办围场事务协领、翼长佐领等官佐僚属32名，六品顶戴5名、八旗传达兵丁200名。还不包括在12处卡伦各设的官1人、兵20人。巡查时，又另派官24人，兵480人。[ 12]（卷5） 在吉林围场也设有“荒营”，作为吉林将军的衙署，主管围场事务。荒营以下设行走章京掌管围务档案，还有领催外郎5人，向导兵10人。按月在行走官员内派官1人，率领兵丁入山巡视卡伦。[ 13]（卷51） 清廷对木兰围场的保护和管理更重视，设置的管理职官和品阶也较高，有总管、翼长、防御、骁骑校等职。康熙四十五年（1706），设总管1人，正四品；防御或章京8人，皆正六品。[ 14]（卷543，p28）下置满蒙八旗兵110名，卡伦40处。各有地界，分司稽察。[ 15]（卷46）值得一提的是位于木兰围场西部的察哈尔八旗蒙古，一直承袭护卫围场的职责，围场内的捕盗官就是从察哈尔八旗蒙古中选派。[ 16]（p1539）另外，喀喇沁、翁牛特两部的王公们都承担着管理围场的重要职责。[ 17]（第159、161号，全宗号1） 乾隆时期，伴随木兰围场周边移民人口增多，对围场的私垦、偷猎现象渐多，[⑥]清廷对围场管理更加重视，以建官增人实现维护管理围场的目的。乾隆六年（1741）除去原本设有的巡防围场蒙古官兵不计外，仅满人侍卫官员就有225人。[ 18]（卷149，p1141）十四年（1749），围场总管划归理藩院辖属。不久，升为三品，防御为五品。并于左、右翼各增设翼长1人，每旗增设骁骑校1人，驻防兵丁增至800余名，卡伦增至58处。[ 19]（卷543，p28） 嘉庆七年（1802）秋猎，皇帝觉察昔日孳生繁富的木兰塞上神皋，已是“鹿只等项已觉稀少”。为杜绝“偷窃情弊”，于九年“特设围场副都统，严厉章程，专职稽查”。[ 20]（p351）其下各有分层，最低的是“马甲”。十八年（1813）六月，又增添卡伦20处，兵150名，驻防官兵达到1000人。同时增加每年稽查次数。 道光八年（1828），由于盛京、吉林围场私入围偷牲伐木严重，又在康雍时期定制的基础上，于二道沟、康家口子、锡伯霍落地方，添设卡伦3处，增至14处。[ 21]（卷774，p501）黑龙江围场共设卡座40处，派遣索伦、蒙古兵丁看守。[ 22]（卷26） 光绪四年（1878），盛京围场的所属的海龙20鲜围开放垦殖后，为保住东、西流水围场未开垦地方，又增设总管1员，专管四季巡围、缉捕盗贼，并督催海龙厅征收等事。同时，又设佐领2员，按月巡围，培筑封堆，分管界段，催收课赋。又设防御、骁骑校等员9人，以便加强对围场的管理和看护。[ 23]（卷8） 在设置管理机构和增扩管理人员的同时，清廷还对围场管理者制定了明确的奖惩规定。尤其对守围官兵监守自盗、内外勾结等不法现象实施惩戒。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木兰围场西缘的沙冈围场内，就发生过私闯围场之人搭筑窝棚和擅割芦苇事件。究其原因，均因为翁牛特郡王旗下的驻哨蒙古章京、披甲等管理者徇情枉法、措施不严所致。[ 24]（p1135~1136）雍正四年（1726），盛京围场一名叫诺果的看守官员就私收银两，擅放人员进围射猎，被拿获。[ 25]（p1293）清廷禁苑不允许此类事件屡次发生，于是，自乾隆年间起，在加强围场管理和严密防守周边的同时，对不同管理层制定了优叙和处罚条例，并不断调整和完善。 乾隆三十八年（1773），规定附近围场由总管专派捕盗官员等，不时巡察。对失察在3案以内，该捕盗官佐领，每案罚俸6月，该总管免议；若失察在4案以上，自第4案起，每案降1级留任，该总管罚俸1年；如能自行拿获者，每2案记1次。又单就木兰围场特别规定：该管章京骁骑校等拿获贼犯至10名，记功1次；20名者，总管记功1次；翼长等拿获至15名者，记功1次。该管副都统及所属官员获贼至30名，记功1次。[ 26]（卷609，p869~870） 嘉庆六年（1801）对潜入盛京等处围场，偷打牲畜、私挖蘑菇、砍伐木植等事件，若官员失察，查拿不力，均罚俸1年，严加议处。每发生1次私入事件，总管罚俸2月；失察4次以上，照例覆议。由于察哈尔及札萨克旗下蒙古偷盗牲畜和树木事件不断发生，情节严重，于嘉庆十五年（1910）完善对失察各级官员处罚条例，实施连带责任。即：失察围场附近察哈尔，有犯罪应加则者，该管佐领捕盗官罚俸6月。人犯因发河南、山东者，该官罚俸1年；人犯因发湖广等省者，该管官降1级留任；人犯因发云南等省者，该管官降1级调用。总管及所属官至降级者罚俸1年。另外，对札萨克旗下蒙古犯科者，均罚以一定量的牲畜。[ 27]（卷609，p870~871）清廷希冀通过严加整饬管理层的办法，达到维护围场资源皇家独享的目的。 三、制定刑律，加重处罚 清廷对私入各围场，偷树猎牲者的惩罚延及刑律。为了更清晰更符合史实的解释这一问题，我们以乾隆和嘉庆两朝对围场管理情况做一比较。我们发现自乾隆四年（1739）至末年的56年中，处罚条例没有大的改变，基本按照乾隆四年（1739）或六年制定“旧例”执行，即无论旗民兵丁，如系偷采菜蔬及割草之人，每犯1次，枷号1个月，三犯以上，枷号3个月，鞭100；若盗砍木植，偷打牲畜1-2次者，发乌鲁木齐等处种地；3次者，发往乌鲁木齐等处为奴。但步入嘉庆年间后，调整处罚条例次数增多，频率加大，惩罚加重，前后修改达4次之多。 嘉庆四年（1799），经刑部议复、铁保条奏，改为：初犯，枷号3个月；再犯，杖100、徒3年；三犯，发乌鲁木齐种地。纂入例册。惩罚条例加重。 嘉庆八年（1802）二月，木兰围场副都统台斐音以立法应遵从“宜重”的原则，进行了轻重适当的调整。即：打牲砍木人犯，初犯，枷号1个月、刺左臂；再犯，枷号2个月、徒3年，刺右臂；三犯，发遣刑部。 嘉庆九年（1803）八月，各部会同酌议从重处罚办法，集枷、杖、徒、流、刺字等刑罚全部用于一犯。而且晓谕天下：“初犯，枷号3个月，杖100，徒3年；再犯，发乌鲁木齐等处种地；三犯，发遣为奴。均照例刺字”。同时议处，旗人犯法，消除旗档，照一般百姓案例办理。管围官兵自行偷窃者，“仍照捕役行窃例，枷号2个月，按罪发落”。[ 28]（p316） 嘉庆十五年（1810）八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制定惩处察哈尔蒙古私入围场偷打牲畜、私砍木植办法，即偷牲10只以上，偷砍木植500斤以上者，发遣河南、山东；牲畜20只以上，木植800斤以上者，发遣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牲畜30只以上，木植1000斤以上者，发遣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其零星偷窃被抓获者，偷牲畜5只以内，木植100斤以内，鞭100，枷号2月；牲畜10只以内，木植500斤以内，鞭100，枷号3月。案内从犯，各减一等。[ 29]（卷609，p871） 嘉庆时期如此反复地修订惩处条例，说明当时偷猎盗伐活动有增无减，且日形猖獗，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清廷在刻意加强对围场资源管理的力度。可事实却不尽如人意。道光七年（1827），清廷又更订完善和细化了私入木兰等处围场“偷牲伐木条例”（包括私入南苑偷窃菜蔬、柴草、野鸡等项），对偷窃的数量和不同身份犯罪者做出全面严格规定：初犯，枷号1月；再犯，枷号2月；三犯，枷号3月。满日各杖100。若盗砍木植、偷打牲畜者，初犯，杖100，徒3年；再犯、三犯、及虽系初犯、而偷窃木植至500斤以上、牲畜至10只以上，或身为财主、雇请多人者，改发极边足4000里充军。从犯及偷窃未得者，各照为首及已得减一等，贩卖者又减一等。旗人销除旗档，按照汉人一体办理。兵丁偷窃，均先插箭游示，加一等治罪。受贿故纵者，与犯同罪。失察者杖100，再犯，折责革伍。该管员弁失于觉察者，交部议处。察哈尔及札萨克旗下蒙古，私入围场，盗砍木植，偷打牲畜，亦照此例办理。蒙古人犯应拟徒罪者，照例折枷。应充军者，发遣湖广、福建、江西、浙江、江南，交驿站充当苦差。上述偷盗围场人犯，均于面部刺“盗围场”字样。至于偷盗未遂者，也均面剌“私入围场”字样。[ 30]（卷130，p1158~1159） 可见，为维护皇家围场资源及其利用，清廷将各种刑罚都施行于围场管理中。至道光十六年（1836），尽管皇帝谕令军机大臣“围场内树木牲畜，毋得私自戕伐猎取，以昭慎重”。但入清以来不断加强和完善的禁例已至废弛边缘，仅木兰围场中“颇有偷砍木植、私打牲畜之事”，且围内“车迹纵横”，管理人员“擅入肆行践踏”、“怠玩已极”。[ 31]（卷292，519）清廷的禁令不通，执行不力，围场资源管理办法和占有形式处于不得不改变的关头。 总之，无论清廷出于何种动机，对塞外围场的管理和保护可谓不断加强，但实际情况却不甚理想。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清中叶以后，围场资源开始呈明显衰减的趋势，每况愈下，最终导致围场体系完结。 余论 塞外围场存在是清廷权力的象征，对围场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就是围绕着权力展开的，围场管理有序，生态环境状况较好，否则就是管理无序，生态环境恶化。当然其中也纠葛着管理力度越强、制度更改越频繁，生态资源利用和环境恶化更快的情形。所以，塞外围场衰败的最终原因，恐怕还不仅仅在清廷管理不善，还在于人们对自然资源利用的贪婪无度使然，有着更复杂的社会原因。尤其在人口骤增、大量北移、寻求生存的过程中，怎容得这么一块“空地”存在，这是资源利益的诱使。随着管理制度松弛和颓废，围场也消逝。所以资源环境问题不能仅借助于国家的措施来解决。 清廷对塞外围场的管理办法还不能与今天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或者说与可持续发展划完全的等号。但在管理严格有序的时段中，客观上还是起到了对自然动植物环境资源的保护作用。所以从皇家狩猎禁苑的诞生，乃至到现在，大量的已经制定的政策可能对保护森林和动物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这些政策制定的最初目的。就如对清代森林与土地管理素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孟泽思所说：“边境防御、内部安全、意识形态机制所采取的土地分配的特殊模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是生态保护主义者的明显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力量。” [ 32]（p45）不管怎么说，清前期管理保护围场生态资源的目的很明确，完全为了维持“骑射旧业”，是出于对北方地区的统治，是加强皇权的手段，是清廷权威的体现。换言之，是以维护围场资源的手段来达到巩固政治的目的。实际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塞外围场管理办法的出台和不断强化，也正是由于资源存在受到需求的威胁，如果没有无限增长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高需求，也就无所谓管理办法的强化。所以，在任何时候，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经常必要的条件，由于塞外围场特殊的自然环境，丰富动植物资源与土地资源条件，也才是人们的需求成为可能。当然，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人口的增加会超过可以生产或循环的整个资源的需求。人们的需求总在不断增加，索取资源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对自然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也必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注释： [①] 塞外的几个围场又根据山势地形、动植物分布状况，以及循环围猎、资源利用对象和便于管理等的需要，各自分为若干小围场。可参见吴振棫撰，童正伦点校：《养吉斋丛录》卷16，第209页，见《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5年；昭梿《啸亭杂录》卷7，第220页，见《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 这种定制随着鹿只的减少而发生变化，同治八年，至规定上交日期时，捕获鹿只还不及规定的一半。参见《盛京典制备考》卷4《礼司应办事宜》。 [③] 对火烧草场，清廷历来就十分重视，处罚也很严厉。《理藩院则例》卷55记载：凡内地民人出口贸易，不戒于火，致延烧牧场者，均照蒙古熏兽失火例，罚取牲兽。无牲兽者，按照所罚牲兽数目折价，罚取银两。 [④] 咸丰十年前为5盘，十年增加了10盘，共计15盘，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未改变。参见《盛京典制备考》卷4《礼司应办事宜》。 [⑤] “围中麋鹿过多，则开一面放之”，参见《热河志》卷47《围场三》。 [⑥] 实际上，在雍正年间，偷牲垦荒之事也屡屡发生。如雍正元年八月，发生入围偷打鹿只之事。同年，国子监祭酒伊尔登奏报请开垦木兰一带锡尔哈、乌拉岱山谷土地，以增加粮食。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第264、27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8。 ------------------------------------------------------------------------------- [1] 钮仲勋、浦汉昕《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景观的保护与破坏》，载《自然资源》，1983（1）；崔海亭《清代木兰围场的兴废与自然景观的保护与破坏》，载《北京大学学报》1992《历史地理学专刊》。 [ 2] [ 3] [6] [ 8 ] [ 12] 崇厚 辑《盛京典制备考》，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4。 [ 4] 《清宣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 [ 5] [ 14] [ 19] [ 21] [ 26] [ 27] [ 29] 《大清会典事例》，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 [ 7] 天海谦三郎《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书·皇产》，日本：总务部事务局调查课，大正四年（1915）。 [ 9] [ 11] [ 16] 和珅 修《热河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99。 [ 10] 海忠 修《承德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 13] 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见中国边疆史志集成《东北史志》第4部第8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 15] [ 24] 理藩院奏蒙古章京等巡察围场折，康熙五十六年九月初三日；理藩院奏请哨兵等擅入围场割芦苇查办折，康熙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17] 见赤峰市档案馆藏的“翁牛特右旗札萨克衙门档”。 [ 18] 《清高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 [ 20] [ 2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热河档案》（第10册）（以下简称《热河档》），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 22] 万福麟 监修 张伯英 总纂《黑龙江志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23] 徐世昌编纂《东三省政略》，见《长白丛书》三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点校本，1995。 [ 25] 盛京将军噶尔弼等奏参看守围场不力官员折，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合肥：黄山书社，1998。 [ 30] [ 31] 《清宣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6。 [ 32] Nickolas K. Menzies, Forest and land management in imperial China, St. martin`s press, 1994. （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