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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腾：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 摘要：20世纪初，日、俄加紧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袁世凯为维护东北主权、利权，最早提出对东北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将军府制改为行省制，在东北全面推行新政。日俄战争后，袁世凯积极收复失地，恢复行使中国主权。袁世凯不仅是东北改革的促动者，而且在东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集团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了东北的国防力量，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作为，是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袁世凯；东三省改制；北洋集团 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民族危机就是东北问题。先是沙俄乘义和团爆发之际派兵十几万进入东北，企图将东北变成其“黄色俄罗斯”。企图独占东北的沙俄与同样对我国东北有野心的日本之间的矛盾冲突，引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后，沙俄退居“北满”，将“南满”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日本绝不满足于获得沙俄转让的权益，加紧了对中国权益的掠夺，东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面对东北危机，清政府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如何，是衡量其爱国性的重要尺度之一。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态度最为积极，袁世凯促发了清政府对东北加强治理、对东北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开放东北、建设东北，以抵制日、俄的进一步侵略。袁世凯做出了种种努力，虽然没有根本解决东北问题，但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代表了中华民族对国家权益的极力维护和对外国侵略势力的反抗，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把袁世凯的这一爱国举措，仅视之为向东北的一次势力扩张。[1]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人们仅仅注意到北洋集团对东北的治理，注意到徐世昌、赵尔巽的作用，却忽略了袁世凯的努力。[2]本文依据中、日文献资料，包括一些未刊档案资料，着重探讨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对东北主权和利权的维护及他在东北改制中的作用。 一、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 袁世凯1901年11月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责本身对东北有一定的责任，[3]所以就目前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而言，袁世凯是清政府官僚内最早关注东北问题的人。曾在袁世凯身边工作过的张国淦后来回忆说，袁世凯的关注，是袁世凯野心使然，“袁世凯政治上的野心，总是前进的。向来北洋控制东北，只在辽河以南各地区。袁氏督直后，即着手规划奉、吉、黑三省全部。日俄战争结束，他就条陈统一东三省方案”。[4]笔者认为，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有其政治野心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一个具有民族情感的地方官僚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危关注的责任心使然。而实际上早在日俄战争之前，在预计沙俄按期撤出东北之后，袁世凯就曾拿出一个关于东三省的改革方案。[5]这个东三省改革方案的要点，刊登在1903年5月18日的《大公报》上： 袁制军之满洲政策：袁制军近日编成俄兵撤退后统治满洲新制度，于前月二十四号详细据实奏陈，此揭其要领如下： 1、行政制度之改革。盛京、吉林两省仿照各省建制，总督、巡抚各一员，并设置府州县及以下官衙，隶属于该督抚。 2、军队制度之改革。接代俄兵，镇抚两省。其军队皆采用洋式练军，所有统炮兵器一律按照洋式，又计划国防军队……设提督一员，该提督须与督抚协议，图管内之治安。 3、对外事件之审理。凡在留满洲之外国人，一切行政民事上之刑事，系累或牵涉中国人民及关于外国人经营事业者，宜于奉天、吉林两省设立华洋审裁局，以精确而审理之。 4、重要市府之公开。欲图商业之发达，须开放重要都市，俾中外国人自由贸易。 5、中国税关之新设。凡满洲陆路输入外国货物，须征之某输入税，宜于国境地方及内地重要都府新设税关。 6、教育机关之新设。欲图人民知识之发达，宜于各都市新设学堂，授以外国语及普通教育，渐次进于高等教育。[6] 袁世凯的东北政策，实际上是他对东北全面进行改革的方案，包括东北地区由军府制改为行省制的改革，全面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即全面推行新政，将早期现代化拓展至东北地区，以和内地相一致；还包括开放东北，正确处理和外国的关系等。袁世凯改革东北的方案，对于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对东北的治理、建设，以改变东北的落后面貌，巩固东北的国防，抵制外国对东北的侵略，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改革方案，是面对沙俄对东北侵占即将结束而提出来的，因此是非常及时的。袁世凯改革东北的方案，由于沙俄没有如期撤兵和随后的日俄战争爆发而没有能够实现，但它却是全面改革东北的先声，对以后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由于自身的软弱和无奈，不得不选择了局外中立。局外中立是袁世凯提出和具体负责实施的。[7]这在当时来说也是出于无奈，不过即便局外中立，也需要一定的实力准备，正如袁世凯所说，“就我现在情事而论，不得不谨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8]他在给清廷提出的局外中立国所负责任要点中有这样一条：“局外者，不得允战国借境攻敌，如无力阻止，亦为背局外之责，敌国即可引兵入境，自行抵御。”[9]袁世凯将北洋新军开赴战区，严守中立区域，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变化。不过清政府的中立，是有着原则性的前提条件并向各国严正声明的，即“东三省疆土权力，无论两国胜负，仍皈中国自主，不得占据”。[10]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清末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问题。袁世凯在任职于朝鲜12年的主要使命，即秉承李鸿章和清廷的意旨，维护中、朝传统宗藩关系，抵制日本和其他列强向朝鲜的渗透。袁世凯在完成这一使命时有得有失，但总体上说他对日本是有着一定认识的，对日本的抵制是非常明显的。1882年，袁世凯参加了平定朝鲜“壬午兵变”的军事行动。1884年，袁世凯又亲自指挥中国军队平定了“甲申政变”，粉碎了日本扶持开化党颠覆政府脱离中国的企图。正因为如此，甲申事变后中、日两国谈判，日本代表提出要对袁世凯进行严惩。[11]袁世凯在任职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期间对朝鲜的积极经营，促使中朝贸易额激增，1885—1893年间竟增长了6倍多，而同一时期的日朝贸易额仅增长2倍。日本人惊呼，“我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在朝鲜的竞争优势已失，朝鲜大量的商业利益从我国商人手中转向中国”。[12]这对野心勃勃要侵占朝鲜的日本来说是决不甘心的，终于在1894年发动侵朝侵华的中日战争，打败中国，吞并朝鲜。而袁世凯由于对日本侵略的抵制和对中国权益的维护而被日本视为仇敌，日本政府“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13]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14] 然而，日本是不以占领朝鲜为满足的，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侵占中国，而侵占中国首先要占领中国东北。早在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山县有朋就抛出《外交政略论》，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新概念，“何谓主权线，即国家的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与我国主权线安危相系的相关地区”；“我国利益线的焦点有三，即朝鲜、西伯利亚铁道和中央亚细亚是也”。[15]侵略中国和朝鲜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外扩张的既定目标，山县把朝鲜和中国作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只不过进一步确认日本政府的国策而已。沙俄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单独出兵中国东北，与日本向这一地区的扩张是相抵触的，日俄矛盾激化，最终导致日俄战争的爆发。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保持中立，而实际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百姓，鉴于沙俄对东北的侵占和不按期撤兵，是倾向日本一边的。正如吴玉章所说：“人们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到日本方面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16]王芸生也曾说过同样的话：“中国久受俄人凌虐，故当日俄战争期中，一般皆怀兄弟急难之义，虽云中立，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均为日本之助。”[17]作为政府官员的袁世凯也是这样，他表面中立，实则偏向日本，而且还为日本提供一些人员方面的支持，如派吴佩孚与日本情报人员一起，深入东北地区，为日本收集情报等。加上他这一时期在北洋以日本为榜样，大力推行新政，聘请了一大批日本军事、警政、教育等方面的人员为教官和教习，对日本表示友好，因此一些日本人把他作为亲日派来看待，“那么就有这样一个结论，袁世凯被划入亲日派的巨头之中”。[18]“日本外交官和军人都把他视为独一无二的朋友”，“在当今中国没有比袁更高明的人才，中国政府今后必定归他掌管，因此，现在如拥护他的立场，他则必定感恩戴德，更加采取亲日主义”。[19]而实际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者，在1898—1907年间所谓的中日关系“黄金十年”[20]的大环境中，他有亲日的倾向是很正常的。但袁世凯决不是一个亲日派，当时是一个具有一定民族情感的官僚，日俄战争之后他对东北主权的维护和对日本侵略的抵制就是很好的说明。 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结束。战争一结束，袁世凯就迅速做出反应，立即派军队和行政官员接受地面，恢复行使中国主权。他说：“日俄方分期撤兵，清理地面为目下第一要义，而已撤之区，必须以全力保其治安，方免丛生枝节。惟日人新胜甚骄，狡计孔多，又须审慎详筹，方能有济。”[21]袁世凯奏调张勋率北洋巡防淮军10营开进东北，以接收地面。他在奏陈中说：“东三省日本军队已撤地方，照约应由中国酌派军队，以资治安。现奉天北路日军次第撤退，业经臣商明盛京将军赵尔巽，派正任四川建昌镇总兵张勋，督率所统淮军马队驰往，驻扎昌图府一带。”[22]在日本阻止中国军队一时还不能进入东北的情况下，“是遣陆军入其界内，恐一时尚办不到，日人之作梗如此”。袁世凯主张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将军队秘密派往。他的办法是：“拟在陆军内随时密□，将弁头目零星改装前往，再由关内招募壮丁，只杂入赴东苦工内陆续东行，先成一二营至五六营，编伍训练，或托名巡警，或托名巡防，如日军不生阻扰，便可竭加增添，倘其猜疑作梗，再另行筹商。”袁世凯还认为，为保证此项办法得以实施，必须严守秘密，暗自操作，即不必请示清廷，“此为相机试办之法，只无确切把握，暂不必具折奏明。只不必多用文牍，恐有泄露，重生阻力”。[23]袁世凯采取非常的手段收复东北主权，而且为了减少麻烦，严守秘密，不向清廷汇报，只求收复失地的效果，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像袁世凯这样积极收复东北主权，当时在满汉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日俄战争之后， 1906年11月7日，中日两国在北京会商，实际上是确认沙俄转让给日本在“南满”的权益。中方的谈判代表为：全权代表军机大臣兼总理外务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署外务部尚书瞿鸿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随员为署理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外务部右丞邹嘉来、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24]谈判伊始，奕劻就以年老事冗为词而离席，在以后的谈判中多请病假。瞿鸿礻几则很少发言，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实际上为袁世凯。谈判的大局是确认日本从俄国转来的中国“南满”权益，这是任何人也扭转不了的。但袁世凯等在谈判中，在承认日本获取权益的同时，极力限制和防止日本在东北权益的扩张。谈判伊始，日本代表先发制人，拿出一个十一条大纲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个十一条大纲，除第1条日、俄军队撤出后由中国在该地方布置行政机关以维持地方秩序，第11条“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待最优国之例办理，第6条中国承认俄国转让给日本的“南满”利益外，其余8条或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或是对中国权益新的掠夺。对中国主权干涉的如第2条，“妥实保护外国侨寓商民之命产为宗旨，应将东三省向来所施治政即行从事改善”；第4条，“中国政府无论如何措辞，非经日本国应允，不得将东三省地土让给别国或允其占领”；第5条，要求中国在东三省16处开埠通商。掠夺中国新权益的有：第3条，中国政府在东三省各地方保护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日军将士的坟茔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第7条，铁路经营权，中国政府应允战争期间日本非法修筑的由安东至奉天省城、奉天省城至新民屯的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第8条，森林砍伐权，中国政府将与朝鲜交界的中国鸭绿江沿岸的森林砍伐权让与日本；第9条，内河航行权，中国政府允许各国船只在辽河、鸭绿江、松花江以及各该支流任便驶行；第10条，渔业权问题，中国政府允将奉天省沿海渔业权让日本臣民。[25]对日本干涉中国主权及对中国权益的掠夺，中国代表除第3条、第6条、第11条外或极力驳斥要求删去，或给予种种限制。如第2条，中国代表认为有日本干涉内政之意，应删去；第4条有碍中国主权应删去；第5条东北开埠通商问题，中国代表修改为由中国自行宣布为自开商埠，中国自定开埠章程；第8条，关于森林采伐权，中国代表进行限制，修正为：中国政府允许设一合办木植公司，应行划定采伐地界至地段广狭年限多寡；第9条，内河航行权问题，中国代表修正为“在指定开设商埠地方均可照内港行船章程办理”；第10条，渔业权问题，中国代表认为该地方人民以渔业为生，如让与日本则使他们无以生计，因此应该删去。[26]除此之外，中国代表还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七项要求，即：第一项，要求日本军队从速撤离，“应请日本国政府将现驻扎军队从速撤退，自日俄定约之日起，除旅大租界外于十二个月内一律全撤”。至于保护铁路之兵队，“由中国政府特选精锐分段驻扎巡护”。第二项，退还或赔偿侵占中国的公私财产，“中国政府为尊重主权起见，应请日本国政府将因变乱或军事，所有日本官民强占擅管中国各项公私权利产业地方，均即退出交还。若系有意损坏强取擅用公私财产，应有两国委员会会同查明，分别补还，以昭公允”。第三项，在日本军队尚未撤完之时，中国方面得以酌派军队驻扎， 以弹压地方，防剿土匪。第四项，所有奉省所属铁路之矿产，无论已开未开，均应妥定公允详细章程，以便彼此遵守。第五项，“所有奉省已开办商埠暨难允开埠尚未开办各地方，其划定租界各办法，应有中国官员另行妥商厘定”。第六项，恢复中国营口主权，“营口向驻之中国官应立即饬令赴任视事，所有事权一如未经占据以前完全无缺”。第七项，交收奉天税捐，“日本国军官前代收奉天税捐等项，应即交还该地方官，以备地方善后之需”。[27]由此可见，中国代表并非被动地接受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而是极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阻止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掠夺，并向日本提出我国的正当要求。 谈判从1906年11月7日起，到12月22日签约，共持续了一个半月，会议进行了22次，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三款和附约十二款。正约三款实际上是中国政府承认日俄《朴斯茅茨条约》中关于沙俄转让给日本在“南满”的利益，这是中日谈判的主旨。附约十二款实际上是中日双方互相妥协的产物。在中国代表的斗争、妥协下，日本新的侵略要求得以部分实现。对照日方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十一条要求，除第三款、第六款、第十一款为中国政府接受外，其余的或删去，或做了修正。日本方面从附约中取得的新权益主要是：第八款，“中国政府允南满洲铁路所需各项材料，应豁免一切税捐厘金”；第十款，即森林砍伐权，“中国政府允许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至该地段广狭年限多寡暨公司如何设立并一切合办章程，应另订详细合同”。日本原十一条方案中的第五条、第七条，经过中方的努力，做了修正：第五条是开埠通商问题，日俄军队撤离东北后，东北16处地方由“中国自行开埠通商”；第七条即非法修筑的铁路继续经营问题，体现在附约第六款中，“中国政府允将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筑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国政府接续经管，改为转运各国工商货物。自此路改良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期，即至光绪四十九年止，届期彼此公请一他国公估人，按该路建制各物件估价售与中国。未售以前，准由中国政府运送兵丁饷械，可按东省铁路章程办理”。[28]对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日本方面也不得不部分接受。如附约第三款，恢复行使中国主权问题，“日本军队撤毕，则中国政府可得在各该地方酌派军队以维护地方治安。日本军队未撤退地方，倘有土匪扰害闾阎，中国地方官亦得以派相当兵队前往剿捕，但不得进距日本驻兵界限二十华里以内”；第四款，退还占有中国公私产业问题，“日本国政府允因军务上所必需，曾经在满洲地方占领或占用之中国公私各产业，在撤兵时悉还中国官民接受其属，无需备用者，即在撤兵以前亦可交还”；对于中国要求日本撤退护路兵的要求，日本百般狡辩，提出前提条件，附约第二款“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有商订妥善办法，日本政府允即一律照办……”[29]实际上是不撤退其护路兵，这就为其将一部分军队留在东北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总之，中日关于东三省的谈判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国代表为恢复行使我国在东北的主权，抵制日本的进一步掠夺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日本以战胜国和“示恩”于中国的姿态与中国谈判的前提下，虽然中国代表竭尽全力，但仅通过外交谈判不可能完全制止日本对中国进一步掠夺。 关于中日谈判的情况，参与谈判的曹汝霖后来回忆说：“后商旅大租借权问题，袁全权说，应将俄国已享之年限扣除，为日本继承之年限。小村(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引者)略有辩论，即同意袁全权的意见……后袁全权提议铁路附属地，日本人经商应有范围，驻兵应有限制。驻兵目的为护路，不能随时增加。小村谓虽为护路之用，亦有保护侨民之任务，故不能加以限制。袁全权谓保护日本侨民，中国同负责任，何必多派兵……”[30]对于袁世凯在谈判会议中极力维护中国主权的主张和行为，日本方面大为不满。会后，小村对曹汝霖说：“此次我抱有极大希望而来，故会议时极力让步，我以为袁宫保必有远大见识眼光，对于中日会议后，本想与他作进一步讨论两国联合对抗俄国之事，不意袁宫保过于保守，会议时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徒费光阴，不从大处着想。”[31]从日本人的反应来看，袁世凯在谈判中确实为维护中国权益使之少受侵夺做了努力。曹汝霖的回忆，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所载会议记录[32]是一致的，因此是可信的。 尽管袁世凯在中日谈判中极力维护中国权益，使之少受损失，将日本的权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日本从来是不讲信用的，条约对其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尤其是日本以打败俄国后以“示恩”于中国自居，对中国步步进逼。不久日本又与俄国和解，日、俄协调一致，共谋侵夺我东北权益，引发东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关于东北危机的情形，如后来徐世昌等在考察东北的上奏中所说：“东三省比岁以来，叠遭变故，创巨痛深，为二百余年所未有。”“自日、俄战定，两强势力分布南北，一以哈尔滨为中心，一以旅顺大连湾为根据，囊括席卷，视同固有。名为中国领土，客则几无我国容足之地。且其开拓展布，有进无退。恐不数年间，而西则蔓延蒙古，南则逼处京畿，均在意计之内。盖根本既定，则以高屋建瓴之势，破竹而下，固地理形胜有以使之然也。事实至此，犹不亟图挽回之术，则此后大局益将无可措手。”[33]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面临的严峻危险局面。而清政府对东北的传统统治，二百多年期间没有什么变化，弊端百出，既不适应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更不适应日俄战争之后东北的急迫局势，东北地区统治体制的根本改革，势在必行。 适值官制改革，清廷借官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袁世凯的权力被削弱了许多，在中央的各项兼差被迫辞去，北洋六镇兵权被剥夺。袁世凯心灰意冷，曾有亲赴东北别开一番天地的想法。有人记下了袁世凯的这一心理和活动：“官制改革之后，枢臣惟留庆邸、善化二人。项城见之，益有协以谋我之惧。自请开去八项兼差，居恒不乐，经冬足不下楼。时东三省事益迫，杨杏城侍郎说之往东北，项城心颇动。”[34]清廷也确有让袁世凯督东北，以加强对东北治理的想法。《盛京时报》曾刊登了这一消息：“京友函云，去腊官场盛传政府拟调袁慰帅为东三省总督，以全国财力、全国人力整顿满洲等语。查去腊政府有此意。但闻慈意未允，谓前因李鸿章离去北洋，故有庚子之祸。今调袁他往，恐有意外，故袁慰帅督辽之说恐不果行。”[35]袁世凯虽然没有外调至东北，对东北亲自治理，但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对东北主权与利权的维护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后来保荐北洋集团的一大批成员前往东北，以加强东北的统治力量，更具有积极意义，应该给予肯定。 二、徐世昌考察东北与东北改革方案的制定 袁世凯推动了东北的改制，先是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命载振、徐世昌前往奉天，又由奉天前往吉林、黑龙江查办事件”，[36]继而又与徐世昌制定了东北的改革方案，促使清政府将东北改革方案付诸实践。 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至十一月，以商部尚书载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为首，由外务部、民政部、商部、陆军部等人员组成的考察团数十员前往东北考察。清廷对这次考察极为重视，特批数万两银子作经费，不烦地方招待，其目的是真正调查了解东北的实际情况。这次考察历时二个月，考察人员深入奉、吉、黑三地各个部门进行调查，了解各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清末最为认真、最为实际的一次考察。考察后向清廷汇报的考察报告证实了考察团的工作情况。由载振、徐世昌领衔撰写的考察报告，是清廷对东北地区一次最详尽的了解。载振是“满洲”贵胄，没有思想和政治才能，以他和徐世昌领衔的考察团，仅说明考察团的规格和等级比较高而已，实际工作是徐世昌等人完成的。 徐世昌等人撰写的考察报告，首先直陈了东北面临的民族危机，继而揭示了当时东北的各种弊端，如在统治体系和制度方面，徐世昌说：“国家统治领土之法，莫要于行政机关有指臂相使之效，而我三省官职则以军署为之长官，以郡县为之僚佐，夫以治兵之职，而辖理民之官，所务不同，利害亦异，隔阂既甚，牵制斯多，其终乃无一利之能兴。”[37]这是对沿袭二百多年的军府制的有力抨击。清王朝入关以后，在东北设置奉天(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以统辖东北，将军以下，设置都统、副都统。这些将军、都统、副都统自然全是军职并由旗人担任。这种统治体制如果说最初还能适应东北形势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八旗腐朽没落，军府形同虚设。尤其是进入近代，内有大量汉民涌入，外有日、俄的频频侵略，所谓的将军内不能理民，外不能御外国的侵略，这种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进行彻底改革。 至于东三省的财政经济，更是一片残破，从流通中的货币可以窥见一斑，“举三省万里之广，北用俄钞，南行日币，以我实获，易彼虚楮，官无抵制之法，民有信用之心。而我官商所发之钱贴，则真伪分歧，流弊错出，意在利国，适以病民，则财政又尽坏矣。以外交之困难也如彼，以内政之窳败也，又如此”。[38]至于商品货物，则外国商品占领东北市场， (奉天)“日货无一有税，华货无一不税，且再税之税。是以日货畅销，华货愈滞”。[39] 军事方面，奉天“全省旗丁列兵籍者二万余人，实则与民无异”；吉林“军政则制兵一万二千余人，不归营，不应操，不复行围，旧制几同虚设”；黑龙江“今日虽有制兵一万三千人，而散漫窳惰，无械无饷，无教育训练，有兵之名，无兵之实”；“近年呼伦贝尔、满洲里虽设有交涉局，然俄商民有万人，俄兵有数千人。我呼伦贝尔仅有兵二百名，满洲里则止有护兵八人，实不足以守卫。”[40]东北边防竟达到如此地步，怎么能抵御列强的侵略呢?无怪乎义和团期间俄国十数万军队开进东北，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 其他如“旗民之生计日窘，其官长又多肆意侵扣，阻扰新政，以至锢习未能尽化”，“新政无成效可言”，[41]等等。 徐世昌在报告的最后说：“三省情形，既为臣等所亲睹，揆度时事，必须大加改革，于用人行政诸大端破成例，以全国之人力、财力注重东陲，乃可望补救挽回于万一。”[42] 徐世昌的考察报告详尽周密，真实可靠，洋洋数万言，充满感情的笔调，使“皇太后、皇上均为之动容”。[43]东三省改制被提上议事日程。 徐世昌在东北考察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袁世凯的东北改革方案，提出了一个更加完备的改革东北的方案。方案的中心内容为：第一，废除军府制，改为行省制。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每省置巡抚一员，专理民事、吏治。第二，统一东北事权，设东三省总督一人，“予给全权，举三省全部应办之事悉以委之。除外交事件关系重要者仍令与外部咨商办理外，其财政、兵政及一切内治之事，均令通筹总揽，无所牵制”。三省巡抚，均受总督节制。[44]第三，开发东北，移民实边。东三省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有大量的地利尚待开发，而清王朝立国以后，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禁止内地人民移居东北，这种政策也必须改变。第四，开放东北，引进外资，设立东三省银行，修筑新齐铁路，以抵制日、俄对东北三省的经济垄断。徐世昌说：“东三省界居两强，欲图保存，非借西人实力无以牵制。欲借西人实力，非有财政总汇之区无以招致。今拟先借国债四千万两，设立三省银行，首为流通财政，划一货币，次为各项商业代筹款项之总汇，兼为筹办林矿渔垦工艺各项实业发生之基，但不得移作行政消耗费用。”“实行开放，多集各国人民商业，以平均其势力。”东三省铁路为日、俄所垄断，对我治理东北是一个极大的制约，必须修筑自己的铁路，正如徐世昌所说：“东三省南北满铁路横亘直贯，久为腹心之患，一旦有事，几为绝地。欲图挽救之方，惟有速修新齐铁路。今拟另借洋款，先修由新民屯经洮南达齐齐哈尔之路，以通南北之气。”[45]第五，加强国防力量，扩练新军。“用财最费者，莫如练兵。以三省幅员之大，新兵之数，至少亦须六镇，方敷布置。”[46] 徐世昌的东北改革方案，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国防、外交等方面改革，既具体又全面，不失为一个适应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加强对东北统治的较好方案。这个方案，倾注了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的心血，代表了处于上升时期的北洋集团对国家重大事件的关注与思考，也是他们挽救民族危机的具体行为的体现。 徐世昌的东北改革方案，除了吸收袁世凯此前提出的方案外，还进行过集体讨论，即徐世昌提出的东北改革方案，非徐世昌一人所为，而是北洋集团精心谋划的一个方案。关于整个方案酝酿、制定的过程，日本情报部门非常关注，并搞到了相关细节情报。[47]该情报名称为《1907年5月12日中村爱藏(音)的情报报告》。该情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东北改革方案的制定是北洋集团的一次集团活动，袁世凯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参加该方案的讨论者有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张锡銮、倪嗣冲等。日本情报部门的报告说：“满洲的行政机构已经改革，徐世昌和唐绍仪分别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巡抚。不过，他们仍留在北京，在制定出未来的管理方案之前，他们不会动身。他们的举止极其引人注目，尤其是徐世昌新近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秘密会议时更是如此。我相信，查明他们对满洲未来行政的意图是值得的……本月四日，新任总督徐世昌赴天津至直隶总督官邸，与总督袁氏密谈，直至深夜……翌日，他们把巡抚唐绍仪从北京召来，三人进行了认真的商讨。出席会议的还有东边道张锡銮、总督府营务处倪嗣冲……” 2、治理东北面临着对日、俄的交涉问题，在对日、俄的交涉问题上他们达成了完全一致，既要防俄，更要抵制日本。在有关领土主权问题上不做任何让步，但在次要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方针。袁世凯在发言中说：“日本为了不致引起其他列强的非难，已公开宣布维护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在满洲的领土完整，但要预言日本的真实意图何在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和他们交涉时， (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我们的主权互不相容的，因此谈判时常中断。就与俄国有关之事而言，我们必须严加警惕；但是对于日本，我们一定要怀有极大的戒心……不管是对于日本、俄国或某个其他列强，凡是有关领土完整的事情我们都不应做任何让步……为了在主要问题上达到我们的目标，在次要的方面让步也许会变得必要。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中应执行的方针。”袁世凯对日本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他对日本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徐世昌赞同袁世凯的意见，但考虑到现实，又不得不与日本联系，“考察东省目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同日本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是在有关领土或人民主权的问题上，我们不应做任何让步”。 3、移民实边，开发东北。徐世昌说：“黑龙江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边疆地区，但因人烟稀少，因此没有办法开发它。不过，居民(即旗民)具有非常强烈的排外情绪，以至在考虑从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吸收汉族移民定居该地区时，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克服他们反汉族的偏见。” 4、袁世凯在确定东北行政体制根本改革方面，尤其是在给予东三省总督全权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尽可能地排除干扰和制约，为北洋集团推行东北改革方案奠定了基础。对此，徐世昌向袁世凯表示谢意。徐世昌说：“关于处理东省问题的适当办法，我的意图军机处不见得会采纳。关于此事军机处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您关于这一问题的奏折(袁氏奏折的要旨谓：如果中央政府不把对东三省总督权力的限制减至最小限度，中国在维持国内秩序，特别是在外交事务方面，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即刻说服了皇上、太后和庆亲王，从而使我抱有我的建议八九成会被采纳的希望，为此，我非常感谢您。”[48] 该情报充分证明，东北改革方案的制定，是北洋集团的一次集体活动，袁世凯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三、推荐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组成东三省军政领导集体 1907年4月，清廷终于批准了袁世凯、徐世昌关于东北改制的方案。三月初八日上谕宣布：“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宜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盛京将军著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徐世昌著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著唐绍仪补授，朱家宝著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著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49] 清廷不仅批准了袁世凯、徐世昌的东北改制方案，而且将治理东北的重任交给北洋集团，东三省督抚大员，不仅全是汉员，而且是清一色的北洋人物，这在朝野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作为皇帝近臣的恽毓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三省建立行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充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皆北洋(即袁世凯)所保荐也。三省为祖宗发祥之地，三百年来例用丰沛人镇守，前年授赵次帅将军，犹是汉军旗也。全用汉人，实自今始。而事权之重，为向来所未有。”[50]徐一士兄弟也评论此事说：“东三省实行省制，主之者世凯，意在扩充势力，所谓大北洋主义也。丁未三月，徐世昌简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地位冠于各督。奉吉黑三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四人皆出袁荐。东陲天府，悉为北洋附庸。”[51]此两段史料进一步证明，东北改行行省制度，袁世凯是主谋，东三省军政要员都是袁世凯推荐的，是清一色的北洋人物。不过此时人们的认识和思维方式，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斗争和派系纷争，而没有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面临东北危机，传统的一套统治体系不能适应东北当时的局势，必须进行改革，派北洋集团经营东北，更是为了加强清朝的统治，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什么不好!御史言官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对后世影响颇深，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他们的言论，成为我们评判人物的标准。而外国学者的认识，则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评论东北改制时说：“中国国内对北方处境危急的认识，导致了1907年的行政区划改组，满洲就此改为东三省，敞开大门，让中国关内居民不受限制地移入。于是，中国对一场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外国战争所采取的反应，使满洲转向受中央直接控制，并实行了行政合理化。”[52] 东三省改制之日，正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剧烈斗争之时，面对日益强大的北洋集团，以“满洲”贵族少壮派载沣、铁良等为首，结合御史以及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两广总督岑春煊等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反北洋集团，他们处处事事以打击和削弱北洋集团为能事。对东三省督抚的任命，他们抓住段芝贵献杨翠喜于载振，以重贿得越级超擢署理黑龙江巡抚一事，大肆攻击，迫使清廷将段芝贵免去，而以程德全署理。不过袁世凯并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保举推荐了一大批北洋集团成员担任巡抚以下官员，随徐世昌进驻东三省。这批官员主要有：周树模任奉天左参赞兼领承宣厅，后来升任黑龙江巡抚；梁如浩继任奉天左参赞；钱能训任奉天右参赞；陈昭常为吉林延吉边务督办，加副都统衔，吉林全省各军翼长，后升任吉林巡抚；许世英任奉天高等审判厅丞；张国淦为黑龙江秘书官；朱启钤任东三省蒙务督办；金邦平任总督府文案；陆宗舆任东三省盐务总监等。这些人物，有的是袁世凯的属官，有的是徐世昌的部下，都是北洋人物。 徐世昌还奏调北洋新军开赴东北，以加强东北的国防力量。开赴东北的北洋新军有第三镇全队和由第二、四、五、六镇抽调而组成的第一、第二混成协，总兵力达二万余人，占整个北洋新军的三分之一。徐世昌在《调东陆军底饷明年拟请仍用原处照拨折》中说：“臣等于前筹拨东省陆军折内声明，由陆军部调拨第三镇全队，由第六镇及二、四、五镇抽拨步、炮、马各队成立混成协皆令赴东填扎，听候调遣，饷项仍暂支原款，俟一年后查看财力，能否设法，再行奏明。”[53]徐世昌这里说得很清楚，调东之第一、第二混成协，是由第二、四、五、六各镇中抽调而成的，而且调东之所有军队的饷项，也是各由原供饷单位供应。供给北洋新军军饷的，除户部外，还有直隶省、山东省以及江苏省。[54] 袁世凯此时已经失去了对北洋陆军六镇的控制权，只保留了对第二、四两镇的暂时训练权，所以更大力支持徐世昌的要求。从徐世昌《致陆军部王侍郎》函中，[55]可以看出袁世凯对徐世昌的支持：“聘卿仁兄大人阁下：顷接项城宫保来电，照录奉呈。现准拨之第三镇及五、六镇一协，似应由大部整备遣往。刻计奉旨已久，日内应即起行。该各镇协急需开拔，整备一切，极关紧要。务照饬各该镇迅速筹备，俾利遄行。”[56]而谁能想到，由第二镇、第四镇部分兵力组编的混成协是袁世凯亲自编成的。不仅如此，该混成协队官以上的军官也是袁世凯亲自任命的。袁世凯自己说得非常清楚。他说：“现东三省亟需军队，既经奏明由北洋抽调一协，自应酌抽军队，编立混成一协，以资调往。所有该混成协统领，查有王副将汝贤堪以派充。由第二镇步队内抽拨第五标第一营，派宝复详管带。拨第六标第三营，派刘建章管带。拨第七标第一营，派郑及春管带。该三营编为一标，派聂汝清充该标统带。由第四镇步队内抽拨第十三标第三营，派秋占鳌管带。拨第十四标第一营，派林绳武管带。拨十五标第二营，派朱绍曾管带。 该三营编为一标，派陈廷会充该标标统带。由第二镇马队第二标内抽调第一营，派褚恩荣管带。由第四镇工程第四营内抽调后队一队，派刘吉庆充当队官。由第二镇辎重第二营内抽拨右队一队，派孙景元充队官。以上步队两标，马炮队各一营，辎重、工程各一队，编立混成一协，应归王汝贤统率前往。”[57]袁世凯不仅交待了组成混成一协各部分军队的番号，而且还任命了协、标、营、队各级军官。混成协编成后分批开往东北。随北洋新军开赴东北的新军高级将领主要有：第三镇统制曹锟，第五协统卢永祥，第六协统陈文运，第一混成协协统王振畿，第二混成协协统王汝贤，第三镇炮兵营标统吴广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成为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东北的主要国防力量。 除北洋新军外，袁世凯奏调的张勋率领的北洋巡防淮军10营先于新军驻扎东北。此外，在东北任军职的还有：张锡銮任奉天巡防营营务处总办，倪嗣冲任黑龙江布政使兼巡防营翼长，孟恩远任吉林巡防营翼长，傅良佐任奉天督练公所参议等。这些将领几乎都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期的核心人物。北洋集团的大批人员进驻东北，成为日俄战争之后东北地区的主要军政统治者。 清廷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听从袁世凯、徐世昌的建议，同意在日俄战后东北改制，加强中央政府对东北的控制，派北洋集团军政要员治理东北。一是表明她对北洋集团的信任和对北洋集团能力的认可。她曾解释说，之所以没有让袁世凯出任东三省总督，而是让他坐镇北洋， 主要考虑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朋友，让徐世昌督东，这样北洋与东北连在一起，她更为放心。[58]这种解释符合西太后的真实心理，她对庚子之变心有余悸。二是对在官制改革中受到打击和削弱的袁世凯的一种补偿。她善于使用如此手法，笼络各派政治势力，以巩固她的最高统治地位。 史实证明，西太后的这一决策是有见地的。徐世昌、唐绍仪等北洋集团人员在治理东北的二年中，[59]“固边防、理蒙务、慎交涉、饬军事、定官制、扩民政、理财用、恤旗民、兴学校、创司法、开实业、广邮政，黾励以赴，恒恐后时。自政界观之，程功之速，已大异于内地”。[60]他们发挥了其特有的智慧，竭尽全力，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了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的治理，增强了在东北的国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俄对东北的进一步侵略。其在东北采取的政治改革和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初步改变了东北的面貌，缩小了与内地的差距，有效地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对此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后来政局发生变化，光绪皇帝、西太后去世，袁世凯被逐，少壮派贵胄开始掌握中央的权力并对北洋集团采取打击政策，徐世昌、唐绍仪先后离开东北。如果北洋集团对东北治理的时间长一些，其效果会更好。 四、为维护东北利权，制定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 袁世凯为维护东北利权，抵制日、俄尤其是抵制日本对东北的垄断，还制定了联合美国以抵制日本的外交方针。袁世凯制定这一外交方针，是与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相关的。 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的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出于共同的对华利益，它们进一步勾结起来，垄断东北利权。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非常积极活跃，不仅与英国签订了第二次同盟条约，而且与俄国、法国也签订了同盟条约。1907年六、七、八三个月间，日本相继与法国、俄国、英国签订了三个协定，“1907年之外交局势，日法两国首先妥协，日俄继之，英俄又继之。仅三个月时间，作成日法、日俄与英俄三大协定，形成四国妥协、两大同盟合作之局势。此一局势，将中国牢牢缚紧，直无挣扎余地”。[61]中国要想抵制日本并取得国际支援，只有联合美国。而日、俄对东北的垄断，使得原来支持日本的美国对日本极为不满，沙俄、日本垄断东北与美国在东北要求门户开放的矛盾冲突，使中国联合美国有可能成为事实。1907年9月，清廷将袁世凯调离直隶，入京做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主管外交，袁世凯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就是在此背景下出台的。 联美制日的第一项计划，就是修筑新齐铁路。[62]东北铁路为日、俄所垄断，如徐世昌所说： “东三省南北满铁路横亘直贯，久为腹心之患，一旦有事，几为绝地。”要打破日、俄的垄断，必须修筑中国自己的铁路。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等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引用美国资本，修筑一条几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新齐铁路，即由新民屯到齐齐哈尔的铁路。关于这条铁路的价值和作用，一些外国人看得很清楚，瓦伦丁·姬乐尔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说：“日本政府很清楚，中国正在筹建一条由直隶湾通往齐齐哈尔的铁路，这比拟议中的法库门—新民屯铁路又向西移了一大步。但是，根据日本的想法他还是要反对的。事实上，这会被当作对日本的直接挑战。”[63]最初，徐世昌、唐绍仪要引进英国资本，与英国保龄公司签订协议，但由于英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第二次友好同盟条约，并不因区区一条铁路而得罪日本，所以对保龄公司修筑东北铁路不予支持。于是唐绍仪等又转向美国。时美国驻奉天领事司戴德对此事非常热心，于是由唐绍仪和司戴德出面，与美国铁路大王哈得曼草签了修筑东北铁路的协议。[64] 联美制日的第二项计划，就是袁世凯派唐绍仪出访美国，借赴美答谢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之际，进一步与美国联络邦交，建立两国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利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建设东北，以抵制日本。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庞大计划。随同唐绍仪出访的徐世章曾说：“此次到美，携有秘密的计划，将与美缔结联盟，不仅对俄，而且对英日。此次计划极为重要，在枢府亦不尽人皆知。”[65]研究远东国际关系的西方历史学家马士[66]也指出：“事实上，这个使节的目的是同美国政府洽商中、德、美三国同盟问题，谈判满洲借款，并安排以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满洲经济开发。”[67]这项计划，由于日本的破坏、美日关系的微妙变化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流产。美日关系此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主要是日本为破坏中国的借款计划，日本驻美大使高平与美国国务卿罗脱为两国间的太平洋问题进行谈判并进行了换文。“美日交涉极为顺利，罗脱、高平换文于十一月三十日成立。此换文事实上虽未能缓和美日间之冲突，但在当时，唐绍仪之计划却大受打击。盖美国政府既于此换文中承认维持远东之现状，日本正可借其特殊地位以进行侵略，大规模的满洲借款意见、中美德同盟等事，美国自不便行之。”[68]同时，中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光绪、西太后于11月14、15日先后去世，袁世凯不仅失去了清廷的支持，而且其政敌载沣为摄政王掌握了清朝中央最高权力，不久将袁世凯罢免，“唐绍仪为袁世凯所派，若袁倒彼亦不能立足”。[69]唐绍仪出使美国、欧洲无功而返。 袁世凯联合美国以抵制日本的外交失败了。那么如何认识袁世凯的外交努力呢?袁世凯维护东北主权的手段是以夷制夷，在国弱被人欺的时代，这种手段是无可厚非的，袁世凯是这样，以后的中国外交家、政治家同样是这样。[70]西方学者对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对东北经营的努力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正是袁世凯在随后的三年内，从1906年到1908年在满洲进行了坚定的改革(赵尔巽和徐世昌是在他的名义领导下的。原文———引者)，这激怒了日本。袁世凯和唐氏还企图影响美国在满洲进行大量的投资以抵抗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影响。”[71]袁世凯极力维护东北利权时期，正是远东国际关系对日本非常有利而对中国非常不利的时期，如上所述，日英、日俄、日法同期订立了同盟关系。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袁世凯联合美国以抵制日本侵略则更显得非常珍贵和很不容易。实际上，袁世凯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这一外交举措对日本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明治四十年，山县有朋发布意见书，指责中国日俄战争以后，其外交开始强硬起来，阻碍我国对满洲的经营，以至于两国协议不能顺利实行，事业停滞，直接影响了日中关系。”[72]袁世凯时任外务部尚书，在外交上是总策划人，徐世昌、唐绍仪积极参与，唐绍仪具体执行，故有唐绍仪使美一行，“世凯固推荐绍仪赴美者，且谓唐绍仪之行足以抵制日本对东三省之侵略。日本则在东京用罗脱—高平换文证明唐绍仪之失败，兼以倾陷袁世凯”。[73] 联美制日是袁世凯的一项重大外交举措，这一政策的失败，除了日本的破坏为主要因素外，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反北洋集团势力的阻扰也是一重要原因。刘体仁曾在其《异辞录》中说：“唐侍郎聘于美，议加两国使臣之级为大使，不得要领而归。日本人忌之，有行反间计于摄政王者，曰：‘日本之至中国也，在三日之内；美之援中国也，在二十日之外，夫不忧三日之祸而待二十日之援。谋臣失策为不忠。’度支部尚书为泽公，以武进盛侍郎为谋臣，袁、盛之仇固结不解，泽公亦不悦于项城所为，谗之曰：‘岁费益巨万，仅得大使之虚名，岂计之上者?’项城乃被逐于外，而外交之策不行。”[74]上述外交政策谁对谁非，是非常清楚的。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方针不但不能施行，反而遭到政治迫害， 1909年1月2日，清廷将袁世凯罢免，开缺回籍养疴。唐绍仪失去支持，联美无功而返。袁世凯被贬，徐世昌不安于位，请求辞职。不久，清廷调徐世昌入京供职，北洋集团对东北的两年治理至此结束。 五、对袁世凯关注东北问题的评价 如何评价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对东北主权、利权的维护，在东北改行行省制度及在东北治理中的作用，是一个长期以来被人们忽略的问题。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其北洋集团向这一地区的扩张，有着扩张集团势力的意图，这是不能为讳的。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和对东北主权、利权的维护，是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体现。进入20世纪以后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0年间，随着新政的推行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中国民族主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著和强烈，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等是最鲜明的标志。但以往学者把关注的视角集中到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身上，而很少注意统治阶级中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全面的。而实际上，统治阶级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表现不仅不亚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甚至比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更为理性。由于他们掌握着一部分统治权力，又有着一定的国际法知识和斗争经验，因此他们抵制外国侵略的行动往往更为有效。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禁锢学者思想的信条早已被解禁，我们才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识我们的历史，评价我们的前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清末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或集团，这个集团在新政中形成，在新政中成长，与其他政治集团相比，更具有开放性和世界眼光，其民族主义表现更为充分。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对东北主权利权的维护是其民族主义体现的重要表征。[75] 就袁世凯个人来说，尽管他后来有接受日本提出的“21条要求”的耻辱，[76]但就其一生来说，他对日本的侵略是反对和抵制的，而且在反对和抵制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中，他大部分时间处于第一线。他对东北的关注和促进东北改制以及对东北的治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 本文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新军研究》(批准号： 09BZS029)和陕西师范大学社科基金项目《袁世凯与日本关系研究》的子课题。 [1] 参见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 [2] 参见康佩竹：《日俄战争后的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行政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李侃：《赵尔巽与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李侃史论选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台湾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早于大陆学者，参见赵中孚：《清末东三省改制的背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专题研究第5期，1976年)和《辛亥革命前后的东三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专题研究第11期，1982年)。 [3] 北洋大臣的职权为：“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光绪会典》卷100) [4] 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5] 笔者曾多方努力，试图查到这个方案，但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完整文本。 [6]《大公报》1903年5月18日。 [7] 局外中立有日本、美国劝导的背景，但选择权在中国。袁世凯等权衡利弊，认为只有局外中立一途，才对中国有利，才能适应当时的国际环境，参见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5页。此外，袁世凯还将《局外中立国际公法》翻译成汉语，呈光绪帝御览，参见《袁世凯奏议》中，第877—880页。 [8] 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 [9] 袁世凯：《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 [10]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7、38卷别册，《日露战争》1，原书房1958年版，第755页。 [11] 参见《李鸿章与日使伊藤等问答节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26页。 [1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72年版，第123—124页。 [13] 庄洪铸：《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质》，《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14] 梁义群：《袁世凯与日本》，《历史教学》1991年第7期。 [15] [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日本原书房1966年版，第196—197页。 [16] 吴玉章：《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6页。 [17]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14页。 [18] [日]岛贯重节：《日露战争战略》上，原书房1981年版，第71页。 [19]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77年版，第538页。 [20] 参见[美]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1]《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日俄停战撤兵等拟派军清理东三省地面办法函》(未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练兵处档。 [22] 袁世凯：《请准将朝阳府吴焘调赴奉省襄理驻防营务片》，《袁世凯奏议》(下)。 [23]《北洋大臣袁世凯为日俄停战撤兵等拟派军清理东三省地面办法函》(未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练兵处档。档案有破损处，“□”字无法辨认。 [24] 参见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3，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页。 [25] 参见《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第一号》，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3，第3103—3104页。 [26] 参见《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第二号》，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3，第3104—3108页。 [27] 参见《中日全权大臣会议东三省事宜节录第二号》，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3，第3108—3109页。 [28]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5，第3145—3147页。 [29] 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5，第3146页。 [30]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春秋杂志社1966年，第45—46页。 [3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48页。 [32] 参见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193—195，第3103—3140页。 [33]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 [34] 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35]《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 [36] 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载振、徐世昌是奉清廷谕旨前去东北进行考察的，此前袁世凯做了许多工作。考察团成员除载振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成员。 [37]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 [38]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 [39]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 [40]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 [41]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 [42] 徐世昌：《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退耕堂政书》卷5 [43]《大公报》1907年1月11日。 [44] 徐世昌：《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退耕堂政书》卷7 [45] 徐世昌：《密陈三省切要办法四条折》，《退耕堂政书》卷10 [46] 徐世昌：《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退耕堂政书》卷7 [47] 该情报现存日本陆海军档案T. 505，【R101 F06836】，黄广域据1979年澳大利亚国力大学《远东史学集刊》第19辑英文译出，见《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据笔者了解，此资料很少有人利用。 [48] 以上引文均见《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3期。 [49]《东方杂志》1907年第4期。 [50]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48页。 [51]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7页。 [52]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53] 徐世昌：《调东陆军底饷明年拟请仍用原处照拨折》，《退耕堂政书》卷12，第627页。 [54] 六镇新军中，第一镇饷项全部由直隶筹拨；第四镇由山东、直隶以及江苏筹拨，江苏省主要承担原自强军的军饷，每年21万余两；第五镇由户部和山东省筹拨；其余由户部筹拨。见《东方杂志》1905年第7期。 [55] 此时袁世凯得力部下王士珍任陆军部侍郎。袁世凯通过王士珍对其北洋军还有一定的控制力。 [56] 徐世昌：《致陆军部王侍郎》，天津历史博物馆：《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2)，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59页。 [57]《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 [58] 参见《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 [59] 从1907年4月清廷宣布东三省改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到1909年5月徐世昌卸东三省总督任，内调邮传部尚书，恰好为二年。徐世昌、唐绍仪等主要成员内调后，虽然北洋集团部分成员留在东北，如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等配合新东三省总督锡良对东北继续进行治理，但属于从属地位。 [60] 钱能训：《东三省政略》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6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70页。 [62] 原计划修筑新法铁路，即由新民屯到法库门，但日本以与南满铁路太近侵犯其南满铁路利益为由强烈反对，中国不得不将线路西移。修筑新法铁路的计划，最早酝酿于1907年3月，由盛京将军赵尔巽提出。见赵尔巽《遵筹东三省应办事宜电》，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72页。徐世昌等到任后进一步完善此计划，并试图付诸实践。 [63] 骆慧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64] 这一计划由于哈得曼的突然去世而无从实现。 [65] 转引自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杜春和等辑：《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第63页。 [66] 马士·宓亨利(1855—1933)，原籍美国，后入籍英国。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来华，长期在中国总税务司任职， 1909年退休，研究远东国际关系。 [67] [美]马士·宓亨利著、姚曾廙译：《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511页。 [68]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238—239页。 [69]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239页。 [70] 金光耀在《顾维钧与中美关于“二十一条”的外交活动》(《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中说：“实际上，此后民国各届政府在面临日本的威胁时，大都采取了相同的对策”。 [71] Stephen R. Mackinnon，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Yuan Shi-kai in Bejing and Tianjin， 1901—190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70· [72] [日]北冈伸一：《日本陆军と大陆政策(1906—1908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21页。 [73]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第239页。 [74] 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2页。 [75] 本文所论及的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只限于清末时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北洋集团民族主义的另一主要体现，即袁世凯、北洋集团在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的民族主义，作者将另撰文说明。 [76] 实际上经过袁世凯及袁世凯政府的努力和斗争，对21条是部分接受。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见：苏全有：《袁世凯的仇日政策及实践》，《历史教学》2004年第5期；马良玉：《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宋开友：《袁世凯与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谈判》，《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等。 作者简介：张华腾（1955年—），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