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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外敌入侵、国土残缺不保的局面,怀有爱国主义热情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疆域史进行研究,使国人面对国土沦亡的局面不至于“数典忘祖,随声附和”。[1]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几部疆域史著作,如顾颉刚、史念海合撰《中国疆域沿革史》[2],夏威著《中国疆域拓展史》[3],童书业著《中国疆域沿革略》[4],等等。这些重要著作可谓开拓了近代中国历史疆域研究的先河,但缺少从多民族国家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视角,基本上往往以历代王朝疆域为限来论述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学界开始了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初期阶段,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仅是对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确定原则问题的探讨,但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在前期探讨的基础上,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构筑及形成规律等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几部中国疆域史著作,可谓成果丰富。以下分阶段就历史疆域问题探讨与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和评述。 一、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 历史上的中国仅仅是指汉族政权吗?是将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政权视为外国,还是将今日我国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范围都视为中国的历史疆域范围呢?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困扰学者们的一个大问题。学界关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问题研究正是从探讨如何确定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开始的。 早在1951年,白寿彝先生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5]一文,认为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土范围是历史研究与教学中急需提出来的问题。因为“一直到现在,我们历史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作者认为,“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的观点是错误的,而“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说要以新中国的疆域范围上溯到历史时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此范围以外的便不作为中国的历史疆域。白先生此文,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几十年的历史疆域范围问题大讨论。 对于白先生的观点,有很多学者发文表示赞同。何兹全先生于1959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6]一文指出,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来处理中国史这一原则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历史撰述和教学中很多人却往往背离了这一原则。何先生还就此问题做了自我批评,指出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就有“匈奴侵略中国”的例子,在其他同志的著述中也每每出现“契丹族侵扰中国”、“中国人民坚持抗击金人的侵略”、“蒙古人侵入中国”之类的叙述,还是把匈奴、契丹和我国、中国对称,把这些民族放在中国以外,说成是外族对中国的入侵。何先生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中国史范围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往往不自觉地以汉族史代替了中国史,而过去中国史著述中根深蒂固的王朝史体系,助长了这种模糊认识。 但也有学者对白寿彝先生的观点提出了鲜明的反对意见。孙祚民于1961年在《文汇报》发表了《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7]一文,认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方法忽略了一个国家的疆域发展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从一开始出现就成为一个永远不变的‘定型’”。因此,他主张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朝统治范围不同而国土有所变更伸缩。但孙祚民的皇朝观仍然站在汉人主体民族立场上,他认为,以宋代为例,把女真侵略宋朝说成“女真侵略中国”是可以的,“‘以汉族代替中国’或‘以宋朝代替中国’,乃是客观历史的必然结果”。 很多著名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其中多数人的观点与白寿彝先生的观点较为一致。翦伯赞、范文澜两位学者也针对这一问题撰写了文章,但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以后才得以发表。翦伯赞在《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8]一文中,反驳了在边疆民族并入汉族王朝以前不视其为中国人的观点,指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很多民族……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怎么能说它们和汉族王朝发生从属关系以前不算中国人呢?”范文澜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9]一文中认为,历史上“作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经常残酷地进行过斗争,今天看来,却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我们不能否认它们当时是敌对民族或敌国,但也不能强调不同的民族或国家而有所偏袒”。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10]指出,“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如果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国土范围,强调变更伸缩,“将至某些地区的历史,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岂不把这些地区的历史斩断,如何能作系统的阐述呢?”“总之,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11]认为,“有的史学家把历史上早已成为祖国的组成成员的某些兄弟民族看作‘外国’,把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作为敌国的关系处理。这基本上是承袭了某些地主阶级历史家的大汉族主义观点”。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12]批判了一些学术著作中将中国等同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封建正统主义和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强调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今天这个中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因此,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就应该包括这些民族”。此外,这一时期参与讨论的学者还有吴晗、岑家梧、刘大年等。[13] 无庸讳言,近代以来中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过程中,在对历史的认识上,往往以汉族历史为中国历史。这样一种汉族主义史观与中国多民族国家现实并不协调。早在1936年吴玉章先生就指出,“我们讲中国历史,应该是包括全中国各民族的历史;而事实上,所有的旧历史材料和历来的习惯,都以汉族的历史为中国的历史”。[14]传统的汉族主义史观可谓根深蒂固,这一状况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并未改变。白寿彝先生从历史上的国土处理切入问题,目的就是打破这种汉族主义史观,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中国历史中去。他主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也就是将历史上生活在这一范围内的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全部视为中国,没有了中外之分;否则,如果坚持皇朝疆域视为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则是传统皇朝历史观的支配,容易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15]因此可以说,当时提出的历史疆域问题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历史疆域问题作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大讨论的一部分,其主旨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民族斗争、民族融合等主题是相关的。[16]有关这些主题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可以看作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讨论的第一阶段。[17]对于如何处理历史疆域范围问题,可以归结为两种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以今天的国土范围为框架,以此上溯去框定整个历史时期我国的疆域范围;另一种则强调我国疆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是不断变化的,各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只能以当时的皇朝统治范围来确定。[18]前者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视角,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但其有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二、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中国历史疆域范围问题随着历史上民族关系讨论的再次开展而展开。在继续上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确定原则,学者们思考的角度与深度都大为发展,最终形成了有关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确定原则的几种代表性的主张。另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通史类著作,亦将历史疆域范围确定原则的讨论成果吸收进去。 1981年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和什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等问题”成了会上讨论的重点,[19]白寿彝、谭其骧、翁独健等著名学者都对历史疆域问题发表了讲话,形成了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主张。之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继续积极讨论,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这一时期可以看作历史疆域问题讨论的第二个阶段。此阶段,学者们在前一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说”和“汉族王朝疆域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1840年前的清朝疆域说”、“各民族共同活动范围说”和“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等主张,因而可把此阶段看作历史疆域问题讨论充分展开的阶段。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众多,这里只述及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主张。 在1981年5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谭其骧先生提出了在历史疆域问题处理上的另一有重要影响的主张。谭其骧先生指出:“新中国的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这与白寿彝先生的基调是一致的,但鉴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大面积侵占,谭先生并没有采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范围作为中国历史疆域的主张,而是主张:“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谭其骧先生特别强调历史上的中国不能等同于中原王朝,甚至也没必要与中原王朝扯上关系。“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想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总觉得应该跟中原王朝有一点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谭其骧先生指出,这样一个范围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能反映近代失去的领土。[20]此外,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也认为,首先,“1840年以前的疆域是中国确定无疑的历史疆域”,他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理论出发,认为各国都是“将资本帝国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疆域确定其历史疆域的,中国自然也应该如此”。其次,中国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以前是有明确疆域和边界的统一国家。其主权和疆域的完整性受到马列主义创始人的关注。最后,当西方各国形成统一民族国家的时候,们便称中国为“中国”或“中华帝国”。[21]陈梧桐《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古代民族战争》也认为,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疆域, 18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以前的清朝疆域,就是中国确定无疑的历史疆域。[22]陈梧桐在论证过程中也引证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国际惯例。 有些学者虽不主张将中国历史疆域固定化,但强调中国的历史疆域应当包括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范围,可称之为“多民族共同范围说”。[23]在1981年的香山座谈会上,翁独健先生谈到,“历史上的中国包含什么?我们认为,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历代封建王朝划等号,更不能与汉族王朝划等号”。“关于疆域问题,我们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国家的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各族人民的历史,不管他们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也不论处于什么情况,属于中原王朝一部分也好,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也好,都应该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否也可以说,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曾活动过的地区,都可以算是我国不同时期的疆域范围。”并指出蒙古时期稍有不同,由此可见历史上的疆域不是固定不变的。翁独健先生认为,“这应该成为我们理解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总的原则”。[24]也有学者以今天国内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的活动范围为中国的历史疆域,并强调,历史上这些边疆民族政权疆域的变更就是中国历代疆域的变更。[25] 孙祚民先生以汉族王朝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观点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但其主张我国多民族国家疆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以中原统一王朝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中原统一王朝疆域说”,这里的中原王朝既可以是汉族建立的,也可以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如杨建新《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认为,以今天我国的疆域范围确定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是有局限性的。首先,这不能反映历史上中国的疆域变化,有削足适履之弊。其次,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领地并不局限于今天中国疆域之内,因此这种方法也不能反映出由多民族国家结合而成的国家的历史。第三,不能反映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他由此提出两个原则:一是“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问题主要是从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的,必须把这个问题与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的范围,即中国史这门学科研究的空间范围问题,加以区别”。今天国境内的各民族或历史上各民族都是中国史的研究对象,但中国的历史疆域却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二是要把历史疆域范围与现在领土主权问题加以严格区分。历史疆域只是“弄清历史事实的问题”,不能与今天的领土主权相等同。杨建新由此提出三项原则来确定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一是以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统一王朝为基础;二是以行政管辖区域来确定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但行政管辖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些形式;三是既然古代缺少明确边界,就应以边疆游牧民族长期固定的传统游牧地为准。此文强调了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摒弃了以汉族王朝代表中国的狭隘观点,主张以任何中原统一王朝的疆域为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26]杨建新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27]进一步指出,确定和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应当从当前中国的疆域出发,且从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出发,并要尊重历史实际,承认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与地位,舍弃汉人主体民族的观念。但他仍然强调行政管辖的标准,并认为拿现在中国的疆域标准去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有片面性。 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也持以中原统一王朝代表中国的观点。周伟洲先生认为,以今天或近来某一时期的国土范围来套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范围,否定了今天中国的疆域是历史上中国疆域发展而来的事实。“如果世界上各个国家都采用这个办法去确定他们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疆域(边界)……那将会产生什么情况?”他指出,“历史上的祖国不是一片相当于今天的地域,而是同今天中国一样是一个国家;或者是统一的国家(统一时期),或者是由这个统一的国家分裂为几个国家(分裂时期)……那种以地域和文化的概念调换国家概念的论证方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进而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应指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时汉族或其他民族建立的统一多民族政权即是中国。当这一政权分裂时,分裂出的民族和地区政权仍是中国,同时还应兼顾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确定某一民族或地区是否属于历史上的中国,只能用行政管辖的标准。譬如,“只有在南匈奴降汉以后,这部分匈奴人及所居的漠南地区才属于当时的中国”。[28] 经过历史疆域范围问题的大讨论,学者们对多民族国家疆域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讨论的成果也体现在相关学术著作中。如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29]的出版,体现了多民族国家疆域问题的讨论成果在通史中的应用。白先生在该书第一卷中又明确阐述了其所主张的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及其先民活动的历史舞台,是通史所贯串的历史疆域范围,必须摆脱皇朝疆域的圈子,不能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排挤出去,等等。此外,翁独健先生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30]一书更是将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范围讨论的一些成果吸收进去,摒弃汉族国家中心论。 总之,“文革”结束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段时间,历史疆域范围确定原则的讨论得到了极大丰富与发展,并将一些主张体现到一些学术著作中,这些都是历史疆域问题探讨的重要成果。 三、1990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确定原则的讨论大为减少,[31]但历史疆域的研究并没有停止,除了在前两个阶段讨论的基础上,出版了几部有关中国古代疆域史的著作外,学者们已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形成理论的探讨。此外,还出现了围绕历史上某些具体边疆民族及其政权归属问题的讨论。 在前期讨论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几部中国疆域史著作,这些著作吸收并阐述了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的一些原则,将其贯穿到写作内容中去,是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 刘宏煊先生《中国疆域史》[32]一书赞同将鸦片战争前的疆域界定为正式形成的中国历史疆域,将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界定在“上下6000年,方圆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历史时限和地理空间内”,凡是在此范围内生活过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先民,存在过的政权所统治区域都是中国疆域。该书没有采用中国疆域是由中原“墨迹发散式”的发展观,体现了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立场,是一部较为重要的历史疆域研究成果。 葛剑雄先生《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33]一书是一本普及性的著作,但书中强调了中国历史疆域的一些原则问题,例如,谈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因为这一范围全面反映了中国疆域的发展结果。该书所论的中国疆域变迁就是以这样一个历史中国为基本范围的。该书还阐述了疆域与现代领土观念的区别,认为疆域并不是指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地区性、民族性政治实体及其范围都是中国疆域。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34]和《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35]中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 马大正先生主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36]分设《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论述了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发展过程。这种以地区为别的边疆通史,避免了以朝代为序的疆域史著作对边疆地区的忽略,这套丛书也是中国疆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由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37]一书,是我国疆域史研究最新成果,也是目前我国疆域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全书共分为上、中、下三卷,分装4册,共2127页,计161万字,是自民国以来,篇幅最长、内容最为翔实的疆域史著作,堪称皇皇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注重边疆地区,打破以往疆域史类同王朝沿革地理的局限;注重疆域构成的不同层次,将边疆民族纳入历代疆域范围之内,打破了大汉族主义的藩篱;站在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强调中国古代疆域的“发展”而非“扩展”;从现代领土观念出发,将海疆纳入疆域史研究中去。从该书所阐述的各项有关历史疆域的原则和详实的内容来看,该书体现了新中国建立60年来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研究的新成就。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不断对中国历史疆域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进行探讨,不过在成果数量上无法与前期相比。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38]认为,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以及历史上在此疆域内曾经存在的民族其活动的地区及建立政权的疆域也都是历史上中国疆域的组成部分。这是赵永春对自己20多年前观点的一个更加完整的重述。[39]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40]认为,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先后形成时,中华各族这个事实上的“天下”也最终定型,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国家,这就是1840年的中国。在这一历史疆域内的各民族的先民当时在中华大地上所建立的与中原政权并立的政权,和中原政权一样,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41]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渐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的过程中,其疆域才得以最终奠定。于逢春就清朝对其疆域最终形成的学理与法理确认、外国对清朝疆域最终形成的法律确认两个方面展开论证,认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间为1820年,空间为《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所包含的范围。田澍、杨军辉《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42]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中国疆域,必须承认其不断消长变化的过程,历史上的中国就是指占据中原地区的各个政权。 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入开展,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学者开始将重点转向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形成理论的研究。这一时期“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侧重于古代,主要发起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课题涉及古代天下观,治边观,华夷观,大一统观,羁縻政策,宗藩观,宗藩体制,朝贡册封体制,以及国外学界关于中国边疆理论研讨等等”。[43]值得关注的是,对古代疆域理论的探讨已不再停留于如何确定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的原则讨论上,而是开始探讨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的形成规律,是我国学者开展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新变化。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推动下,主要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为依托,推出了一批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优秀成果。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44]认为,中国疆域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可分为秦汉时期中国疆域的形成、隋唐至元时期中国疆域的发展、清代中国疆域的奠定、19世纪中叶以后至民国时期中国疆域的变迁四个阶段;从宏观角度看,中国边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由局部的小统一到全国的大一统,广大边疆地区日益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45]认为,“中国”一词的含义在历史上经历一个演变过程,而中国疆域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该文提出,中国疆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开拓式”和“嵌入式”两种模式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逐渐扩展。厉声《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46]对先秦时期的疆域结构、形成特点以及历史影响进行了论述,指出先秦的分封制对以后边疆形态与制度产生了影响。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47]认为,中国疆域由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板块、海上文明板块这5大文明板块构成,在历史长河中,这些文明板块先后相互统合在一起,最终构成了中国疆域,造成这一统合的原因是中国固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与文化传统。 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48]从“中国”与“天下”两词的涵义入手,探讨了唐朝的疆域构筑情况。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49]以中国古代五个疆域概念为例,探讨了中国古代疆域的构筑情况。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形成》、[50]《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51]《“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52]《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几个问题》[53]等系列论文以及专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54]则从民族观、边疆民族对“中国”的认同、藩属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形成规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对藩属问题的探讨值得关注。 此外,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开始围绕历史上某些具体边疆民族及其政权归属问题展开探讨,特别是高句丽问题。对如何确定某一民族及其政权的归属原则的探讨,也可以视为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一类成果。 张博泉《论古代边疆民族与疆域研究问题》[55]一文认为,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国家与疆域,应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一体结构大小及所管辖的民族、疆域的实际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为依据,树立在民族、国家与疆域研究中的同一性史观。孙进己《当前研究高句丽归属的几个问题》[56]一文反驳了以民族起源、文化类型、文化起源来确定古代某一民族政权归属的理论,而强调要根据高句丽对中国中央皇朝的隶属关系和高句丽主要在我国传统疆域内来确定归属。焦润明《关于历史疆域归属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57]一文,主要反驳了一些外国学者“以原始先民活动范围判定历史疆域归属”、“以统治阶级族属判定国家归属”、“以现代居民的祖先族属来判定国家历史疆域归属”的理论。值得指出的是,围绕具体边疆民族政权归属的讨论使前述为划定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的各种主张受到了检验。多数学者对将中国历史疆域范围用某一时期的版图固定化的做法提出了异议,而更强调当时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行政管辖对确定我国历史疆域范围的重要性。因此,不少学者对前述谭其骧先生的主张提出异议,而主张以不同时期的实际版图范围来界定当时中国的疆域范围。[58] 总之,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对中国历史疆域范围如何确定问题的一般性探讨显得零零散散,就数量和新观点而言,无法与前两个阶段相比。但此时期出现了对我国古代疆域形成规律和具体边疆民族归属的讨论,并提出了新的理论,这些理论是站在前期多民族国家疆域范围讨论基础上的,是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新发展。 四、结语 通过对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到,这一问题缘起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特定背景下学界对传统汉族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以及不再将今日境内边疆民族视作历史上的“中国”之外的观念转变。不论是以今日中国领土范围,还是以鸦片战争前清朝疆域,抑或以各民族大致共同活动范围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疆域范围,其用意皆在于此。然而在一些学者强调历史疆域的多民族构成性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却强调国家共同体的历史演变过程。因此,经历了几十年的探讨,虽然狭獈的汉族主义已被逐渐摒弃,可是在如何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问题上,却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通过对历史疆域范围问题的长期探讨,有助于打破“大汉族主义”史观,将周边民族纳入历史上的中华共同体中去,从而促进了中国疆域史、民族史、疆域形成理论等领域研究的开展。正是在前期探讨的基础上,我国古代疆域史与疆域形成理论研究才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和新的发展,特别是疆域理论研究现在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如何站在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将历史疆域问题研究进一步拓展下去,有待于今后学者们的继续努力。 [1]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第一章“序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文化供应社1941年版。 [4]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版。 [5]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光明日报》1951年5月5日。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6] 何兹全:《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5日。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7]孙祚民:《中国古代史中有关祖国疆域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文汇报》1961年11月4日。该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集)。 [8]该文1960年初稿, 1962年6月5日修订, 1979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2期发表。 [9] 此文1962年夏交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表于《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0]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原文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11] 吕振羽:《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此文后来被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 [12]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而斗争》,《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此文后来被节选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 [13]参见《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 [14]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序论》,新华书店1949年排印本,第94页。转引自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方国瑜文集》第一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原文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15]参见白寿彝:《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16]当时一些参与讨论的学者即是这样看待这场讨论的,如赵华富《为正确阐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而斗争》一文即是分为历史疆域、民族斗争、民族关系的性质等专题分别加以论述;一些综述性文章也是这样分专题看待这场讨论的(参见《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的讨论情况简介》,《历史教学》1963年第7 期)。在以后的一些有关“历史上民族关系”或“民族关系史讨论”的综述性文章中,往往也是历史疆域问题与民族关系、民族斗争等并举。 [17]以往论者也按照时间将该讨论大致分为50年代到60年代初、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这样三个阶段。如有学者谈到这一大讨论经历了“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和“文革后十几年”两次高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讨论的重点转移到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参见陈克进:《历史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讨论述略》,《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也有学者认为疆域问题探讨经历了三次高潮,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的第三次高潮探讨的是疆域归属问题,参见孙进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本文也按照这样的阶段划分对此问题进行回顾,但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第三阶段,历史疆域问题探讨的重点已由疆域范围的确定原则转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疆域形成理论的探讨。 [18]也有学者使用“上溯法”、“下叙法”来区分,参见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9]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座谈会闭幕会的讲话,整理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20]谭其骧先生的讲话后来以《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为题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21]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22]陈梧桐:《论中国的历史疆域与古代民族战争》,《求是学刊》1982第4期。 [23]以往论者往往忽略了这一主张。 [24]翁独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25]参见赵永春、王松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四平师院学报》1981 年第4期。 [26]原文的题目为《沙俄最早侵占的中国领土和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收入《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本文中所用的题目为原文的节选题目,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 [27]杨建新:《再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兰州学刊》1986年第1期。 [28]周伟洲:《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0]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00年版。 [31]参见孙进己:《我国历史上疆域形成、变迁的理论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2]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33]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4]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版。 [35]葛剑雄:《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 [36]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7]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8]赵永春:《关于中国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几点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 [39]参见赵永春、王松龄:《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几点看法》,《四平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40]陈玉屏:《关于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烟台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1]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42]田澍、杨军辉:《古代西北疆域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43]张永江:《近年来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的进展和新趋势》,《清史研究》2008年第2期。 [44]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45]杨建新:《“中国”一词和中国疆域形成再探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46]厉声:《光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刍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47]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48]李方:《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49]毕奥南:《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50]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形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51]李大龙:《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52]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53]李大龙:《中国古代藩属体制的几个问题》,《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4期。 [54]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55]张博泉:《论古代边疆民族与疆域研究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6]孙进己:《当前研究高句丽归属的几个问题》,《东疆学刊》2001年第3期。 [57]焦润明:《关于历史疆域归属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 [58]参见邢玉林:《1989年—1998年中国古代疆域理论问题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简洁：刘清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编辑。 （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