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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涛 【提要】特伦斯·兰杰是当代著名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兰杰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20 世纪60 至70 年代中期，兰杰所创立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他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传统的发明”理论，推动非洲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有关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后，兰杰对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的历史根源做出深刻反思。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 【关键词】特伦斯·兰杰 非洲史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 传统的发明 特伦斯·兰杰( Terrence Ｒanger， 1929—2015 年) 是当代著名的非洲史学家，非洲史学科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积极投身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社会活动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引领着非洲史研究的发展潮流: 20 世纪60 至70 年代中期，在非洲民族国家建立的背景下，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兴起，而兰杰所创建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重要流派之一1;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经过此前的民族主义史学阶段的发展和积累，非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蓬勃兴起，兰杰在这一阶段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提出的“传统的发明”理论，在非洲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热烈讨论，极大地推动非洲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后，在当代非洲国家发展遭遇挫折情况下，非洲史学家试图重新认识殖民时期历史经验对当代非洲发展的影响，兰杰对津巴布韦殖民时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做出深刻反思。兰杰数十年的非洲史研究见证了非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探讨兰杰在不同时期的学术贡献和史学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国外非洲史研究的发展脉络。2 一、生平与学术背景 兰杰出生于1929 年。1957 年，兰杰毕业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兰杰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爱尔兰的理查德•波伊尔( Ｒichard Boyle，First Earl of Cork) 。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兰杰查阅了大量书信、手稿等档案材料，这一档案研究训练对他后来从事非洲史研究极为重要。毕业后，兰杰前往南罗得西亚( 今津巴布韦) 的罗得西亚与尼亚萨兰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of Ｒhodesia and Nyasaland) 任教。 在南罗得西亚工作期间，兰杰积极抗议白人政权针对黑人的制度化歧视。1961 年公民反对种族隔离协会成立后不久，兰杰很快就加入其中，并且成为后来的民族民主党和索尔兹伯里基督徒行动小组的积极分子; 兰杰还参与主编了一份名为《异议》( Dissent) 的报纸，为当时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中非联邦(今津巴布韦、赞比亚和马拉维)的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摇旗呐喊。在这一过程中，兰杰与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袖罗伯特•穆加贝、乔舒亚•恩科莫等人结下深厚友谊。1963 年1 月，兰杰被罗得西亚白人政权驱逐出境。3 在被赶出罗得西亚之后，兰杰前往坦桑尼亚，由此开始了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兰杰负责组织创建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招徕了大批重要学者，形成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兰杰先后出版了《南罗得西亚的反抗》、《东非的舞蹈与社会》等重要著作。 在离开坦桑尼亚之后，兰杰先后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曼彻斯特大学和牛津大学。这一时期他主要研究非洲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农民意识，并且一直在深入思考认同建构和非洲传统的形成问题。兰杰还出版了一部有关津巴布韦民族主义者萨姆坎戈( Samkange) 家族的传记。1974 年，兰杰回到英国，就任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史教授，他致力于推动英国历史学界接受非洲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兰杰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共同主编《传统的发明》一书。 1997 年，兰杰在退休后重返津巴布韦，致力于推动津巴布韦大学历史系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一时期，津巴布韦发展出现严重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兰杰开始考察津巴布韦西部土著宗教力量的反殖民运动以及该地区的暴力与历史记忆。 2015 年1 月3 日，兰杰在英国牛津去世，享年85 岁。兰杰最重要的一项学术成就，是将其他地区历史研究的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引入新兴的非洲史研究之中，同时也使得从事其他地区历史研究的学者注意到非洲史研究成果。4兰杰曾长期担任《过去与现在》( Past ＆ Present) 杂志和《南部非洲研究杂志》(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编委。由于兰杰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成为首位入选英国科学院( British Academy) 的非洲史学家，他还曾任英国非洲研究协会主席，并且同时荣获美国非洲研究协会和英国非洲研究协会的“杰出非洲学家奖”，是截至目前仅有的两位同时获此殊荣的非洲学家之一。5 二、兰杰的学术成就 兰杰的非洲史研究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历史，尤其是津巴布韦史。他的学术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根据他的研究重点的转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与非洲民族主义史学( 20 世纪60 年代至20 世纪70 年代中期) 兰杰在他生平最后一部著作《书写反抗》中，回顾了自己在20 世纪50 至60 年代参与民族主义斗争的经历。6兰杰在抵达南罗得西亚之后不久，很快就认识到非洲黑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并且积极抗议针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兰杰曾参与多个非洲民族主义组织的创建工作，这其中包括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简称“津人盟”) 。此外，兰杰还于1959 年参与创立了名为《异议》的油印杂志。1961 年，兰杰创办“公民反对种族隔离”组织，领导黑人和白人学生抗议餐馆、理发店和游泳池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隔离。在反抗南罗得西亚白人政权的过程中，兰杰结识了乔舒亚•恩科莫、罗伯特•穆加贝、莫里斯•尼亚古博( Maurice Nyagumbo) 等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 同非洲民族主义直接接触的这段经历对兰杰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罗得西亚任教期间，兰杰起先对非洲史一无所知，他主要讲授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史和欧洲史。7在20 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史学界，非洲史还未受到主流历史学家的关注。例如，兰杰的博士生导师休•特雷弗－ 罗珀( Hugh Trevor-Ｒoper) 就认为非洲历史没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8从1958 年起，兰杰开始研读非洲历史。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对民族主义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最感兴趣的是非洲宗教，而非政治史。在南罗得西亚政府档案馆，兰杰搜集了大量档案文献，这为他后来撰写《南罗得西亚的反抗》做了前期准备。 罗得西亚白人政权在解除了兰杰的旅行禁令之后不久，又将他驱逐出了南罗得西亚。兰杰动身前往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主要负责创办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兰杰在坦桑尼亚的研究和学科组织工作奠定了他在非洲史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历史学科就诞生于20 世纪60 年代。第一，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需要构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证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民族国家的需求成为职业的非洲史研究发展的最大推动力。非洲史学家需要探索前殖民时代非洲民族历史的不同方面，从而挑战非洲人在欧洲入侵之前无法实现有效统治的观念。从20 世纪60 年代创立之初，非洲史学科的主要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揭示前殖民和殖民时代的政治史，这类研究被称作“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目标是通过探究前殖民形式的国家建构来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思想武器。第二，随着英国殖民政府在二战后放弃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并斥资推动殖民地发展，大批来自欧美高校的年轻学者有机会到非洲大学任教。由于无法获取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档案，这些侨居非洲的历史学家为继续从事史学研究而被迫开始研读非洲档案。第三，在非洲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冲击下，英美国家的非洲史学科从帝国史之中独立出来，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创办于1960 年的《非洲历史杂志》，为从事非洲本土而非帝国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 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有关非洲国家和社会历史，而非帝国史的著作相继出现。这些著作大多关注西非历史，它们强调非洲历史的价值和意义。9然而，这些著作大多是按照欧洲人的历史观念来书写非洲历史，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历史上的国家建构、古代帝国以及军事战略家，或者描述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城镇和经济发展，希望展示欧洲殖民统治之前的非洲治理形式。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兰杰聚集起一批志同道合的非洲研究者，其中不仅包括新一代的坦桑尼亚学者，例如伊萨利亚•济马博和阿诺德•特姆，而且包括对坦桑尼亚民族主义事业持支持态度的外国学者，例如历史学家约翰•隆斯达尔、约翰•伊利夫( John Iliffe) 、约翰•麦克莱肯、内德•艾尔普斯，考古学家约翰•萨顿以及从事美洲黑人研究的沃尔特•罗德尼等人。这些学者被称作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最早提出这一称谓的是对兰杰及其同事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这些学者认为，非洲民族国家独立并未带来根本变革，新殖民主义是更为有效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他们因而批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历史学家过于幼稚地为民族主义政府及其历史歌功颂德。10 兰杰对这一观点予以驳斥，他认为他和同事们所撰写的并非简单化的民族主义历史。兰杰反驳道，倘若果真存在所谓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其特征并非民族主义偏见，而是致力于研究殖民主义结构限制之下“非洲人的适应、选择以及非洲人的主动性”，从而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创造“有用的历史( usable past) ”。11事实上，当时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的非洲研究者日渐增多，除兰杰 之外，还包括让•范西纳和舒拉•马克斯等人。12 兰杰于1967 年出版的《南罗得西亚的反抗， 1896—1897 年》正体现了他的这一史学思想。该书主要关注19 世纪90 年代南罗得西亚针对白人占领者的早期抵抗形式。兰杰认为， 1897 年的绍纳－恩德贝莱起义的组织源于土著宗教权威，而这决定了起义的规模和范围。该书认为津巴布韦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至白人占领之初，兰杰强调原始抵抗( 即针对欧洲殖民统治的早期反抗) 与1945 年之后的非洲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该书为非洲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合法性，从而成为书写“有用的”非洲历史的典范。该书价值还在于，它极大地拓展了殖民抵抗运动的研究领域，兰杰试图从各个方面展示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抵制和抵抗。兰杰促使历史学家认识到，在反抗殖民统治过程中，宗教、医药和治疗崇拜( healing cults) 是被重新塑造和重新发明的。兰杰的研究使得这些以往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也开始进入非洲史学家的研究视野。13 该书的研究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研究非洲历史的新途径。由于绍纳人和恩德贝莱人在19 世纪末还未使用书面文字，因此非洲史学家无法利用非洲土著文献来驳斥殖民者档案文献。而且，这部书的材料是兰杰在南罗得西亚期间搜集整理的，而当时他的行动自由受到白人政权严厉限制，因此他当时很难采用口述史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兰杰只能通过大量深入研读殖民档案，并在对这些档案进行批判分析的基础上，理解非洲人对欧洲统治的回应。兰杰强调，历史学家应当将注意力转向抵抗殖民统治的非洲普通民众，而不只是效力于殖民统治或者与殖民统治合作的非洲人。该书以全新方式解读殖民档案，揭示了殖民档案记载对非洲史学家研究非洲社会和政治的重要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兰杰对殖民档案的解读方法与同时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 P. 汤普逊和克里斯托弗•希尔提出“自下而上的历史”史观，几乎是在同一时期。14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兰杰的研究兴趣发生转变，他开始关注坦桑尼亚的舞蹈社团，撰写了《东非的舞蹈与社会》这部重要著作。该书主要关注贝尼( “beni”，乐队) 舞蹈，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非和东非地区流行的一种舞蹈形式。在贝尼舞蹈中，舞者和乐手按照等级组织起来，领头人被称作“国王”，多支队伍在类似军事操练过程中相互竞争。在兰杰之前，一些人类学家已经对非洲的舞蹈协会进行过研究，例如克莱德•米歇尔( Clyde Mitchell) 撰写的《卡列拉舞蹈》。15兰杰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揭示人类学家所忽视的内容。兰杰强调，“贝尼”这一舞蹈形式最早出现在19 世纪90 年代的斯瓦西里沿海城镇，而后很快沿着古老商路传播到东非内陆地区。贝尼舞蹈的传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高潮，当时很多来自周边殖民地的士兵和搬运工来到坦噶尼喀，他们被迫卷入英、德两国在东非地区的残酷战争。此后，年轻劳工还将贝尼舞蹈带到家乡或者矿区、种植园和城镇，贝尼 舞蹈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社会网络、互助协会以及世俗的、非部落的现代文化表现形式。兰杰试图通过研究贝尼舞蹈来揭示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社会变迁以及非洲人对这一巨变的认知。该书开创了非洲文化史研究，之后的非洲学家开始从不同方面研究非洲休闲史，例如广播和电影的历史，大众音乐、喜歌剧、服装潮流、恋爱方式的嬗变，西方体育运动及其在非洲的本土化、社交饮酒等诸多方面。16 （2）“传统的发明”与非洲社会史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中期) 在这一时期，国际非洲史研究出现重要变化。第一，随着非洲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大批非洲学家移民发达国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洲史研究的国际中心逐渐由非洲大陆转移至英美等国。第二，随着非洲进入漫长的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阶段，年轻的非洲史学科也发生重要变化，非洲史学家开始对之前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史学进行反思。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史学创立初期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非洲史学家开始对非洲史研究的意义和学科发展方向感到忧虑。17 1969—1974 年，兰杰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非洲史教授，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非洲学家和研究生。在这期间，他继续从事非洲宗教研究，强调宗教信仰体系在非洲政治中的重要性。1974 年，兰杰开始担任曼彻斯特大学现代史讲席教授。英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真正的历史研究只能是以英国本土为研究对象，而有关印度和非洲的研究则被排除在外。18兰杰致力于推动英国主流史学界接受非洲史的重要性。1975 年，兰杰进入《过去与现在》杂志编委会，推动该杂志将关注区域拓展到欧洲以外地区。1987 年，兰杰离开曼斯特大学，担任牛津大学罗得斯种族关系讲席教授。兰杰将这一职务转变为非洲史教职。他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研究生，多次组织学术会议和研讨班，极大地推动牛津大学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的非洲研究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他的另一重要学术贡献是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共同主编《传统的发明》一书，兰杰所撰写的《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一文也收录其中。该书核心观点是，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有时甚至是被“发明”出来的。当时兰杰在书中谈论的主要是英国制度传统如何被移植到非洲殖民地环境之中。19兰杰后来对自己的观点做出修正，开始关注“非洲传统”如何被重新发明为现代性的形式，他还认为应当用“想象”( imagination) 取代“发明”一词，以突出非洲人的主动性。20尽管《传统的发明》一书并非兰杰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但却像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样，是人文社科学界广泛引用的历史著作。21 兰杰和埃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提出的“传统的发明”概念，在非洲史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在当时情况下，非洲史学家对非洲民族国家建构产生幻灭感，不再关注通过重新发现非洲古老历史来为非洲民族国家提供合法性，而是试图从殖民时期历史中探寻非洲民族国家遭遇发展挫折的原因。非洲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时期非洲历史，反思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围绕着“传统的发明”概念，非洲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殖民统治与非洲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主要关注间接统治、族群和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当时的非洲史学界出现一大批重要研究著作。22这些研究强调，传统、法律和族群是殖民当局所主导的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非洲史学家在肯定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认识到相关研究忽视了社会、劳工、军事、医学、性别和妇女等研究领域。23这些研究触及殖民统治话语的基本悖论，即在保存过去、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要保护非洲人免受现代性创伤。这些研究还促使我们质疑传统、习俗和族群的永恒性，从历史视角理解它们的发展，并分析它们是如何被殖民政府和地方当局所利用和操纵。24 兰杰在加州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任教期间，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于1964 年独立并更名为赞比亚，而南罗得西亚改称罗得西亚) 战争仍在持续; 直至1979 年白人政权才最终做出妥协，罗得西亚于1980 年举行选举，代表黑人利益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 简称“津民盟”) 和津人盟上台。由于兰杰与罗伯特·穆加贝等津巴布韦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他因而有机会重新回到津巴布韦。 1980 年，兰杰重返津巴布韦。他在津巴布韦东部的马科尼( Makoni) 地区研究农民和战争的历史，并撰写了《农民意识与游击战争》一书。该书主要强调农民在津巴布韦殖民和后殖民历史中的重要性。20 世纪70 年代，很多学者在讨论津巴布韦历史和现状时，往往将津巴布韦与肯尼亚和莫桑比克相提并论，更多关注城镇非洲人对殖民地国家的有组织抵抗。而兰杰则认为，这些研究并未充分考虑农民在津巴布韦殖民历史中的重要性，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二战后的非洲农村地区。兰杰认为，由于二战后殖民地政府对非洲农村地区的干预，土著保留地出现严重的农业危机。20 世纪50 年代的土地剥夺更是推动了农民激进主义的形成，从而为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支持。25该书详细考察了津巴布韦农民阶层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他们独特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创造出一种至为重要的农民意识，成为塑造民族主义斗争以及后独立时代津巴布韦发展策略的重要因素。兰杰认为，在殖民时期非洲社会史研究中，当讨论移民劳动体系之下的“工人意识”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与之相关的“农民意识”。兰杰的这一有关非洲农民阶层的研究，与查尔斯·范·恩塞伦( Charles Van Onselen) 有关南部非洲工人阶级的研究一样，是研究非洲阶级形成的重要著作。26 兰杰还积极推动非洲社会史研究。1981 年，当时的非洲妇女史研究刚刚兴起，兰杰撰写了有关津巴布韦东部马科尼( Makoni) 地区妇女运动的论文，这是当时唯一一部强调性别关系对理解津巴布韦历史重要性的论文，甚至在整个非洲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开创意义。27 在曼彻斯特大学和《过去与现在》杂志工作期间，兰杰参与主编《流行病与观念》一书。医学社会史的出现，再加上公众对艾滋病的关注，导致史学界开始重视研究流行病史以及非洲社会的应对。该书通过世界不同地区的案例，试图揭示“人为制造的鼠疫形象如何影响到民众回应”，并折射出遭受鼠疫影响社会的“文化和政治观念”。28 此外，兰杰还主编了另外两部有关非洲国家合法性和非洲国家认同的研究文集。291995 年，兰杰出版了《难道我们不是人? 津巴布韦的萨姆坎戈家族和非洲人政治， 1920—1964 年》一书。萨姆坎戈家族曾积极投身津巴布韦民族解放事业。兰杰与萨姆坎戈家族两代人关系密切，该书书稿是在萨姆坎戈家中撰写完成的，大量利用该家族档案。该书试图通过展示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沉浮，从而反映20 世纪20 至60 年代津巴布韦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30 （3）以民族主义为研究对象的非洲史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末以后) 1997 年退休后，兰杰重返津巴布韦。此后三年时间里，兰杰一直在津巴布韦大学历史系任教。在这一时期，随着非洲国家在殖民独立之后逐渐出现社会衰败、经济停滞和政治暴力，非洲国家性质和非洲国家内部政治进程成为了非洲史研究的关注焦点，非洲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殖民统治终结的意义以及“殖民遗产”对当代非洲发展的影响。31 由于津民盟与津人盟的政治分歧，再加上恩德贝莱人和当地的绍纳人之间的族群冲突，津巴布韦出现严重危机。32兰杰作为较早支持津巴布韦民族独立运动的少数白人之一，对津巴布韦局势恶化感到痛心，并试图从历史视角进行深入反思。 1999 年，兰杰出版了《岩石的声音》一书，他试图理解津巴布韦西部马托波斯( Matopos) 山区以及周边的马塔贝莱兰地区的冲突根源。马托波斯山在英帝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是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的葬身处，贝登堡勋爵( Lord Baden-Powell) 也是在这里萌生了创立童子军运动的设想。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津民盟和津人盟在该地区发生激烈冲突。这是津巴布韦地方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兰杰将“文化、历史与自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揭示了白人移民和非洲人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冲突。33 兰杰批评殖民主义的基本信条，即保护“自然”，从而使“自然”免受非洲“文化”的侵害。兰杰认为，罗得西亚白人关于“自然”的观念来自殖民地文化和历史，尤其是殖民者的审美观念。1896 年起义之后，罗得斯和他的随从鼓励基督教传教团在马托波斯建立传教站，希望以此实现长期统治。殖民者期待山区的非洲民众在宗教皈依以及参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能够接受外国统治。在这一殖民化过程中，欧洲人觊觎马托波斯山，在殖民征服之后，他们将这里视作“白人的乐园”，是被白人所“驯服”的“荒野”，殖民者辩称这是为了不让“自然”遭受非洲“文化”的侵害。34 白人相信，山区应当被“保护而非利用”: 为欧洲人而保护，而不是为非洲人所开发利用。为了将马托波斯打造成白人的乐园，“科学”保护的意识形态，被当作针对当地山民的有力武器。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意味着马托波斯山完全归于自然，而是供作纪念和白人娱乐之用，而非非洲人的耕作。相应地，殖民官员威胁要将马托波斯山从非洲人的“贪婪”和“无知”之中解放出来。 面对白人殖民者的侵入，非洲人的反抗却并非团结一致的。一些非洲人接受“现代性”和西式教育，希望赢得白人支持，而另一些非洲人则诉诸于“传统”，希望说服白人遵守塞西尔·罗得斯曾经做出的承诺，保护非洲人免受白人侵害。尽管非洲人的诉求取得某些胜利，但是这两种策略最终都未成功。20 世纪40 年代以后，马托波斯的山区民众最终转向大众民族主义政治，他们发起强烈的抗议运动，并与邻近的布拉瓦约城镇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20 世纪60 年代反殖民斗争进入高潮阶段以后，马托波斯山成为“民族主义情绪最为高涨的地区之一”和“激进民族主义的中心”。35在解放战争( 1964—1980 年) 期间，津人盟和津民盟游击队均对当地人的马波托斯山宗教崇拜表示尊重，同时也都强调本党与这一山区的历史联系。当解放战争结束后，这一地区仍然并不和平。《岩石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兰杰之前对于农民意识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也表明他对新兴的环境史研究的关注。他在书中借鉴了其他有关非洲、南亚的殖民环境保护和非洲社会反抗的史学著作。36《岩石的声音》是最为详细讨论非洲的一个国家公园的形成的著作之一，注重将国家公园的形成与更为广泛的地区历史结合起来进行讨论，书中实现了民族主义史、新环境史和宗教史这三类研究的有机结合。37 在津巴布韦大学任教期间，该校因为津巴布韦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而衰落。兰杰对昔日的非洲民族主义者持严厉批评态度，他激烈批评津巴布韦政府为了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而将津巴布韦历史简单化为“爱国史”。38 2000 年，兰杰和他的两名学生共同出版了《暴力和记忆: 马塔贝莱兰“黑森林”百年史》一书，关注一个世纪以来马塔贝莱兰地区的暴力历史。这部著作的出版表明，兰杰逐渐对民族主义政治及其在后殖民时代所表现出的负面影响感到幻灭。39 晚年的兰杰经受着病痛折磨，但他仍然以极大毅力从事非洲史研究。2010 年，兰杰出版了《燃烧的布拉瓦约: 一个南部非洲城镇的历史，1893—1960 年》一书。40与之前著作类似，兰杰在这部著作中也讨论非洲人的主动性和历史记忆、殖民统治的性质以及非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不过，不同的是，他的关注焦点不再是农村地区，而是聚焦于城镇。兰杰在书中称，他的关注点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年迈体弱，无法到偏远乡村地区进行研究。不过，这一关注点的转变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因素。20 世纪90 年代，津巴布韦城镇地区工会罢工频频发生，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改变了津巴布韦的政治图景。面对以城镇为基础的反抗运动，津民盟重新提出民族主义话语，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津巴布韦城镇和工会运动的史学著作，这些著作试图重新思考反殖民斗争历史。这些著作为兰杰的研究奠定了基础。41从副标题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南部非洲的城市社会史著作，兰杰在书中讲述了1946 年的城镇骚乱，他不仅试图复原城镇史，而且将历史研究和文学想象结合起来。兰杰在这本书中不仅关注布拉瓦约的黑人，同时也研究白人群体在布拉瓦约城镇历史上的地位。兰杰注意到，数十年的非洲研究更多关注黑人群体，而较少关注白人群体。兰杰认为，自己最初撰写非洲人的历史，是因为罗得西亚白人统治时期的历史过于关注白人的历史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津巴布韦陷入危机，白人农场被侵占，白人群体在津巴布韦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客观作用也遭到忽视。兰杰试图通过探讨布拉瓦约城镇的演变，从而探究非洲土著、传教士、白人移民、帝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相互影响。 结语 兰杰的非洲史研究主要关注南部非洲，尤其是津巴布韦。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兰杰的研究涵盖宗教史、民族主义史、农村史、城镇史、文化史和环境史等诸多领域。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关注焦点经历了重要转变，正如兰杰总结自己学术历程时所说: “我本人最初是信奉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然后变成研究乡村社会、环境和宗教的历史学家，而后又变成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42兰杰的非洲史研究生涯，恰恰折射出非洲史学科半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概括起来，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兰杰的非洲史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他所选取的问题往往契合当时非洲发展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从而使其史学研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兰杰早年参与津巴布韦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并且与津巴布韦民族主义领袖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成为他推动建立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现实背景。20 世纪80 年代，在非洲国家遭遇发展困难情况下，包括兰杰在内的非洲史学家试图从殖民时代历史经历中探寻非洲发展遭遇挫折的原因。到2000 年津巴布韦危机发生前后，兰杰开始深入探究冲突和暴力的历史根源。 第二，兰杰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兰杰的非洲史研究注重吸收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兰杰强调与英国史、欧洲史研究同行进行理论交流的重要性，将英美史学界流行的研究方法和概念引入非洲史研究之中，同时也使得英美史学界开始关注非洲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兰杰在内的一大批非洲史学家注重借鉴跨学科研究方法和视角，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美学界的非洲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 第三，兰杰强调非洲人的历史能动性。非洲史学科是伴随着20 世纪60 年代非洲民族国家独立而诞生的。强调非洲人在非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这从一开始就是非洲史学科与以往的帝国史研究的重要区别。非洲史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经历了重要转变，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尽管如此，强调非洲人的能动性以及殖民霸权的有限性，这逐渐成为非洲史学家的一个共识，并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兰杰及其非洲史研究著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兰杰既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信奉自由主义观念的英国学者，他与非洲本土学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兰杰与非洲本土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生隔阂，这影响到兰杰的津巴布韦史研究。例如，在为撰写《岩石的声音》一书搜集资料时，他发现自己很难赢得当地神庙的信任，直至很久以后才获得所需资料。一位津巴布韦本土学者对兰杰的著作评价道:“究竟应当把兰杰的著作看作是非洲学家书写的历史( 一位研究非洲和非洲人的外来人) ，还是看作津巴布韦人所书写的历史……从思想上看，我们过于依赖兰杰来撰写我们的历史，以至于很少黑人学者撰写这样的著作。”43这大致反映了非洲本土学者对兰杰及其著述的矛盾心态。 参考文献： 1.Peter Limb，“Terrence Ｒanger，African Studies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iography”，Historia，Vol. 56，No. 1， 2011，p. 1． 2.近年来，中国的非洲史学界日益关注国外非洲史研究的发展脉络，特别是近年来的最新发展趋势，主要参见舒运国: 《非洲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张忠祥: 《20 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4 期; 张永宏、王涛: 《非洲历史的整合与分割———非洲史研究的当代走向》，《世界历史》2013 年第4 期; 张忠祥: 《口头传说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理论研究》2015 年第2 期; 张忠祥: 《20 世纪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史学集刊》2015 年第4 期; 刘鸿武: 《非洲实现复兴必须重建自己的历史———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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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on，The History Men: The Historic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since the Ｒenaissance，Weidenfeld ＆ Nicolson，1983． 19.特伦斯·兰杰: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明》，载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杰主编: 《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270—337 页。 20.Terence Ｒanger，“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Ｒevisited: the Case of Colonial Africa”，in Terence Ｒanger and Olufemi Vaughan，eds.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Palgrave Macmillan Ltd，1993． 21.William Beinart，“Terence Ｒanger as Ｒhodes Professor of Ｒace Ｒelations，University of Oxford”，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 41，No. 5，2015，p. 1109． 22.例如Beverly Gartrell，“British Administrators，Colonial Chiefs，and the Comfort of Tradition: An Example from Uganda”，African Studies Ｒeview，Vol. 26，No. 1， 1983，pp. 1 － 24; David Killingray，“Th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African Affairs，Vol. 85，No. 340， 1986，pp. 411 － 437; Peter Geschiere，“Chiefs and Colonial Ｒule in Cameroon: Inventing Chieftaincy，French and British Style”，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Vol. 63，No. 2，1993; Erik Green，“Indirect Ｒule and Colonial Intervention: Chiefs and Agrarian Change in Nyasaland，ca. 1933 to the Early 1950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 44，No. 2， 2011; Leroy Vail，ed. ，The Creation of Tribalism in Southern Africa，James Currey，1989。 23.Toyin Falola ＆ Saheed Aderinto，Nigeria，Nationalism，and Writing History，University of Ｒochester Press，2010，p. 68． 24.Thomas Spear，“Neo-tradi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Invention in British Colonial Africa”，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44，No. 1， 2003，p. 4． 25.Terrence Ｒanger，Peasant Consciousness and Guerrilla War，in Zimbawe: A Comparative Study，London，1985，pp. 105， 137 － 177． 26.Charles van Onselen，Chibaro: African Mine Labour in Southern Ｒhodesia，1900 － 1933，Pluto Press，1976． 27.Terrence Ｒanger，“Women in the Politics of Makoni District，Southern Ｒhodesia，1890 － 1980”，unpublished manuscript，1981． 28.Terence Ｒanger ＆ Paul Slack，eds.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 8 － 10． 29.Terence Ｒanger ＆ Olufemi Vaughan，eds.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in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 Oxford，1993; Ｒichard Werbner ＆Terence Ｒanger，eds. ，Postcolonial Identities in Africa，Zed Books，1996． 30.Terrence Ｒanger，Are We Not Also Men? The Samkange Family and African Politics in Zimbabwe，1920 － 1964，James Currey，1995． 31.主要参见Crawford Young，The African Colonial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 Mahoomd Mamdani，Citizens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Frederick Cooper，Africa since 1940，the Past of the Pre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 156。 32.关于这一危机，参见李安山: 《新南非与津巴布韦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比较》，《西亚非洲》2011 年第7 期; 布莱恩·拉夫托帕洛斯、A. S. 姆拉姆博主编: 《津巴布韦史》，张瑾译，东方出版中心2013 年版，第211—212 页。 33.Terence Ｒanger，Voices from the Ｒocks: Nature，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Matopos Hills of Zimbabw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p. 2． 34.Terence Ｒanger，Voices from the Ｒocks: Nature，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Matopos Hill of Zimbabwe，p. 39． 35.Terence Ｒanger，Voices from the Ｒocks: Nature，Culture and History in the Matopos Hill of Zimbabwe，pp. 177，183． 36.William Beinart，“Terence Ｒanger as Ｒhodes Professor of Ｒace Ｒelations”，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 41，No. 5，2015，p. 1114． 37.Terence Ｒanger，“Power，Ｒeligion and Community: the Matobo Case”，Subaltern Studies，VI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 221 －246． 38.Terence Ｒanger，“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Patriotic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The Struggle over the Past in Zimbabwe”，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Vol. 30，No. 2， 2004，pp. 215 － 234． 39.Jocelyn Alexander，Jo Ann McGregor ＆ Terence Ｒanger，Violence and Memory: One Hundred Years in the “Dark Forests”of Matabeleland，James Currey，2000． 40.Terence Ｒanger，Bulawayo Bu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Southern African City，1893 － 196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41.Ian Phimister ＆ Brian Ｒaftopoulos，“‘Kana Sora Ｒatsva Ngaritsve’: African Nationalists and Black Workers: the 1948 General Strike in Colonial Zimbabwe”，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Vol. 13，No. 3，2000; Teresa Barnes，We Women Worked So Hard: Gender，Urbanization and Social Ｒeproduction in Colonial Harare，Zimbabwe，1930 － 1956，Heinemann，1999; Timothy Scarnecchia，The Urban Ｒoots of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Zimbabwe，University of Ｒochester Press， 2008． 42.Terrence Ｒanger，“Concluding Ｒemarks”，p. 177． 43.Diana Jearter，“Terrence Ｒanger， 1929 － 2015”，History Workshop Journal，Vol. 81，No. 1，2016，p. 311．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作者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邮编: 32100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属非洲殖民地社会变迁研究( 1890—1960) ”( 13CSS023)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