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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治政治史、经济史，容易知道到哪里去寻觅材料，因为我们有政治史、经济史的明确概念，知道哪一类的书籍里可能有相关内容的资料。由此可知明确研究对象的概念，对于寻找它的资料是何等的重要。20世纪一二十年代民俗学兴起之初，顾颉刚立意研究孟姜女的故事，他于1962年回忆，自从有了这个方向，“事情真奇怪，我动了这个念头，许多材料便历落地奔赴到我的眼前来”，而且资料搜集得到同好的支持，“许多同志投寄来的唱本、宝卷、小说、传说、戏剧、歌谣、诗文……已接叠而至”。有了新概念、新方向，就好觅求有关资料，原来不以为意的，就会进入眼帘，成为新的资料；这个新的研究观念若成为众人的共识，共同去挖掘，资料就会大量涌现出来了。 那么社会史史料到哪儿去找?道理是一样的，应有社会史的概念，明确这是研究何种事情的学问，就可以考虑哪一方面的历史文献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资料。当然，由于社会史相对于传统史学是较新的学问，本身又在发展，如今新社会史诞生了，新史学也同它纠缠在一起，研究者对这种变化着的情形不一定熟悉，寻找它的史料就不会顺手，不过明确社会史本来的概念，以及不断产生的研究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就有了探索其史料的方向。 可以说，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以及关于它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的提出，无不给社会史史料打开新的领域，指出新的探索资料的途径。比如研究社会下层的概念被提出来，方志、族谱、家训、笔记、一般士人撰著的文集，便会成为查找民众社会生活史的资料对象，从中可能发现民众的社会组织、群体生活、社交关系、家庭家族生活、节日生活、宗教信仰、鬼神信仰、术数活动、秘密结社、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经济状况、官民关系等方面的素材。 又如妇女史、性别史研究方向的出现，各种类型的列女传记，如《绘画列女传》；女性的专书，如《奁史》；正史、方志、族谱、文集中的《列女传》、《烈女传》、《贞女传》、《孝女传》、《节妇传》；笔记中关于女性的载笔，均会被开辟为社会史的史料。 身体史研究的开展，医药类的专书，如《本草纲目》、《伤寒论》等，从社会医疗史的角度加以解读，同医家当作专业理论、医学史来读，选摘材料的角度就不一样，特别是辑录民间验方的各种《伤寒论》、《千金方》的民间注本，记录医疗实践的经验，更为社会医疗史的宝贵材料。 心态史研究的提出，在西方，使得遗嘱、账簿、日记、函件、教堂婚姻人口登记、法庭诉讼记录，都成为它的研究素材。记忆史的产生，在西方一度形成“寻根”热，人们热衷于找家谱、修家谱，到档案馆、教堂查找个人的、家族的记载。 笔者有个切身的体会，就是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藏的刑科题本档案的方向性改变。早先同行利用这种档案中的土地债务类资料，多使用为说明租佃关系和剥削形态，强调阶级斗争，笔者同样这样运用过；80年代前期明确了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就不再是那样单一地搜集与解读那些素材了，而是从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去搜集，并且多次指导学生去查找，制订搜集提纲，要求寻觅主佃、东伙、主仆、良贱、宗族家庭、男女、民族、宗教徒与非教徒、土著与移民各种类型的人群社会地位、生活状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试图以此资料探讨档案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社会生活史。 种种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的提出，那些蕴藏在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笔记、游记、家谱、档案等文种图籍的社会史史料便可能被挖掘出来。有了新概念，上述正史、政书、方志、文集等等类型的图书，不再被视为帝王和英雄的文件，不仅仅有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也蕴含社会史研究的史料。杨念群就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概念化”倾向谈道，“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史料来源”，“‘中国中心论’范式的提出所引发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却根本改变了史料选择的范围和特征，即开始从中国人自身的感觉和立场出发选择史料的种类”。由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实践，获知新概念的提出对新史料选择的方向性价值。 史学研究本来就是看重实物史料、口碑史料的，不过社会史概念的出现，更扩大了这类史料的范围，比如水利史方面的碑刻，过往人们是从水利与农业关系的角度来对待它的，有了社会史研究的概念，就同民间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了，所以黄竹三等编撰的《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被列为“山西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第三辑”。文艺作品、视角材料经过史料学的处理，亦可以运用为社会史研究的素材。对此我们还有机会涉及。 王家范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提出对于史料讲，简直是一种革命，是将反映下层社会、基层社会的经济、社会、组织、民风、信仰等内容的资料，不论来自何种文献，皆可搜集起来。这话说得非常精彩。笔者之意不一定讲“史料革命”，而充分注意到社会史研究赋予历史文献、实物和口碑资料新的生命，使它们本来具有的社会史史料价值被人们所认识，加以索取和利用。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各种文体的历史文献，蕴藏着大量的社会史史料，研究社会史，似乎不必顾虑或过分顾虑史料的缺乏，而在于下工夫利用新概念去寻觅。 怎样利用非传统史书的史料？ 对非传统史料，不能拿过来就用，必须进行史料学的研究和处理，以便提高对它的利用质量；同样，对传统史料作社会史史料的理解，也要进行史料学的研究。笔者目前所能认识到的，在下述几方面。 第一，掌握大背景下的利用。所谓把握大背景，有两重涵义：对所研究的具体史事的历史背景要非常或比较熟悉，对来自史书的有关材料要充分掌握，在这种条件下，可能会胸有成竹地恰当地安排文艺的、史学边缘材料的用法。为此需要先行阅读、钻研史书的材料，与此同时或稍后搜集这些“另类”资料。对这种材料本身进行研究，明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创作的意图、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这些材料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要与史书史料进行比照研究，解读它的史学研究的价值，然后用作史料，可能会较为恰当。应当防止误读，使用不当，不仅不能支持作者的论点，反而会产生负面作用。非传统的史料零散在各种文献、文书之中，具有零散性；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的内容，又多是琐碎的、片断的，具有琐碎性。这两种特性，决定研究工作不能单纯从搜集、阅读这类资料开始，通常的情形还是以先掌握传统史书的史料为好。 第二，有限度地审慎地利用。使用“非传统史书”的“另类”史料不可过多，一般不宜作为主要史料，史学论著的主体史料最好出自历史编纂学的产物，利用“另类”史料与之配合，令两种史料结合起来，以丰富的资料支持著作的论点论据。这里说一般不宜作为主要史料，不是说所有的历史著作都不可以把“另类”史料当作主要史料来用，要视著作的内容来定，比如研究民众的居家生活，民居实物照片、建筑遗址照片自然就会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即使如此，仍应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研究。“另类”史料尤其不能作孤证使用，因为正规史料都不允许，这类史料的利用更应审慎了。有限度地、审慎地使用，还包含不宜直接引用的意思，就是要对所引用的材料作出相应的说明。比如八九十年代流行的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咱老百姓》中的故事情节、人物，自然不能作为真人真事，直接用作说明当前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第三，用作形象说明，或者研究过程中的形象思维。阅读“另类”史料，很能丰富研究者的形象思维能力，令研究者产生一些联想，从而有利于研究的深入。文学作品、影视、照片、雕塑，是以造型感染读者、受众，将它们用于社会史的著作中，当有助于对所描述的对象作出形象的说明，如果更能从美学的角度予以审视、解说，可能会发现它的深层的史料含量。设若在著作中配上适量的各种类型的图片，当能提高图书的品质，收到图文并茂的效果。不过在利用图片时，一定要做到图片与文字的紧密配合，天衣无缝，不能因图片难找，勉强使用，反而会产生负面效用。 用新社会史的新概念去搜集、解释材料，必须力求准确。在“准确”方面多下些功夫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材料依然要考订，解释依然要反复斟酌，尤其不可以新概念为满足，以为已经跟上时代潮流，论著材料本身就很新鲜，就有成绩可言。要求要比这个标准提高才好，这是严谨学风所必需的。 成功地利用“另类”史料，要求学者具备较高的学养。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是史学大家的手法，一般的研究者难于文史兼通，因之难于胜任。然而史学研究者需要知难而进，去改进、完善自家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尤其是青年学者，更应无所畏惧，以敏感及锐气去尝试、从事这类史料的运用。 节选自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二章第一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