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由于战争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动荡，我的学生生活非常曲折。我曾经历北洋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过工科、理科、经济和历史，非常杂，都没学好。但是，后来我在专业经济史研究中，却发现过去学的一点点理工知识(尤其数学)很有用。我学过的文献学，连同童年在私塾读的经文，也都常派上用场。这里的一个体会是:做学问必须专，专才能精;但又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博而后专，大有好处。 我做学生时学得很杂，但后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生，就专学经济了。回来教经济学，又做了20年的经济行政工作。恰好我的直接领导薛暮桥、许涤新诸先生，都是著名学者，在行政工作中也叫我们做研究，并有不少成果，包括经济史。这里我的一个体会是:在经济机关研究经济史大有好处，因为能密切联系实际，并易取得档案和调查资料。 “文革”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业研究经济史了。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但就每个研究者说，不妨有自己的体会。 我算是学经济出身的。我研究经济史就主要用分析方法，并喜欢计量分析，因为我学过计量学，并因此获金钥匙。但是，到上世纪80年代，看法开始有改变。 我首先感到的是，统计分析很重要，计量学分析则有很大局限性。一个模型变量有限，许多事情只能假定不变，这不符合历史。研究农业，灾荒不好计量，只能有灾是1，无灾是0。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计量史学会议，那时R.W.福格尔还没获诺贝尔奖，但有些老计量史家已经转业了。历史现象，历史学家把它看成是因果关系，有时嫌简单化。计量史家把它看成是函数关系，那就太简单了。正如R.索洛所说，他们是“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①。历史是要下功夫思考的，不能用t推论出来。 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它没有普遍意义，受时间空间限制。有些可称为规律，如价值规律，但恩格斯说，它可用于15世纪以前，到16世纪就要用生产价格理论，到19世纪(这不是恩格斯说的)就要用边际效益理论了。这指欧洲，中国还不行。1995年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这篇文章由《经济研究》发表，经其他刊物转载，并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② 那时，法国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都在中国流行起来。年鉴学派的整体观和结构主义都来自社会学，不是来自经济学。整体观接近中国史学，它与经济学之强调分析，有如中医与西医。M.怀特写了一本书《分析的时代》，指20世纪，叙述的历史变成分析的历史。不过近年来又有恢复叙述历史的倾向。年鉴学派所称结构，就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结构的良窳造成经济兴衰，这比原经济学的线性增长理论要高明得多。D.诺斯的新制度学派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但他注意到非经济因素，把国家论和意识形态引进经济史。这实际是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历史上是强政府，讲义利论，不过，诺斯说他是取法马克思。总之，学习年鉴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给我很大启发。至少，经济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要研究社会结构、制度、思想。 然而，使我感触最深的是J.A.熊彼特。他在传世巨著《经济分析史》开篇说，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经济)理论。其中历史最重要，“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③ 我深感自己缺乏历史知识，没有历史感，这就做不好经济史研究。“历史感”尤难。我曾努力读前人的“历史哲学”，有十几家，虽可借鉴，但还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感。历史感或历史经验要靠自己研究历史得来，并要学古史，因为要通古今之变。这我就不如学历史出身的同行。好在我也读过两年历史，并幸遇名师陈寅恪、钱穆等，还有孟森老先生。也写过考据文章，只是太浮浅，需补课。 1999年我写了篇文章，提出我对研究经济史的看法。我提出历史、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思想五个方面。④我以为，经济史首先是史。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的时代的经济。如战国时代，各国经济都要为战争服务;秦汉大统一，就有了《货殖列传》。这不是上层建筑决定论。历史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统一的整体。从历史出发就是从整体入手。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第1卷就是整体论，它规定着第2卷经济和第3卷资本主义的“边界条件”。历史研究是研究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过去的实践，如果已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这种认识，只有根据经过考证的、你以为可信的史料，别的都不足为据。但历史认识是相对的，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的进步，过去认识清楚的东西又变得不清楚了，因此历史总要没完没了地再考证，再认识。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出现经济理论问题。经济理论是一定的经济运行的抽象，但不能从抽象还原出实践，正如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经济人”国家。在研究经济史时，一切经济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制度下运行的，否则就乱了。制度变迁通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和诺斯看法有异，是J.R.希克斯观点，也是马克思观点。历史上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租佃制度、雇工制度的变迁都是由于需要。但在重大的历史变革，如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中，单这些制度变迁还不行，还需要有体制的变革，以至根本法(constitutional)的变革。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经济学家忽略了。 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辈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1952年禁止社会学，不敢研究了。1979年已解禁，自应恢复社会经济史。 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我不把文化思想看成“非正式制度”，不用“制约”，而用“制衡”(conditioned)，有二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如人民公社)行不通；另方面，文化思想又是改变传统的先导，这在历史上叫“启蒙”。历史学家重视启蒙，经济学家不重视。从管子起，历代都有启蒙思想，研究经济史要注意它。 ①R.M.Solow:“EconomicHistoryandEconomics”，EconomicHistory，Vol.75，No.2(1985). ②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第3—9页。 ③〔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页。 ④《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社会与文化思想变迁的关系》，《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35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