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古代东北边疆自远古时代起就成为了中原政权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东北疆域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东北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中原政权与东北边疆诸族的共同开发和建设下形成并最终确立下来的。 关键词:中原政权;东北疆域;东北边疆诸族;阶段性特征 中国古代东北民族及其政权的归属问题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也是古代东北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实际上,边疆是相对内地而言的,如果离开中原内地去谈对边疆的认识,无疑是空中楼阁,所以要想彻底检讨古代东北民族及其政权的归属问题,必须把它置于中国古史范围内,从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开发与管辖,从中原政权与东北边疆民族共同开发建设东北边疆,从东北疆域发展基本历程等诸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总结出东北疆域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再对古代东北民族及其政权的归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一、东北疆域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 东北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无论古代中国是处于天下一统时期还是分裂割据的局面,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与疆域演变,无不与中原政权的历史发展紧密相连,东北边疆与中原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导致了中原政权与东北边疆的政治隶属关系的建立,促进了中原与东北诸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最终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东北边疆诸族的迁徙流动、中原政权管辖强弱变化以及开发建设的不断深入,古代东北疆域也随之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时伸时缩”成为东北古代疆域变化的基本特点,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大化和稳固化。 尧舜时期,世居中国东北的息慎等部族就已经与中原建立起朝贡关系。禹夏时,东北边疆处于禹制九州、列五服之内,属要服、荒服之区。史载:“唯禹之功为大……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崩,有禹代兴,禹卒受命”,“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间》)可见,东北边疆在尧舜、禹夏时期就与中原发生了联系。殷商时期,殷商以服事观念为基础,把统治区分为畿内和畿外两个层次,东北边疆处于要服、荒服范围。史载:“成汤卒受天命”,“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大戴礼记》卷十一《少间》)可见,令支、肃慎等族都成为了殷商管理的成员之一。周时,周已明确提出边疆概念,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四十五,昭公九年) ,正式把东北纳入到周朝疆域范畴,并实行九服制度,加强管理。总之,东北边疆在商周以前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发展,已初具雏形,这为以后中原政权在东北边疆设制管辖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燕秦开始,中原政权一直把东北边疆纳入到自己的管理体系之中,特别注重对东北边疆的开发。从东北疆域的发展演变看,经过燕秦以来中原政权近两千多年的大力开拓和行政管辖,东北疆域时伸时缩,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直到清朝才最终确定下来。从东北西北部边疆的变化来看,战国时,齐桓公出兵“败胡貉,破屠何, 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管子》卷八《小匡》) ,帮助燕国拓地至山戎故地,即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接着,燕又命“质于胡”的秦开为大将,北却东胡千余里之后,“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从而使今滦河流域、大凌河流域,乃至辽东地区都变成燕国直接管辖区。西汉破匈奴后,设置乌桓校尉管理乌桓、鲜卑之地,疆域已推进到今洮儿河、霍林河上游一带。尤其是东汉时,辽东太守祭肜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乃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丽之属,遂骆驿款塞。……其后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后汉书》卷二十《蔡肜传》)唐朝时,又在这一地区设置室韦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其疆域达于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尼布楚一带,向北直至外兴安岭。辽朝统一东北后,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再度在这里设置室韦国王府、室韦节度使,把贝加尔湖以东等地区完全纳入到中央管理体制之中。自辽之后,历经金元明清诸朝,一直维持这一局面而未改变,直至沙俄入侵以前。 从东北东北部边疆的变化来看,也与东北西北部边疆有类似之处。燕秦时,燕秦就设置郡县等行政建制加强对东北的管辖,并把他们的疆域推向今东北腹地。西汉时,活动于东北中东部的夫余与西汉建立政治隶属关系,西汉授以印绶,虽未正式成为汉朝的直接管辖地,但为以后中原政权直接管辖东北中东部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在管辖权上,“夫余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后汉书》卷八十五《夫余传》)于是,东汉政权又将夫余之地划归辽东郡直接管辖,使东汉疆域扩展到松花江流域。唐朝时,在渤海之地设置渤海都督府,在黑水靺鞨之地设置黑水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管辖范围达于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整个黑龙江流域。契丹兴起后,“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金史》卷一《世纪》) 。这样,辽朝在包括今库页岛在内的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广大地区置靺鞨国王府、濒海女直大王府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元朝时期,元朝为了加强对黑龙江下游及其库页岛的有效管理,在黑龙江入海口附近的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设立征东元帅府,专门负责黑龙江下游的管理和征服库页岛上的骨嵬。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征服之后,库页岛上的居民皆臣服于元朝,元朝设万户府进行有效的统治与管理。骨嵬的降服,标志着元朝的辽阳行省所辖区域统一的最后完成以及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正式成为元朝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清两代继承了元朝的统治,直到沙俄入侵以前而未有所改变。 从东北东南部边疆的变化来看,疆域形成过程略显复杂。从历史上看,中原政权对朝鲜半岛的管理与开发也有一个变化过程。战国时,燕国在北却东胡以后便向东拓地,“乃遣将秦开攻其(箕子朝鲜)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三国志》卷三十《魏志·东夷传》)满番汗即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 1 ] ,也就是说,燕国开疆拓土已达到清川江流域。此后,燕国再次向朝鲜用兵,“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以防御朝鲜的进攻。秦朝时,“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盐铁论》卷九《诛秦》) 。沛水即氵贝水,秦时指今清川江。西汉时,汉武帝派兵“穿秽貊、朝鲜”(《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击灭卫氏朝鲜,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等四郡,这样,今东北边疆的南部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全部置于西汉的郡县统一管理体制之下。唐朝灭亡东北地方政权高句丽后,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管辖已伸展至大同江流域,在其地“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乃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辽朝时期,辽灭渤海后,辽朝以泥河(今朝鲜半岛龙兴江)至大同江上游一带与新罗为界。高丽兴起后,高丽太祖实行“北进政策”,驱讨居住在这里的女真,很快到达了清川江畔。辽圣宗时,辽丽以鸭绿江以东为界,后高丽又在北界筑千里长城,辽丽遂以长城为界。辽圣宗时,辽朝第一次伐丽胜利后,“高丽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辽圣宗“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辽史》卷十三《圣宗本纪四》) ,致使中原政权在朝鲜半岛的直接统治化为乌有,朝鲜半岛脱离中原政权的统治自此萌芽。后来,高丽又在其北界筑千里长城,辽丽又以长城为界。金初,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与高丽的疆界仍维持辽丽时的疆界,但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依事辽旧制,“以保州地赐之”[ 2 ]225之后,金丽边界大体以鸭绿江为界。在朝鲜半岛东北部的疆界在金丽多次交涉之后,大体上以“千里长城”的东段为界。蒙元时期,蒙元在对高丽的连年征战中,给伺机向北扩张领土的高丽以沉重打击。关于高丽东北面疆界,因宪宗八年(1258)十二月高丽龙津县人赵晖、定州人卓青以和州迤北附于蒙古,所以元朝与高丽的东段疆界便以铁岭(在今朝鲜咸境南道与江原北道之间) 为限。元朝中期以后,高丽便趁元朝无暇东顾之机,收复双城(今朝鲜永兴)等州镇,并向北推进至咸兴(今朝鲜咸兴) 、三散(今朝鲜北青)一带,并多次申明“双城、三散等处元是本国(高丽)地面,北至伊板(今朝鲜摩天岭)为界”[ 2 ]593。这样,元末高丽疆界实际上又向北推移许多。关于高丽西北面疆界,因至元六年(1269)十一月林衍废立事件,“高丽都统领崔垣等,以林衍作乱,挈西京(今朝鲜平壤)五十余城来附”(《元史》卷六《世祖本纪》) 。至元七年(1270)正月,“诏西京内属,改东宁府,划慈悲岭为界”(《元史》卷二○八《外夷传·高丽》) 。至元二十七年( 1290) ,元世祖把慈悲岭以北的土地赐予高丽。这样,元与高丽的西段边界大体上又恢复到辽金时期的疆界。明朝时期,取代王氏高丽的李氏朝鲜继续积极推行北进政策,针对朝鲜的向北扩张,永乐二年( 1404) ,明朝也曾提出索地的要求,但在朝鲜使臣的再三请求下,明成祖便答应了朝鲜的要求,认为“朝鲜之地,亦朕度内,朕何争焉”[ 3 ]278。这样,朝鲜更加肆无忌惮地在鸭绿江南岸修筑城堡,将鸭绿江南岸全部纳入其版图,鸭绿江则成为了明朝与朝鲜的界河。在朝鲜半岛东北地区,李氏朝鲜利用明初的统治力量尚未到达之机,在图们江南岸女真人居住地设置行政机构,构筑城堡,“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置镇,以治民事,以练士卒,且建学校以训经书。文武之政,于是毕举。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图们江)为界。”[ 3 ]134清朝建立后,承袭了明朝以来的中朝边界实态,但鸭绿江、图们江之间的长白山一带地方的界线尚不十分明确。康熙五十一年(1712) ,为了彻底解决朝民越界引起的边界纠纷,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曾于长白山分水岭处刻石立碑以示边界所在。碑文曰:“大清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 4 ]这样,清朝与李氏朝鲜的边界基本上确定下来。 由此可以看出,东北疆域的发展演变具有独特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在东北西北部、东北部,总的趋势是疆域范围不断扩大化和边疆不断内地化,而在东南部,即朝鲜半岛方面,在唐朝以前总的趋势是边疆范围不断扩大化,但唐朝以后由于朝鲜半岛统一国家———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出现,实行“北进政策”,东北东南部疆域便有了时伸时缩的特征,总的趋势是不断向朝鲜半岛北部退缩,到明清时已退缩到鸭绿江、图们江一线。总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东北疆域并非十分稳定,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当中原政权强盛时,东北疆域就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和管辖,当中原政权衰弱时,东北边疆诸族极力摆脱中原政权的控制,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凭借一隅之力在东北这个大舞台上角逐,衰弱与崛起成为他们的变奏曲,也就成为了东北疆域再一次开发与巩固的前奏,即当他们在接受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后,又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中,甚至主动地接受中原政权的管理,认同中原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从而使他们不断地加入到中原一体化中来,东北边疆不断地内地化。因此说,古代东北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化了的,而是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换言之,土地是静态的,而生活在土地的人们则是动态的,所以东北古代疆域也会随着中原政权对东北地区管辖的强弱和东北边疆诸族的迁徙流动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只有按照这种发展变化的观点进行考察,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东北古代疆域的形成过程。 二、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的管理与开发 在中国古代疆域发展史上,中原政权与东北边疆民族及其政权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原政权通过各种政治措施和民族政策,有效地管辖和开发东北边疆,而东北诸族及其所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通过与中原各族的交流、融合,通过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以及接受中原政权的管辖,在分化融合、融合分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使东北边疆无时无刻都与中原紧密相连,密不可分。 夏商周时期,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即对要服、荒服地区诸族的管理,主要是通过臣属、朝贡、册封等形式进行的,据《周礼》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无闾。⋯⋯凡邦国,小大相维。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周礼注疏》卷三十三《夏官职方氏》)到了战国、汉魏时期,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的管理又有了新的发展,由臣属、朝贡、册封等形式转变为直接管理、间接管理和臣属纳贡等多种形式。直接管理如燕国北却东胡、东破朝鲜后,辽西、辽东地区设置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县;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后在其地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等郡县。他们把这些原属要服、荒服地区完全纳入中央直接管理系统。间接管理主要是在内附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不同于中原内地的行政机构,性质虽然与内地郡县区别不大,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拥有一定程度的半独立性,如两汉时期在乌桓、鲜卑地区设置护乌桓校尉、东汉安帝时置辽东属国都尉、魏晋南北朝时期设置护东夷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等,都属于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间接管理。① 臣属纳贡基本上与战国以前一样,主要是针对尚未内附,但已经臣属于中原政权、承认中原政权对他们拥有主导权的地方少数民族而言的,如夫余、高句丽等地方政权,他们虽然尚未内附,但都向汉朝称臣纳贡,接受汉朝的册封,并承担汉朝规定的义务。挹娄、勿吉虽然没有建立地方政权,但他们也都向汉朝称臣纳贡,也属于这一范畴。 唐朝时期,对东北的管理方式又发生新变化,主要是通过羁縻府州进行管理,统治内容虽然与中原内地还有差别,但统治形式已趋于中原体制,这为辽金以后把东北边疆完全纳入中央统治体制、实行统一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史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从实际情况看,唐朝在东北边疆民族聚居区设置都督府实行有效管理,如松漠都督府管理契丹等族、饶乐都督府管理奚等族、室韦都督府管理室韦、黑水都督府管理黑水靺鞨、渤海都督府管理渤海等族。这种管理形式,进一步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趋同性。渤海虽然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但在唐朝看来,他也还是唐朝羁縻府州中的一个而已。 辽金时期,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的管理则发生质的变化,辽金把东北边疆已完全纳入到中央管理系统,设置与内地性质一样的行政建置,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同时,辽朝还根据东北边疆的实际情况,采取“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在汉人、渤海人等聚居区实行州县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部族制,实行双轨管理体制。辽朝的管理模式为元明清加速东北边疆内地化提供了借鉴。元时,元朝设置辽阳行省等管理机构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管辖,据《元史》记载:“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为路七,府一,属州十二,属县十。”(《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二》)明时,明朝先后设置辽东、大宁、奴儿干三个都指挥使司对东北边疆进行开发与管辖。辽东都司的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明史》卷四十一《地理志二》) ,下辖25卫2个自在州。而奴儿干都司设置后,其管辖范围包括黑龙江、松花江、嫩江、鄂嫩河、精奇里江、乌第河、乌苏里江、图们江等流域的广大地区,其治所在黑龙江下游的特林,下辖384卫24所7站7地面1寨。清朝在东北边疆设置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施直接管理,到后期则改为与内地一样的省制进行管理,形式与内容最终与内地统一。 东北边疆诸族在中原政权的边疆政策指导下,在不断吸收中原先进思想、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早在商周时期,东北边疆就出现了诸多诸侯国、宗族和部落,如令支、孤竹、燕、箕、山戎、东胡、秽、貊等,他们成为了东北边疆的主要开拓者。随着战国时期的燕国在东北设置郡县,大批汉人进入东北边疆,从而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生产技术,东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得到迅速展开。汉魏时期,东北边疆又先后有乌桓、鲜卑、挹娄、夫余、高句丽等族崛起,纷纷建立地方民族政权,在东北边疆的舞台上展开激烈的角逐,对东北边疆民族大融合和疆域大开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隋唐时期,高句丽虽然为唐朝所灭亡,但在东北边疆又先后有契丹、室韦、奚、靺鞨等族兴起,尤其是粟末靺鞨还建立起渤海国。渤海国在唐朝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十分迅速,被称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经济十分繁荣,“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 ,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此后,建立辽朝的契丹、建立金朝的女真、建立元朝的蒙古、建立清朝的满族都是从东北兴起的民族,他们为东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古代东北边疆的开发和建设是中原政权与东北诸族共同完成的。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管辖的总趋势是,从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政治隶属关系发展到间接管辖(羁縻统治) ,再发展到直接管辖(设置行政建制) ,以“层层递进”的方式使东北边疆趋同于中原的管理体制,最终实现边疆内地化。当然,这种发展趋势并不能完全整齐划一,因区域内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有时是多元的,有时是一元的,但总趋势是向着多元一体格局方向迈进。而对于东北边疆诸族来说,当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其影响较小时,他们则多以地方民族政权的形式,和中原政权一道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当中原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对其影响较大时,他们则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原政权统治体制中来,和中原政权一道开发和建设东北边疆。总之,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的民族政策和管理模式为古代东北边疆的开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它间接或直接地指导东北边疆诸族对东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 三、东北疆域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从东北疆域的发展过程看,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果把东北古人类活动及其与中原的联系不计在内为前提条件的话,我们依据东北边疆诸族的分化融合与中原政权在东北边疆的行政设制为划分原则,大致可以把东北疆域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从夏商周到隋唐时期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虽然中原政权已经在东北边疆设置行政建制,加强对东北边疆的管理,但东北尚未完全统一在中原政权的直接管辖之下,在不同时期还存在一些地方政权,如夫余、渤海、高句丽等地方政权。虽然中原政权在东北边疆设置了行政建制,也只是在靠近中原的部分地区,并不是在整个古代东北疆域范围之内。从辽金直至清朝中叶东北疆域确立时止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原政权不仅统一了东北边疆,而且在东北疆域范围之内再未出现大规模、长时期的地方民族政权,中原政权的行政建制也是遍及整个东北疆域范围之内,东北疆域完全纳入中央的管理体制之中。当然,在这一阶段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羁縻统治,但这种羁縻统治形式与程度,与唐及其以前各朝是有所区别的,是在中央管理体制之下的所谓“羁縻”统治,主要体现是“因俗而治”。 在第一阶段中,伴随着东北边疆的形成与发展,还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1)尧舜禹夏商西周春秋时期。这个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期。就东北边疆而言,中原政权不仅在东北分封诸侯,实行层级管理,而且对东北诸族以朝贡、册封等形式使其与中原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2)燕秦时期。这个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的第一次大开发时期。就东北边疆而言,中原王朝为了对开拓的疆土实施有效的管辖,在靠近中原地区,即在大体认同中原政治、思想文化的地区开始设置郡县,加强中央集权管理,而对偏远地区,即尚未完全接受中原政治、思想文化的地区,仍以朝贡、册封的形式进行管理。( 3)汉魏时期。这个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的第二次大开发时期。就东北边疆而言,各中原王朝在燕秦开拓东北疆土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在东北西部和南部设置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在鲜卑、乌桓活动地区设置乌桓校尉,进行有效管理。汉武帝击败卫氏朝鲜后,在今东北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加强管理(《汉书》卷九十五《朝鲜传》) 。东汉建武中对夫余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则授以“印绶”(《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 ,实行间接管理。这比燕秦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直接管理的地域扩大,以朝贡、册封来维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的范围缩小。(4)隋唐时期。这个时期是古代中国疆域的第三次大开发时期。就东北边疆而言,唐朝与之前代相比又有新的内容,使东北边疆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朝不仅设置幽州与营州直接管理东北边疆,而且又在诸族聚居区建制诸都督府,实行羁縻统治(《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 ,这为辽金统一东北边疆,实行一体化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二阶段中,根据东北疆域发展的基本特征,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时期: ( 1)辽金时期。这个时期是东北边疆进入统一管理的新时期。辽朝统一东北后,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在东北疆域范围内遍置道、府、县或州、军、城等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把整个东北边疆完全纳入到中央的管理体制当中。经过辽代二百余年的统治以后,在东北疆域范围内再也没有出现规模较大、时间较长,中原政府承认的地方性民族政权。金朝在辽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实行路、府、州、县制与猛安谋克制,也是双轨并行。辽金虽然对东北边疆实行多元化行政管理,但为元明清的一元化行政管理和东北疆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2)元明清时期。这个时期是东北疆域完全纳入到中华一体体系时期,中原政权对东北边疆的管理完全纳入到中央管理体制之内。元朝最初在东北边疆封王自治,但这些王侯都处于元朝所设置的辽阳行省的管辖下,这样,东北边疆的管理更加内地化。明朝在元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东北疆域,设置都司、卫所等各级行政机构加强管理。清朝统一东北后,设置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镇守东北,并与沙俄、朝鲜签订了边界条约,使东北边疆得以最终确立。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东北边疆自远古时代起就成为了中原政权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东北疆域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东北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中原政权与东北边疆诸族的共同开发和建设下形成并最终确立下来的。 注释① 参见《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魏书》卷十四《建德公婴文传》、《魏书》卷十六《广平王连传》、《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东夷夫余传》。 参考文献: [ 1 ] 杨昭全,韩俊光. 中朝关系简史[M ].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11. [ 2 ] 高丽史[M ]. 东京:日本国书刊行会, 1977. [ 3 ] 吴晗.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 G].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4 ] 刘建封. 长白山江岗纪略[M ].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74. 作者简介:高福顺( 1964 - ) ,男,吉林舒兰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宋辽金元史与东北民族史研究。 （原刊《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总第17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