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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丽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安徽淮河地区遭遇严重水灾,各级各地政府紧急组织救灾活动,并对灾后的农村进行医疗救助。本文以安徽省卫生厅档案资料为依据,梳理、阐述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后各级各地政府的医疗救灾措施,揭示医疗救灾活动在社会救灾中的作用,探究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安徽;淮河水灾;医疗救助 目前学术界关于淮河水灾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出现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淮河水灾的灾情及其治理措施、明清时期淮河水灾的成因及影响、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灾害救治等。近来学术界比较关注淮河水灾的社会救济问题,如关于20世纪50年代淮河流域水灾的救治、这一时期的江淮水灾与社会救济等方面[1],研究主要涉及水灾中政府的物资救济、生产自救、灾民转移安置、以工代赈等救助举措,但对于灾后的医疗救助研究薄弱,缺乏专门深入的论述。本文以1954年的淮河水灾为例,阐述20世纪50年代淮河水灾中的疾病状况与医疗救助活动,探讨淮河水灾中的政府医疗救助活动及其作用,分析建国初期政府救灾的体制特点,为新时期水灾后的社会救济,尤其是医疗救助提供历史借鉴。 一、1954年淮河水灾与灾民疾病概况 社会救助是近代概念,它指公民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生活困难,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水准时,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物质援助和服务的一种社会活动和行为,其内容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社会互济、孤寡病残救助、贫困救助、失业救助、灾害救助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关注民生,重视救灾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务部提出救灾工作的方针为“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1953年在全国民政会议上修改为“生产自救,节约度荒,群众互助,辅之于政府必要的救济”[2]。在多次的水旱等灾害中政府积极组织救援,安置灾民,恢复生产,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安徽在建国初期,经济落后,水旱灾害频繁,尤其是1954年发生的特大洪灾,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严重的损失,对此人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救灾措施,包括医疗救助活动,以救援安置灾民,恢复发展生产,克服了灾害带来的严重困难。本文以1954年淮河水灾为例,就安徽地区50年代救灾中的医疗救助活动略做论述。 淮河地区历史上水灾频繁。主要是历史上黄河夺淮后,淮河失去入海水道,容易发生水灾;同时淮河流域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容易形成大暴雨,酿成洪涝灾害。建国后,淮河地区水灾仍时有发生。如1950年淮河上中游发生了建国后第一次大洪水。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治淮工程尚未开始,因而灾情十分严重。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受灾面积4687万亩,灾民约1300多万人,死亡489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3]。1954年春夏,江淮地区普降暴雨。这年6月上旬至7月下旬安徽长江流域先后发生十几次大雨或暴雨,淮河流域也遭遇连续暴雨,其中7月份淮河流域降雨量在900毫米以上。江河水位猛涨,长江、淮河超警戒水位达100多天[4]。长时间、大范围的降水,造成安徽百年以来特大水灾。这次水灾灾害情况极其严重:安徽全省受灾农田4945万亩,其中绝收2738万亩,粮食减产78亿斤;农村倒塌房屋402万间,冲走牲口20722头;受灾人口1537万人,其中特重灾民505万人[5]。湖北、湖南、江苏等省区也不同程度遭受水灾。水灾发生后,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政务院及华东局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采取紧急救灾措施,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由于水灾易造成饮水水源污染、食品污染、卫生设施被破坏等情况,从而使环境卫生恶化、个体免疫力下降、昆虫和媒介生物发生变化,人群感染机会增多,因此水灾后经常造成疾病蔓延,主要疾病有:肠道传染病,主要是霍乱、细菌性痢疾以及各种细菌性肠炎;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包括流感、猩红热、白喉、百日咳、流脑、麻疹等;虫媒引发的疾病,主要包括疟疾、乙型脑炎等;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是血吸虫病、钩端螺旋体病、出血热、炭疽、狂犬病等[6]。这些疾病严重地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必须在灾后加强医疗救助。在1954年,安徽淮河地区夏季遭受严重水灾,冬季又遭大雪,使得灾区人民卫生与生活条件恶化;同时,由于灾民一直从事高度紧张的劳动,缺乏营养,抵抗力减弱,各种疾病显著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灾民在防汛保堤时受到冲、撞等外伤后,仍坚持抢险,在水中浸泡时间过久,使得烂腿烂脚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因洪水泛滥,水源污染,蚊虫四出,胃肠传染病与蚊虫传播的疾病明显增多,伤寒与副伤寒病比1953年增加75. 5%,痢疾增加37. 14%,疟疾增加207. 3%。三是冬春季节感冒、冻伤普遍发生。阜阳、蒙城、凤台等7县冻伤人数达109700多人。六安、霍邱等县流行性感冒爆发,一些学校、机关停工辍学。四是阜阳等地群众因吃野菜致病的也较多[7]。 安徽省1954年7-8月部分灾区几种疾病患病人数分类
资料来源:《安徽省1954年7-8月部分灾区疾病患病人数》,安徽省卫生厅档案第130卷,档案号87—2,第289页。 到1955年,安徽灾民患病人数仍然较多。1—3月,安徽灾区总发病人数约为219027人,死亡807人,其中感冒、冻伤、麻疹、营养缺乏病约占发病人数的60%,以阜阳、安庆地区较高。胃肠传染病、疟疾、呼吸和消化统疾病以及营养缺乏病、慢性病等也逐渐增多。安庆专区发病7000多人,其中胃肠传染病约1000多人,慢性病约3000多人,营养缺乏病100多人。伤寒、猩红热、回归热等疾病在各地也均有发生[8]。这样,救灾中的医疗卫生工作非常紧迫。 安徽省1955年1—3月灾区几种主要疾病统计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1955年1—3月灾区主要疾病统计表》,安徽省卫生厅档案第183卷,档案号87—2,第48页。 以上统计表明,灾后灾区民众疾病情况比较严重,在灾后初期夏秋季节主要是肠胃道疾病、流行性感冒等,秋冬主要是感冒、冻伤等,并出现麻疹、白喉等传染性疾病。如果不及时进行防治,有可能导致疾病蔓延,甚至会导致瘟疫,严重威胁灾民的生命健康。当时新中国建立不久,经济文化落后,医疗卫生力量严重不足,然而人民政府以民生为本,调度全国医疗卫生力量,全力进行灾区的医疗救助,有效地降低了灾后民众疾病死亡率。1955年1-3月灾民发病达到21万多人,但由于治疗及时,死亡人数仅为800多人,与20世纪30年代淮河水灾中灾民仅阜阳就死亡7000多人形成鲜明对比,保障了灾区人民生命健康。 二、1954年安徽淮河水灾中的医疗救助活动 灾荒中的医疗救助是社会救灾的重要方面,关系到灾区民众的生命健康、灾后环境的治理等问题。有效的医疗救助对于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减少灾害损失、促进灾后生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水灾后经常造成疾病蔓延,灾民往往因饥饿、疾病、寒冷等死亡。如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后,灾区农村一片疮痍,灾民饿死、冻死、病死等现象比比皆是。全国先后有9省流行霍乱,发病10余万例,其中死亡3万余人[9]。据金陵大学调查, 1931年水灾发生后到当年11月初受灾区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中,淹死的比例仅占24% ,病死者高达70% ,且大都死于热病、腹泻等传染病[10]。更为严重的是,水灾后易发瘟疫等疾病。当年武昌收容的难民,染病者有40% ,死者亦有20%到30%,大半因寒暑失宜,疾病蔓延所致。由于疫病无法控制,每天死亡的人数由十数名、数十名迅速增加到百数十名[11],状况极为悲惨。 1954年淮河水灾发生后,安徽省卫生部门按照省委“生产救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指示,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围绕防治疾病开展灾区卫生工作。主要措施有: (一)组织调度卫生力量,建立救灾医疗队。水灾发生后,安徽省政府紧急调度卫生力量,及时组成医疗队到灾区进行医疗救助。首先安徽省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积极争取全国卫生力量支持救灾。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灾区医疗卫生工作,中央卫生部在防汛工作之始便紧急指示各地,迅速组织医务人员支援防汛前线,开展医疗和防疫工作。“中央卫生部、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国红十字总会、北京医学院及北京市传染病医院等单位的医务人员,其中包括流行病学专家和消毒专家,组成了水患地区卫生工作组,由卫生部防疫司司长陈文贵带队,分别奔赴武汉市和湖北省、安徽省等受灾地区,指导卫生医疗工作”; 8月13日中央卫生部再次组织了73人的医务工作大队,配备各种药品和医疗器械前往沿淮灾区进行医疗救治并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同时其他省区也予以支援,“西北和西南的行政委员会卫生局各组织所属的有经验的医师和检验人员四五十人,奔赴重灾的蚌埠和武汉”[12]。华东与上海派出30个医疗队,组织约1000名医护人员,配备71箱药品器械赴灾区。全国的支持对安徽医疗救灾是有力的支援。 其次,安徽省政府组织派遣大批医务人员组成救灾医疗队到灾民转移途中和灾民安置地,设置临时医院救治灾民,并宣传卫生防疫知识。50年代安徽省医疗卫生力量比较薄弱,但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卫生力量,充分、及时地发挥了全省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作用,对开展医疗救治、预防灾区传染性疾病的流行颇有成效。为加强灾区医疗机构建设,切实保障灾后医疗救治活动,安徽省政府还要求全省各级防汛抗旱救灾指挥机构下均设卫生行政机构,市设卫生处、县设卫生科、区设卫生股,负责灾后的医疗卫生管理工作。在防汛抢险地区和灾民集中地区,“在原有医疗机构的基础上增设医疗所、巡回医疗队和临时伤病员收容所,尤以淮南市防汛救护队、芜湖市卫生工作大队成效显著。有的地方还设立防治化验所、交通检查站、饮水消毒站、接生站、清洁大队等,他们不仅担负防汛抢险中的医疗急救工作,还帮助民工和灾民开展各种疾病的预防措施。”[13] 在安徽灾情严重的地区,以区为单位,政府动员公私医务人员组成防治医疗小组,每组2-3人,由卫生股统一调配。各地以当地公立卫生机构为主,组织社会医生,团结新旧医,共同参加救灾活动。当时安徽省有民办公助区卫生所300个,联合诊所1700个,私人开业的新、旧医有21901人,他们是救灾卫生工作的主要力量。各地政府组织了卫生工作预备队,每队配备外科医师1人,护士2人,助产士或保健员1人,卫生防疫员1人。对医务人员原则上是就地动员,就地使用,就地解决医务人员的需要,并要求动员社会医生,注意利用中医药与针灸治疗等。在救灾中安徽省共动员省内医务人员3100多人,民间医生6500多人,外地支援的医务人员有3400多人,组织了比较强的卫生救灾力量[14],使灾后医疗救治活动有可靠的医疗保障。 安徽省1954年7—8月部分医务人员统计表
资料来源:《安徽省1954年7—8月部分医务人员统计》,安徽省卫生厅档案第130卷,档案号87—2,第289页。 为开展灾区卫生医疗工作,中央和省政府下拨了防汛卫生医疗费,要求根据计划核发专款,不得动用生产救灾经费,保证专款专用,其经费开支与领取都有具体规定。华东卫生局与中央卫生部统一划拨各种药品与疫苗、器材等。药品的供应,由有关部门按照实际需要订出所需药品的种类及数量,在防汛指挥机构审议后,由附近医药公司预先准备,以保障防汛救灾的医药物资供应。 (二)采取卫生预防措施。在防汛救灾中,各级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发动民众治理环境卫生,作好卫生预防工作。在工地主要采取简便易行措施解决民工的卫生问题,以减少灾区疾病发生,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主要措施有: 1.粪便处理:水灾发生后灾区污秽粪便是疾病发生之源,不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很容易引发疾病。各地政府因地制宜组织民众采用以下办法: (1)隔堤用水,即指定堤的一边便溺,另一边保持清洁。(2)挖粪坑,便后盖土。(3)堆粪,民工轮值打扫。 2.饮水、饮食卫生:为加强饮水消毒卫生工作,设立饮水消毒站与茶水供应站,将漂白粉放在水中消毒,在饮用水中加食盐补充体液;实行饭菜水三熟,三净(锅、碗、手净),不吃腐烂食物;作好工棚环境卫生,实行三整(整床铺、工棚、厕所)。 3.采取安全措施:在救灾抢险中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根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各地政府组织了安全卫生委员会1946个,发动民工订立安全卫生公约9098个,一般都作到桥牢路宽,挑土分上下道,路滑垫沙,按劳力排队,分班挑土,饭后“轻三担、慢五担”等,作好安全防护。 4.卫生教育与预防接种:各级各地政府积极开展防汛救灾的卫生宣传教育。如向群众介绍简便的医疗急救和预防知识;动员群众参加卫生活动;加强疫情报告制度,定期填报疫情报告表,发现烈性传染病或急性传染病,及时上报各级政府,采取紧急措施进行处理,如对麻疹患者进行隔离,通过服用中草药进行治疗。卫生部门实施各种预防接种:在城区与灾民集中的农村,接种霍乱疫苗,服用赤痢法基预防痢疾;普遍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以预防疾病并发症和减少死亡率。 5.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效治理环境卫生。如政府动员灾民打扫、并保持驻地清洁卫生,喷洒杀虫药物,订立卫生公约,作好公共卫生工作;发动民众治理环境卫生,清除积水淤泥。五河县1个月时间内,清除淤泥30万担;亳县、蚌埠等8市县清除垃圾淤泥6369万斤;颖上县清除污粪9700多车,迁移改建厕所188个;蚌埠市一个区发动600多人,疏通大小下水道264条,污泥178万多斤[15]。各地爱国卫生工作的开展,对改善灾区的卫生环境,减少灾区疾病的发生颇有成效。如颖上县1955年元月发病人数为16808人,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后, 2月份便降到8368人。 (三)开展医疗救治活动。各级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卫生力量进行医疗救治。灾区的医疗工作以公立医疗机构为核心,发挥民办卫生所与地方开业私人诊所作用,建立医防站56个,医防小组203个,巡回小组229个,成立临时收容所34个,收治重病民工治愈率达81%[16]。主要医疗救治措施有: 1.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医疗救治活动。根据灾区情况,医疗队因地制宜,以机动灵活的方式进行医疗救治活动。如采取巡回防治与固定门诊结合的方法,以早晚门诊和白天巡回相结合,对灾区群众进行医疗救治;在民工集中地建立临时收容所,收容急重病患者;在救灾工地为解决卫生人员少的问题,群众创造“报病幌子”的办法,并在群众中宣传急救医疗知识。有的工地进行三查制度,即查精工、卫生、疾病,努力做到疾病的五及时(及时发现、治疗、诊断、护理、转院),促进了救灾工地的医疗工作。中医中药在医疗救灾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关节炎、下肢瘫痪、支气管炎和感冒患者,中药单方和针灸疗效显著;在中医集中的地区,成立中药供应站和中西医技术传授组织,购置针灸等设备;加强中西医的联系与交流,不少西医在中医帮助下,学会几种中医治疗技术。 2.有针对性治疗灾后疾病,进行卫生免疫工作。1954年夏秋,灾区的胃肠道疾病流行,如细菌性痢疾以及各种细菌性肠炎等。医疗队重视灾区环境卫生治理,并注射预防痢疾等病的疫苗,采取有效措施治疗腹泻、肠炎等胃肠道疾病,如使用中草药治疗胃肠道疾病,成效显著。1954年秋到1955年初,是灾后恢复时期,主要任务是加强生产救灾与医疗救灾。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灾区政府开展以防治冻伤、感冒、麻疹、白喉和改善环境卫生为中心的医疗卫生工作,动员组织了2000多名公私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和临时医防站,携带药品深入灾区,开展宣传教育和医疗救治。芜湖、当涂等地组织卫生人员400多人分30多个小组,前往灾区治疗。省卫生厅又组织人员到太和、界首、无为等地调查和协助工作,拨发白喉抗毒素1594瓶、胎盘球蛋白14300瓶、百日咳疫苗7700瓶、伤寒副伤寒疫苗25万份、破伤风抗毒素5950瓶,开展种痘与灭虫工作[17]。医疗队对于发现的传染性疾病,病人就地隔离、及时治疗,病家消毒、就地控制,有效地减少了疾病的发生、流行。当涂县1955年3月白喉流行,该县政府立即组织卫生医疗小组深入病区,进行包围式的病家消毒和预防注射,对带菌者使用青霉素含饮与喷雾,重病患者收容治疗,疾病得到及时控制。太和、六安、蚌埠地区对冻伤防治用烧熟的罗卜汁涂患处,效果良好。卫生部门还在各地开展预防麻疹、猩红热、回归热、流行性脑脊髓炎和腹泻等疾病,加强灾区的疫情管理,设立专人掌管疫情,建立周报制度,并组织人员深入灾区工作。 3.加强灾区的妇幼保健工作。卫生部门积极帮助和整顿基层妇幼卫生机构,发挥基层妇幼保健组织的作用。安徽省妇幼卫生工作队进行巡回辅导,在灾区组织短期培训班,培养接生员,宣传妇幼卫生知识。卫生部门组织接生员、产婆,成立临时接生组,搭棚收容产妇生产;宣传孕产妇与婴儿保健常识;进行产前检查与产后访视工作。 政府对于救灾中的妇幼卫生工作非常重视,也富有成效。以安徽濉溪县百善区妇幼卫生工作为例,该区有141个行政村、17091户,总人口75721人,组织了卫生小组56个、卫生检查小组9个;该区群众受灾严重,文化程度较低,封建思想浓厚,政府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卫生宣教活动,采用家庭访问、个别谈话、小型群众座谈、卫生讲座、小学卫生课等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尤其是宣传新法接生与妇幼保健知识,改变人们的旧观念;组织培训新法接生人员,与群众订立新法接生公约,开展产前检查、新法接生与产后复查等活动。该区1954年9—11月间新法接生36人次,其中3人实施手术,母婴平安;进行产前检查45人次,产后探访115人次[18],有力加强了灾后卫生保健工作。 由于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灾区群众提高了对卫生防疫知识的认识,养成了良好卫生习惯,防止了传染病的发生、发展。灾区群众自愿接受安全饮水教育和饮水消毒工作,减少了肠胃道传染病。为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灾区推行卫生爱国日,定期打扫卫生,并进行评比、表扬。卫生部门还建立了整顿卫生小组和卫生制度,开展了卫生讲座,重点进行灭虫等预防工作。为提高村镇医务人员技术水平,各级各地政府派公立医院的医师对之进行培训,讲解中西医基础理论、季节传染病的病因与诊断治疗、传染病的管理等,提高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使医疗救灾工作富有成效。 三、医疗救灾活动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1954年特大淮河水灾发生后,各级人民政府在困难的情况下,以民生为本,组织了有效的社会救灾活动,其中医疗救灾活动卓有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医疗救灾活动的成就及其原因。20世纪50年代安徽在经济落后、百废待兴情况下,面对严重自然灾害,医疗救灾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很大成就。水灾发生后,安徽省卫生部门以生产救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采取紧急措施,在各地组织卫生处、卫生小组,省厅领导亲自掌握工作;在水灾发生后,安徽组织医务人员10557人,另外中央、东北、西北支援34个卫生队1640人,总共拨救灾医药专款1577663元,拨药品器材价值1092800元。据不完全统计,自1954年7月到1955年3月,安徽省共成立卫生机构152个,治疗灾民3738071人次,治疗民工886687人次。由于安徽省各级各地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卫生措施,在广大医务人员的努力下,灾区没有发生烈性传染性疾病,灾民得到及时的医疗救治,保护了人民生命健康安全[19]。 20世纪50年代医疗救灾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新中国人民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当时政府具有很高的权威与调度能力,能及时调度全国卫生系统人力、物力,并整合社会力量,开展医疗救灾工作。这样,灾情虽然严重,但是各级各地政府组织卫生力量,及时治疗与控制了灾区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二是各级各地政府在救灾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民众参加救灾活动比较广泛深入。如动员组织民间社会医生参加医疗救灾活动,组织大量民工开展环境清理卫生活动,形成了强大的救灾力量,体现了全民动员的巨大威力。三是在救灾中各级各地政府建立了医疗救灾的应急机制。政府部门建立救灾的卫生管理机构,如各级防汛救灾指挥机构下均设卫生行政机构,负责灾后的医疗卫生管理工作;各医疗组织根据灾情采取灵活多样的医疗防疫措施,开展合理有效的医疗工作;建立专门救灾的医疗机构,增设医疗所、灾后救护队、巡回医疗队和临时伤病员收容所;发动群众建立卫生小组,制定卫生公约,开展卫生活动等;开展灾区疫情报告制度与卫生防疫宣传教育等,这对开展灾后的医疗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医疗救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医疗救灾工作中,由于各种原因,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面对灾害,政府工作经验不足,预见性差,对全面情况掌握不深入及时,具体措施比较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造成基层工作被动忙乱。例如在防汛时期,主要工作忙于医疗急救,未能做好预防工作,对于孕妇与婴幼儿卫生工作缺少布置,医务人员力量与药品器械比较缺乏,又缺少合理调配,以至很多需要医疗的地方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支援。又如对灾民的粮食供应与救济不够充分,对吃野菜常识教育不及时,导致灾民因吃野菜而中毒,还发生了严重的营养性水肿等,危害灾民的生命健康。 其次,一些地方政府对预防为主的方针认识不足。重视医疗忽视预防,往往把预防与医疗对立,认为爱国卫生工作、卫生防疫工作妨碍生产救灾中心工作,对疾病预防工作不够重视,群众也不相信疾病预防的效果。因此,疾病预防工作开展比较薄弱。 再次,在救灾中医疗卫生力量的社会动员与合理调配及社会医生待遇存在问题。在团结使用社会医生方面,先后动员了社会医生6000多人,组织临时医疗站为灾民与民工进行医疗服务,对救灾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有些地区对于社会医生没有很好贯彻团结教育与补助待遇的政策,只管使用,不按照规定给予生活补助;任意划分工作,没有合理调配,让社会医生发人丹,甚至做炊事员,不利于团结社会医生共同救灾。另外,医疗工作中对于中医中药的应用不够重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救灾中,很多中医也与西医一样上堤进行医疗救灾,医治灾民,他们设立中药供应站,使用传统中药和针灸疗法,为医疗救治和预防传染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卫生行政干部对中医重视不够,轻视中医药的功效,也影响中、西医的团结合作。此外,医疗救灾中经费管理与使用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由于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在逐级分配经费和使用方面互相脱节,造成经费分布、使用地区不均衡,有些地区经费严重不足,有些地区经费远超支出,如阜阳要求拨经费63万元,实际只支报37万元,芜湖市实际使用3万多,分配只有1万多元。政府救灾机制不健全及在救灾管理方面存在不够规范等问题,都影响了医疗卫生救灾工作的开展。 余论 总之,在救灾工作中,医疗救助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灾民生命健康与灾后的生产恢复、环境治理、社会安定,关系到民生的基本问题。 在20世纪50年代的淮河水灾中,安徽医疗救灾工作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民本意识与关注民生、为民服务宗旨;安徽省各级各地政府也贯彻了预防为主的方针,从实际出发,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在灾民灾后疾病的救治、预防水灾后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蔓延方面,都取得很大成效。今天,灾害仍不断威胁民众的生存发展,因此强化政府的民本意识与服务职责,建立规范、高效的救灾机制,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注重环境治理,重视灾后的社会救济,尤其是医疗救助,对于减轻灾后损失,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建国以来气象灾害与农业经济关系史》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5BJL050。) 作者简介:张晓丽(1965- ),女,安徽舒城人,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1] 刘长生:《1954年江淮水灾与社会救济》,《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施立业、刘长生:《建国初期(1949—1957)淮河流域水灾之研究》,《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于文善、胡亚魁:《建国以来淮河流域水患灾害及其治理》,《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孔祥成、刘芳:《民国救灾与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分析》,《长江论坛》2007年第5期。 [2] 曹立前:《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40页。 [3]淮河水利委员会编:《中国江河防洪丛书·淮河卷》,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6页。 [4]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治理淮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5]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安徽水灾备忘录》,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51页。 [6] 何炜、俞志新:《水灾对疾病流行的影响与防治》,《浙江预防医学》2000年第5期。 [7] 《安徽省1955年生产救灾卫生工作总结》,安徽省卫生厅档案第183卷,档案号87—2,第46—47页。 [8] 《安徽省1955年生产救灾卫生工作总结》,安徽省卫生厅档案第183卷,档案号87—2,第44—45页。 [9] 俞凤、宇汝义、孙玉东:《洪涝灾害中传染病流行特点分析》,《伤残医学杂志》1997年第3期。 [10] 忏庵:《赈灾辑要》,上海广益书局1939年版,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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