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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社会科学评论》2012年第1期，转自《经济学文摘》）
对经济史的不重视而导致的历史感缺失是当今经济学理论指导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学理论创新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一、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辩证关系经济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就学科特点来讲，属于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也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综合学科。经济史的重要性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熊彼特曾经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经济统计是必不可少的三门专业知识，其中经济史最为重要。如果要他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而又必须在这三门学科中选择一种，那么他就选择经济史。他进一步解释道，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熊彼特把经济学的内容界定为经济的独特历史过程。既然经济学的内容是经济过程，那么经济学只能在经济史研究中产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学是经济史的“流”。这就是经济史的重要性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将要着重指出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发现功能。从不完全意义上讲，经济史研究就是经济学研究。 当然，经济史研究还有其他既定责任。如果从语义上看，经济史这个偏正词组的主词是“史”而不是“经济”，“经济”是修饰“史”的。但是就经济史研究而言既要研究经济的历史，又要研究历史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史研究有着弄清历史和获取经济理论双重任务，两者并行不悖、高度统一。研究经济的历史就是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研究历史的经济就是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史的“史”就是经济学的理论形态。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学是经济史的“流”。 经济史作为经济学理论的“源”，其存在形态就是不可胜数的记载经济发展过程的经济数据、文字和图像、影像等，数据记载是其主要形式。经济史的 “源”有时并不清晰，甚至表现为“浑浊”状态，即无准确统计可资参考。对某些经济变量的缺失和含混不清只能“因浊就浊”进行估计。估计，既是经济史研究的需要，也是经济史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与经济史研究整体一样，如果没有系统经济学理论的支撑，经济史估计也就变成毫无根据的“瞎猜”，经济史这个“源”也就无法得到彻底澄清。 于是这又转到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指导上面，即经济史研究要诉诸一定的经济学概念、方法和手段，借以发现经济史中隐含的不容易看到的内容，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合和概念分析，萃取出经济史的“史”，并经过对“史”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完成经济学理论的再造，即经济学理论创新。然后再利用新理论继续发现经济史的新问题，进行再研究，完整更新的经济学理论创新……周而复始，经济史和经济学都可以得到方法论的理论滋养而共同进步。显而易见，经济史与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循环，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当然，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状，我们不能苛求从中获取新的经济学理论，虽然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的可能性完全存在，但是在经济学理论尚不能在经济史研究中充分利用，理论创造谈何容易？ 就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的源、流关系辨析中，我们知道经济学理论虽然从经济史研究中得来，对经济史研究具有“反向”指导功能。但检索中国经济史既有成果，这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反向指导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甚至可以说极其不足。在所谓的经济史研究中，大多沿用“历史主义”方法，注重史实的描述性分析，弱于理性分析。满足于统计变量的低层次分析，即对可资利用的统计数据经过简单的“加减乘除”即匆忙得出结论。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不能得出真正的经济史，不能得出具有理论深度和理论向度的经济史学结论，更无法完成上文提到的在经济史研究中萃取经济学理论的任务。 二、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辩证取舍 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史学的研究范式之争主要表现为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两种范式之争是与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史学的分分合合纠结在一起的，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分支，经济学范式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的获取是在经济学范式与史学范式的长期斗争中确立的。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史往往被设在经济学领域内，成为理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设在历史学领域内。而经济史也成为研究经济的一种方法。历史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曾经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大行其道，并深深影响了英国、美国的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但由于这种方法侧重于描述性分析，而最终让位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 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史看，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的争端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史学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抑或现代都是秉承一贯的史学范式，对经济学范式不是望而却步就是浅尝辄止，无法与经济学范式研究进行有效沟通，各自自说自话。这种学术困境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实，无论哪种范式，其研究对象都是“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因此经济史研究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历史过程，然后再对历史进行理性思辨，即经济学理论思辨。历史的真实是通过历史的在场表现出来的，而历史的理性思辨则是对历史真实的有效反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经济学理论就是经济史研究的利器。 其实，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并不太晚。据考证，早在1830年代就有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而距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只有50多年的时间，距离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出版还不到10年，可见中国接触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几乎与西方同步。其后的经济学研究者，如赵兰坪、马寅初、卫挺生、李权时、林维英等，他们的经济学研究侧重于当时的现实经济，对经济史涉及并不多。当时，对古代经济史作出杰出贡献的是陶孟和(希圣)、梁方仲、汤象龙等人。严中平、吴承明、汪敬虞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史学家，开始成为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带头人。但他们的经济史研究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否发展为中心线索，强调历史主义的内在逻辑。所谓内在的逻辑联系，指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对它的发展和不发展有着合乎逻辑的内在规定性。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仍然是“历史主义”的方法，着重历史的宏观叙事功能，轻于从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的探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意识形态左右下的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断层，中国大量引进苏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则自然被挡在国门之外。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史研究由于研究手段单一，研究者只有历史编纂学的训练，而没有经济学的训练，在研究中只是把某种理论中的说法作为一种外加的套语和标签装饰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实际在方法上仍然满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归纳以及线性的因果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处于“经济学”化史料搜集和整理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 “新经济史”，即计量经济史学。1978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下，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大量引进，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逐步成长起来。当下，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已开始出现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中国经济史论文和论著，甚至把现代经济学理论方法运用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也开始出现。如管汉晖、李稻葵的新作《明代GDP及结构试探》，香港大学卜永坚借用现代财政学的公债概念对明代两淮盐政进行了研究。可见，作为方法论，经济学理论对古代、近代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发现功能。这些向国际主流经济史靠拢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史学可以建立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有机结合的学术平台，可以完成从描述经济史学到理论经济史学的转向，可以建立与西方经济史学的平等对话机制，可以走出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在中西经济史两个学术体系中自说自话的学术困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