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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广智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0期 时光荏苒，真是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吾已行年70有余，渐入老境矣。非常感谢《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的同志们，给我在“学术名家”栏目内向广大读者述说个人学术经历与思想的机会。这种自传体的文字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 70余年，于时代、于国家而言，历经新旧中国两重天，又跨越世纪换新颜，当然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但回顾个人的经历，却是平凡得很。已做的事少可记述，想做的事还未做完。大体说来，迄今为止，“已做的事”和“想做的事”都可以集中在一件事上，那就是西方史学史的研究。的确，西方史学史是我的一个精神家园，在那里，我感到有一种安身立命、有所归属的亲切感，从中寻找到了一块赖以安顿心灵、乐不思蜀的精神沃土，于是毕生为此耕耘不已，也奋斗不已…… 一、“江海门户通天下” “江海门户通天下”，中央电视台在介绍江苏海这座城市时，用了这样7个字。用得好!它画龙点睛，生动地点明了这座位于长江出海口的城市的地理方域，也确切地反映了当今海门人立足长三角、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与宏伟气魄。 1939年9月，我就出身在海门乡下。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战乱不息，生灵涂炭。生逢乱世，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说什么那蒲公英飘拂过的童年。 由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现代西方心理史学，对个人传记中的“童年经历”尤为关注，认为它是日后个人行为或人格的一种基础。在西方心理史家那里，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后来的影响，显然被肆意地夸大了，这自然是不对的;但倘若忽视“童年经历”，特别是那种留下难忘的“童年记忆”，那也是不足取的。我这里要说的我幼时留下深刻记忆的一段短暂的启蒙教育，在我选择历史学作为最终志向时，曾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这段“童年记忆”至今还难以忘怀。 我父母虽受过一点旧式教育，但是文化程度都很低，母亲能识些字，但几乎不能写。父亲要好些，读写水平也不过小学程度。但父亲从小在祖父那里受教，对四书五经却相当熟悉，尤其是《论语》和《孟子》中的句子，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这在我成年后，他也常常在我面前脱口而出，令我十分钦佩。 父亲的“才华”得益于祖父的教诲。我的祖父张汝嘻先生，是当地乡间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他开办私塾，吸引四方学童前来求学(一般贫家子弟不去远处上“洋学堂”，也上不起)，于是在正房西头搭建了一大间草屋，祖父以其父(我的曾祖父张文云先生)之名，把这间由他执教的草庐称之为“文云堂”。从我稍稍懂事的时候起，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就在这间“文云堂”里念书，成天背诵儒家经典，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论语》。 汝禧先生每天给幼孙讲解一段古文，在当时我幼小的心灵里，当然不知其意(我开始能稍知《论语》之意，还要等到进复旦大学历史系贺卓君老师给我们上历史文选课的时候)，但还要团回吞枣地把它背下来。我记性不差，祖父给我留下的“作业”很快地就完成了，就“唆使”学堂里的小朋友，乘我祖父不在时，悄悄地溜出去玩，不是去抓麻雀，就是去捉蟋蟀，而那些顽皮的学生第二天往往背不出老师圈定的篇章而受到体罚(“尺罚”)。祖父知道缘由后，就给我加大“背书量”，以此不让我带头去玩。但我照样能背下来。就这样，我与祖父暗自较劲。现在回想这段童年趣事，还是蛮有劲的，而幼时背诵古书的“童子功”确让我终身受益。 好景不长，祖父不久因病去世，由此也结束了我的“学前教育”。这虽有1年多的时间，但因动乱，加上祖父身体素来屏弱，故辍学的日子很多，实际上只读（背）了一点点书。抗日战争结束后，已在上海立足的大舅唤母亲去那儿闯荡。1946年冬，母亲带着时年7岁的我还有那极裸中的妹妹，离乡别亲，踏上了“十里洋场”，开始在这座远东大都市里生根。我很快地在上海完成了小学与中学阶段的学习任务。1959年9月，我顺利地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在人生的道路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真的走上了这条“江海门户通天下”的通衙大道。 二、修得百年遇名师 我是相信缘分的，命运注定我此生要在复旦大学遇上耿淡如先生(1898一1975)，并与西方史学史结下不解之缘。不是吗?耿师竟与我是同乡。我的出生地海门县正余乡距他家真的很近。我们毕业在同一所大学，继后又都在那里长期地工作。也许在冥冥之中，一双无形的“上帝之手”把我们牵连在一起。 事实上，淡如先生是最早实践“江海门户通天下”的海门藉的前辈历史学家。192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复旦大学，遂在故乡海门中学和复旦附中任教。1929年赴美留学，人哈佛大学研究院。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在多所大学任教，而主要在母校复旦大学授课。新中国成立后，转人历史系工作，在那里与周谷城先生共事多年，专治世界中世纪史，成就斐然，并与专治世界古代史的周先生齐名而享誉史学界。196()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迄至“文革”前的这五六年间，他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者的贡献。 当我于1959年秋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时候，耿师已步人花甲之年。平实而言，在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名，但它的历史系却在国内名列前茅，足可与当时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相媲美，堪称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之表征。当时的历史系，名教授云集。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骤、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时、陈仁炳、朱傲、章翼、田汝康等，真可谓是极一时之选。刚过弱冠之年的我，既仰视他们，又从他们的教泽中得益。5年的本科学习扎扎实实，得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必备的学术素养和严格的史学训练，这为我日后从事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不过，把我领进西方史学史这座精神家园的却是耿淡如先生。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有幸成了他的“关门弟子”。也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我在无意中竟成了中国大陆“文革”前首位经高教部批准统一招生考试的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研究生，就此开始了我近半个世纪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人生之旅。 我在(耿淡如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这篇文章中，从总体上(就耿师的史学理念)和具体实践上，述及了耿师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我把这种奠基性的贡献比喻为“先行者的驼铃”与“探索者的足印”。试想，一个人在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该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发现探索者的足印啊。 耿师教我读原著。耿师为我指示的“阅读原著，进行批判研究”的准则，即便在今日也是一种值得倡导与发扬的好学风。一切从原著出发，不尚空言，唯其如此，中国的西方史学的研究才能有所长进。 耿师教我做研究。耿师认为，阅读原著是深入研究工作的前提，但不能停留于此，否则便是一般性介绍了。在这里需要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这就是耿师所说的“阅读原著，进行批判研究”后半句话的意思了。 耿师教我采良法。这里说的是研究方法。耿师常常说道，我们从事西方史学的研究工作，方向与目标看准了，还需要开门的钥匙，这就是方法。他倡导的“标本”与“模型”研究法、史家“类型”与“作风”分析法、“习明那尔”教学法等等，都堪称为我至今仍在仿效运用的“良法”。 总之，作为他的学生，我从学贯中西的耿师那里，不只学到了西方史学史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从中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会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之所以在耿师谢世(1975)之后，在中国新时期“单枪匹马”前行，主要得益于此;作为他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为学与为人之道。耿师生前经常对我说，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做人:对于“治学”，需要刻苦而不是懈怠，需要认真而不是轻薄;对于“做人”，需要真诚而不是虚伪，需要宽厚而不是偏狭。耿师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永远的榜样。他的“谦虚治学，谦虚做人”的教导，更成了我毕生的格言。总之，我在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的道路上，把他留给我的这份精神遗产视作一座灯塔，它时刻在照亮着我的行程，照亮着我的精神家园。 三、传承革新两相宜 传承与革新，作为一对范畴，是矛盾的对立还是包容的互动，我以为是后者。小标题中的“两相宜”，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进言之，传承与革新的辩证运动，当是学术前进和繁荣的原动力。为此，我们需要传承，又要不断革新。前者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基础，后者是为了给史学家的个性发挥以空间，舍此别无他途，除非你排斥创造，孤守陈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这里主要说一说我在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中已做过的工作。对此，我曾于2009年初，就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问题，接受了复旦大学历史系、新闻学院等几位同学的联合采访，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时，曾用“四个一”归纳与总结过我的工作(“已做的事”)，那就是:确立一种史学理念，这里说的是从前辈那里继承他们对西方史学及其所持的基本思想;建立一个课程休系，这里说的是为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所开设的课程，不是随意的，而应当是系统的和有计划的;编著一套适用教材;形成一支教学梯队。我这里集中说一下我于西方史学史研究方面“已做的事”，而这与上述所说的“四个一”也是紧密关联的。 这里说的“研究”，也涵盖学习。回溯起来，我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当滥筋于20世纪60年代拜耿师时。在1966年前，那时主要是学习，但在学习中也有“研究”，也有对西方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众所周知的是，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经历，刚起步就被中止了。待到大地重光，又得重新起步，我也是这样。 在中国新时期，我的重新起步还得要从开设《西方史学史》一课讲起。记得在1980年代初，国内只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张芝联先生、四川大学历史系谭英华先生、华东师范大学郭圣铭先生等少数几位前辈在上西方史学史课程。我步他们的后尘，也在1982年，为78级、79级学生开设该课，算是国内最早讲授这一课程者之一。 我一边上课，一边进行研究。我个人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的:第一，从个案研究开始，这是“基础工程”。我大体是从希罗多德开始的，一直往下延伸，几乎囊括了从古迄今的西方著名史家或流派，于是就有这种“个案研究”文章的不断发表;第二，在整体思考中求证，在上述这样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从宏观上了解与把握西方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就产生了下文要说到的“系列著作，’;第三，从主体(西方史学)向外拓展，这就是说，要不断深化史学史研究的内涵，以不断开拓与创新西方史学史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个人既有理论的阐发，也有实践的工作。 其实，我并没有写作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系列构想，但以下三本书却在无意中构成了一个“系列”，且都在各自的读者群中产生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回响。以出版时间先后，这三本书首先是《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其次是《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第三本是《西方史学史》。这三者虽同是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整体性思考，但在视角、立意和写法上又各有讲究，因此造就了不同的读者群:前者为适应社会大众的“普及版”，中者为学术研究的“经院版”，后者为高校学生的“教材版”，如此说来，它就形成了一个“系列”。(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正如副题所示，它只是在西方史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摄取若干断面，而主要是选择西方自古至今的著名历史学家与史学流派，加以重点铺陈，这些“断面”或可单独成篇，但联系起来看，或可是一本简明的西方史学史。 为了稍稍改变一下历史编纂学历来那种严肃而又刻板的面孔，我不仅取了这样一个有悖于传统历史学的书名，而且在写法上，也作了一些“改革”:力求生动活泼，注意可读性，但又蕊涵着浓浓的学术色彩，时刻不忘历史学所要表述的主题。这本被书评界誉为“颇具房龙《宽容》风格”的小书，之所以深受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我想与我在写作上这些“改革”有关吧。当今，如何把学术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源，以提高国民的素养，推进社会人文科学的普及化、大众化，当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时代命题，我个人将为此继续作出努力，推出“普及化、大众化”的西方史学史的新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一书，与传统的史学史编纂模式不同，它不按纵向的时间顺序叙述，而是从西方文化背景上来考察西方史学的各种元素，意图多层次、多方面地揭示西方史学的发展进程。此书出版后(1900)，曾多次重印，学界引用率也相当高。后来(2003)出了插图修订版，又获得了新一代读者的欢迎。该书初版问世后，很快也在台湾出版了繁体字版(1992)。在此顺便插人丫点，我的书除上述之外，另有《西方史学散论》、《影视史学》和《寻梦天涯》(主编)以及下面要谈到的《西方史学史》等也相继在台出版。当我于1998年首次访台，发觉在海峡那边，我的书也得到了读者的喜爱，这使我颇感意外，令我十分愉悦。 由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初版于2000年，目前已出了第三版。作为一本教材，本书先后被教育部列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推荐教材”。据不完全统计，三版共印了将近20次，其发行量已大体极盖需用此类教材的全国各高等院校，得到了一届又一届萃萃学子的欢迎，学界评论此书是“教材的写作与学术研究进行完美结合的著作”①。这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出的新版，无论就内容与观点等，都胜过前两版，新加盟的几位作者，为新版带来了一股清风，为这本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材增色不少。究)2仪刃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lO期·学术名家研究，亦即重视中外(西)史学史交流史的研究，将为我们的史学史(不论中西)研究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并成为它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自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横空出世”，至今已有170年的历史了。对于这个“中时段”的史学史研究，似乎还未引起我国学界的关注。个人以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无论就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还是就西方史学史研究自身内涵的深化，都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家的一项迫切任务。 3.关于西方史学史之史 为了开拓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我们还应当重视和加强西方史学史之史的研究。从事史学史的研究，而不关注史学史之史，亦即不知晓这门学科自身的历史，这是说不过去的。研究一门学科的历史，对它进行回顾与总结，是史学史研究工作者自觉性的体现，唯其如此，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才有了历史前提与理论基础。此见对西方史学史研究亦可作如是观。 四、冬去春来育桃李 我祖父毕生是个乡村私塾教师，父亲先是务农后又当了工人，我继承祖父之业，也成了一名“教书匠”，是所谓的“隔代传”吧。我庆幸此生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那种高尚致远的境界，虽不能至，但却心向往之。多年来，我一直坚守在大学本科生的教学工作岗位上，曾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开设《西方史学史》和《世界古代史》等课程。由于生源优秀，也为了适应他们不断获取新知的需要，我不断在教学过程中，对所授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多次获得了上海市及学校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奖。关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我曾开设多门课程，但最多的是《西方史学专题研究》一课，除本系硕士、博士研究生选读该课外，还吸引外系硕、博士生选修，选课者常常爆满。我采用兰克的“习明那尔”(se而nar，专题研究讨论班)教学法，这也是耿师当年培养我时的方法：选课者自行选题、独立搜集资料、撰文、报告，接下由专人评论，然后自由讨论，最后由我点评(小结)。 采用这种方法，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了，行文写作的水平进步了。实践证明，这是培养研究生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我屡试不爽，都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不仅学生们收获良多，由此找到了一把开启历史科学之门的钥匙，而我也获得教学相长之乐，在课堂里师生平等对话所撞击出来的思想火花，也助我思考，益于我深人研究某个问题。 在教书育人方面，我用力最多的是研究生的培养，尤其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里着重说说博士研究生的情况。我所带的博士研究生，粗略算来，包括现在还在学校攻读的，约有30余人。依照他们的专业研究方向，有学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有学世界文化史的，有学西方史学史的，其中以选西方史学史专业研究方向为最多。不管人学时的情况如何，他们在各自度过一段难以泯灭的“复旦生涯”后，都迅速地成长了。现在，在他们中间，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史学史的首席专家、有著名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有各省市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更多的是散布在各高校历史系等部门的学术骨干。在西方史学史这座精神家园里，我的弟子们辛勤耕耘，已硕果累累，成绩不凡。在每年举行的全国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上，“张门弟子”相约而“扎堆地”活跃在会场，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自然令我十分高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他们，是复旦这所百年名校的沃土哺育了他们，更是具有深厚的史学史研究传统的复旦历史系培养了他们。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平心而论，我也为他们的成长，不遗余力，付出了我自己的心血。 五、志存高远不停步 如今，吾已老矣，但还想做点事，尤其想为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做点事，总想以年迈的脚步跟上时代不断前进的步伐。说真的，文首说到“想做的事”，还有很多。这里只能说说最想做的几件事了，实际上也正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事。 一是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此项被我视为个人的“夕阳工程”，酝酿于“非典时期”，现已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此项“工程”已进行多年了，我除尽主编之职外，也承担一卷的写作任务，目下我正与学界同仁、我的几位弟子在作最后的“冲刺”。待到这套开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多卷本之先河的著作出版后，我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就有了一个确确实实的交代，也就不枉为此生了。 二是主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书。2(X)8年，在我发表的文章中，有两篇必须提到:一篇是应(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所约，为该刊创刊三十周年纪念而写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与特征》(2008年第ro期);另一篇是应《江海学刊》编辑部所约，为该刊创刊五十周年纪念而写的(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与现状》(2的8年第5期)。上述两文，在茫茫学海中，也许并不起眼，但于我个人而言，却是两个重大的学术课题的主旨文章，其重大意义都关系到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关系到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进展。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原是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在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黔矣，但唯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缺乏研究，故本课题具有填补空白的创新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我主持下，几年来融汇我国老中青三代，集中攻关，目前该项目已结项，并获得了匿名评审专家一致的和高度的评价，该成果不久即可面世，以嘉惠士林，贡献社会。该书由我任主编，个人承担的写作任务当不少于全书的四分之一，我为该项目的成书和出版，是给力的。 三是主持《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项目。前面说到的《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与现状》这篇文章，应是这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的“导论”。关注史学交流，开展对中外史学交流的研究，当是史学史开拓与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是前面说及的已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一书的“最大化”，不仅要涉及“域外史学在中国”，也要关注“中国史学在域外”，上下两卷，合为一体，这就在严格意义上实现了中外史学交流的双向互动的内涵。这项工作，我也是联合了国内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精英，假以时日，也可奉献给社会。 想做的事真的有很多，很多。我的决心是“志存高远不停步”，就像我的老师耿淡如先生一样，“老骥伏橱，志在千里”，越到晚年，越加努力，老当益壮，像一个年轻人那样，笃学矢志，奋发有为。我愿追随先师，继续在我的精神家园—西方史学史领域内，辛勤耕耘，不断前行。 (2010年秋日草于姑苏胥江府，冬日成稿于沪上书馨公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