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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大规模的接触和交往是从19世纪开始的，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西风东渐，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鲜为人知的是，在这西风东渐之前，有一股强劲的东风西渐。许明龙先生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以下简称《“中国热”》）告诉我们，18世纪欧洲曾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不少欧洲人如醉如痴地欣赏和赞美中国文化，将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那时中国在欧洲人眼里的形象与鸦片战争以后那种落后、衰败的形象迥然不同。
15—16世纪，欧洲人对外殖民、扩张，打破了东西方长期彼此隔绝的状况；16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大批精美的中国商品连同商人和传教士对中国的宣传让欧洲人发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新世界。所以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有欧洲的‘中国热’。” 该书分析欧洲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俗的层次和雅的层次。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于物态文化，作者用生动的笔触描述这方面的表现：“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作者认为这一层次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这种“中国热”虽然表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 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不仅表现为对中国的理性思考，还将中国作为参照，探讨欧洲的诸多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作者认为“18世纪的‘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的热，它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堪称空前”。所谓欧洲人如何看中国主要是这一层次的反映。 不过，要概括欧洲人如何看中国并非易事。书中说，不但在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形象，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传教士的报告和书籍、游记等是当时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他们为了争取欧洲对其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而倾向于美化中国。“耶稣会士的信札和报告，大都以美好的言辞描述中国，甚至有人将中国比作人间天堂。”所以，倚重这种信息的人必然会将中国理想化。而一些不相信这类报道，另辟信息来源的学者就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受旅法中国人黄嘉略的影响，对中国采取一种审视和批评的态度。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千差万别，根本无法梳理出一个大致清晰的，并被大多数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史实表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确定的、清晰的，而且是正面的、美好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察全面而又细致，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广泛和浓厚的兴趣。大致可看出有这样几个方面—— 没有一个欧洲人不为中国的辽阔国土和稠密人口所震惊，中国每一个省的面积都几乎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人口之多和密集更给人深刻印象，依据基督教的传统观念，人丁兴旺正是国家富强的标志。如伏尔泰就代表了这一观点，认为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奇迹。不过孟德斯鸠却认为，众多人口对中国经济和政治都是一大包袱。欧洲普遍把历史视为一个国家的荣誉，中国悠久的历史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被誉为“睿智的王国”。同时中国在传统与习俗上都迥异于西方的“异国情调”，也显得无比新奇。 经济和商贸领域中，中国农业非常发达，人民勤劳，农产品种类繁多，手工业技术先进等等，只是畜牧业不如欧洲。不过由于政府对于外贸不热心，才在拥有如此丰富产品资源的情况下，对外贸易长期没有发展出应有的规模。 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主要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中国的宗教自然成为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他们发现，中国人信奉多种宗教，崇拜多神，而且宗教观念相对淡薄，这些都与西方完全不同。由于具备宗教宽容这样的优点，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欧洲那种宗教战争。儒、佛、道三教也是他们感兴趣并具体研究和评论的对象。 在政治与法律等体制方面，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皇帝拥有绝对世俗权力和最高宗教权力；道德、宗教、习俗以及法律往往难以分清，行政与司法也是同样。欧洲人对科举制评价甚高，认为它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中国的语言文字对欧洲人来说非常艰难，还有人认为汉语的难学造成人才成长的缓慢，甚至认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体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有一些辉煌的成就，以四大发明为主要代表，但长期以来没有明显进步，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以上看法表明，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的确基本上是正面的和美好的，尤其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的赞扬更为热烈。例如，法国的伏尔泰是欧洲18世纪最关注中国，谈论中国最多的思想家。他称颂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政治开明、道德高尚……总之，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对中国的赞美丝毫不亚于伏尔泰：“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选一个精于辨识各民族的优点，而不是精于鉴赏女神的美丽的评判员，那么金苹果就应该奖给中国人。”当然，那时也有对中国持批评态度者，如孟德斯鸠批评中国的专制主义，轻视中国人的品德，说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不过这种贬华派在18世纪末叶之前仅是少数。 然而“颂华派”占主流地位的状况到18世纪末起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学者孟德卫著《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把欧洲人眼里中国形象的改变简单归结为西方的进步。“由于西方的胜利，欧洲人和他们在北美的后裔以为自己已经足够进步，已经无需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寻求更多的基本价值观。”《“中国热”》一书对此的分析则更为细致、具体和全面：欧洲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减少了以往那种美多于丑的信息来源，从18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欧洲知识分子从最初的惊奇中冷静下来，理性的思考悄悄地取代了感性的赞叹；对东方其他国家如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国的关注和偏好导致公众兴趣的转移；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欧洲进步思潮的发展使欧洲人认识到中国的停滞不前，“在进步这把尺子面前，中国骤然由巨人变成了矮子”。此外，少数人因无知与偏见而贬低中国也是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中国形象的改变是耶稣会士制造的“中国神话”的破灭。耶稣会士对中国的报道是不是神话？长期以来争执不休。《“中国热”》用辨析概念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书中说：“如果把‘神话’理解为某种程度的美化和理想化，那么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把‘神话’理解为子虚乌有或无中生有，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该书认为耶稣会士的报道既有溢美的方面，也有揭露阴暗面的内容。虽是溢美，却并非神话。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传播中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误读所产生的后果同样是文化交流的成果。不能因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不深或有误就否认或低估其积极效果。 许明龙先生认为：“在18世纪的旅欧华人中，黄嘉略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最大。”黄嘉略曾为许多法国学者提供信息和帮助，尤其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起到很深的影响。为此，许明龙先生专门著有《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一书，对这位长期被人忽视的传奇人物作了详细的研究和介绍，参考此书可对《十八世纪欧洲“中国热”》有更多的了解。 最近有机会和许明龙先生交流，他告诉笔者：这本书早在1999年就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次被收入“国际汉学丛书”由外研社重新出版前，他未作任何实质性的增删和改动，因而，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的成果，未能在新版中得到反映。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鉴于国内对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向来偏重于西学东渐，对于东学西传的关注近年来虽然较前有所加强，但依然相对薄弱。所以，尽管《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作，但依然值得一读。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