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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Route and Social Changes in Late Qing A Case Study on Jiangxi Province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eaty of Nanjing, five coastal ports were opened up to the western Powers and it changed the pattern of China’s external trade in late Qing. Thus the Dayuling Road in South Jiangxi province, with a prosprous commercial period of several hundred years, was on the decline. Soon after Jiujiang city was opened up, it can be asserted that it had become a regional collecting and distributing center for native and foreign goods, which offered an opportunity for unban development. [Key Words] Trade Route Treaty Port Exportation of Tea 一 江西东南西三面群山环伺，北倚长江。商业运输以水道为主。赣北有“长三百里，阔四十里”[1]、“商业和渔业超过洞庭湖”[2](p.19)的鄱阳湖，为全省水道总汇。鄱阳湖跨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四府，在九江府湖口出长江；南面连接被称为“（长江）下游的支流中最大、最有用途的一条”[2](p.17)——赣江。 赣江是省内干流之一，由发源于南部山区的章水和贡水合成，会于赣县，从南至北，几乎贯通全省，径流1100余里。从赣县顺江而下，直抵省城南昌，通木帆船。不过万安以上航段滩多水急，尤以万安“十八滩”为最，给货船航行造成了一定困难：“自赣县折北流至万安，两岸皆山，颇近峡谷，乱石成滩，所谓十八滩者，皆在此段”[①]，以致于“船只行过此滩及其他险滩时茶叶往往遭受损失。”[②]自吉安以下，航路畅通。运输条件还受到季节的限制，冬季水涸时，货物过浅滩须用小船换载。 商货溯赣江南行，在支流经小舟过驳，抵南安府大庾县（按：今大余）起旱。再雇力夫挑运，越庾岭而至广东南雄县，入珠江水系。这条赣粤旱道即大庾岭商道。大庾岭高300公尺，商道之辟，始于秦代。唐代张九龄重修， 取道今天的梅岭关，历代多有修整。全长115里，道幅达一丈五六尺，由青石板铺成，路面优良，沿途遍植梅树，夹道成荫。 明清长期海禁，广州独口通商。运河——长江——珠江构建了中原岭南商品对流与中外交流的全国性水运网络。江西的赣江——大庾岭商道是连接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中间环节。其地位凸显，俨然成为南北咽喉。大庾岭道既是商道，又是驿道，西方人叫它“Ambassador’s road”，即“使节之路”，赴内地的外国人常常经过这条通道回广州。一年四季，海外使节，官属驿使，商贾旅人，往来不绝。 反映商道的资料直接出现在地方官吏的政书中。同治年间，赣抚刘坤一奏称：设在赣州的榷关，“征税赢绌，全视商贩赴粤旺衰，从前湖丝茶叶，皆由赣运赴广东，即洋货广货亦由赣运销内地”，税收“除竹木而外，商贾货税以丝税茶税为大宗”[③]。竹木产于赣南山区，主要输往长江下游；丝乃江浙盛产，茶叶来源于本省及周边山区，两者是输往欧美市场的大宗商品。其余对流的货物还有本省特产瓷器、纸张、夏布和油类，北来的川扇、绍兴酒、浙烛；岭南的瓦器、铁器，以及舶来品西洋布、哔叽缎、火把笔等等。昔日商贸之盛，可见一斑。 道光二十三年（1843），沿海五口先后履约通商，广州行商制度瓦解。外贸重心移向东部沿海。大庾岭商道走势发生转折。丝茶产地临近上海、福州和宁波，转运便捷，不复取道广州。贸易格局的变化对地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就茶叶运输一项而言，经过如此宽广的地区，使成千上万的船夫和挑夫得以维持生计，并使地方政府得以征收内地通过税。商货易道，数量庞大的力夫顿时陷入失业恐慌。《中国丛报》1843年6月报道：“据说，许多来自福建及更北面的省区负运茶叶及商货通过梅岭关的梅岭力夫，都害怕在新的通商条约实施和通商口岸开放后，他们将陷于失业，因此他们都发誓坚决反对有损于他们利益的种种措施。他们人数共约几十万。”[④]为了谋生，他们曾经举行罢工：“自增辟商埠后，该处工作逐渐减少，曾有罢工抵制之举，以期该两项物品[按：丝茶]仍如原路运输，藉维生计焉。”[⑤] 当时清政府对沿海新辟的四个商埠有限制措施。例如对生丝运销特别规定：“内地贩运湖丝前赴上海，应查明赴粤路程，少过一关，即补纳一关税收。”[⑥]即由江海关补征北新、赣州、太平三关税收，茶叶运销也欲援案办理。然而，正如西方人所言，这种政令显然违背经济原理：湖丝取道广州比运往上海远至10倍，运费和利息损失要高35-40%[⑦]，所以商人宁愿补纳关税，也不肯绕远。咸丰十一年改订税章，终以内地半税取代三关补税。 咸丰初年，太平军举事，时局恶化。三年，太平军攻占九江，此后十余年间战火席卷江西。内地商道横遭打击，大庾岭商道发生梗塞，行旅绝迹，广州市场于是疲态尽现。《纽约时报》记者1860年发现“（广州）市场上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茶叶……广州的贸易一直在衰退，而上海的贸易却一直在增长。”[⑧]十一年，长江通商，贸易拓展的契机辐射到长江沿岸。光绪《江西通志》言之甚详：茶叶则“商贾贩运毕集于九江、汉口，不复至赣。且由粤入赣，由赣达江，滩石险恶，行旅苦之。轮艘涉江海，行速而事简，则争趋之。向之通途，今为迂道，货不至而税大绌。”嘉庆四年（1799）定赣关正额银46000余两，赢余银38000两，共84000余两。以年景略好的同治十二年五月至十三年四月为例，实征45000余两，也仅过半数。（按：江海关代征之湖丝易道流通，故未计入）所谓“土货、洋货概由上海、九江，赣关僻处一隅，富商巨贾，绝迹不至。”[⑨]大庾岭商道过往货物多为当地土产。 曾经“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⑩]的岭道，在道光末年，“路圮石没，依然泥淖水冲”[11]，已经不利行旅了。咸丰元年，南安知府组织了最后一次大修，自此在晚清时期大庾岭商道陷入了长久的沉寂。这条大商道的颓落，使江西由得风气之先的全国性交通重地变成普通的内陆腹地。其全方位辐射力的丧失，严重延缓了地区发展、近代工业文明传播和社会风貌变革的步伐。直接的商税锐减，地方财政失去一个重要来源，而资金匮乏是晚清困绕江西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 二 江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群山环绕的地理条件使本省及周边地区形成大片丘陵，成为茶树栽培的沃土。晚清时期，在海外市场旺盛需求的刺激下，茶叶生产出现繁荣景象。江西宁州区、赣东及武夷山区、浮梁及安徽祁门、婺源一带是主要产茶区。鄱阳湖以西的义宁（按：今修水）、武宁一带原产绿茶，后改制红茶成功，产品畅销欧洲市场，赢得“宁红”美誉[12]。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 对此有饶有趣味的记录：“很多年以前，一位勇敢的中国商人看清了很容易用同样的茶叶制出红茶和绿茶，便在宁州茶区制出一批红茶运往广州销售。广州的外商对这种茶叶极为赞赏。同时，我听说，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茶叶，运往英国。运至英国后，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此后销路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经常源源供应。到现在，宁州茶区只出红茶了，而以往宁州是只产绿茶的。”[13]年产量在万担以上。[14]宁红茶顺修水而下，直接进入鄱阳湖。赣闽交界的武夷山红茶，更是驰名海外的上等品种。武夷山红茶翻越险陋山路，在山麓江西河口镇集结。河口镇一度成为内地红茶加工和贸易中心。实地考察记载：“它是红茶贸易的一个大市场。中国各地的商人都到河口来，或者是收购茶叶，或者是把茶叶运往其他各地。河口镇到处都可遇到大客栈、茶行和仓库，沿河一带更多。停泊在市镇附近的船只非常之多。”[15]此处河道纵横，运输便利。茶叶装船后向西顺信江而下，入鄱阳湖；或逆水上行，向东运至玉山起旱，取道赣浙边界的玉（山）常（山）商道，输往杭州、上海。“武夷山附近各县上等茶区所产的茶叶，几乎全部由商人向小茶农收购运往崇安，并且在崇安做成各种牌号，然后卖给与茶叶外销有联系的茶商……一个茶商买下一批同一牌号的茶叶之后，便雇来若干力夫把茶箱向北挑运，越过武夷山运至河口镇，或者用小船运至距河口仅数英里的小城玉山……走浙赣走廊，由武夷山运至上海平均需要28天。走大庾岭商道，由武夷山运至广州全程需时约六周或两个月。[16]赣皖边境的浮梁、祁门、建德一带的红茶，又称“祁红”，或“浮红”,色香味美；婺源产绿茶，产量和质量都名列前茅。祁门茶可走玉常商道赴上海；或在浮梁装船，顺昌江而下鄱阳湖。这条水道也是景德镇瓷器的输出路线。全长180里，航行条件较差：昌江夹于万山之中，一面水流湍急，一面沙滩很多。婺源绿茶可经婺水而下鄱阳湖。于是江西形成了以鄱阳湖为载体的放射状扇形商道网。 五口通商以前，对外贸易以广州为中心，十三行包揽内地土货的采办业务。丝茶等出口货物多取道“大庾岭商道”。 沿海五口开埠后，商路逐渐发生变更。茶叶运输以地处冲要的玉常商道为盛。容闳1859年亲历这条商道，他描述自己的观感：“二埠之间有广道，坦坦荡荡，阔约三十英尺，花岗石所铺，两旁砌以碧色之卵石，中国最佳路也……此两省通衢，苦力运货，项背相望，耶许相应答也，每日不下数千人。”[17]当时赣浙边界已经成为战场，军队出入频繁，商业运输受到阻碍；两年后九江开埠，茶叶多取道鄱阳湖而源源不断地聚于该埠，在晚清九江五十年开埠史上居于一枝独秀的地位。依托长江航运优势，九江遂崛起为本省及周边腹地洋货输入和土货出口的中心，被重新构筑为一个贸易港口城市。 三 以九江为中心的商道网络的构建，有力地拉动了城市经济，诱发了社会生活的变革。 茶叶加工业的兴盛 中外茶行陆续在九江设立。1862年Commercial Reports（《领事商务报告》）记载道：“1861年九江初开放时，尚无茶商。因此在本埠购买的茶，须以未曾加工的形态运往上海，在上海再为加工包装，然后运销外国市场。现在已有十六七个商人在九江设立茶行，为茶的输出加工。”[18]七十年代初期，“九江转成为绿茶输沪最便捷之中心。宁州茶自始即运九江成交，自是愈盛。”[19]九江确立了茶叶加工、转运和出口基地的地位。至八十年代，茶叶输出达到最高峰，年输出量在27万担以上（见附表），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13%左右，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 九江茶叶年输出统计（1880—1891） 单位：担
资料来源：Decennial Reports(《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 Shanghai 笔者发现，海关编录的全国红茶平均售价从1862——1891年30年间是呈下降趋势，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商道便捷的影响，姑且存疑。 全国红茶十年平均售价统计
资料来源：Arnold Wright,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Vol.2, p.300 女性就业 拣茶业吸纳了大量女性就业，是重要的社会变动趋向之一。《益闻录》1881年载：“九江新茶，现已先后开盘，而各茶栈亦招女工，结伴披拣，以去茶骨。上月十六日，浔江永茂老栈开拣，晨甫启门，蜂拥而来，日将晡，栈房内，老少妇女已麇聚至七百余口。”[20]妇女抢夺拣茶权一度演变为社会问题。《申报》1884年载：“九江茶栈较往年减半，而邻县及本处妇女拣茶者转比往年加多，现在约有万计……本月初，头茶到埠，各妇女闻风早守侯于各栈门前，将俟开门抢板。故栈伙不敢开门。乃该妇女昼夜守候，或坐或卧，不离左右，每日两顿饭亦倩[请]人送食，如是者数日，街道壅塞，人皆绕道而行。”[21]甚至发生了拥挤致死的惨剧。“妇女拣茶，往往拥挤滋事。去年新茶上市，曾已踏毙数人……前月初十日，九江某姓栈，初次发筹（按：捡茶票），招雇拣茶妇女，一时领筹者如云如雨，容足无地，竟踏毙十余人。”[22]从业妇女不只是年老贫苦者，“衣服华丽，举止轻盈”、“温饱有余”，却愿出闺劳作的青年妇女，亦复不少，在社会上引起了关于妇道名节的辩论。《点石斋画报》分析这是利益的驱动：“商人之雇佣女工也,以其价廉也；而妇女之乐为所用也，则视寻常女红尤为利市。”[23]妇女对拣茶的热情来自于比做女红更丰厚的利润，这是向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和伦理习俗提出的挑战，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突出的特征之一。 四、小结 对江西商道的个案剖析表明，商道的发展不仅仅受到区位地理、交通条件和腹地基础等经济因素的制约，还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明清两代长期推行“闭关锁国”的外贸限制政策，惟有广州一口对西洋商人开放，大庾岭商道的勃兴成为一笔特殊历史条件的“政治遗产”，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从经济角度考虑，这条商道较之于玉常和鄱阳湖——九江两条商道缺乏更多的“亮点”。仅从这一点上来说，五口通商比广州独口通商对外贸发展更有利。五口通商意味着政治环境的变易，大庾岭商道的没落就势所必然了。 商道的重新调整是近代城市崛起的催化剂。在晚清经济逐步卷入世界市场的进程中，商道加速了地区之间的物资流通和社会流动，促使传统经济结构作出调整，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甚至在出口导向下，出现植茶等特色农业异军突起的局面，由此带动中心城镇的加工业和服务业。从深层面上说，它调整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引起人们思想观念领域的变革，广泛而深远地触动了旧秩序，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艰难转型的“信号”。 （本文得到编辑部蔡、王二位先生的悉心指点，志此铭谢） [1] 光绪《江西通志》卷五十七·川 [2] S. W. William: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1848, Vol. I (p.19) [2](p.17) [①] 《中国经济年鉴》（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7页 [②]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2页 [③]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七·榷税·赣关 [④]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第541页 [⑤]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第534页 [⑥]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第541页 [⑦]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一），第534页 [⑧] 郑曦原：《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页 [⑨] 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七·榷税·赣关 [⑩] （明）桑悦：《重修岭路记》，同治《南安府志》，卷二十一，艺文四 [11] （清）周礼：《重修岭路记》，同治《南安府志》，卷十九，艺文二 [12]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第1474页 [1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第1474页 [14] 民国《江西通志稿》第19册，略2记载：咸同年间，宁红茶年外销量达10万担，价值高达1500万两白银。笔者怀疑有夸大，但为数当不在少数 [1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第1536页 [1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第1538—1540页 [17]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10页 [18]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第1536页 [19] 《江西之茶》，江西省政府经济委员会1934年版，第2页 [20] 《益闻录》第一零三号，光绪七年五月初八 [21]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三），第1579页 [22] 《益闻录》第四六零号，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七 [23] 《点石斋画报》甲十·七十六，“全人名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