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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北边”略说 王 海 史学月刊2010/6 记述秦汉历史的史籍中曾多次出现“北边”一词，如“始皇巡北边，从上郡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史记。平准书》)；“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史记。孝武本纪》)；“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书．宣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郡施刑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后汉书．乌桓传》)。可见，“北边”在秦汉时人及后世史家的思想意识中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地域概念，“通常已用以指代具有大致共同的经济文化特征的北部边地”(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一 “北边”是个渐次形成、不断扩展的地域概念 秦汉史籍中最早出现“北边”的当属《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巡北边，从上郡人”。“北边”地域概念的形成当早于此时，在战国后期已初见端倪。《史记．匈奴列传》有言：“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人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秦、赵、燕三国新开辟、拥有的郡，多属于戎、胡等族的居地。此后，这些筑有“长城”的郡成为华夏政权与周边民族交往的前沿。三国时人韦昭曾说过，“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汉书。宣帝纪》)．上述诸郡无疑为边郡，“北边”之称甚至已在局部地区出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战国后期，秦国设置的陇西、北地、上郡，赵国设置的云中、雁门、代郡，燕国设置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奠定了秦汉时期“北边”的地域基础。 伴随着秦皇汉武的开疆拓土，“北边”地域范围得以扩展，“河南地”、河西地区相继归人。《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到：“(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秦汉之际，匈奴夺回“河南地”，至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令车骑将军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据研究，秦朝曾设置九原郡以管理“河南地”，汉朝则将该地分置为五原、朔方二郡(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157页)。“朔方”即北方，朔方、五原二郡被汉朝划人朔方刺史部，而九原(朔方、五原)又符合上文所述边郡特征，可见，“河南地”属于“北边”。 对河西地区的开发、经营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武帝元狩二年至宣帝地节年间，汉朝先后在此设置了酒泉、张掖、敦煌、金城、武威郡(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第157~174页)。它们虽地处西北，但也属于帝国的“北边”。这能得到文献、考古的双重证明。《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给宣帝的上书，“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在居延汉简、居延新简(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一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中，我们也能找到与“北边”有关的内容。如： 。北边絮令第四候长候史El迹及将军吏劳二日皆当 三日 10。28 貇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 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 E．P。T52：15或许因为如此，王子今先生说：“西汉王朝相继于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长城防线即所谓‘北边’于是延伸至于河西。”(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第225页) 从此，“北边”地域范围达到最大，历经武、昭、宣、元等帝而至新莽时期，如“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汉书。成帝纪》)；“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汉书。匈奴传上》)。 东汉时，“北边”一些郡辖境向南缩减(如上谷、右北平、辽西等郡)，有学者认为这缘自境外部族的侵扰(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一些郡一度侨置内地(如北地、上郡)，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北边”郡级建置并未减少，依然在帝国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有一问题需要交代。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军击灭朝鲜及其属国，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四郡地及所辖县虽多有并省、罢弃，但乐浪、玄菟二郡始终存在。朝鲜诸郡是否属于“北边”?从零星的史料看，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上文所引《赵充国传》便有“北边自敦煌至辽东”的说法，另据《汉书．匈奴传》记载，侯应曾为元帝分析边疆形势，也有“臣闻北边塞至辽东”之语)，因此，文中的“北边”不包括朝鲜诸郡。 二 “北边”有广义、狭义之分 “北边”有广、狭义两层概念，以往的研究基本是从广义角度展开，狭义层面上的“北边”则为人忽略。以下几条记载应给予重视： 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汉书。贾 谊传》) 师古曰：“《汉宫仪》云牧师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边、 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今天下遭阳九之启，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 万众，具三百El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 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 可用，此一难也。(《汉书。匈奴传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骘以军役 方费，事不相赡，欲弃凉州，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 (《后汉书。虞诩传》) 这几则史料中的“北边”都不是唯一的中心词，与之并列的有“西边”、“凉州”。凉州指代明确，安帝永初四 年(110年)及以前，它包括北地、安定、汉阳、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广义的“北边”地区。“西边”的指代需略做说明。汉文帝时，帝国尚未夺取河西地区，陇西、北地、上郡辖境则大幅南缩，以秦昭襄王长城与匈奴为界。从北地、陇西等带有方位指向字词的郡名看，此时的“西边”当指陇西一带。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如，建武初年，大司徒邓禹曾“承制遣使持节命(隗)嚣为西州大将军，得专制凉州、朔方事”《后汉书．隗嚣传》)； 章帝即位初，“拜(耿)秉征西将军。遣案行凉州边境”(《后汉书．耿秉传》)；永初元年(107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后汉书．邓骘传》)。“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上文的“西边”当指“西州”、西部的边地。在某种程度上，“西边”与基本由边郡构成的“凉州”具有地域上的重合性，如此，“西边”才有“斥候望烽燧”、聚兵屯守之事，才有牧师菀的分布。可见，上述几处“北边”不同于第一部分讨论的广义的“北边”，它与“西边”(“凉州”)等指称并列，为广义“北边”的组成部分。 史籍中还多次出现“三边”之说，其中多与武帝相关，如，“武帝开广三边”(《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后汉书。百官志五》)等。结合武帝开疆拓土的事迹分析，此“三边”不仅包括广义的“北边”，还应包括南方边地，即“南边”，但并非所有的“三边”都是如此。如： (熹平六年)鲜卑寇三边。(《后汉书。灵帝纪》) 臣伏念方今灾害发起，弥弥滋甚，百姓空虚，不能自赡。重以螟蝗，羌虏钞掠，三边震扰，战斗之役至今未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后汉书。杨震传》) 匈奴最逼于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 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三国志． 魏书．乌丸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对于第一个“三边”，李贤注释为：“谓东、西与北边。”第二个“三边”，胡三省注曰：“东、西、北也。”(《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二》“安帝延光二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分析文字内容会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西汉时的匈奴(胡骑)和东汉时的鲜卑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其寇掠的对象基本是“自敦煌至辽东”的帝国北部边地，即广义的“北边”，所以，以上几条“二边”当是指广义的“北边”。这样看来，广义的“北边”被划分为东、西、北三个组成部分。这也证明“北边”具有广义、狭义双重概念。 那么，狭义的“北边”指代哪些地区?“三边”之说形成于何时，其中的“东边”、“西边”各包括哪些地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对此尚不能准确回答．不过，综观“白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的广义的“北边”，汉帝国将其所属诸郡大体划人幽、并(含朔方)、凉三刺史部，三刺史部分管的边郡与“三边”之间是否存在联系?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三 民族关系与“北边”社会 “北边”地域的形成、扩展、缩减与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北边”社会发展也受民族关系影响。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两个代表性的点加以说明。 工。“三边”与“三方(部)” 在秦汉时期众多的北方民族中，秦、西汉时的主导者是匈奴，东汉则变成了鲜卑。或许是巧合，史籍对于匈奴、鲜卑的记载存在着一个共同点。 (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 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 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史记。匈奴 列传》) (鲜卑檀石槐)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 东，接夫余、穢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 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 置大人主领之。(《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本族势力强大之时，冒顿、檀石槐皆把辖境分为三方或三部。这被其后继者沿袭，而有关匈奴的记载中甚至出现“东边”、“西边”的说法。如： 其明年，乌桓击匈奴东边姑夕王，颇得人民，单于怒。 (《汉书．匈奴传上》) 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 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史记。大宛列传》) 单于日：“父兄传五世，汉不求此地，至知独求，何也? 已问温偶賒王，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 木……”(《汉书．匈奴传下》) “三边”的划分很可能受到“北边”民族关系的影响，与匈奴、鲜卑的“三方(部)”存在着关联。匈奴、鲜卑分部而治便于统辖、管理。进一步分析，这又是北方多民族地域性的反映。以“北边”为地理参照物，其东段塞防内外分布有乌桓、秽貉、高句丽等族，西段塞防内外分布有氐、羌等族及杂胡(月氏、屠各等)，中段塞防内外则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匈奴、鲜卑)。匈奴、鲜卑在管理帝国、部落联盟之时尚有此考虑，面对着复杂的“北边”民族形势的秦汉帝国在制定边疆政策时，把“北边”按地域分为三部分，即“三边”，很可能是针对于此所采取的方略。在幽、并(含朔方)、凉三刺史部的督导、治理下，“三边”地区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处理民族事务，更好地解决各自面对的民族问题，保证区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六郡良家子”的长盛不衰 “六郡良家子”是秦汉时期的特殊社会群体，相关记载有： 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 多出焉。(《汉书。地理志下》)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邦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 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汉书。赵充国传》) 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 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 (《汉书。甘延寿传》)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桓帝末，以六郡良家 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后汉书。董卓列传》) 史籍中还曾提到“六郡良家”，当与“六郡良家子”所指相同。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 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聚天下精兵，军于 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 无益，已然之明效也．(《汉书。匈奴传下》) 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无员。掌宿卫侍从。常 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本武 帝以便马从猎，还宿殿陛岩下室中，故号岩郎。(《后汉 书。百官志二》) 对“六郡良家子”、“六郡良家”中的“六郡”，颜师古解释为“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与上引《后汉书．百官志》中的“六郡”相同(《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是岁(永平十七年)，改天水为汉阳郡”)。“六郡良家子”为何始终受到朝廷的重视?这当与他们的“武功”有着紧密关系。平日，这些“材力”之士跟随帝王“驰射上林”，战事骤起，他们授命出征，建立功勋。“善骑射”的赵充国、“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的甘延寿、“膂力过人，双带两韃，左右驰射”的董卓均凭借军功登上高位。 “六郡”属于“北边”，民族间的战争环境有利于“武功”的培养。《汉书．地理志》叙述“六郡”风俗，便说这里“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另一方面，随着帝国的军事胜利，“六郡”成为归降异族的居地，众多属国与汉人郡县交错相间，各族交融，彪悍的“蛮夷”之风影响汉地。 总之，秦汉时期“北边”地域的形成、发展受民族关系影响，其扩展缘自汉民族对少数民族战争的胜利。“北边”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北边”由东、西、北三部分(“三边”)组成。民族关系影响“北边”社会，“三边”的社会治理方略很可能与少数民族的“三方(部)”存在关系，民族战争与交融培育出“北边”尚武的特殊社会群体。深入了解秦汉时期的“北边”，有助于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 作者王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渤海大学历史系教师。 转载自国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