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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州文化的研究勃然兴起，徽学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值得我们对其进行较为深人、系统的学术整理和总结。徽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仅在学理层面上而言，我们就可以追溯至先秦的山越文化。而自南宋以后，徽州更是以”东南邹鲁”而享誉天下。可以说，从朱熹、朱升到戴震，以及由宋明理学而至清代考据学，清晰地显露出徽州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这一线索既反映了地域学术风气的变化，也代表着中国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主流形态，说明明清时期的徽州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典范区域。 作为宋明理学的主体，“新安理学”历经数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到了明后期逐渐凋零、衰落，但郑玉、朱升、赵涝等人的“本领”、“真知”、“实理”的学术理念在徽州却得以切实的践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学风。至清代，江永、戴震等一批经学家，又继承了黄生、方以智、姚际恒所开创的求实精神，反对理学空谈，倡导经世致用，力矫宋明学术之弊，并对新安理学家的“求真是之归”的学术主张加以改造，治学以“求是”为宗旨，侧重于文字音韵、天文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鄙弃凿空之言，由此开创了“皖派经学”的求实风气。此后，皖派经学取代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新安理学，继而成为清代学术的中坚力量和杰出代表。徐道彬《“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年3月出版）一书便是针对此一现象进行挖掘、梳理和总结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它从地域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学术传播诸方面进行交叉综合研究，贯穿着徽商经济与地域学术、传统文化衍变与时代学术转型的学术传播线索，描述了清代“皖派”学术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传统文化的影响，揭示了徽州学术由“小徽州”到“大徽州”的扩散轨迹，从而拓展和加深了徽学的研究视域。该书不仅立足于清代徽州学术人物及其著述的研究，而且还涉及到清代学术乃至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带有学术史的普遍意义。综而论之，这部新作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钩稽文献，拓展徽学视域。该书上篇题为“徽州学者与清代学风”，作者从数量庞大的历史文献中钩稽排比，发掘和梳理出徽州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变迁的渊源脉络，通过对风土人情的揭示、人文学风的群体分析、师承渊源和个人学术特色与影响诸方面的剖析与总结，理清了“皖派”学者在本土以及旅居之地的形成与传播，尤其对徽州学者在“西学东渐”时期的应对态度做了较为深入而具体的展示。既有纵向的探索，也有横向的融合，点、面结合，言而有据，为充实和深化当代的乾嘉学派研究和地域学术史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视角。作者指出：徽州地处偏僻，却钟灵毓秀，群山所环，民风朴悖而廉劲，学风坚实而条理，如此坚韧刻苦的性格和“徽骆驼”精神，反映在徽州学人身上，必定会有勇于开创，坚忍不拔的治学风尚。后人称“皖派朴学”为“综形名，任裁断”，空所依傍，实事求是，正与这里的地域风格相得益彰（参见该书16—20页）。地域的偏僻，生活的艰辛，使读书人发愤为学，勤苦自砺，而静谧僻壤之地亦为学习者提供了读书的绝佳处所。徽人染山气之质而求学深邃，能得朴实廉劲之名，终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江永、戴震以及“绩溪三胡”的学术成就与风格就是地域学风熏陶下的丰硕成果，他们濡染了山风僻壤的朴实廉劲，具备了求真、求实、求是的特点，“盖地理感化使然也”（参见该书25—29页）。该篇还以徽州为轴心，继而延及江南地域，突出其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将复杂而凌乱的资料、人物与场景贯通起来，彼此观照，统筹和铺陈，显示出较为清新的著述格局。 （2）考镜源流，凸显清代学术。该书下篇为“‘皖派’学术在江南的传承”。作者指出：徽州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等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徽商的赢利不仅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他们还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生活，而那些与徽商一样不断流动的徽州学人，不仅能够把质朴实用的徽州学术传扬四方，而且不以仕途为唯一，通过授学徒或入幕府等方式保持着自己生活的自立与学术兴趣的独立。如戴震、程瑶田的卓越成就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在江南和京师地区得到认可与传播，进而带动了整个乾嘉时代的学术风气（参见该书218—221页）。综观此篇，皆由材料而洞察问题，在剖析疑难中归纳总结，严谨求实，新意迭出，从复杂的历史材料里挖掘出“皖派”学术的特点及其传承的内在逻辑。该篇选取了江南地区十几位杰出学者及其代表著述作为研究对象和突破点，在宏观背景下展开微观的深入研究。通过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钱绎《方言笺疏》、朱彬《礼记训纂》、汪中《大戴礼记正误》、江藩《戴氏考工车制图翼》、阮元《经籍纂诂》等著作的深入剖析与总结，理清了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凌廷堪、“绩溪三胡”之学的接续与弘扬，凸显了乾嘉学者群体对“皖派”学术的传承脉络。作者努力以朴学家的治学态度与方法来发掘和梳理“皖派”学术的传播，并兼及地域文化和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努力做到实证与理论相结合，在实证基础上来归纳和提升“皖派”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充分体现出作者的构思和用心，迥异于当下某些论著文的掇拾陈言和剽掠形似。 （3）传承创新，倡导“皖派”学风。该书结合古文献学、学术思想史和地域文化传播的综合研究，并贯穿着徽商经济与地域学术、传统文化衍变与时代学术转型的学术传播线索，揭示了徽州学术由“小徽州”到“大徽州”的扩散轨迹，以拓展和加深徽学的研究视域。作为乡邦后学，作者能够知难而进，选择这块艰深而又急待开垦的学术领地，这对探讨与建设特色地域文化，重振“皖派”学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该书还努力揭示“皖派”学术与清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即“皖派”学术的特殊性支撑了清代学术的丰富与博大，而清代学术的普遍性也使得“皖派”学术具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内在轨迹。“皖派”学术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徽州地域文化的特殊展示，也是整个清代学术的特色表征与时代风貌的典型体现。所以，该书对“皖派”学术的形成及其内涵、“皖派”学术传播的途径、乾嘉学者对“皖派”学术的传承与发扬，以及“皖派”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诸问题，都予以较为完备的解读与阐释，因此该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而且具有广泛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蕴。余论部分关于“清代学术几个问题的思考”，对当下学术界的前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颇具创新和启发意义。当然，“皖派”学术及其传承问题，不可能在一本书内得到圆满解决，还有许多问题在该书中论述得不够全面或未能展开；或因作者的疏漏和知识局限而多有可商之处，还需要作者在以后重新修订时加以充实和改正。 该书作者在这块艰深枯燥的学术领域孜孜以求，通过“皖派”的学术研究，在深广度上将徽学与清代学术融合起来加以探讨，自然是很有创新意义的事。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在徽州地域文化和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做出更好的成绩。笔者也是徽州人，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曾关注过“乾嘉学派”问题，以后又一直在安徽社科文化部门工作，对于这部书所展示的思想内容和治学方法及其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我很感兴趣的内容。今有《“皖派”学术与传承》呈现在此，我也应该表达一下看法才是。我们认为，“皖派”学术的兴起推动了清代学术的昌盛，以戴震为代表的徽州朴学家的思想高度和学术水平，应当说是中国18世纪学术的高峰标志，它不仅影响到徽州周边地区，还带动了整个清代的学术风气。“皖派”学术作为清代乾嘉之学的组成部分，历经数百年风雨，为学术界建立了正确的观念和方法，对近现代学术的启蒙作用，更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如“走出疑古时代”和“回到乾嘉去”的说法，也充分地表明“皖派”学风依然为学术界所推重，而认真总结徽州社会经济与学术文化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