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宏 世界历史 2012年第6期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和批判中国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中国妇女不是被塑造成为传统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被描绘成新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近年来，这个强大的认知范式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过去那种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制牺牲品的论证方式已经淡出学术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美国，中国妇女形象总是与美国学术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是在西方的语境中给那些带有西方理论前提的读者来写作的，如何才能真正基于中国历史本身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性别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关键词：中国妇女史 中国学 范式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妇女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主导形象是： 她们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被动”是中国妇女的突出特点，在美国学术界以及大众传媒中，中国妇女不是受封建家长制压迫，就是受社会主义父权制国家的歧视。她们始终没有能力拯救自己。近二十多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开始摒弃这种对中国妇女的刻板印象，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独特性。随着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美国学者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成果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本文主要考察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嬗变的过程、原因及其意义。 一 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妇女就被作为中国区别于西方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西方人眼中，传统中国妇女的形象是被监禁于内闱的、被剥夺了自由和尊严的、因缠足造成身体畸形的人。饱受父权压迫的女性，特别是小脚女人，曾经长期主导了西方对“落后”、“野蛮”中国的想象，成了旧中国落后的一个缩影。中国妇女的这种受害者形象，不仅在西方流传甚广，而且也被 19 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接受。直到今天，这一形象仍主导着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观点。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情形一度出现了短暂的改变： 中国妇女从另类文化的代表转变为世界妇女解放的典范。当时正处于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中的美国女权主义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发现了妇女解放的秘诀，中国妇女与共产党构成了理想的同盟。这种认识一方面与中国妇女生存状况的改变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女权主义政治斗争的产物。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妇女不仅获得了法律上平等的地位，而且许多妇女开始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参加工作。在中国，关于妇女的主导话语就是歌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妇女解放的伟大成就，人们普遍相信中国妇女已经解放了。中国人歌颂妇女解放伟大成就的话语，及其所传达出的乐观精神，深深吸引了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因为，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正在与“妇女的位置在家庭”这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斗争。[①]当时在美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认为妇女参加工作违反天性，这使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与性别隔离。美国的女权主义者非常羡慕走进社会参加工作的中国妇女。一些女权主义者来到中国，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妇女已经被社会主义革命解放，在中国撑起了半边天。克柔( Croll) 指出，她亲眼看到了工作在农田、工厂里的青年妇女，这与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妇女受害者形象截然不同。这种鲜明对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确信妇女地位的变化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奇迹。[②]简·巴雷特( Jane Barrett) 认为： “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妇女展现的活力与力量使美国中产阶级显得十分苍白。她们( 中国妇女) 普遍都很坦率、自信、有力量。她们摆脱了勾引人的被动角色，热情地谈论她们的工作、生活。大街上没有吹口哨、挑逗性的注视等沙文主义现象。”[③]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妇女不仅成为美国女权主义者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而且是美国女权主义者构建知识与政治斗争方式的重要资源。但是，作为世界妇女解放典范的中国妇女形象在美国的影响并不广泛，存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今天甚至已经被遗忘。 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中国妇女形象———无论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还是世界妇女解放的典范，都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在美国，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女权运动第二次高潮中，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响应女权运动的政治需求，试图通过记录女性被压迫的历史使女性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可以说，妇女史研究是作为女权运动的一个方面问世的。不久，中国妇女史也进入了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的视野。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出版了三部有关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学术著作，即： 凯·安·约翰逊( Kay Ann Johnson) 的《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 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朱迪思·斯德西( Judith Stacey) 的《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菲莉斯·安德思( Phyllis Andors) 的《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1949—1980》(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 － 1980) 。这三部书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认为不要过高地估计革命对妇女解放的影响，它们指出： 中国妇女并没有被解放，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一直致力于妇女解放，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解决妇女问题。这三部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开始重新解读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内涵。对中国妇女解放的浪漫解释被尖锐的批评所取代，美国女权主义者又恢复了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不过这一次，中国妇女被塑造成“被国家用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误导了的、仍然从属于共产主义政权之下的妇女”[④]。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近现代中国妇女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女权运动与其后的政治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其主要目标是探究中国妇女解放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被推迟，解放妇女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对中国妇女解放进行了批判，主要观点包括： 中国并没有实现性别平等。[⑤]在中国，妇女解放不断被意识形态、历史的以及发展的因素所束缚，中国妇女被一再要求服从国家利益。[⑥]“虽然妇女革命从未被拒绝，却无数次被推迟。”[⑦]而且，在中国，妇女问题始终处于边缘。[⑧]“男性领导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性别偏见，致使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继续存在。”[⑨]在中国，对妇女的压迫“以一种社会主义的父权制家庭的新形式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作环境不但没有解放妇女，而且使她们的负担加倍了”[⑩]。社会主义与父权制同时并存，妇女的生活依然被她与男人( 父亲或丈夫) 的关系，而不是由她自己的努力或失败决定，革命给妇女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因此，革命并没有必然带来妇女的解放，妇女必须进行她们自己的革命。[11]总之，美国女权主义者认为中国妇女没有解放。在她们的笔下，中国妇女从被羡慕的对象重新变成了被压迫而不自觉的可怜群体。 自 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妇女的主导形象是“受害者”———她们不是被塑造成传统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被描绘成新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虽然其间出现过短暂的蜜月期，美国女权主义者表达了对中国妇女解放成就的艳羡。但是，从整体上看，在美国的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和批判中国男人对妇女的压迫。 二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史学家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把中国妇女首先表现为受害者，她们纷纷致力于考察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的真实生活状态，并试图挖掘中国妇女的精神世界。由此，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伊沛霞( Patricia Ebrey) 的《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高彦颐( Dorothy Ko)的《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曼素恩 ( Susan L. Mann ) 的《缀珍录： 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等几部妇女史专著的相继问世，已经表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过去那种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的论证方式已经淡出学术研究了，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伊沛霞是最早批判中国妇女受害者模式的美国学者。她花费十余年心血研究宋代妇女，在 1993年出版的《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一书中，她指出，一般性地描写中国妇女的可悲地位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如此做法暗示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历史之外，她们的生活不受文化、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在伊沛霞看来，批评中国古代家庭体系对妇女的压迫比较容易，但无益于了解中国古代妇女。为了解中国妇女的真实生活，伊沛霞把目光投向了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妇女。之所以研究宋代妇女史，是因为她发现在宋代女性地位变化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征兆： 一方面，是妇女的处境明显地趋向变坏的时代，主要表现为缠足更普遍，士人开始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另一方面，宋代妇女有很大的财产权，带嫁妆的女人可以掌控嫁妆的使用权，再婚时甚至可以带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征兆促使她致力于宋史研究。她努力把妇女史与宋代广阔的历史变化结合起来，并试图解释缠足的普及与女人财产权强大并存的原因。至于为什么研究婚姻中的妇女，这是因为伊沛霞发现妇女史研究中存在忽视已婚女性的现象。在伊沛霞看来，“有些史学家把妇女史当作打破女人社会地位固有模式的工具，倾向于忽略留在家里养儿育女、操持家务的已婚女人。他们希望发现在众多男性统治者、艺术家、作家、反叛者的世界里得到权力并引人注目的不寻常女子”[12]。她认为这种“不愿把妇女放在家庭内部进行研究可能反映了对家庭领域深厚的以男人为中心的思想的厌恶。世系的延续以父亲、儿子、孙子的传承为核心： 祭祀祖先的遗物、家庭财产和姓都沿着父系往下传”[13]。在她看来，“为了理解宋代妇女怎样看待自己，我们必须把她们还原到她们尽力扮演的家庭角色的位置上，然后进行考察”[14]。 在研究中，伊沛霞努力揭示宋代妇女的真实生活，尽量避免用今人的观点来衡量古人。她指出，因为我们生活在男女很自由地掺在一起的社会，所以容易把男女分隔开理解为对妇女的束缚，并想当然地推测，宋代妇女遭受我们不能忍受的束缚时有多么沮丧。但是，通过考察宋代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伊沛霞发现宋代妇女的生活往往与法律约束不合。实际上“在法律和经济对一个女人在婚内和婚外形象规定的限度以内，女人创建了自己的生活”[15]。而且，“把宋代妇女留在内闱使她们既受到限制又得到权力： 它使女人处于公共领域以外但又合法地成为家内的权威”[16]。虽然宋代少有妇女的声音留下，但是通过分析男人书写的历史，伊沛霞证明，在宋代，女人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男人行动的对象，她们还是创造、解释、操纵并讨论她们生存状况的行动者，起码她们愿意献身于家庭生活，并能够从中得到满足。 在对中国妇女受害者模式的批判中，高彦颐扮演了重要角色。在 1994 年出版的《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高彦颐把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定义为“五四妇女史观”，这一史观将女性受压迫看成是中国封建父权最突出的特点。高彦颐认为，“五四妇女史观”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它更多地反映了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而不是妇女的真实状况。它假设中国妇女生活在最黑暗最野蛮的性别压迫之下，它“不仅曲解了妇女的历史，也曲解了 19 世纪前中国社会的本质”[17]。因此，高彦颐指出： “只有当历史学家对‘五四’文化遗产进行反思时，社会性别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效范畴。”[18]她认为，“没有认识到她们的自豪和满足，就去哀痛她们的无知或去谴责压迫她们的体系，这是对明末清初中国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最本质面貌的忽视”[19]。因此，她试图从妇女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妇女的生活，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要判定某些制度或行动是“压迫性的”。 和以往的研究不同，高彦颐关心的不是妇女地位的低下或者寻找妇女的反抗，她考虑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儒家的社会性别体系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运转得这样灵活顺畅?妇女们从这一体系中获得过什么好处?”[20]通过研究 17 世纪一群拥有特权、受过教育的女性即闺塾师，高彦颐发现闺塾师通过女性文学的传递，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营造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尽管这仅限于精英阶层妇女，但是在高彦颐看来，“它凸显了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21]。实际上，“在值得称赞的道德和允许的缝隙间，文学女性静静地打造着自己扩展了的空间，并在其中享受着自由和满足”[22]。她指出： “与现行的假定相反，就女性而言，遵从‘三从’并不永远意味着限制和自我否定。事实上，许多女性在‘从’男性中，感到了特权和一定程度的自由，尽管她们可能已经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自由终究是有限的。”[23]也就是说，尽管大多数妇女生活在“三从四德”这些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管束下，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妇女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予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24]换言之，中国的社会性别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强制和蛮横压迫基础上的; 中国妇女史也不是女性彻底的反抗或沉默，而是充满争执和通融。 与伊沛霞和高彦颐一样，曼素恩也反对把中国女性历史理解为一种受持续压迫的、不变的历史。在出版于 1997 年的《缀珍录： 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曼素恩通过把妇女置于盛清历史的中心，对将中国妇女看成被“传统文化”压迫的牺牲品，直到西方教育和价值观被引进之后才得到解放的论断提出挑战。她指出，这一假设是把“对中国妇女的研究锁定在‘对西方回应’( response-to-the-West) 的范例之内”，它把中国现代妇女史写成了一个“她们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怎么引进西方式教育和受西方改革运动影响而被解放的故事”[25]。曼素恩努力寻找中国妇女自己的声音，她指出，儒家学者对妇女的记载多是“千篇一律、数不胜数的公式化的叙述，反复讲述着女性以守贞的名义自裁或者在恪守节妇之道的名义下尽其一生侍奉公婆的故事”[26]。在她看来，尽管男性儒家学者留下的妇女传记是研究中国妇女史的珍贵史料，但是，无法通过它们理解女性自身的思想或者信仰，也不能期望在这些故事中发现女性自己主体性的迹象。幸运的是，在盛清时期出版了大量闺秀诗文。曼素恩认为，这些闺秀诗文的刻本毫无疑问是研究前现代时期中国女性的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同时，她也指出，虽然将闺秀作品作为了解“中国女性”生活世界的一扇窗户，其实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这些女性作者都来自社会顶端的精英阶层，她们许多人过着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特权生活，闲适与饱学将她们与帝国晚期 99. 9%的妇女隔绝开来; 而且，她们中的 70% 以上来自中国中部的沿海一隅。但是，这些女性诗歌可以修正在男性视野中固有的偏差，并可以用来观察在一个儒家规范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女性怎样诉说她们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考察盛清时期的标志性事件以及社会性别关系赖以成立的个人与家庭的语境，包括个体的生命过程、写作、虔信等，曼素恩发现盛清时期是一个社会性别关系被重新讨论和审视的时代。“随着清军入关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清朝统治的结果导致盛清时代社会性别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复兴再次定义了正妻在伦理关系中的地位，并使歌姬边缘化。清朝的政治家又通过他们对家庭经济中妇女工作的关怀扩大了这种效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写作和宗教活动方面的权利，意味着她们已经参与了社会性别关系的重建。这些转变是我们仅仅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27]因此，曼素恩对传统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挑战，认为盛清时期是中国妇女史上一个独立的分期。曼素恩的研究表明，20 世纪前的中国不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不变地压迫妇女的漫长时期，实际上，性别的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 最近 20 年来，美国学者有关中国性别史研究的专著和文章在数量上有突破性发展，这里只是介绍了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而且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几部著作。不难发现，虽然美国学者的中国妇女史学家研究的对象、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力图摆脱中国妇女的受害者模式。可以说，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不仅使社会性别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重要分析范畴，改变了中国史研究中忽视妇女书写的以及关于妇女的资料的状况; 更为重要的是，它转向了新的提问方法，使用了新的史料、新的视角，勾画出了与以往看法不同的画面。现在，美国学者们再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中国妇女视为长期受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也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的男尊女卑思想当做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普遍社会实践。可以说，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已经开始重新书写中国妇女史。 三 综上所述，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大众及学术界对中国妇女的理解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被动、落后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是东方主义凝视的产物，那么，作为世界妇女解放典范的中国女性形象则是女权主义的想象，它们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20 世纪 80 年代，刚刚把中国妇女纳入研究视野的美国学者，继承了长期以来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根深蒂固的中国妇女的被动形象，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对中国妇女的刻板印象才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要对这一转变做出解释，必须把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放在美国的学术与社会背景中来考察。 首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研究目标发生了转变： 逐渐从为女权主义政治服务转变为学术探究。美国妇女史学起源于妇女运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者一边检视当代女性遭受压迫和歧视的现状，一边也追问女性被歧视的原因。妇女史研究呼应女权运动的要求，在历史中找寻女性被压迫的根源，记录女性被压迫的经验。正是因为与女权运动的密切关系，早期的美国妇女史研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事实上，“由妇女运动所启发的妇女史研究，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目标： 了解女性的经验和性别歧视的本质，提高女性的自尊，并凝聚女性的团结，推展妇女运动”[28]。而且，美国妇女史学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绩，推动了对妇女政治动员的有效性。但是，不久之后，美国女权主义史学家发现，她们并没有有效的策略来改变主流历史学。一段时间内，美国女权主义史学家徘徊在将妇女史视为女权运动的一种思潮，或是作为改变历史研究发展方向的一支力量之间。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种倾向占据了上风。在美国妇女史学中，“社会性别( Gender) ”取代“妇女”一词成为关键词正是这种转变的标志。社会性别史不仅仅是研究历史上的女人，而是重新审视以往对整个历史的理解。女权主义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发掘妇女被压迫的历史，或分析妇女的从属地位，她们试图对妇女史提出更多、更新的学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努力跳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客观求真的态度研究中国妇女史。 其次，女权主义学术话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西方国家女权主义学者对于西方理论家关于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妇女的殖民地话语、研究和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启发下，非西方国家的史学家运用历史文化分析方法，颠覆了殖民主义者讲述的故事。非西方国家的妇女史再也不能被描写成一个在欧洲影响下走出黑暗的中世纪，走向现代，走向解放的线性进步历程。“在过去 20 年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受到了来自研究印度和伊斯兰社会学者的批判，主要是批判西方学者对他们文化和妇女地位( women's place in it) 的断言。”[29]比如，印度学者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的《在西方人的眼里： 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一文，就在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莫汉蒂挑战了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的分析框架，指出了女权主义宏大叙事中的殖民主义倾向。她指出： “在任何特定的女权主义分析中，妇女被说成是一种基于共同受压迫之上的群体。使妇女结合在一起的是她们受压迫的‘同一性’的社会学概念。”[30]女权主义分析制造了“第三世界普通妇女”的形象： 愚昧无知、贫穷、没有受教育、受传统的束缚、被禁锢在家里、受欺骗等，这与受教育的、现代的、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欲拥有控制权和能自由做出决定的西方妇女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莫汉蒂的这篇文章在 1984 年分春秋两次在《边界》( Sign) 杂志发表; 《女权主义评论》( Feminist Review) 1988 年秋季号重新刊载; 1991 年，这篇文章又被收入《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权主义政治》一书，影响十分广泛。非西方国家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跨国批判和对殖民遗产的拒绝，也已经影响到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领域。它促使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在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时对欧洲模式提出疑问，并打破固定模式作重新审视。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曾以各种形式充斥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界，学者关心的是中国旧的和新的父权制对中国女性的压迫。近些年来，美国妇女史学者纷纷对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倾向提高了警惕，避免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妇女，试图揭示中国妇女史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最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也促使美国的中国史学家重新思考研究中国妇女史学的路径。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挑战与回应”模式一直在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此模式的出发点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降因受西方的影响，其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开始逐渐解体。而其核心理念是： “传统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的传统社会，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来自西方现代社会的冲击; 只有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社会内部才能在冲击之下孕育迈向现代社会的因素。如果没有西方社会冲击，传统中国社会依靠自身显然无法迈入现代社会，因为它受制于传统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及价值。”[31]美国的许多中国学家在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时，都借鉴或采用了这一经典模式。它最大的问题在于，把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理解为西方对中国人生活影响的结果。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柯文对以往的中国学研究模式进行了剖析，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注重从中国内部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变迁。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开始放弃前辈所持有的种族优越感，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美国中国学的这种转变成为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的重要学术资源。美国妇女史学家再也不能盲目地以西方的标准来评估中国妇女史，她们纷纷把目光放在前现代中国( 包括宋、明、盛清) ，而不是遇到西方之后的近代历史。她们的研究展示了一个观察前现代中国妇女的新视角： 将妇女描述为历史动因而不是父权制压迫下的牺牲品。 总之，随着国际和美国国内学术思潮的变化，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不得不对居主导地位的中国妇女受害者模式进行分析与修正，她们无法把 20 世纪前的中国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地压迫妇女的漫长时期。我们若不了解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研究范式嬗变的背景，不了解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所解之构，就很难理解其近年来的新成果。 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妇女在美国的形象总是与美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相关。中国妇女似乎仅仅是一个话题，被不同的群体利用，在不同时期服务于不同的目标。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虽然避免了一些西方女权主义的东方主义的陷阱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努力把中国社会性别关系放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来理解。但是，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是在西方的语境中给那些带有西方理论前提的读者来写作的。“比之于跟中文学术世界中相应部分的互动，她们更投入于由英美学界关于社会性别、性和女权主义的对话而产生的争执、灼识及学术框架”[32]，因此其研究深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浸染。比如高彦颐，虽然是东方主义思想的批判者，但是，她提出的问题以及研究的框架是在吸收琼·斯科特( Joan W. Scott) 和吉达·勒纳( Gender Lerna) 等女权主义史学家的成果基础上架构的。同样，曼素恩也是从西方研究欧美妇女史的女性史学家那里汲取灵感; 就像西方妇女史学家一样，她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也对传统的历史分期提出了挑战。琼·凯丽( Joan Kelly) 对西方历史发问： “女性有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吗?”曼素恩则对中国史发问： “女性有盛清时期吗?”曼素恩的研究重点就是证明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在 18 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从而挑战以往把中国历史理解为持续不变地压迫妇女的历史观点。 在反驳中国妇女受害者模式的过程中，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者虽然发现了中国妇女在生活中享有的生活空间，感受到的“被爱、被尊敬和安定祥和”等情感，并以此来证明中国妇女并不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生活在黑暗、愚钝、不自由的奴隶状况中，她们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但是，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者始终被一个共同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妇女为什么没有发动反抗性别压迫的革命运动? 所以，在列出婚姻和女性境遇在宋代发生变化的特点之后，伊沛霞提出了萦绕在她内心的有关中国妇女史里的一个基本问题： “为什么这些可视为有违妇女利益的变化能轻易地延续下来，而那些有望带来进步的变化没持续下去或出现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呢?”[33]她无法解释历经了宋代以前或以后的许多历史变迁，中国的父权制始终延续着。同样，曼素恩也发现 18 世纪前后的中国妇女没有两性平等的观点。中国史书或文学作品里的古代女性楷模，比如班昭、花木兰等并不代表女性对男权的渴望，也不代表她们对摆脱女性无权状态的向往，她们的英雄行为只是响应当时特殊历史环境的召唤。所以在该书的结尾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在 20 世纪为性别平等而进行的全球性的斗争中，中国妇女一直没有站在前沿?”[34]和前两位学者的谨慎提问不同，高彦颐则大胆地对中国妇女的不反抗提出解释———女性“所享有的事实上的自由，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她们缺乏动力，去推翻建立在‘三从’基础上的流行体系”[35]。 可见，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虽然已经承认西方框架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种种局限; 但是，她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妇女做标准来衡量中国妇女。而且，她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从西方学术史上梳理出来的，与中国妇女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隔膜。对中国妇女史的兴趣不仅出现在美国，20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重新反思中国妇女史。但是，中美两国对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范式迥然不同。在美国，学者们不满于中国妇女的受害者模式，相继抛弃了这种偏见。而在中国，传统中国妇女的受害者形象依然主导着史学家的观点。中美两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妇女史时，提出的问题、采用的方法、表述的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可以说，真正提出中国妇女史问题，真正基于中国历史本身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性别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①]，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贝蒂·弗里丹强烈谴责了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被禁锢在家中的状况，称家庭为“舒适的集中营”。 [②]，伊莉莎白·克柔： 《中国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 Elisabeth Croll，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波士顿 1978 年版。 [③]，玛丽莲·扬： 《中国妇女研究： 社会变化与女权主义》( Marilyn B. Young，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93 页。 [④]，罗丽莎：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5 页。 [⑤]，米歇尔德·勒特纳、尼尔克拉·斯帕克斯凯主编： 《民国时期中国妇女档案》( Mechthild Leutner，Nilcola Spakowski，eds. ，Women in China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新不论瑞克与伦敦 2005 年版，第 102 页。 [⑥]，玛丽·安·特翠尔特主编： 《非洲、亚洲和新世界的妇女与革命》( Mary Ann Tetreault，ed.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Africa，Asia，and the New World) ，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2 页。 [⑦]，玛格丽特·沃尔夫： 《当代中国革命推迟了妇女解放》( Margery wolf，Revolution Postponed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 页。 [⑧]，菲莉斯·安德思： 《未完成的中国妇女解放 1949—1980》( 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 －1980)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3 页。 [⑨]，玛格丽特·沃尔夫： 《当代中国革命推迟了妇女解放》，第 26 页。 [⑩]，罗丽莎：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第 55 页。 [11]，玛格丽特·沃尔夫： 《当代中国革命推迟了妇女解放》，第 261 页。 [12]，伊沛霞： 《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页。 [13]，伊沛霞： 《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第 6 页。 [14]，伊沛霞： 《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第 44 页。 [15]，伊沛霞： 《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第 10 页。 [16]，伊沛霞： 《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第 44 页。 [17]，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18]，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1 页。 [19]，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183 页。 [20]，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8 页。 [21]，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5 页。 [22]，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309 页。 [23]，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274 页。 [24]，高彦颐著，李志生译：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9 页。 [25]，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 《缀珍录： 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0 页。 [26]，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 《缀珍录： 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 页。 [27]，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 《缀珍录： 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79 页。 [28]，俞彦娟： 《从妇女史和性别史的争议谈美国妇女史研究之发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1 年第 9 期。 [29]，曼素恩： 《女权主义理论对中国妇女史学有什么意义： 美国中国妇女史学述评》( Susan Mann，“What can Feminist Theory do for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 Brief Review of Scholarship in the U. S．”) ，《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30]，钱德拉·塔尔佩德·莫汉蒂： 《在西方人的眼里： 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与殖民主义的论述》，李银河主编：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12 页。 [31]，吴原元： 《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8 页。 [32]，贺萧、王政： 《中国历史： 社会性别分析的一个有用的范畴》，《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2 期。 [33]，伊沛霞： 《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第 236 页。 [34]，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 《缀珍录： 18 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84 页。 [35]，高彦颐著，李志生译：《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 309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