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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满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29—33页 作者简介：李治亭，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100081。 摘要：《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以下简称《纪实》）历经20年考古调查与文献研究，在多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付梓出版。此书是学界20年来对建州女真史考察的生动记录，更是迄今为止国内明清史研究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本文充分肯定了《纪实》的学术贡献，更以简单明了的史实再一次强调，建州女真研究在清史、满族史研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个重大学术文化事业必须将得到持续发展。 关键词：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纪实》 由孙诚、傅波、张德玉研究员主编、并组织近20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以下简称《纪实》），历经20年考古调查与文献研究，始于近期成书。古人著书，有“十年磨一剑”之说。其恒心与严肃治学可知。今之《纪实》以两倍于“磨剑”之数，远胜古人，更胜今人！ 《纪实》对于本书学者而言，无疑是其心血与集体艰辛研究的结晶。此书之问世，为国内明清史研究奉献了一部迄今为止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为他们的朋友，我以先睹其书稿为快，深为他们取得这一重大学术成就而感到由衷地钦佩，可喜可贺！ “建州女真”———凡明清史学者，明清东北地方史学者并不陌生，尤其是研究满族史、清入关前史，其建州女真必在研究之列。即使清朝简史、简编之类的清代通史，建州女真同样不可或缺。如清亡后第一部清代通史就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以及民国修《清史稿》，有关建州女真的史事与人物，各以浓重笔墨书写其中。 远的不去说了，就以近30年的清史研究状况为证：30年中，又有5、6部规模不等的清代通史问世，有哪一部通史不写建州女真！至于建州女真的研究论文，也是连篇累牍。可见建州女真研究之盛，已成为上个世纪8－90年代清史的一个研究热点。 清史研究状况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建州女真是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谁也割舍不掉！ 当然，比之清史全部，建州女真未必是一个大问题。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建州女真的源流、生产方式、阶级关系、以及文化习俗等方面。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估它在清史、满族史中的地位。换言之，给建州女真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并非是每一个明清史及满族史研究者所曾思考过的问题。如，有的学者著文称：“清军入关后，满族才真正开始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过程。”（见《明清易代及洪承畴研究》之“序二”）换言之，满族融入中华民族是从清入关后才“真正开始”的！这分明说，清入关前，满族还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就把满族的前身———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包括建州女真统统划到中华民族之外去了。如此无视建州女真的存在，抹煞它与满族的必然联系，这是正确的结论吗？绝对不是！ 我之所以强调建州女真不容忽视，是由其历史地位决定的，其研究价值重要，是因为她与满族的崛起，清朝的勃兴息息相关。因此，理应给她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 从已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州女真聚居之地，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就是清朝“龙兴”的开创之地，努尔哈赤就是在这里起兵，掀开了清史的第一页！从满族史方面说，建州女真又是满族形成的发祥之地，他们的实践活动，才是满族史的真正开篇。要而言之，建州女真是清史与满族形成史的“源头”。 我们还要深化这一认识：建州女真之关键，就在于她是明清易代的连接点，两王朝一兴一亡的分界线。如所周知，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及“野人”女真，同属明代东北地区女真族的三个部分，皆归属明朝统治。当三部女真尤其建州女真长期维系这种隶属关系，明朝在东北特别是在辽东的统治是稳固的。当建州女真率先打破同明朝的隶属关系，明朝才真的开始陷入统治的危机。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起兵复仇。如把这个在当时看来很小的一件事置于明清兴亡的过程来考察，就显得特别重要：恰恰是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正是清朝的“龙兴”之日。故清史的开端，必从努尔哈赤起兵讲起。同时，也开始了满族形成的历史进程。 表面看，努尔哈赤起兵的目的，是追杀仇人尼堪外兰，为被杀害的父祖复仇。尼堪外兰是亲明派，他引导明军去围剿反明派建州女真的一个部落首领阿台，努尔哈赤的父祖恰在其寨内，当明军攻破其寨，父祖不幸被误杀。努尔哈赤此时还不敢向明朝“问罪”，就把愤怒与仇恨发泄到尼堪外兰的身上，此人就成了明朝的替罪羊。他得到明朝的庇护，公然扶植他将当“满洲国主”。努尔哈赤不予理会，马不停蹄，四处追杀，终至尼堪外兰授首。 这则小故事，清史学者无不知晓。这里，重现这一幕历史，意在阐明这一小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建州女真以此为契机，开始崛起，向着创建清朝的前身———大金国的方向迈进。这就是坚冰正在打破，方向已经指明，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之势。努尔哈赤起兵的目标是尼堪外兰，实际已把矛头指向了明朝。他统一建州女真诸卫，再进兵扈伦四部，完全打乱了明朝对女真的统治秩序，破坏了诸部的平衡关系，也使明对女真的民族政策归于瘫痪。可以认为，努尔哈赤起兵，兼并女真诸部，已经埋下了明朝灭亡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兴亡肇始于此。 明清真正进入兴亡阶段，当始于努尔哈赤建国家政权，进入明统治东北的中心辽东地区之时，亦即宣告明亡的开始。我的先师，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对此做出了精辟的不可替代的结论：“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见《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一结论准确无误！应当指出，人们往往只看到李自成大起义及推翻明朝的历史过程，却忽视建州女真之崛起对亡明的重要性。事实是，明末天下大乱，先乱于建州及扈伦诸部，再乱及辽东。当皇太极即位后，亦即明崇祯元年（1628），李自成才以一个驿卒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因为辽东之乱，明朝首征“辽饷”以全力征讨后金。农民不堪重负，人心思乱。加之天灾频繁，吏治败坏，终于逼使陕西农民揭竿而起，明朝再征“练饷”、“剿饷”，社会矛盾总爆发，明朝之亡无可挽回。把这一系列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就将明清兴亡的真相清晰地展现出来。 追根溯源，明清兴亡史的源头，当始于建州女真崛起。换言之，建州女真之崛起，恰好是明清兴亡的分界线、转折点，或称为明亡的“拐点”。 我们把建州女真置于明清兴亡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很自然地就会彰显出建州女真所处的历史位置，因而就获得了它的巨大的学术价值。建州女真之研究，是打开明清兴亡隐秘的一把钥匙。 建州女真与明清兴亡的关系如此密切，而与满族的形成尤其密不可分。无须做过多的论证，就可以断言：没有建州女真的崛起，就没有满族的形成！可惜，我们对建州女真的认识远未深入，还存有诸多糊涂不明之处，至于分歧亦在在多有。坦白地说，我们对建州女真既熟悉又陌生。所谓熟悉，是指依据十分有限的文字记载，不过描述了建州女真的表层的历史现象，至多勾勒出建州女真大致的历史轮廓罢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建州女真社会，到底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还是家内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学术讨论未见深入，而今分歧依然。上个世纪80年代曾热闹了一阵子，其后便无人问津了。就说满族的形成，是不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学术界亦有此疑问。新形成的满族与建州女真有何区别？皇太极改称族名为“满洲”，是民族的质的飞跃，还只是改个名称而已？为何改称“满洲”？即“满洲”之名的由来是什么？结果，学术界先后提出了16种说法（据瀛云萍《满族史》统计）。有关“满洲”之名，简直成了“哥德巴赫猜想”！ 说不清的问题，至少说明我们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如上面所说“满洲”之名，许多种说法简直是望文生义，有的却是一种猜想！至于我们感到陌生或未知的东西，恐怕要远远多于已熟悉的内容。如，建州女真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文化风俗、受汉文化多少影响等等。我们或感到陌生，或是个未知数。这里再提到建州女真人生活的地理环境问题，欲明此问题，须先知其地理方位，就是具体的地址、地点。可以说，我们从文献上知道的建州女真的地名、寨名，山岗名等，真的不算少。但若实指或确指今属何地，我们应当承认，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们只能照抄文献上的地名，而不知其地在何方！研究历史，失去了地理方位与空间概念，无论如何也不能阐明历史的真相。在古代社会，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的状态、自然资源等，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当代，尽管进入了高科技的时代，其地理位置与环境仍然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不重视地理或对地理的无知，不能不是一个史学专业工作者的严重缺欠！ 的确，建州女真尚留给我们的空白太多。《纪实》的学术贡献，就是为我们填补建州女真的历史空白，将诸多的未知数变为已知数，把文献上的记载，再现具体的存在；将历史上的存在，寻找到她的遗址遗迹。 多年来，我们研究建州女真，存在两大困难：其一是文献记载甚少，多有语焉不详，有的是文献无证，更是难为无米之炊。女真本来有文字，但在元朝统治时期，女真文渐至消亡，在女真贵族中通用蒙文。入明后，女真文完全消亡。于是女真人便没有文字记述本族的历史，留下了200余年的空白。迟至1599年努尔哈赤创新文字，即所谓无圈点老满文。由此开始用此新文字记述其历史，记述零散，且极简单，这就是《满文老档》之由来。留存至今的“老档”，仅仅述努尔哈赤建金国后的一些史事，记述断断续续，并不完整。至于努尔哈赤起兵至建州女真则无载。到皇太极时期“老档”记其史事，与建州女真相去已远。唯首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才记述了努尔哈赤起兵前有关建州女真的部分实况。显然，女真———满族记述建州女真的事少之又少。多记载建州女真史事的，一来自明朝官方史书，以及私人史家之见闻、笔记一类的史书；一来自李氏朝鲜方面的官私史书，其史料或得之于亲历见闻，或取自传闻，其不确切也难免；记事之简略，互有歧义，亦属必然。史料之严重匮乏，不能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二是，如前已指出，文献所载建州女真的地理环境，诸如山名、地名、寨、村落、城邑，以及其它等等地名，却不知其地在何处，往往读到文献所载之地理环境，头脑却是一片空白，顿失空间地域感。这是因为建州地区的地名，都是女真（满族）命名，写到汉文献中则用汉文音译。随着其族人迁离，汉人进入，又代之以汉名，原地名就无人能确指其地了。如，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过程中，军队行经之地，文献载有地名，或山或水，或村寨，事后，恐怕连亲身经过其地的人，也未必能记得。又如，战斗中，一些部落被兼并，人被迁离，其聚落之寨堡被平毁，其地在地图上消失，只能存其名而失其实。特别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原建州女真大批迁入；至清军入关，又以“从龙”远迁中原。于是，建州女真之地变得荒凉而无人，原有的地名再也无人知晓了。本来，建州女真的居住很简陋，像中原那样建筑的城镇又极少，多利用山河之险，栅木为城。在其所谓城寨被废弃之后，不用多久，就连遗迹都无存了。而今300多年后，真的连点痕迹也找不到了。这与内地完全不同。中原地区的村屯、城镇、皆已形成世代传承的稳定居住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其居住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即使遭到战争破坏，仍能在原地重建，故其历史能延续下来。当我们一读到史书所载，即知其地在何处，即使不能够确切，也能大致辨其方位。建州女真本系游牧民族，流动性甚大，难以形成稳定的居住地，城镇就难以发展起来，一旦毁弃，就很快消失，以至连点痕迹也荡然无存了。 写了上面这麽多文字，我们的研究者都会明白：寻找建州女真的“遗迹”多么重要！找到其遗迹，必能有助于恢复或再现建州女真的历史面貌。 《纪实》共寻找到建州女真近50处遗址遗迹。其中，除赫图阿拉，即旧老城，还有老城，萨尔浒、马尔墩、抚顺、界凡等部分遗迹已考证清楚，为我们所熟知外，大多是我们陌生或模糊不清之地。如，努尔哈赤起兵，文献并未明载其起兵之地，而《纪实》则明确考证出其地为波勒密山城。如图伦城、兆佳城，《太祖武皇帝实录》明载其城，我们却不知城在何处。《纪实》给予了答案。王兀堂是建州女真著名首领，其“居寨”在哪里？以往，谁能说得清？栋鄂部是建州女真诸部之一，它的城寨又在哪里？该部在“故寨瓦尔喀什”，谁能知晓？其“牛毛寨”为后金军事要塞，从未被人们所注意。这些有名无实的遗址遗迹都已找到，《纪实》做了详细考证，逐一记录下来。萨尔浒战役东路与北路战场，也是第一次考察，补充官书记载的缺漏。 还有某些遗迹已被人考察过。如上面提到的界凡、萨尔浒、赫图阿拉等城址、地址，《纪实》再考察，再论证，勾勒出更清晰、更准确的历史原貌。诸如人们熟知的苏子河、浑江等河流，考辨其河名、江名之来源与沿革，无疑丰富了我们对建州女真地理环境及历史变迁的认识。李朝文献中的计程“里”与明之“里”不同，又与今之“华里”皆有差异。《纪实》作三种“里”之对比，就为我们阅读明与李朝文献提供知识，有助于解读史实。 类似的事例，皆写在《纪实》中，兹不一一列举。 《纪实》以建州三卫遗迹为核心而展开的考察，并非仅限于遗址遗迹的“名实”对号，更深入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建州女真人的生产与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生活、文化风情等，展现出清前女真史的演变脉络。《纪实》一方面，对明朝、李氏朝鲜各方文献记述疏漏作了大量补充；另一方面，为我们研究清前史、满族史提供了丰富的新史料。读《纪实》，使我们对建州女真有了一个系统的全新认识，产生出“立体感”。建州女真的历史不再模糊不清，更不再虚无缥缈，它变得如此清晰，如此具体，名至而实归！ 《纪实》取得这一系列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 此事之缘起，当追溯到1987年，张德玉研究员首议：开展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此议一提出，即得到时任抚顺社会科研所所长赵立静先生的赞同，又得到抚顺博物馆考古队的支持，遂于次年组成考察组，正式开展考察。搜罗史料，解析文献，固然不易；比较之下，实地考察更艰难。初期考察，既无资金，也无必需的设备，每年春秋两季，利用星期天，骑自行车，穿行在沟沟叉叉的旷野间，进山沟，爬山岗，自带面包、水壶，踏遍抚顺地区的山山水水，每寻到一处遗址，总要反复前去考察多次，有的要去十几次，始获圆满结果。2005年，他们又把考察扩大到本溪、丹东地区。又得到抚顺社科院与本溪档案局的全力支持，考察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更可喜的是，这项考察工作，不断吸引地方专业工作者参加进来。如，抚顺社科院、本溪市档案局（馆）、本溪市博物馆、桓仁县地方史研究会的领导和研究人员也加入了考察队伍。桓仁县的王从安先生已80多岁了，仍然壮心不已，苦苦追求。数年来，他们根据文献反复考察县内兀弥府遗址，确定董鄂城的位置。他们的考察成果进一步充实了建州三卫的考察内容。 建州三卫的遗迹考察，最终形成抚顺、本溪、桓仁两市一县，近20人的考察规模。虽然考察工作条件有所改善，仍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他们中一些在岗的专业人员与领导，大多是利用工作之余考察。经费有限，他们就自费。张德玉等同志几次自费下乡搞田野调查，还到民间搜集资料。考察组成员分工协作，爬山涉水，吃苦耐劳，以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成果。考察组的成员长期坚持，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艰苦，孜孜以求。他们的精神之高尚，事迹感人之深，适足以写成一长篇的动人故事！ 历经20个春秋，辛勤的劳动，终于结成了丰硕的成果；一部翔实的《纪实》凝结了集体的心血，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作为一个清史专业研究者，深为这些做奉献的人所感沛，从内心向他们表达由衷地敬意和感谢！ 我还要特别指出，参与撰写的专业人员治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一扫当前学术界急功近利、浮躁的不良习气，正确地应用科学方法，将文献的搜集、研究，与实地考古考察紧密地结合起来。举凡明与李朝及满文老档所载建州女真史料，确已搜罗无遗，继之进行排查、比对，提取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得出应有的结论。他们借助熟悉本地自然地理的优势，将文献所记与实地相对照。前已说到，为一处遗迹的真伪，竟连去10余次，反复验证，直到确认为止。这种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灌注于《纪实》之中。 当然，《纪实》所考所查建州女真遗址遗迹，是否皆准确无误，有待实践的检验。个别的，或小的纰漏总是难免的，这丝毫也不影响《纪实》的学术价值。从地方史来说，本书恰好填补了明代辽东地区历史文化记述的不足。本书作者们所做的考察工作，对地方的文化事业的建设是一个有力地推动，他们以其实践行动起到了示范作用。 《纪实》是20年对建州女真史考察的生动记录。实际上，这是一桩重大的学术文化的事业，期待继续做下去，必将取得新进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